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了吗？

——基于面板门槛效应的分析

作者简介

赵红霞

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教授、集美大学师范学院教授

杜国龙

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研究生

王迎香

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研究生

摘要

基于2009—2019年我国31个省级的面板数据，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回归门槛模型进行经验研究，考察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第一，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效应，与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相比，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的经济抑制效应更加明显。第二，职业教育财政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产业结构门槛效应，即随着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提升，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抑制效应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型变化趋势，而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抑制效应呈边际递增变化趋势。第三，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产业结构水平约束下，在东部地区，中职、高职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抑制效应分别呈现边际递减和边际递增变化趋势；在中部地区，中职、高职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抑制效应分别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型变化趋势和边际递增变化趋势；在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抑制效应呈边际递增变化趋势，而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并未表现出显著影响。

关键词

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门槛效应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多民族地区贫困代际传递及教育精准扶贫研究——基于我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实证分析”（项目编号：71764023）；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资助项目“教育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的作用研究”（项目编号：KZ008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目录速览

一、引言

二、文献综述

三、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四、实证分析

五、结论与建议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始终保持着蔚为壮观的经济增长繁荣景象。在国民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人们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根据国家官方和学术机构抽样统计调查的数据测算，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便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1]收入不平等状况不仅影响个体教育等社会结果的获得与代际流动率，而且关涉到社会政治稳定、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生育水平与人口结构等重大社会问题。[2-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的发展阶段背景下，将收入差距缩小至合理水平，实现发展与共享的统一、效率与公平的和谐是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

由于我国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分割，以及伴随市场经济转型而来具有城市偏好国家政策的实施，使得城乡差距成为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根源。[5-6]故而关注城乡收入不平等状况及其形成机制成为经济不平等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对于城乡收入不平等变化的近期趋势，学者们主要从国家制度性安排、规律性社会变迁等宏观层面和人力资本理论微观机制进行理论阐释和实证分析。[7-10]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经典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从而提升其劳动生产率，是影响个人收入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甚至可以说教育等人力资本是决定个人收入及其分配的最主要因素。[11]所以从这个角度说，通过提升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发展，为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分析路径。

依据人力资本的分析理路，有研究证实教育不平等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成因，且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进程的深入，其贡献率呈不断上升趋势。[12]根据教育分层的最大化维持理论，随着教育系统的不断扩张，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教育不平等水平显著下降，而义务教育分流后的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不平等是教育分层的关键所在。农村出生群体在教育机会获得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主要集中在中等职业院校和高等职业院校，这一理论在中国得到了验证。[13-14]考虑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过大，主要是由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过低所致，因而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进一步可以认为，农村劳动者人力资本增值与转化的主要路径在于职业教育，通过加大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可有效提升农村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与就业能力，从而改善农村劳动者收入过低的状况。但遗憾的是，以往针对中国的多数经验研究仅从公共政策层面探讨了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平均影响效应，缺乏从不同教育类型着手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尤其是职业教育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成效检验。

有鉴于此，本文将基于2009—2019年我国31个省级的面板数据，探讨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包括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考察区域异质性问题，以期为提高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合理性和资源配置效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效支撑。

二、文献综述

目前，学者们围绕教育财政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其主要成果围绕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问题展开。本文对上述研究问题做了文献系统性梳理，希冀从二者关系的一般性认识出发，为研究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的收入分配成效提供有价值的探讨。

学术界普遍的一种观点认为，教育财政投入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效应，二者呈现出一种负相关关系。有研究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探究政府财政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发现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只有倾向增加科教文卫支出比重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才能有效改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状况。[15]同样，有研究基于2009—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经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加大教育财政支出，可以保障教育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是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机制。[16]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考察，进一步区分不同教育阶段教育经费政策的经济效用成为教育公共支出与城乡收入分配状况议题的重要发展方向。有研究基于2001—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库的实证分析发现，不同教育阶段（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财政经费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只有加大初中教育公共投入支持力度，缩小城乡初中教育经费的差距，才能有效降低城乡教育不平等，从而作用于城乡收入不平等状况的缓解。[17]

公共教育制度与收入再分配关系问题，除了探讨教育财政经费投入是否具有收入再分配的调解效应外，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对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问题，也应是重点讨论的方向。在梳理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可以从教育收益率和劳动力转移两种解释路径出发，阐述作为人力资本干预的重要途径，教育经费投入是如何通过发挥人力资本效应来改善城乡收入分配状况的。第一，人力资本的收益效应认为，教育对收入分配影响力的大小主要体现为教育收益率高低，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增加，势必会对农村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产生重要影响，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和发展水平，进而提升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效率和工资回报[18]；第二，人力资本的劳动力转移效应认为，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增加导致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有效降低劳动者跨部门转移成本从而促使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增加其就业机会和质量，逐步减轻城乡收入差距[19]。

然而，也有研究发现教育经费投入政策并非有效调节城乡收入分配的利器，公共教育支出反而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拉大效应。[20]有学者基于2002年CHIP数据库的实证研究发现，1981—2001年城乡生均教育经费投入总量虽在不断加大，但二者比值长期保持在2倍以上，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决定因素。同时也有研究证实，公共教育支出未能发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平的职能，其根源在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性分割。[21]此外，教育公共支出对收入不平等影响效应的方向和大小有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促使二者呈现出一种非线性关系，譬如政府治理水平[22]和教育成本[23]。

结合上述文献分析，教育财政经费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是复杂的，其影响效应方向和大小受到多个因素的制约，教育经费投入既有可能加大原有的城乡收入差距，也有可能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厘清教育经费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二者关系的关键要点有二：其一，教育经费投入的城市偏向政策导致过多的教育财政经费涌向城市学校，使得农村学校教育经费偏低的现状并未得到有效改观，换言之，如若教育经费支出偏向或结构保持不变，即使教育财政经费投入总量不断提升，也并不能有效使农村学子受益，从而无法改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状况；其二，教育财政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联性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预，由线性相关转变为非线性相关，这一点有必要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加以探讨。

据上文的论证分析，家庭资源处于劣势的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职业教育学校，而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力度，可以增加贫困学生的教育机会和改善学校教育教学环境，促进农村劳动者人力资本的累积与发展，从而提升其工资回报，改善城乡收入不平等状况。基于此，职业教育财政支出政策可视为具有农村倾向性，并最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经验研究，考察职业教育财政投入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成为本文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此外，不同于发达经济体趋于完备与稳定的产业结构，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关头，教育的经济效应会受到产业结构化的制约[24]，立足于这一客观发展现状，本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探讨由于产业结构发展程度差异是否会导致职业教育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具有非线性特征成为本文关注的第二个问题。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二者非线性关联的区域异质性，是本文关注的第三个问题。

三、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研究主要讨论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和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非线性关系，Hansen提出的门槛效应模型能够以设定的不同门槛值为界限，呈现各个门槛区间内变量关系的变化趋势。为了检验门槛值是否存在，研究将以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ZZ）和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GZ）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如下门槛面板模型：

如上述所见，CJit为i省份t年份的城乡收入差距；ZZit表示i省份t年份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GZit表示i省份t年份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ISit表示i省份t年份的产业结构水平，为门槛变量；r1、 r2、……、 rn表示n个门限值；α1、 α2、……、αn和β1、 β2、……、 βn表示为解释变量在门限区间的回归系数；Xit为所有控制变量；θ和δ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为使表述更加简洁，下文将使用模型I和模型II分别指代中职经费和高职经费两个核心解释变量的模型。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CJ）。参照已有研究，本研究最终选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城乡收入差距量化指标。

2.核心解释变量：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GZ）和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ZZ）。结合《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选择地方普通高职高专生均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支出（高职经费）和地方中等职业学校生均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支出（中职经费）作为量化指标。考虑到基础建设支出波动幅度较大，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研究仅选取事业费用支出数据。

3.控制变量包括：①经济发展增速，即（当年GDP-前一年GDP）/前一年GDP，记作ZS；②对外开放程度，即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当地生产总值的比值，记作OP；③城镇化率，采用地区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记作UR；④产业结构（IS），即非农业产值与总产值的比值，并采用产业结构（IS）为门槛变量。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有变量的数据均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涉及中国31个省市（不包含港澳台地区）。由于2006年与2007年职业教育经费支出统计口径变化，且存在部分数据缺失，研究最终选取2009年至2019年的数据。此外，在数据分析之前，对中职经费和高职经费的数据做对数化处理以减少异方差问题，对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增速、对外开放程度和城镇化率采用水平数据。

四、实证分析

（一）Hausman检验和门槛效应检验

1.Hausman检验。根据检验结果显示，模型的P值小于0.001。因此，本研究模型符合固定效应模型条件，可以使用门槛模型。

2.门槛效应检验。借助Stata16.0统计软件，对分析数据采用Bootstrap自助抽样法重复抽样300次，验证中、高等职业教育经费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具有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模型I为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其对应的F值分别为50.86和25.12，P值分别小于0.01和0.05；模型II为单门槛效应，对应的F值为34.49，P值小于0.05，而继续双门槛检验时，模型未能拒绝单门槛假设。在检验门槛效应是否存在的基础上，进而可以得到模型I的两个门槛值相继为83.3和99.2，模型II的门槛值为83.3。

（二）全国面板模型结果分析

1.全国门槛面板模型结果分析

表2是以产业结构化为门槛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统计结果显示，模型I和模型II的拟合优度R2分别为0.781和0.763，表明模型较好地解释了职业教育财政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关系。

根据表2的模型估计结果，首先，从全国样本来看，在产业结构水平处于任意门槛区间的情况下，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和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作用系数显著为负，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无论是中等职业教育投入，抑或高等职业教育投入均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效应。其次，在考虑了经济发展增速、对外开放程度、城镇化水平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可以发现，产业结构水平处于任意门槛区间，中职教育财政投入作用系数绝对值均明显高于高职教育财政投入作用系数绝对值，这表明就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与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相比，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抑制效应更大。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由于教育成本、机会成本、学习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接受中职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人口规模高于高职教育，这也意味着中职、高职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致使农村劳动者从中职教育财政投入中获益较多，而从高职教育财政投入中获益较少。另一方面，基于教育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城乡差异视角，接受中职教育的农村个体回报率要高于城市个体，而接受高职教育的农村个体回报率低于城市个体，中职和高职教育回报率的城乡非均衡性可能会削弱高职教育财政经费的城乡收入再分配效应。

模型I为以产业结构化为门槛变量，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模型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双门槛特征，该特征具体表现为，当产业结构化低于第一个门槛值83.3，即处于普通水平阶段时，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作用系数为-0.215（P＜0.001）；当产业结构化高于第一个门槛值83.3且低于第二个门槛值99.2，即处于中等水平阶段时，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向效应进一步扩大，作用系数为-0.255（P＜0.001）；当产业结构化高于第二个门槛值99.2，即处于高级水平阶段时，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向效应有所降低，作用系数为-0.207（P＜0.001）。从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门槛特征的动态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随着产业结构化水平的提升，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型变化趋势。

模型II为以产业结构化为门槛变量，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模型估计结果。可以发现，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单门槛特征，该特征具体表现为，当产业结构化低于门槛值83.3，即处于较低水平阶段时，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系数为-0.110（P＜0.001）；当产业结构化高于门槛值83.3，即处于较高水平阶段时，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向效应进一步扩大，作用系数为-0.143（P＜0.001）。从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门槛特征的动态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随着产业结构化水平的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呈现出边际递增的变化趋势。

以上实证检验结果说明，产业结构发展水平制约着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同阶段，中职和高职教育财政投入的边际效应也有较大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工业制成品生产对掌握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中等职业教育人才有更多的需求，加大中职教育财政投入力度，可以促使中职教育规模扩张，转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缓解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的矛盾，带来农村劳动者的收入提升和城乡收入差距下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服务业知识经济发展和新兴工业化技术升级都对高级化人力资本提出新的要求，导致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表现为对中等层次的职业人才需求度有所降低，同时对高等层次的职业人才需求逐渐提升，加大高职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可以为劳动力市场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高层次技能型人才，从而为接受过高等职业教育的农村劳动者提供更有竞争力的收入报酬，使中职、高职教育经费投入的边际效应分别呈现先升后降、边际递增的变化趋势。

2.稳健性检验

上述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职业教育财政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为保证研究的可靠性，采用剔除极端值和变量替换成为多数研究者进行稳健性检验的常用策略，本文考虑到模型中变量较多，可能会对模型估计结果产生影响，因而借鉴曹允春和王尹君[25]的检验方法：在已有门槛模型的基础上逐个剔除控制变量中的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增速，进而观测结果的变化情况以检验结果的稳健程度。在分别剔除某控制变量后，模型I均通过了双重门槛效应检验，模型II也通过了单门槛效应检验，且除模型I中产业结构变量被替换后门槛值变为99.5，其他门槛估计值与先前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如表3所示，两个模型的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在符号、变化趋势上与先前结果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仍然分别为IS2＞IS0＞IS1与IS0＞IS1，表明模型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三）区域差异性结果分析

为排除区域异质性因素的干扰，并进一步验证产业结构发展水平在中职、高职教育财政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本文将上述31个省份进一步划分为东、中和西三大区域，分别进行门槛效应检验和门槛模型估计。模型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中职、高职教育财政投入两个模型均通过以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单门槛检验，门槛值均为99.2，中部地区中职、高职教育财政投入模型分别通过以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双重门槛和单门槛检验，门槛值分别为87.3、93.9和87.3，西部地区中职教育财政投入模型通过以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单门槛检验，门槛值为83.3，高职教育财政投入模型未通过门槛效应检验。

（1）就东部地区而言，当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低于门槛值时，中职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作用系数为-0.249（P＜0.001）；当产业结构发展水平高于门槛值时，中职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向效应出现下降，作用系数为-0.198（P＜0.001）。这说明，随着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提升，我国东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呈现出边际递减的变化趋势。

当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低于门槛值时，高职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作用系数为-0.138（P＜0.001）；当产业结构发展水平高于门槛值时，高职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向效应进一步扩大，作用系数为-0.167（P＜0.001）。这说明，随着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提升，我国东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呈现出边际递增的变化趋势。

出现上述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步伐较快，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不断发展，对中等层次的技能型人才需求有所降低，同时对高等层次的技能型人才需求不断上升，继续提升中职教育财政经费投入规模，加快中职教育发展水平，并不能有效解决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呈边际递减态势。而选择对高等职业教育加大财政投入，一方面可以促使高职教育规模扩张，以满足劳动力市场对高等层次技能型人才的数量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加快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使之培养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更加契合于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发展的要求，从而帮助农村居民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致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呈边际递增态势。

（2）就中部地区而言，中职教育财政投入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当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低于第一个门槛值时，中职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作用系数为-0.195（P＜0.001）；当产业结构发展水平跨过第一个门槛值但低于第二个门槛值时，中职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向效应进一步扩大，作用系数为-0.217（P＜0.001）；当产业结构发展水平跨过第二个门槛值之后，中职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向效应出现下降，作用系数为-0.192（P＜0.001）。这说明，随着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提升，我国中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型变化趋势。

高职教育财政投入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当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低于门槛值时，高职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作用系数为-0.098（P＜0.001）；当产业结构发展水平高于门槛值时，高职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向效应有所上升，作用系数为-0.130（P＜0.001）。这说明，随着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提升，我国中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呈现出边际递增的变化趋势。

出现上述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中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在着力打造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中高端产业集群，产业结构进入“二三一”的高级化发展阶段，劳动力市场对中职、高职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并存，但中部地区职业教育规模较大，由于竞争性市场的存在，高职技能型人才供给的相对增加将相对降低报酬较高中职技能的工资，减少中职教育回报率，产生一种工资挤压效应，形成中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型抑制效应和高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递增抑制效应。

（3）就西部地区而言，中职教育财政投入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当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低于门槛值时，中职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作用系数为-0.290（P＜0.001）；当产业结构发展水平高于门槛值时，中职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向效应出现上升，作用系数为-0.328（P＜0.001）。这说明，随着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提升，我国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呈现出边际递增的变化趋势。

高职教育财政投入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未通过门槛效应检验，且高职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未能产生显著性影响。原因可能在于，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也在积极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但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仍然偏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传统服务业比重较高，对高层次职业人才吸纳能力有限，因此高职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不显著，同时近年来西部地区经济增速较快，对中等层次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西部地区中职教育规模较小，加大中职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力度，促进中职教育发展水平，能够帮助更多农村居民提升职业技能，提升在非农部门就业的机会、增加非农收入，进而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所以中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抑制效应呈边际递增态势。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2009—2019年我国31个省级的面板数据，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回归门槛模型进行经验研究，考察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得出如下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第一，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效应，与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相比，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的经济抑制效应更加明显。这一方面表明，通过加大职业教育财政投入，提高职业教育发展水平，能够有效改善农村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有益于城乡收入分配格局的转变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说明，中职教育对农村人力资本增长弹性更大，在服务于城乡收入分配格局中贡献更高，应当继续坚持中等职业教育在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

第二，中职和高职教育财政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产业结构门槛效应。从全国范围看，随着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提升，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抑制效应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形变化趋势，当产业结构水平处于第二个门槛区间时，中职教育财政投入的经济抑制效应达至最大，而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随着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抑制效应呈现出边际递增的变化趋势。这说明产业结构发展水平制约着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的经济抑制效应的发挥，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不同，不同类型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的边际效应也有差异。

第三，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地区产业结构发展水平对中职、高职教育财政投入经济抑制效应的发挥存在显著差异。在产业结构水平约束下，对东部地区而言，中职、高职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抑制效应分别呈现边际递减和边际递增变化趋势；在中部地区，中职、高职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抑制效应分别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形变化趋势和边际递增变化趋势；在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经济抑制效应呈边际递增变化趋势，而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并未表现出显著影响。

（二）建议

第一，着力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一方面，建立职业教育经费投入逐年递增机制，根据职业院校的办学规模、培养成本、质量声誉等指标确立相匹配的政府教育财政经费动态投入体制，同时结合减免企业税收等政策手段，鼓励其他社会主体以直接或间接的资金形式参与职业教育，构建多元化融资模式；另一方面，各区域要立足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动态调整职业教育财政支出结构，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结构、专业设置等进行统筹规划，实现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需求间的供需平衡，提升职业教育对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服务效能。

第二，稳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促使职业教育财政经费投入的边际效应最大化发挥。一方面，不断提高非农产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比重，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同时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农业向深度发展，促使产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营造高技能与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各地区要立足于本地经济禀赋，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产业升级战略，东部地区在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要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高新技术催生高水平产业集群发展，促进新一轮产业结构迭代升级，中西部地区应继续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产业结构跨越式升级。

参考文献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105-114页。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规范引用、注明出处。

图文编辑：王心怡

责任编辑：杨雅婕

审核人：罗雯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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