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科幻的一种读法
文 _ 刘希（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研究系）
查尔斯 · 赖特 · 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是20世纪以来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著作之一。在这本书里，“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不仅仅指社会学学科可以培养的研究视野和视角，还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乃至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应当具有的一种心智品质（quality of mind）。这种想象力让我们在面对形形色色的个体的内在生命和外在生涯时，借机探寻现代社会的框架以及历史转型的力量，把握人生（biography）、社会（society）和历史（history）三者之间的关联，特别是将“源于周遭情境的个人困扰”与“关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1]联系起来。米尔斯认为，不仅社会学研究，一流的小说作品同样蕴含着这种想象力，可帮助我们梳理和表达个人的困境、时代的情感结构乃至公共的议题。而我们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也需要这种想象力，以破除对抽象的所谓“人性”的迷思，考察是怎样的社会变迁和思想冲突影响了“人性”，从而更深入地发掘文学作品的社会维度和历史维度。
社会学的想象力
C.赖特·米尔斯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在转型期中国的语境里阅读《社会学的想象力》，会发现米尔斯的关注和提议同样与我们相关。当代中国的知识生产和艺术表达无法逃脱面向时代的文化责任和公共职能，而米尔斯所认为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责任——通过转译（translation）和赋权（empowerment）将个体与社会相联，也是中国的文化工作者需要探讨、回应和对话的。正是在这个视角下，本文尝试考察当代中国的一种独特的知识生产和艺术表达的社会维度，讨论近年来取得巨大实绩的当代中国科幻文学如何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联结个体与群体、微观与宏观、现实与历史。
米尔斯在谈及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时，还讨论了“科学”作为一种“自命不凡的虚幻的弥赛亚”带来的问题。他认为，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科学”已不再是一种创造精神或未来取向——“时至今日，与科学维系一体的那种技术精神和工程想象与其说是充满希望与进步的情怀，不如说更可能是令人惊惧、形象模糊的事物。”[2]自然科学的高速发展和技术巅峰并未对公众所关心和思考的问题做出贡献，所以米尔斯认为，在关于“人类命运的真实轮廓”的梳理上，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文化工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关于进步的科学技术所应有的人文意义和社会角色，也是当下中国知识界包括科幻创作者们常常聚焦的一个问题。
科幻电影Upside Down中贫富分化的两个世界
图源：IMDb
科学幻想小说可以说是畅想“人类命运的轮廓”最强大、最特别的文体之一。以星辰大海为征途，以科技革命为目标，科幻往往可以贡献关于人和世界的各种奇思妙想乃至思想实验。这些思想实验可以关于人类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对抗和共存，可以是利用新科技改造现在的人类世界、解决地球上的各种问题（如生态危机），也可以关于如何拓展人的智力和体力的边界，或更新人类社会既有的身份、角色和关系。可以说，这种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使得对“人生、社会和历史”的讨论成为科幻文学的应有之义。作为最早在国内倡导现实主义科幻的中国科幻作家之一，郑文光曾明确提出：一部科幻文学作品的真伪，首先应该看它能否反映我们时代的复杂“现实”。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科幻小说因其众多获奖作品而享誉世界。这些科学幻想作品以极富想象力的方式预测和探讨科技发展与人类未来的关系，但也表达出对不同社会文化议题的思考和追问，并提供想象性的解决方案。即使《三体》这种探讨不同宇宙文明的鸿篇巨制也包含着对中国当代历史的深入思考。我曾经带学生完成了一个关于中国科幻的暑期科研项目，并总结出1990年后的中国科幻小说，尤其是“科幻现实主义”作品特别关注的议题：环境和生态问题、人口和老龄化问题、疾病和医疗问题、城乡和社会流动问题、阶层分化和社会歧视问题、家庭和性别问题、政治体系和权力问题、文化和信仰问题、科学技术发展问题、伦理和人性的问题。很多中国科幻作品积极再现边缘性社会群体的经验和认同，以科幻的方式参与对交叉性社会不平等的讨论和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这种读法并非简单的社会反映论，也不是要把中国科幻仅仅看作一种政治寓言或社会批判，而是想探讨科幻文学这种特殊的思想实验可以用怎样特别的艺术效果实现诗性正义（poetic justice）, 且对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讨论做出贡献。很多中国科幻作品所涉及的地域、阶层、性别、健康、环境、技术等方面的差异和等级问题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其所回应的现代性和人类发展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全球性的。科幻作家刘宇昆认为，几十年来剧烈的变革使中国成为全球现代矛盾的一个集中体，“耀眼的财富和卑懦的贫穷、科技发展和倒退的原教旨主义、精神明晰和信仰缺失、惊人的现代化和千疮百孔的传统并肩而存”。[3]而语境化的当代中国科幻书写既有其“中国性”（Chineseness），也成为作家韩松所言的可以书写“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议题”的“世界性的语言”。[4]以对城市现代性（urban modernity）的反思为例，当代中国的很多作品都对高速现代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后果做出过科幻式的深描，这与当代西方很多赛博朋克作品对“高技术，低生活”（High-tech, Low-life）的批判一脉相通。“在赫伯特 · 乔治 · 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之后，对于工业化、技术化的城市的负面印象一直是科幻小说的重要母题。在大工业生产模式下, 城市中的两极分化、城市的无限制扩张以及对传统历史乃至人性本身的消解成为当时作者所集中书写的问题。”[5]在中国，王晋康的《转生的巨人》中无法控制生长而最终死亡的巨婴成为关于发展主义的讽喻；韩松的“轨道三部曲”用那些在地铁或高铁上陷于斗争和绝望的人来象征快速现代化的代价；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以城市中时空的划分和隔离来批评阶层分化以及社会流动的停滞，使得“折叠”成了当下社会区隔的代名词——这部科幻小说可以更形象地解释大卫 · 哈维（David Harvey）所论述的资本如何通过对地理景观和城市空间的改造，来适应其高效运转。城市化进程下的城乡二元结构也可以在中国科幻作品中瞥见一隅，像刘慈欣的《中国太阳》那种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持积极态度的作品毕竟是少数。万象峰年的《雾中袭来的远方》是一部涉及农村空心化和城市异化的典型的“乡村（赛博）朋克”作品。陈楸帆的《荒潮》鲜明地刻画了各种边缘群体（如城市底层人群和流动人群）所遭受的分化和歧视：城市功能分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但在这些国家里似乎演变成一种痼疾：被分化的不仅仅是功能，还有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民族、宗教、社会地位，甚至尊严。城市人自觉地被划分为市民与流民，享受着截然不同的待遇，彼此排斥、仇视、畏惧，地理版图被认为添加上一个虚拟的意识形态图层。[6]对城中村里的城市底层生活的描绘，当代科幻作品恐怕比主流文学更有力。王威廉的《野未来》和陈楸帆的《沙嘴之花》是两部代表性作品。《野未来》的主人公因为高房价被迫不断向城郊迁徙，“每天从单位匆匆赶到地铁口，再乘坐电梯来到十几米深的地下，我觉得自己过的是一种鼹鼠的生活。可这其中又有着荒诞的悖论：地铁通到哪里，哪里就面临着拆迁，我刚刚住下，就等待着不久后的又一次迁徙”。[7]《沙嘴之花》里描绘了流动人群如何聚集在城中村，努力融入城市而不得：我想象着癌细胞般快速增殖的房屋如何形成今天的格局，在房间内永远暗无天日，因为楼与楼之间只有“握手”的距离，道路如毛细血管般狭窄，走向毫无章法，一股腐败的臭味弥漫其中，渗透进每个人的毛孔。由于租金便宜，吸引了三教九流的外来人员栖身于此，艰难追求着他们的深圳梦，那个高科技、高薪水、高解析度、高级生活的高—深圳。[8]除不同阶层、群体之间存在经济发展差距，社会和文化资本，尤其是教育和技术上的差距也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刘慈欣的《乡村教师》涉及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北京折叠》中老刀冒险穿越不同空间的动机是让养女得到更好的教育，希望有机会让她变成一个第一空间的“淑女”。如果说“文化资本”是指可以被战略性地用作社会行动资源的符号、思想、品味和偏好，那么老刀的目标和追求还让我们看到阶层社会里的文化不平等。这两部作品以城市中几个小人物的苦难经历映现了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特别是城乡、阶层、性别、技术不平等的相互交织和强化。在技术普遍服务于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语境中，人们开始质疑科技的性质和未来。在一些中国科幻作品中，科技有时被想象为帮助实现解放的工具，如在《沙嘴之花》中成为不同阶层实现共情和团结以及女性借以反抗的手段，但更多时候被怀疑与压迫合谋，如《北京折叠》中技术服务于权力和不平等，在吴楚的《幸福的尤刚》中，技术无助于打破乡村的封建伦理。通过魔幻夸张的修辞、超现实主义的情节和戏剧化的人物塑造等，当代中国科幻得以模糊虚构与现实的界限，具象化城市化发展中的很多问题，促使读者重新思考城市和人类的未来。空间与技术正义不仅仅是城市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的议题，而且有着更大的公共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科幻小说中书写的很多小人物的困境其实都勾连着时代的宏大议题。在科幻小说可展开的诸多思想实验中，对性别不平等的反思是一条特殊的线索，因为科幻中的夸张变形、“乌托邦”和“恶托邦”等类型的作品有助于讨论“没有性别歧视的世界”或“超越性别的世界”[9]这些议题。历史学家琼 · 斯科特（Joan W. Scott）曾说过：“社会性别是表征权力关系的一种主要方式。”[10]当代中国科幻作家，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作家，积极挑战规范性和等级制的性别规约，表达更平等和自由的性别认同。陈楸帆的《太空大葱》和廖舒波的《地图师》讲的都是女孩打破束缚，追寻自由，最终成为太空农业专家和星际旅行者的故事，挑战了传统的性别期待、刻板印象和与之相关的权力关系。韩松的《美女狩猎指南》讨论了当生物克隆技术用于延续男性霸权，女性继续成为权力追逐的对象时该怎么办。在阶层分化之外，《北京折叠》探讨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是否都要服从于男性权力。这两部作品的关注点从个体延伸到群体，探讨性别的等级和不平等制度为何如此根深蒂固，甚至延续到对新科学技术的应用中。赵海虹的《伊俄卡斯达》探讨了女性的共情和爱心与科学和理性的关系是什么。一般我们认为冷静、理性是典型的男性气质，对科学研究最重要，但该作品讨论了关怀、共情、联系这些价值与科学探索的关系，在性别议题上打破了情感／理性、关怀／超然这些既被等级化又被性别化了的价值体系。性别议题不仅关乎女性的困境和反抗，也关乎所有人。赵海虹的《宝贝宝贝我爱你》探讨了一个开发虚拟养娃游戏的IT男如何慢慢成长为一位真正的父亲，并表明，父亲身份和母亲身份一样不是天职，而是社会建构的，所以我们要承认这一过程中的困难、付出和意义。阿缺的《宋秀云》讨论了一个男工程师怎样借助科技向家人隐藏自己不同的性身份，他设计了一个假的人工智能替自己去面对家人和外界，而把真正的自我关闭在地下室里。这个作品讨论了怎样打破压抑性的对男性气质的要求，也探讨了科技进步与性别平等的关系。陈楸帆的《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想象了全新的家庭关系和繁衍模式，讨论了怎样的家庭和社群关系才是更平等、民主的，以及科技能否帮助我们实现它。这些作品尝试用科幻的想象挑战大家可能习焉不察的、隐藏在个体身份和社会制度中的关于性别的期待、规范、偏见，以寻求更平等、多元、包容的身份和关系，同时关注新的科技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对性别问题的探讨其实可以让我们对一系列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行反思：性别的差异和等级与阶层、种族、地域、能力、物种的差异和等级是一样的，被看作价值更低的除了女人、穷人、少数族裔、残障人士，可能还有非人类的生命体或无机体，如动物、植物、自然、技术。所以，女性主义除了反思传统的、以各种他者为对立面的“大写的人”，还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其他物种的等级化和剥削。后人类女性主义理论家唐娜 · 哈拉维（Donna Haraway）曾经提出，女性主义其实就是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主体、客体、种类、种族、物种、类型和性别都是它们相关的产物。这些工作都不是为了寻找甜蜜而美好的“女性”世界和知识，可以免受权力的蹂躏与生产。相反，女性主义的探究是关于理解事情是如何运作的，谁在行动中，他可能是什么，以及世界上的行动者如何以某种方式负责，并以较少的暴力方式相爱。[11]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
Donna Haraway
Prickly, 2003
当代中国科幻中也有一些重要作品是从以上这些多元维度去想象更好的世界的。如陈楸帆的《荒潮》里出现了中国科幻历史上第一个女性赛博格形象，该作品探讨了如何打破机器和有机体之间的边界，以及如何同时实现社会平等和生态公正。赵海虹的《桦树的眼睛》想象了人与植物的平等和共情如何有助于实现正义的目标，对人的暴力和压迫与对植物的暴力和压迫是否是同构性的。迟卉的《虫巢》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设计了一个没有父权制的外星世界，基于性别平等想象和谐共生的物种关系。后两部都是很重要的生态女性主义科幻作品。“为了理解性别，我们必须不断超越性别”，因为“性别关系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12]学者R. W. 康奈尔（R. W. Connell）提醒我们，不要只在性别的框架内讨论性和性别问题，而要将其视为更大的社会体系的组成部分。在阅读这些作品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关于性别问题的书写往往能够指向更大的、互相交织的社会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也是世界性的。很多思想实验想打破的不只是性别不平等，还有地域、阶层、物种和技术不平等，从而想象一个更公正、自由的未来。在具体的故事中，这些问题互相交织、重叠，当代中国作家不断地以科幻的方式去探讨社会结构和关系的更新与发展。本文考察了当代中国科幻写作这种独特的知识生产和艺术表达所展现的社会维度。以对“城市之反思”和对“性别之追问”为例，探讨了对当代中国科幻的解读和分析可以如何帮助我们去认识当代中国社会，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特别是以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实现对多种不公正和不平等的挑战。当我们以“社会学的想象力”阅读当代中国科幻作品时，会发现好的书写有助于将“源于周遭情境的个人困扰”与“关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联系起来，帮助我们认清自我、他人和社会。个体的困境被充分转译为公共论题之后才能得到赋权，自我和他者的界限被打破之后才能产生更清晰的社会定位和认识，也才能更深入地梳理“人类命运的真实轮廓”。如此，中国科幻的书写和研究也将不仅有 “中国性”，而是更有可能成为“世界性的语言”。[1]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象力[M]. 李康,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32.
[2] 同上, 第48-49页。
[3] Eric Abrahamsen. 刘宇昆: 中国脚踏十九世纪污泥, 头顶二十一世纪云端丨GLLI-RPR中国文学月[Z/OL]. "纸托邦" 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kI9zAItH0wQcplxTm8wSUw.
[4] 傅小平. 科幻文学: 让中国故事成为世界性语言[N/OL]. 文学报, [2019-05-02]. http://wxb.whb.cn/images/2019-05/02/4/40502.pdf.
[5] 姜振宇. 赛博朋克与数字时代的生活经验[J]. 山东文学, 2016(9): 105.
[6] 陈楸帆. 荒潮[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 30.
[7] 王威廉. 野未来[M].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21: 122.
[8] 陈楸帆. 沙嘴之花[M]//未来病史.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 25.
[9] HELFORD E R. Feminism[M]//The Greenwood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Themes, Works and Wonders.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2005: 289-291.
[10] SCOTT J W.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86, 91(5): 1053-1075, 1072-1073.
[11] HARAWAY D J. 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 Dogs, People, 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M]. 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Press, 2003: 6-7.
[12] CONNELL R W. Masculinitie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76.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81期）
《信睿周报》第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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