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长庚丨被“欺骗”的民族志研究还有意义吗？#“复调人类学”专栏02

文 _ 袁长庚（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

2019年初，因为旗下肿瘤医院涉嫌非法行医以及其他问题，天津权健集团老板束昱辉等十几人被捕。在短短几周的时间里，曾经出尽风头的权健帝国土崩瓦解。此后不久，媒体友人知道我曾在华北Z城长期进行有关保健品直销的田野研究，于是约我就此事写了点东西。文章一经刊发，多少纠正了国内知识界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同义反复的陈词滥调。此后，连学校里很多不认识的学生都开始传说，“我们有个老师研究‘传销’”。

事实上，在那之前的几年里，“‘传销’研究者”就已经成为我难以摆脱的身份标签。无论是在学术讨论还是在公共对话中，参与者都期待我展示“潜伏卧底”时收集到的耸动秘闻。无论我怎样澄清自己所关注的主要是持有合法牌照的“直销”企业以及若干身份有些暧昧、行为稍有越轨的小型公司，人们并不觉得这与“传销”有什么区别。时日久了，我也不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相反，有时索性借助概念和历史上的粘连，突出现象背后多年来被遮蔽和误解的内容。

“‘传销’研究者”的名号并不总会带来善意。很多人会质疑我看似叠床架屋一般为这些形迹可疑分子的表述和行为寻求阐释，要么有“洗白”之嫌，要么是中了“洗脑”的暗招而不自知。这种怀疑和挑战从我博士论文答辩的现场就开始如影随形，以至于我不得不在分享研究成果时一再自证本人的“清醒”和“独立”。有时我甚至会疑惑，为什么那些听惯了神职人员、吸毒者甚至帮派分子的故事却甚少追问“真实”的人类学同行，偏偏挑剔地逼视我文章里那些常常既有些滑稽又惹人同情的“传销分子”？

这一处境常常让我身临民族志研究者宿命般的困局当中：如何判定自己劳心费力与他人同吃同住所捞取的经验碎片成色几何？或更残酷一点说，遭遇“他者”后的一系列对话、共情、阐释会否只是高明的障眼法？严格来说，每一个田野调查者都多少会面临这样深层的怀疑：眼见未必实，耳听未必真。作为世上最擅巧言令色的物种，人类实在有太多或明或暗的欺骗伎俩。田野让我们“在场”，既然是“在场”，就有可能“陷入”。更何况人类学家自有一套精致的理论字谜和书写戏法，足以让我们在“受骗”之余还能氤氲渲染出更大的“谎言”。

社会科学的诸学科中，并非只有人类学的认识论存有瑕疵，但或许因为我们以“深入”“远行”这样的高调姿态自我标榜的传统日久，反倒更容易让人生疑。且不说外行人的审视和疑虑，仅就学科内部而言，恐怕没有哪个专业像人类学这样隔几年就自我反思、自我批判一下研究材料和文本书写的“真实性”问题。一边反思批判，一边还要继续以勉强称手的方法和语言工具走下去，这样的姿态和困境真有些西西弗斯式的悲壮。

回到我研究“传销”的故事上来。2017年春节，我再次返回之前开展过田野研究的Z城。此前半年我已经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一心满足于自己对这座小城复杂而色彩纷繁的“传销江湖”的描绘和解读。有一天，在菜市场门口，我遇见了调查时就熟识的宋老师。[1]简单寒暄之后，她主动向我这个“脱离队伍”一年多的伙伴更新团队发展的最新情况。讲了几位团队领导的近况之后，她像忽然想起什么重要的事情一样，“你知道吗？老袁死了，一点儿小病结果误诊了，死在东郊医院”。

这句话对我不啻晴天霹雳。“老袁”是我所隶属的那个团队中的一个小头目，五十多岁。在做调查的那十几个月里，我曾到他的“工作室”里喝过几次茶。按他的话说，因为我跟他是“一个姓的本家”，又是“香港来的博士”，所以他爱跟我交流。

老袁心眼儿活、脑子灵，早年间在城南热电厂里有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他毅然决然地停薪留职，从岳父那儿借了几万块钱开始倒腾录像带、录像机，后来又成了本市最早的一批私营电脑经销商。投身商海之余，老袁还是个命理玄学的爱好者，一度把自家门店交给助手打理，自己在水泥厂宿舍区里租了个小门面专职算命。我们喝茶的那几次，销售聊得少，大半时间都在交流紫微斗数心得。老袁从始至终都不相信我能跟他们一起“发展事业”，他跟我走得近，纯粹是希望以后多个朋友多条路。

老袁的搭档是刘姐。刘姐和他年纪相仿，头发颜色每月不同，爱穿艳丽的花裙子。无论从哪一点衡量，刘姐都不是团队里的积极分子：销售业绩马马虎虎，听课学习迟到早退，大家聚在一起办活动，她总在后排玩手机。但刘姐形象好、气质佳，待人接物和气友善，在与人沟通方面很有一套。她跟老袁同进同出、形影不离，跟老袁的严肃精明恰成良性互补。直销业讲究家庭团结、夫妻和睦， 我有时忍不住跟别人感叹“他们俩可真是般配”，但周遭人听到我这样称赞，常常笑而不语。彼时我并未在意，直到宋老师跟我说起老袁的凶信时，我才知道自己有多么愚蠢。

话题由老袁之死延伸开去，宋老师顺便交代了很多背景信息。原来，这些年我们团队之所以在业绩上还算不错，老袁的囤积、打折策略可谓居功至伟。在直销行业内部，大量进货、私自以低于公司挂牌价的折扣出售是严重的违规行为，一旦被公司察觉，即会被吊销销售资格。从加入团队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这一点。宋老师还跟我坦白，其实团队领导对老袁的盘外招心知肚明，但由此带来的业绩红利也确实对整个市场的稳定和业绩考评有重要意义。[2]于是，团队内部达成了某种默契：只对老袁网开一面，其余人不能跟风。也确实是因为老袁聪颖、家底殷实、门路广阔，才能玩得转这样的手法。换成别人，即使公司不追查，也难以应对囤货打折带来的经济压力。

更严重的是，宋老师还告诉我，老袁和刘姐并非夫妻，实际上各自有自己的家庭。两人是以前单位的同事，桃色绯闻传了十几年，说不清也道不明，销售搭档的身份之下是漫长的暧昧情史。家人拿他们毫无办法，于是就像团队领导那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团队里资历老一点儿的销售人员都清楚他们的关系，但大家谁也不提。设定目标、厘清任务时，大家都把他们归于“夫妻”一类，但如果要举办活动，分享与家庭幸福、夫妻关系经营有关的内容，则绝对不会让他们登台。

一个倡导“健康生活”乃至不时借助命理玄学探寻存在之道的“传销头子”在郊区某间寒碜的医院急诊室外的长椅上一夕殒命。这在其团队中的伙伴看来，是充满造化讽刺、荒诞但又多少不便多谈的尴尬悲剧；但在外人看来，却是足可当头棒喝、让那些欺世盗名之徒闻之色变的道德寓言。毋宁说老袁之死再次引领我抵达那个曾经极为熟悉的田野现场：某一集体尽心呵护并大声鼓呼的幸福蓝图，被那些同样历经社会剧烈变迁的人们不断打击贬损。两厢角力之下所浮现的，正是我在自己学术生涯中遭遇的那类疑惑和挑战：既要始终对“真假”保持敏感，又必须不断地在“真假”之间选边站队。

虽然听起来好似辩解，但老袁之死所暴露的状况和逻辑并不意味着我努力搭建的解释框架存在根本漏洞，我甚至可以较有把握地说， 这桩荒诞意味十足的后续意外反倒将我在研究中曾经欲言又止的内容彻底挑明。我深入“传销”内部并没有看到什么骇人的内幕，那些花样翻新的话语和种种人为制造出的奇异景观背后，仍然是与地方经验相贴合的生活逻辑和人情事理。团队和老袁的彼此默契、心照不宣，初衷当然是对经济利益的维护，否则整个体系难以维系；但人们分明又非常警惕这越界的获益泛滥为脱缰的贪欲，从而将整个“事业”化作推上赌局的筹码。没有“洗脑”的幻术，没有难防的陷阱，因死亡而被吹开的浮云之后显现出的，仍然是我熟悉并自认可以理解乃至同情的盘算和遮掩。

连带着，老袁和刘姐之间的暧昧关系也推动着我进一步审视这些人情感世界中的复杂部分。我曾经在很多文章中展示过直销人员在情感方面的通融和灵活。与外界想象的那种时时亢奋冒进、追逐金钱和名利的氛围不同，直销团队的日常状态更多的是人们对彼此经历的共情，以及借助隶属关系而搭建起来的、带有疗愈意味的人际网络。比如，毫不夸张地说，在任何一个团队内部，缺乏足够技巧或动力去开疆拓土的人总是占多数。经验丰富的领导最常做的工作不是杀伐决断，而是经年累月地保持队伍中存留的“温度”。

于是， 在表面上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成功”“幸福”“个体荣誉”等喧嚣话语之下，是人们凭借对衰落的工业城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的理解和宽容而铸就的人情庇护。在老袁的个案中，人们谨守着道德批判的界限，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晦暗不明的情感世界始终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与其说他们的伦理底线较低，不如说是其对生活中蔓延出的、难以诉诸语言的复杂经验有足够的包容。在一个社会迅疾变迁的年代，难以使用道德标尺加以准确衡量的事情实在太多。

正是在这一层面，我无法对充满好奇心和窥视欲的读者们撒谎，以突出“传销世界”中那些奇异景观的方式来凸显自己研究的意义。相反，我努力以人类学的种种理论阐释这个特殊群体的话语和经验，只是为了证明某种“常态”：这些所谓的“被洗脑的人”其实是以相对非常规的方式在落实那些经历时间淘洗仍然得以成立的生活和价值逻辑。有时候这些逻辑并不完全顺畅，甚至充满自相矛盾的诸多要素。“传销世界”的力量和吸引力不在于它消弭矛盾、扫除晦暗，而在于其能充分容纳生活中难以被理顺说清的部分，从而使得很多人可以与自身生命史的经验达成和解，启动对未来新生活的追求。

这样说似乎有“洗白”或背书之嫌，但我想强调，在一种既要对过往给出个说法，又要整装前行、努力过上“好日子”的生活中，具有上述吸引力的事情绝非只有直销。事实上，我在Z城的时间越久，越能够在其他一些看似不太相干的领域中察觉与之相同的状态，比如在更为强调个体化、更注重业绩指标的保险行业，背景各异的销售人员能够走到一起，常常也需要开发出各种跨越明暗交界线的技巧和话术。再比如活跃在广场和公园的各种舞蹈团体、“暴走”团体，也都是以看似“疯疯癫癫”的状态接纳生活中的断裂和失语的。就这一点而言，我倒有把握说自己至少部分触及了Z城生活的“真相”。

很多年前，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人类学家迪迪尔 · 法桑（Didier Fassin）曾经在《美国民族学家》（American Ethnologist）上撰文重提民族志与虚构作品之间的区别。[3]文中所谈的问题，其实源自某种多少有些挑衅之意的提问：假如类似《火线》（The Wire）这样的电视剧作品不但高度写实，而且叙述手法更富张力，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费力劳神去做/读民族志？

American Anthnologist. Volume 45. Issue 1. 2018.

图片来自American Anthnologist官网

法桑在文中首先区分了“现实”（reality）和“真实”（truth），前者是横向展开浮动于光怪陆离事实（facts）之上的表层，而后者则必须要纵向穿透经验提供一种兼顾历时性的解答。通过田野调查而完成的民族志写作就是对“真实”的揭示，不过，借用德勒兹的说法，这种揭示始终无法正式“完工”，因而总在“成形”（being formed）的过程中。

与量化方法以及其他相对轻快灵巧的质性方法相比，“收益率”上劣势明显。此类低效和偏差的表现之一，是民族志研究者常常被“骗”：或落入当地人精心构筑的圈套，或囿于自身局限而“有眼无珠”。单就这一点来说，连“民族志的祖师爷”马林诺夫斯基都不能幸免，教训可谓惨重。

但换言之，正是这种对“不可逾越生活”的铁律的坚守，又使得只要不是存心欺骗读者的民族志研究都会留有一种真实的痕迹：“我”努力地走向“他”，竭尽所能地观察和书写，但总是也只能是阶段性地止步于历史和生活所呈现的片段因缘。合格的民族志研究者一定与博尔赫斯心气相连，不会妄想写出完美的文本，因为其从解释到述说都常常“只是退却”。服膺于真实世界总会给民族志留有前进的空间，哪怕这种前进以研究者承认此前的“被骗”为必要前提。

2015年初夏，我最后一次跟随团队到外地参加学习，入住一家跟Z城直销界保持了多年合作的宾馆。手续办妥之后，前台服务员却拒绝给我发放享有特殊折扣的早餐代金券（这是多年稳定合作带来的额外福利）。不得已，我只能让“上线”出面协调。事情顺利解决，但是前台小姑娘却很不服气：“怎么可能？他一看就跟那些人不一样啊！”

历经15个月的田野调查，最终却被一个相对“公正”的外人一眼识破，这绝不值得一个民族志研究者高兴。但也正因如此，我始终认为混迹于“传销江湖”的经历于我是知识和人生双重意义上的再教育：不断迫近那个被种种纷乱景观包裹呵护的“生活”的核心，又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醒自己不要轻率地相信“他们”的世界已经被学术的语言所穷尽。“成形”中的民族志并不是野蛮生长，它紧紧地跟随着生活的潮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