「白人饭」不该是年轻人工作餐的唯一答案
最近，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挤满了以未经加工的蔬菜和冷三明治为主要餐品的「白人饭」，它们「生、冷、少」—— 尽可能缩减一切加工环节，只追求食物中营养成分的合理搭配，被调侃为「生命体征维持餐」。如此极简的饮食方式，并没有让「以食为天」的中国网友望而却步，反而跃跃越试，称之为「最适合打工人的午餐」，理由是「省事」「吃了不犯困」「吃完可以马上进入工作状态」。
在「白人饭」之前，大受年轻人欢迎的豆瓣「做饭糊弄学」讨论小组，似乎也在传递一种有悖于以往中国人普遍共识的积极饮食态度：在物质丰富的时代，人们对待工作餐却一反常态的敷衍了事。
西方主流的沙拉、三明治等无需复杂烹饪的菜品都可被称为「白人饭」。© Pinterest
美国饮食史学者西敏司认为：「人类对食物营养的需求，贯穿了其整个生息繁衍的过程，将这一无法回避之需求装点起来的，是食物选择和饮食习惯所表现出的人们在年龄、性别、社会地位、文化乃至职业上的差异」，换句话说，即很多时候吃什么、怎么吃、跟谁一起吃等问题，已经超脱吃的生物性意义，成为权力斗争的象征。回溯历史，伴随人类劳动生产而生的工作餐，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参照物，来解释置身职场这个有序组织中的打工人，是如何借由「吃」来表达对更多权利和自由的追求。
中国的工作餐制度由来已久。在古代，工作餐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恩赐」，统治者通过提供「官家饭」来巩固政治秩序，接受恩施的官员看似得到了体恤，实则并没有选择自由，其本质是权力引导下的饮食文化认同。
据《饮食与中国文化》记载，我国最早的工作餐初现于东周。古代官员为了赶早朝，没有充裕的时间在家享用一顿早餐，为了确保他们工作时精力充沛，朝廷为其提供熟肉干粮作为补给。《左传》记录的春秋时期齐国的工作餐标准是「公膳日双鸡」，当时主要的烹饪方式是煮和烤，虽然美味程度有限，不置可否的是，每顿饭两只鸡的规格算得上十分优厚。然而这一优待仅限于位高权重的宰相，其他上朝者仍需要自己解决吃饭问题。这种仅仅是惠及小部分人的赐食，有着显而易见的阶级性。
唐朝时廊下御厨分食景象。© kknews.cc
两汉时期，工作餐的整体意识初见雏形，朝廷推行「廪食太官」的奖励机制。「廪食太官」是秦汉以来专门掌管皇帝膳食的机构，得此恩施的官员，可以享受太官的供养，相当于天子请客吃饭。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抛开复杂的礼制规矩不谈，作为回报，享受太官供养的官员要用拜谢或者写一封谢恩奏疏的方式来表达对皇帝的感激。在这种高压下，官员很难心无旁骛的享用珍馐佳肴，而是绞尽脑汁地构思表功辞。
进入唐宋，繁荣的商品经济和日渐丰富的物产促成了完整意义上工作餐制度的确立。唐朝初期，由于早朝制度的变化，与会的重臣阁老在散会之后可以享受一顿免费的「朝食」，因为这顿工作餐是在廊庑下设食堂，有时又称「廊下餐」。「廊下餐」对于官员的级别有着严格的限制，食物的种类也因季节而变换。据考，当时五品以上的官员和员外郎的餐食合计多达一百盘食物，冬天吃肉羹和面片汤，夏天吃粉粥和过水面，除此之外，还有「栗黄文桃梨榴湿柿」「茄子」等水果蔬菜以及一定量的酒。然而，在官员眼中，「廊下餐」仅仅是一种公务性质的聚会，商议政事是其主要目的，吃饭不过是另一种工作形式。
明清时期，不仅皇帝的饮食更为丰富，工作餐在规模和标准上也进一步提升，甚至一度超出朝廷财力支撑范围，被迫缩减供应频率。图根据邱仲麟所著《皇帝的餐桌：明代的宫膳制度及其相关问题》文内图表重制。© 网易数读
到了明朝，赐食已经从经常性行为变成每日定制，除了延续唐宋的共餐制度，等级秩序也更加严明。由于用餐人数众多，礼制规矩愈加繁复。百官按照文东武西重行列位，先叩头礼赞，继而就座等待负责办膳的光禄寺依座次设馔，吃完饭后还要再叩拜一次以谢浩荡皇恩。整套流程，从饮食餐制、食材到规格，方方面面都笼罩在森严的权力结构下，在可考据的史料中，鲜少提及百官的口味偏好，在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就餐行为中，吃什么、怎么吃不由个人意志决定，或许用英国作家安吉拉 · 卡特提出的一个说法，可以恰当地概括古代工作餐制度「福利」背后试图掩盖的权力机制，即「高雅品位的暴政」。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下，朝廷官员虽然没有工作餐吃什么的支配权，但大多俸禄优厚，相比之下，多数平头百姓无法保证充足的食物来维持一日多餐，甚至三餐制盛行的明清时期，普通劳动者在农忙时也只能吃一些粗粮作为加餐。长期的严重剥削和残酷压迫，使得人人有饭吃成了解放后最为迫切的社会要求。
然而，当饮食成为一种颠覆秩序的狂欢，往往会因矫枉过正而滑向另一种更隐蔽的集权，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现的「公共食堂制度」恰好印证了这一点。1958 年底，全国已有 345 万个公共食堂，供养着近 5 亿中国农民。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新生事物，公共食堂毋庸置疑赋予了广大农民吃饱饭的权力，然而随着吃饭方式与社会制度关联越来越紧密，农民手中包括土地在内的所有生产资料被迫集体化，所有的生产和生活资料都必须从集体中获取，其中就包含赖以生存的口粮。到了六十年代，公共食堂俨然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制度的象征，掌握食物的干部和食堂管理人员，将食堂作为满足权力欲望的工具，对不服从管理的农民实施「扣饭」的惩罚。
大跃进时期的公共食堂，目的是为了让民众都能吃饱饭，但落在执行后，弊端慢慢浮现。© Wikipedia
如果说早期的公共食堂是人们在生产力水平低的情况下竭力为自己争取获得和享用食物的自由，那么到了后期，当食物被放置在政治领域，民众与其之间充满纠葛的联系，或许可以被解读为权力被剥夺后的不满与抗议。
人们真正意义上获得自由吃饭的权力要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体现在工作餐上是当时国营企业配备的食堂，工人不仅有出入的自由，还有在这个空间里行动的自由。国企食堂是那个年代许多人共同美好的记忆。打饭不用现金，而是专门的粮票和菜票，有些食堂不仅本厂工人可以用餐，家属也可以凭票打饭。这个时期的食堂摆脱了权威性的政治意识，人们可以自由地分配手中粮票，依照自己的口味选择菜式，也无需在吃饭的时候讨论跟工作相关的事宜，更重要的是，吃食堂变成了工人解决午餐的选项之一，除此之外，还可以自带午饭，无论是基层工人还是领导干部，饭点一到，人们就会涌向香气扑鼻的食堂，端着食堂配备的餐盘，或者自家的饭盒，凑在一起享受轻松自在的午饭时间。
1990 年 10 月 8 日，深圳第一家麦当劳营业。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以工作餐为营销点，曾推出工作日午餐优惠，成为上班族就餐选择之一。
© finance.sina.cn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天南海北的味道在餐桌上流动起来。1990 年，麦当劳在深圳落户，标志着西方快午餐文化正式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碍于昂贵的价格，麦当劳并没有成为 90 年代上班族的工作餐选择，但它犹如一个信号，预示着不远处等待着更多令人炫目的新鲜事物。
在那个万物俱兴的时代，人们经由工作餐这个媒介获得了权力和自主，从被消费的对象转为消费者，折射出了一段处在重大变迁中的历史发展潮流。
千禧年之后，打工人的工作餐从吃饱向吃好迈进了一大步。伴随互联网行业的兴起，餐饮外卖为工作节奏愈加紧凑的上班族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与此同时，企业食堂也改变经营模式，将窗口托管给各式各样的餐饮品牌，为员工供应从南到北各种风味的可口饭菜。「大厂食堂」一度成为头部互联网企业吸纳人才最具诱惑力的筹码。
但很快，「大厂食堂」就从被人津津乐道的互联网传说变成大厂员工眼中的急于摆脱的「围城」。尽管食堂里陈列着上千种菜式，接连不断的工作电话和会议却没有给打工人充足的时间在这么多窗口前流连犹豫，事实上大多数人一年到头都在重复吃着老几样，而像烤鱼那种需要花费大把时间跟别人一起慢慢享用的美味，只会被当作加班之后的自我补偿。
字节跳动的员工食堂。© jintangjiang.cn
工作对生活空间的挤压和抢占迫使打工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对比古代官员等级严明的赐食，和整齐划一的公共食堂，如今的打工人似乎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宽松的选择，然而「大厂围城」「做饭糊弄学」「白人饭」等一系列词条引发的热议，又在暗示着表面规则之下还存在一个更为庞大的看不见的手在制约人们的行为。
「中午吃什么」已然不再是一个仅仅关乎吃的问题，它是当代打工人的精神困境；调侃「白人饭」是未来工作餐也并非年轻人食欲疲软，而是为了争夺更多可支配的时间，无奈让渡工作日吃一顿好饭的权力。由古及今，吃都是一种沉默的证据，小小的工作餐不仅承担着人们追求日常生活掌控力的功能，也映射出更为严肃的时代之问：打工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工作餐？白人饭肯定不是唯一的正确答案。
参考文献：
《饮食与中国文化》，王仁湘
《明代的「赐宴」和「赐食」》，王维琼
《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罗平汉
《权力与人性：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研究》，李若建
《「中午吃什么？」打工人的跨时代之问》，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