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卷化最初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在解释文化到达一定阶段后不能实现新发展只会内部不断复杂化的模式时提出的概念。这一概念后经格尔茨、杜赞奇等人的发展与再阐释，以及与经济学、政治学等各学科命题相结合，概念本身认识论层面的意义不断丰富，成为一种被广泛使用的理论话语。但是，当前国内研究者引入这一理论话语分析教育问题的时候，存在滥用和误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忽视了内卷化发生的制度环境、教育事业本身的工具性、教育追求的同质化倾向，缺乏针对概念的理性反思，批判性倾向鲜明。这种不恰当的引用无益于问题的分析，也会导致理论话语的无效。迈向理性的“教育内卷化”研究需要在他学科与我学科之间寻得共通的逻辑，在概念本义和理论泛化之间寻得适度的平衡，打通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节。

关键词：内卷化；教育内卷化；跨学科；理论话语

鲁沛竺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目录

一、作为概念：“内卷化”的概念译介与含义泛化

二、作为理论话语：“内卷化”引入教育领域

三、作为批判工具：“教育内卷化”的反思

理论话语是理论思想的载体、表达和传播方式，是构建理论思想体系的材料。尤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理论话语不仅仅是表达规范的要求，更蕴含着方法论的意味。改革开放以后，更多的西方学说更频繁地被译介到我国，各类学科体系中概念与理论冲撞、体系与结构汇合无时无刻不在发生。采用跨学科的理论话语，一方面，可以看出研究者试图跳出“只缘身在此山中”自说自话的主观意图；另一方面，说明了跨学科视角的审视，跨学科理论话语的描述之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可能的，也是有价值的。但跨学科理论话语的采用需要谨慎，研究者在追求新意的同时，应该时刻反思理论话语的适用条件，不恰当的引用不仅无益于问题的分析，还会带来概念异化、边界模糊的风险。

长久以来，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对于“内卷化”这一理论话语的使用存在着明显的负面价值倾向，其研究成果毫不隐讳、旗帜鲜明地将“内卷化”定性为一种负面的发展困境，“破卷”的提法此起彼伏。本文通过展示这一概念在不同阶段、不同研究者笔下的适用情况及其理论泛化的演变过程，探索其在教育领域中的使用边界，对于当下教育领域中内卷化的相关研究做出评估。

一、作为概念：“内卷化”的概念译介与含义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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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纷纭繁杂的学术表达中界说一个概念被误用的情形，不仅需要追根溯源，明确概念的经典含义，还需要展示这一概念在不同阶段、不同学科背景中的适用范围及侧重点的变异情况，将相关概念、话语放在更宏观的学术对话乃至学术争鸣中去。唯此切入研究，“面对整个词语史和概念史的问题，将概念分析和论题研究结合起来，对早先发展、前见和前理解具有敏感性”①追问思想的真实表述和意图，才有可能真正准确地把握概念或理论。

（一）“内卷化”的概念译介

外来概念的跨语种传播会使得概念本身发生一定的偏离，这种偏离是由于语种之间的不完全对等造成的，可能发生在翻译引入、再概念化和概念使用三个阶段。

对译引入阶段。1986年黄宗智的英文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involution经中华书局的中译本译为“内卷化”，进入汉语学术界。英语中的“内卷化”（involution），词源为拉丁语（involutum），直译为“向内缠绕，向内纠缠”，做动词理解是“卷或转”。其中，向内之义取自“in”，那么“纠缠、缠绕”之义便更多取自“volution”。由此构词法的规则，自然会联想它与“evolution”之间存在关联，前者是“向内纠缠”之义，后者可理解为“向外发散”之义。“evolution”更为常见的译法是“演进、演化”，可用来描述事物一种正向发展的态势；而“involution”一词似乎蕴含着“非正向发展”意味，因而可译为“系统的退化”。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将“involution”译为“内卷”有将简单的概念复杂化的嫌疑，但笔者认为，将其译为“内卷”，正是有意规避了中文背景的研究者对于“evolution”的正向期待，较大程度上兼顾了翻译的中立性和准确性。

阐释阶段。寻找不同语种中对应语词进行界定只完成了引入的第一步，引入还应该包括对于语词的解释说明。对于“内卷化”这一概念的解释说明尚未定型，最鲜明的例证就是学界对于使用内卷化概念的第一人这个问题没有达成共识。现有的一些研究认为，最早使用内卷化这个概念的是康德，其依据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提出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两种理论模型，“evolution theories”和“die theorie dereinschachtelung”（在国内更常见的直译是“套入理论”）。[1]韦森由此认为，康德首次区分了“内卷化”和“进化”的区别，对于内卷的定义倾向于“事物发展到某种特定程度而出现的原有方式无休无止的内旋内缠、自我复制与勉强维持并伴有内耗加剧的自我锁定样态”[2]。但是，另外一部分研究者认为“die theorie dereinschachtelung”和“involution”有相通之处，但不能等同，更加认同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为内卷化概念使用第一人[3]，将内卷定义为“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但本质上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4]。

概念使用阶段。对于内卷化概念的使用最初主要是围绕文化和经济（农业）这两个主题展开的。以戈登·威泽的文化内卷化为研究范式，国内的研究者开始使用内卷化这一概念分析新旧文化冲突的背景下，旧的文化习俗与观念的精细化、繁复化发展，并由此形成的社会文化秩序；以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和黄宗智的农业内卷化为研究范式，解释农业或经济有增长无发展的状态；以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政治内卷化为研究范式，分析国家机构靠复制或扩大原有的社会组织模式来扩大行政职能，最终导致国家政权无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的现象。作为一种概念，内卷化在被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偏离，这种偏离在主观上是基于使用者进行观点说明时的个别化意图，在客观上是基于概念本身的强解释性和内涵的丰富性。杜赞奇坦言，与所有的借用词一样，政治内卷化所揭示的现象已脱离了原词本意，在他的研究中，内卷原因为固定模式的重复和勉强维持，内卷结果表现为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即效益并未提高）。黄宗智以乡村经济关系为核心考察农业内卷，与西方现代农业机械高投入进行对比，中国长期处于高度内卷化的、农业与手工业紧紧结合的“两柄拐杖”型的农业发展阶段，没有进入现代型的质变。其间，内卷化的概念具体指称的是在中国小农经济、人多地少的客观情况下，很容易导致越来越高的单位土地劳动投入和越来越低的边际回报，从而形成一个比较顽固难变的封闭体系。[5]

综上对于内卷化概念的溯源和使用过程中的变形的回顾，可以提炼出内卷化这个概念的经典内涵。其应包含以下几个要素：其一，内卷化发生的前提是系统外部扩张受限，不得不向内起作用；其二，内卷化过程中会出现系统的精细化和复杂化；其三，内卷化并没有中止或中断系统的发展，而是进入了一种发展速度比较慢，发展效益比较低的阶段；其四，内卷的基本矛盾是规模、数量和效益、质量之间的矛盾。

（二）“内卷化”的含义泛化

内卷化作为外来的学术概念演变成一种被广泛使用的理论话语，得益于内卷化概念具有较强的普适性、解释力以及方法论价值。

以黄宗智对于内卷化这一概念的使用为例，1986年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文版中使用的是内卷化的提法，但在1992年出版的《1368—1988年间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文版中使用的是“过密化”这个提法，这一提法也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赵冈等人还就“过密型农业”主题发文讨论。[6]但是最终更为学界认可、更为舆论所熟知的是内卷化。相比而言，内卷化比过密化更加抽象，但正是更加抽象的特质使之能够广泛地适用于更多话题的讨论，具有普适性。内卷化关注系统内部原因所导致的发展问题，关注系统论视角下内在要素的相互作用，能够为解释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同时，内卷化以实践生活中的某种现象为出发点，试图以悖论现象的研究为突破口，解释悖论现象出现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从而获得破解发展难题的启示。在研究范式上，内卷化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保罗·柯文（Paul A.Cohen）所说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可以说是在这一研究领域率先开启了破除西方中心观的道路，显示是一种源自本土实践，借助理论而又回归实践的一种研究范式[7]，符合研究实证化和科学化的倾向，因而相比其他的学术概念，更加具有生命力和认可度。

内卷化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广泛适用于各个学科领域中。人类学中，内卷化可以与进化论挂钩，描述在面对外部复杂生存环境时，人类为求生不得不学会一系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的生存技能；政治学中，有限的社会财富引起了存量竞争，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设计出一套复杂的治理秩序，但最终冲破了预设的政治轨道，将基层治理逼入“政治死角”[8]；物理学中，系统能量的转化过程中，处在封闭系统的能量只会沿一个方向进行不可逆转的变化，之后由于系统内各要素数量上的不断增加，最终会出现不可控变化，此时系统不能围绕目标进行控制，致使在功能上出现紊乱、无序状态，即熵增效应；社会学中，与囚徒困境和剧场效应挂钩，为了在零和博弈中取得相对优势地位，参与者被迫接受甚至主动营造了一种高成本的竞争生态；军事学中，依据“黑暗森林”法则，在知己不知彼的军备竞赛中，基于安全考虑，所有参与者都在疯狂扩充装备；经济学中，当经济主体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给他人带来的不利影响时，交易过程中会出现给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者带来的成本，出现高成本的恶性循环。

这种广泛适用在学术研究上首先体现为研究成果数量颇丰，通过知网主题检索，直接以“内卷化”为主题的期刊论文高达882篇；其次体现为研究关涉行政学、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文学、情报学、公安学以及教育学等多领域。②但是内卷化的使用更加不统一，出现了明显的含义泛化。

在《乡村治理内卷化：以河南省K镇调查为例》一文中，治理的内卷化指的是在多元主体行动参与治理生态建构的制度背景下，大量国家投入的资源被消耗，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结盟的集团借力壮大；同时，大量的存量资源被结盟的地方分利集团不理性地变成流量资源，国家投入持续增加但难以改善乡村治理的成效。[9]在《诉讼标的理论“内卷化”批判》一文中，理论内卷化指的是针对请求权竞合问题暴露出诉讼标的出现的短板问题，相关研究学者们从修正基础的概念开始，陆续修正、完善了系列理论，使诉讼标的理论在内部不断精细化，却始终围绕原初问题停留在原地，难有进展。[10]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内卷化”表征及破解之道》中，将图书馆事业发展“内卷化”定义为图书馆工作的开展在现有体系结构内已达到一定的水平，但是由于缺乏自我革新动力和强有力的外部推力，图书馆事业很难取得实质性发展，具体表征为图书馆运行机制的相对滞碍、图书馆制度安排的教条依附和图书馆业务工作的低创重复等。[11]在《“上不能上，下不能下”——一个街角青年向主流社会回归的“内卷化”之路》中通过个案分析对于街角青年的回归进行了历时性考察，将“离开街角社会—努力适应主流社会—回归主流社会失败—重新回到街角社会”的社会场域中的同一势位的水平路线流动的回归路径用“内卷化”概念来描述，概括了社会青年长期动荡变化但“上不能上，下不能下”的社会处境，并将内卷化回归的特性描述为回归需求的非平衡性、回归场域的平面性和回归路径的非累积性。[12]

跨学科研究打开了内卷化理论的学术版图，将文学、情报学、政治学等学科纳入研究范围，贡献一系列相关的理论方法或者分析框架，强化了内卷化理论话语的学术影响力。但是，相比概念引入阶段，成为一种跨学科的理论话语的内卷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泛化，在要素上侧重强调的是内部要素起作用，在定位上由一种“速度缓慢、效益低下的发展”转变成一种“边际效应递减造成的危机、困境”；内卷化的分析工具价值开始逐渐凸显，出现了“去内卷化”的理论声音[13]；在价值倾向上，正逐渐由客观中立的理论阐释转变成鲜明的批判。

二、作为理论话语：“内卷化”引入教育领域

内卷化走出人类学研究的大门，就迅速被引入各研究领域为己所用，其中教育领域对内卷化的讨论和使用可以说是最热烈的。这一方面是中国教育学因其缺乏原创性和“中国特征”，具有鲜明的“引进情结”[14]，为维持学科的理论品格，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话语或理论来进行解释是常见的做法。另一方面是因为2018年“内卷化”一词在各种社交媒体上一夜爆火，2020年与“打工人”“躺平”等词再度翻红在各个平台上，顺应了广大网民身处内部恶性教育与就业竞争环境聊以自嘲的心态。研究者不自觉地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影响，基于澄清或回应社会热点问题的需要，相关主题的文章大量涌现。同时，值得关注的是被引入教育领域的内卷化具有鲜明的负面价值评判色彩，内卷化直接与困境、误区等挂钩；方法论层面的意义不断衍生，“破卷”“去内卷化”的提法此起彼伏。

（一）“内卷化”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现状

在现阶段的文献中，教育领域研究者在使用这一概念进行解释探讨的时候，会根据自身的研究需要对于内卷化内涵做有选择的择取，往往围绕内卷化的部分规定性条件展开。内卷化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过程中出现了以下几个明显的侧重。

教育内卷化与教育领域过度竞争。用教育内卷化来分析教育领域的过度竞争是最接近社会舆论想象的一种解释方式。杨东平在《何来教育内卷化？》的演讲中指出，一般来说，高考制度是教育内卷化发生的原因。这与卢卡斯（Robert E.Lucas Jr）等人的教育投资博弈如出一辙，这种理论的核心在于：人们选择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因为高等教育所代表的是一种“位置性商品”，拥有者越多，其价值越低，若不参与，立即出局。[15]基于这样的假设，学生和家长不得不加大防御性的教育支出，被迫接受过度竞争的游戏规则。对于学校来说，也是如此。杨晓奇在《学校发展的“内卷化”表征与破解》中指出，竞争性学校发展评价遵循“优胜劣汰”“先后排名”“唯有最好”等评价理念与机制时，学校发展就等同于提升学校的竞争力，成为困扰与束缚学校发展的现实隐忧，也使得学校发展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某种内卷化困境。[16]

教育内卷化与教育治理体系复杂化。李晓娟在《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卷化”及其破解》指出，专业发展的内卷化只是由于受到某些因素的限制（在原文中具体指的是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使得教师队伍组织内部变得不断复杂，以至于难以平衡各因素的影响，从而出现了发展规划、身份认同以及发展意识的“内卷化”现象，难以实现实质性的突破。[17]陈国华、吴晓蓉在《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治理内卷化研究——基于云南省Z县的教育调查》中对于教育治理的内卷化做出如下定义：政府部门和学校为保障学生就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对学生的治理越来越繁复和精密却无法达成目标的现象。文中指出，教育治理破卷的关键在于破除文化障碍，改变工具理性主导的治理方式，规避单向度的治理实践。[18]

教育内卷化与教育工具化。陈坚在《内卷化：农村教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中回顾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教育的变革历程，提出“工具性”与“功利性”一直蕴含于农村教育之中，成为农村教育长期以来在功能发挥、目标定位、改革方式及观念文化层面延续着内卷化的机制的隐蔽因素[19]；在《论转型期教育内卷化及其破解路径》中，黄祖军提出教育在社会转型期对自身地位和价值定位不当，难以承担社会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功能，弱化或消解了自身作为社会文明指引器的功用，沦为迎合社会、经济、政治转型的工具，呈现以市场化、低俗化和政治化为核心表现的内卷化困境。[20]

教育内卷化与教育发展不均衡。凡勇昆、邬志辉在《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方向的困境与出路——基于文化的视角》中，分析了不同历史阶段“农村教育发展的乡土化”和“农村教育发展的城市化”两种不同取向，认为正是在这两种不同取向的影响下，关于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方向的思考陷入了“内卷化”困境，只有形成农村教育发展文化自觉，体现城乡教育一体化价值诉求，才有破卷的可能。[21]马军在《农村学校体育内卷化的生成逻辑分析》中将农村学校体育内卷化的原因概括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城市教育的压倒性强势和农村教育的先天不足，农村教育被剥离于整体教育事业发展设计之外，由此内部发展模式固化，形成了无法超越的机制壁垒，发展不均衡是造成农村学校体育内卷化困境的根本原因。[22]

教育内卷化与教育效率低下。庞守兴和李书肖在《内卷化：教育的瓶颈描述》中，明确指出内卷化是指单位投入的高密度而边际效用的减少，其表现在基础教育领域是效率的低下，作者引用数据说明当前学生的学习时间超过最佳点，但学习效果越来越差，学到的东西或许不增反减。[23]夏骏在《高等教育内卷化增长探讨》中，以我国高等教育投入和高等教育综合建设水平入手，提出高等教育的内卷化增长表现为“无发展的增长”“无强盛的繁荣”“无公平的效率”和“无幸福的改善”。[24]傅树京在《校长培训课程内卷化：表征·形成·规避》中指出，校长培训课程的内卷化重要表现为校长培训课程投入大于产出，难以达成培训实效。[25]

就理论本身可以看出，教育内卷化对于内卷理论的使用本身出现了显著的变异，对于原本的概念外延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内涵上出现了明显的衍生和偏重。具体表现为：一是要素隐退而效益凸显。已有的教育内卷化研究无论是将其理解为一种发展模式还是发展状态，对于区间内的各种要素（如教育投入、自身发展诉求、特定的文化背景等）之间的横向比对及其相互作用之间的分析较少，隐去了内部要素精细化和复杂化的渐进式锁定，更多的是聚焦发展的质量或者效益展开。二是价值分析定向化。③可以看到，与前一阶段相比，教育内卷化的理论从理论话语走向研究共同体和实践群体的共同建构，频繁地与“过度”“复杂化”“效率低下”“被工具化”等负面的词关联出现，研究者将其定位成机制壁垒、结构性困境或内部枷锁，在价值取向上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在立场上将内卷化视为发展的对立面加以拒斥，在论证中明确地将内卷化设为理论标靶，力图在理论推演中得到破解之法。

（二）“内卷化”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误区

内卷化引入教育学，要素隐退效益凸显尚且处于内卷化理论在教育区间出现的合理变异，意味着内卷化理论体系能够深度契合教育研究的特性，能够结合具体情境中的问题适度延展，体现的是教育领域研究者的理论研究诉求和舆论关照的特殊性。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旗帜鲜明地将其简单化、绝对化处理为一种批判工具，从而削弱乃至影响了教育内卷化理论生命力的作用方向，正是说明了这一跨学科跳跃尚未完成。从客观的科学认知角度看，对价值和意义以及文化历史因素的探求和把握附带了太多的个人主观性和神秘性，或者以某种价值标杆来为社会科学定位，缺乏主体间可操作的途径，就必然会使其范式下的社会科学日益走向文学化的自由创作风格，或者完全的建构和解构。[26]具体体现为：已有的研究对内卷化的引用忽视了内卷化发生的制度环境、教育事业本身的工具性、教育追求的同质化倾向，针对概念的理性反思缺乏，批判性倾向鲜明。

对内卷化的批判忽视了内卷化发生的制度环境。在对不同的语言共同体进行比较，探讨概念形成、语言运用和“事物史”之间的关系时，应该避免走入预设对应、相似概念的误区，应该重点考察对应的历史经验和社会状况，以及不同语言是如何将经验和问题转变为概念。[27]戈登·威泽最初用内卷化解释的是一种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是在长期不变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由于社会外部条件的僵化，外部的、系统性社会变革难以产生，只能向内发展，出现内部复杂化的趋势。黄宗智在借这一概念进行农业经济研究时，所选取的研究对象是明清时期的小农经济，描述的是在封建制度发展到顶峰出现僵化的阶段，作为重要资本的土地的数量长期不变，为满足人口迅速增长带来的压力而出现的农作模式。即内卷化概念使用的重要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就是一个外部无法实现突破变革，只能依赖现有路径实现小规模发展的制度环境，侧重说明的是在这个阶段中变迁的复杂性、适应性。现有研究在使用内卷化概念分析教育问题时，往往只强调“有增长无发展”，忽视了内卷化增长发生的制度环境。我国正处于教育发展的加速期，内卷化所批判的现阶段教育中存在的软硬件失衡，教育发展的盲从性，教育体制复制性和升学体制单一性等现象，都是大环境加速发展期外部剧变带来的阵痛，与其本义存在较大差异。

对内卷化的批判忽视了教育事业本身的工具性。已有文献中对于教育内卷化进行抨击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内卷化教育丧失了教育本该有的价值情怀，市场原则全面渗透，使其变成了一种可交易的商品。与量化原则和工具理性紧密联系的教育简化成了分数、奖项、证书，成为学生升学、就业的筹码，忽视了学生的主观意愿和个人成长。这种抨击忽视了教育事业本身的工具性。研究者引用教育内卷化来抨击人的工具化，一方面是对于内卷化概念的曲解，另一方面忽视了教育中的人之所以会陷入工具化的困境中是因为教育本身就具有无可更改的工具性。尤其在现代社会中，为了实现社会的高效运转和有效分工，手段和目的必然走向分离，作为个体，要想实现自身成长的目的，就需要接受颇具手段色彩、工具色彩的教育。即使跳出教育视野，放在内卷化被更为广泛讨论的就业问题上也是同理，只有在对工具角色驾轻就熟的基础上，个体才有可能进行选择。

对内卷化的批判忽视了教育追求的同质化倾向。在很多已有研究中，内卷化被视为过度竞争的结果，认为教育是一种存量竞争，要取得相对优势，就必须成为内卷化教育的参与者。但是内卷化和过度竞争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过度竞争是一个经济学的术语，当生产者对于某一行业投入过多，产品供大于求，但又由于设备、人力等投入的原因无法立即叫停，就会发生过度竞争。它具备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生产者难以做出理性判断，发生的生产要素密集涌入是短时的；其二，过度竞争往往发生在一个行业不成熟，信息反馈渠道尚未形成的阶段。但是教育内卷化显然不符合上述特征。人们对于教育的热切追求和竞争性投入无可指摘，即使我们将教育直接与就业等问题挂钩也无可非议。从个体的层面来说，内卷化教育是无可避免的，从社会层面来看，正是一次次内卷推动了社会发展与变化。这背后更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教育目标的同质化，同质化的教育目标营造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状，不仅使得参与者由耶克斯-多德森定律（Yerkes-Dodson Law）中的中度焦虑走向高度焦虑，而且对教育生态造成破坏。

三、作为批判工具：“教育内卷化”的反思

如果说内卷化引入中国，完成的是跨语种的跳跃；内卷化引入人文社科研究，完成的是跨文化的跳跃；内卷化引入教育学，完成的应该是跨学科的跳跃。跨学科的跳跃直观表现为外延的扩张，从最初的农业发展内卷化到政治内卷化，再到教育内卷化，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内卷化”被广泛接受，内卷化理论得以延伸和扩展。跨学科的跳跃内在表现为内涵的丰富化，即这个理论工具能够解释该学科领域中的具体问题，而且通过这种引用，理论本身更加多元、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一）“教育内卷化”的再阐释

从理论话语使用的层面来说，相比前一阶段，“教育内卷化”出现了两个显著的特征：其一，内卷化成为一个更加被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的话题；其二，内卷化在教育公共空间的热议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引发了其观念的变化，最终经由学术成果的表达被研究共同体所不断批驳和完善后逐渐接受，形成当下讨论教育问题的特定的风尚，扩展了内卷化理论的外延，使其逐步成为更加具有生命力的理论体系。内卷化作为一个理论话语，被社会讨论之广泛和热烈是比较少见的，这是因为相比其他领域，教育是关乎民生切身利益的事情，每个人都身处教育之中，兼具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多重身份，对于内卷化教育有话可说；同时对于内卷化的言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社会舆论教育焦虑情绪的需要，成为讨论教育的舆论兴奋点，激发了教育理论研究者对其做出回应与解读。

从“教育内卷化”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看，教育内卷化理论体现了社会公共话语和学术公共话语的融合，理论应用和理论生成的双向构建。一方面，内卷化在引入教育领域之前已经过多学科的使用、验证，其理论本身的逻辑力量得到确证，教育领域的学者将其应用于教育问题的分析，辅之以自身的教育经验累积，丰富了内卷化理论的内涵，逐渐生成了教育内卷化的独特理论内核。另一方面，内卷化方法论层面的意义不断丰富，研究者开始将其作为一种理论批判的工具。作为方法论的内卷化理论，它以更加直接的态度面对教育实践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纯形式、纯逻辑的理论路数，以解决活跃的、动态的现实教育问题为目标，通过与社会公众对话的形式介入内卷化的语境，既注重理论的解释力，也关注理论的现实性，研究者期待能够通过理论创新产出具有操作性的下位策略，以解决现在教育领域遭遇的重难点问题。

在此基础上，针对研究共同体对于教育内卷化的不同界说进行通约化处理，可以析出定义教育内卷化的共同特质：首先，就区间而言，教育内卷化是发生在教育场域之中，可以意指宏观的教育事业发展，也可以意指微观的教育现象（如教育过程中的文化再生产）或某一特定的教育类型（如职业教育）；其次，就定位而言，教育内卷化通常被定性为一种固化的内部发展模式，或者是缓慢增长甚至停滞的发展状态；再次，就产生机制而言，教育内卷化是外部资源支持性不足和对象自身的结构性局限双重作用的结果，外部资源支持性不足引发参与者过度竞争，自身结构性局限导致系统内部低效率重复、内旋；最后，就结果而言，教育内卷化本身构成了一种阻抑的力量，影响了其他路径的深入推进或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表现为价值异化、目标错位、形式复杂化和产出低效化等。总而言之，可将教育内卷化定义为：由于外部资源支持性不足和教育自身的结构性局限，教育内部的低效率重复或过度竞争的非良性循环长期持续，最终导致教育无法突破现有的发展模式，在资源加码、政策倾斜的条件下仍处于缓慢甚至停滞的发展状态。

由此对照，现阶段的内卷化研究尚未达成对于教育问题的有效解读，既没有使得教育问题变得更加清晰，也没有其他理论视角所没有揭示的道理。从前者来说，在内卷化概念本身使用边界尚未完全明确的时候，社会舆论所掀起的内卷化教育讨论波及教育研究由于概念不清所引发的无效争论时有发生，导致内卷化的原因、应该对于内卷化采取的态度与策略都不甚明了。究其根本，不同研究者就内卷化教育的内涵界定并没有达成一致，内卷化的引入并没有使得教育的真相变得更加清晰。从后者来说，在人口密度极高（相对可用资源而言）的中国，众多领域都会有类似的改（量）而不变（质）的现象，在此机制背景下，内卷化具有一定普遍性，如农业经济内卷化、职场的内卷化等。[28]内卷化所揭示的教育现象也并非横空出世，而是长久以来困扰教育的积患显现，“剧场效应”“教育军备竞赛”或“教育过度竞争”等现象长久存在，并非内卷化视角下的特有发现。

（二）迈向理性的“教育内卷化”研究

按照迈克尔·吉本斯（M.Gibbons）等人的知识生产模型理论，教育内卷化研究显然不符合传统的由一个特定学术共同体主导的知识生产模式，而是典型的知识生产模式2，在一个应用情境中由跨学科的研究者共同推动，他们只在特定的、本土的语境所定义的问题上进行讨论，因而知识质量的控制也不能依赖于原有的同行评议结构，而是更多依赖研究者的社会担当和研究规范。④因此，研究者在寻求理解的过程需由已经被认可的实验技术模型以及规定所引导，其关联必须遵循经验方法论的准则，其结论必须能够被更广泛的社团进行交流并且能够为他人重复。[29]在参与讨论的过程中，应该严守自身的研究范式，始终围绕认识对象为起点的研究逻辑，始终保持语言反思的自觉。⑤具体而言，就是做到在他学科与我学科之间寻得共通的逻辑，在概念的本义和理论的适度泛化之间寻得平衡，打通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节。

在他学科与我学科之间寻得共通的逻辑。从研究者的角度，引入一个跨学科的概念为己所用，寻得这两个学科之间共同的逻辑虽非首要但确实必要。非首要是指，对于跨学科的研究者而言，认识概念是一个由表及里，由片面到全面，由“是什么”到“为什么”的过程。有理由相信，最初的研究者在借用这个概念说明教育问题的时候，一定关注到，从“是什么”的层面，内卷化所描述的政治或文化现象和当下中国某种特定的现象异曲同工，但是随着这种引用在层次上不断深入，就必然会触及教育学的学科逻辑问题，即政治学、经济学的逻辑在什么程度上、在什么层次上、在哪些局部是共通的。只有找到学科逻辑层面的共通之处，才能避免对于学术概念的碎片化、表层化的引用。这不仅是个别学术问题，也是整个学科需要关注的问题。

在概念的本义和理论的适度泛化之间寻得平衡。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者对自己领域之外的概念产生兴趣，并做出“他山之石攻玉”的尝试，不仅可能在研究上取得可观的推进，还能够汇合起一种促进学科融合的力量，在学科分化和学术分工的大背景下，是值得学习和肯定的。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均衡必须以扎实的理论溯源为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引发的广泛讨论才有可能实现概念的“有效泛化”，即概念本身在不折损自身本义的前提下，使用范围获得了经得住逻辑检验且为广大研究者所认可的泛化，划清新旧概念、相近概念之间的界限。否则，不仅是对智力资源的埋没与内耗，也会导致概念的无效。正如内卷化讨论到最后，得到“万物皆卷”的结论，便终止了对于内卷的讨论，因为内卷化教育既无特殊之处，也无破解之法。

打通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节。一方面，根据实践的要求摸索理论的进路，另一方面，借助理论的纵深推动实践的发展。内卷化作为一种理论其逻辑应符合作为认识对象的实践逻辑，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这两种逻辑能够达到何种程度的契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理论的解释力。但是教育领域的研究者会注意到，教育事业的复杂性决定了它可以在总体上容纳多种不同的逻辑，从而形成领域内差异性解释共存的局面，一体多面的情况时有发生。教育研究者应该保有对教育实践的关怀，同时固守以认识对象为起点的研究逻辑，对民族、民族文化、学科或学术本身的现实情况与发展困境有所反思和自知，通过“自我”溯源、澄清、正名和改造的方法，为当前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实践与走向供给能量与动力。[30]

理论话语的确定含义绝非来自研究者个人随机的表述选择，而是见诸历史源流和理论本身的意义生成，哲学的思想展开于其中，并最终通过话语转化的形式兑现出来。反思内卷化在教育领域中的使用，以历史的眼光审视内卷化概念的运动轨迹，考察概念的历史复杂性和多元学科背景，规避单一学科的分析性定义，将概念演变过程中发生的视域交融纳入定义；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内卷化话语的价值定向，揭示教育内卷化被遮蔽或者曲解的言外之意，捍卫理论话语的解释力和正当性。唯有如此，教育内卷化才能最大限度地焕发其理论生命力，合教育研究之需，解教育实践之难。

注释：

①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认为，我们借以表述思想的概念就像是一堵黑暗的墙，要想真正消除当代哲学和古典哲学之间的历史距离，消除理论研究中的语言困惑，需要不断进行哲学训练，锻炼把概念分析和论题研究结合起来的能力，概念研究本身就是诠释学实践。参看：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9.，

②该数据结果截至2022年3月31日。

③ “价值分析定向化”的提法借用了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表述，他认为价值是文化科学概念形成的先决条件，价值关联决定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野，但价值分析并不能作为社会科学命题研究的入手处，因为价值分析只是有关认识对象的无数可能的理解中的一种，使之定向化会影响对于对象更加深入、多方面的认识。参看：马克思·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韩水法，译.北京：中国编译出版社，1998：10.

④“内卷化”的学术讨论源自知识应用的情境，是跨学科的话语，其研究机构具有异质性、多样化的特征，在质量控制上依循新的质量控制标准，符合迈克尔·吉本斯（M. Gibbons）所描述的知识生产模式2的标准。参看：迈克尔·吉本斯，卡米耶·利摩日，黑尔佳·诺沃提尼，等.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M].陈洪捷，沈文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8.

⑤库恩（Thomas Samuel Kuhn）的范式理论认为，一个学科共同体内部共用一个研究范式，范式是规定它们自身的问题域和解决问题的首要标准，具有不可通约性，不能通过逻辑的逻辑和经验强迫促成，应该从语言分析的角度去理解语词系统的差异，判定意义和指称之间是否符合无交叠原则、类标志条件等。参看：Th.S.库恩,敬石.合理性与理论选择[J].哲学译丛,198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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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71~80页。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规范引用、注明出处。

图文编辑：冯怿周

责任编辑：罗雯瑶

审核人：杨雅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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