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图 | 韩布新教授

韩布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歆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生。

目录速览

一、引言

二、兴盛幸福观的文化多样性：

中西视角

三、心流是实现兴盛的关键途径

四、未来研究展望

五、结论

心流至兴盛：全面幸福的综合模型

摘 要

兴盛（flourishing或eudaimonism）作为全面幸福的综合评价指标，包括幸福和情感满足、个人成长、人际关系、意义和自我实现、身心健康等多维度。兴盛更重视意义追寻和自我价值实现，看重长期幸福；兴盛幸福观指人自我潜能的实现，关注全人成长和知行合一。西方主流心理学以兴盛为实现个人目标的标志，带工具性色彩和特定文化偏好，不适于所有文化背景的社会；理解兴盛须考虑文化多样性。基于相关综述研究，本文提出“全人成长-兴盛三要素模型”“心流至兴盛-主动健康行为模型”，以供抗疫心理援助工作参考。未来研究应关注从心流到实现兴盛的个人化最佳方式，鼓励基于兴趣、天赋的文化实践（如习练诗书画印、广场舞、太极拳、八段锦、正念等）有效干预技术开发，同时拓宽研究领域，采用多种研究手段，关注不同社会文化、年龄段人群的兴盛异同。

关键词

心流；兴盛；享乐主义；兴盛三要素；主动健康行为模型；抗疫心理援助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抗疫心理援助联动机制及有效性评估”(项目编号：20VYJ041)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应急攻关项目“新冠肺炎疫区老年人心理健康维护与促进”（项目编号：EOCX341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

引言

（一）心流

心流（flow）指人完全沉浸于喜爱活动，短暂失去自我和时间意识的积极情绪状态。[1]心流体验是超物质层面（智慧、无我、平和）的深层精神体验。[2]心流作为一种积极情绪，有助于改善人自身的生活品质。我国心理学界的“flow”译法包括“福乐”“沉浸”“心流”和“流畅感”等。[3]彭凯平将“flow”译为“福流”，指幸福的终极状态，具全神贯注、知行合一、物我两忘等特征，呈现身、心、灵整合。[4]

心流和正念（mindfulness，以一种特定方式有意识觉察，着力体会当下）概念容易混淆。心流与正念相似，皆关注当下。二者既相关，正念有助于减少焦虑、增加心流[5]；又不同，正念通过感受外部刺激提高工作效率，而心流则屏蔽外部刺激以提高工作效率。心流状态适合静态、挑战性任务，不适合动态事件；心流状态下员工专注任务易忽视外部刺激，而外部刺激会告诉员工如何恰当处理被忽略细节。不同工作任务需要不同意识状态，心流和正念都有益于工作，应匹配意识状态与特定工作任务以取得最佳工作效果。[6]

（二）兴盛

希腊词“Eudaimonia”译为“兴盛（对应英语词flourishing）”。兴盛的幸福含义更完整。[7]兴盛整合情感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8]，涉及良善（goodness）、创造力（generativity）、成长（growth）和复原力（resilience），强调逆境中依靠善的可能性。[9]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为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指明方向，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心理健康促进的努力目标“兴盛”正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的心理学诠释。

Keyes等人提到，积极心理学认为逆境中人们有能力茁壮成长，积极个人特征、美德、积极情感、人际关系、心理弹性、乐观等皆可助人成长，通过最高限度最大化所有潜力，进而最大限度发挥全人类潜能，实现兴盛。[10]Keyes认为，兴盛指人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水平高，积极面对生活，心理和社会功能完好（生活目标明确、高适应力、低无助感、低患病率），表现为个人心理、社会和情绪三类幸福感全面兴盛。[11-12]兴盛者身心处于最佳状态，拥有良好品行、创造力、积极社会关系、自我成长能力和心理韧性。[9]

生活满意度或心理健康不能完全代表兴盛。兴盛包含更广泛的状态和结果，其综合评价指标涵盖生活满意度、意义、目标、自主性、自我接纳、乐观主义、积极关系、掌控力、韧性、个人成长、活力、投入和自尊。近期研究综述表明，兴盛界定至少包括幸福和生活满足、身心健康、意义和目的、品格和美德、社会关系五大生活领域。可能的例外，如灵性和宗教成长对宗教信仰者的兴盛必不可少。[13]故须研究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者的兴盛体验，全面理解兴盛的概念属性，以客观测量。

（三）兴盛衡量多维幸福指数

兴盛（保持最佳心理健康状态）是包含个人、人际、社会心理的多维幸福指数，有益于个人和社会。[14]

兴盛最终目标是自我实现，因追求真实、有意义生活将人引向最高水平的享乐和幸福。兴盛生活可增进身体健康、生活满意度、自尊、活力、学业成绩、工作效率和社会心理功能。[15]兴盛致力于发掘人的真正潜能，利于成长和发展的积极心理品质（积极情绪、心流、灵性、生命意义、自主性、成就、社会联系、自我接纳、乐观和积极关系等）皆有助于兴盛（图1）。[16-19]

人有趋向成长的内在动力。创伤事件伤害人的同时，也带来积极影响。人对不幸的（积极）认知与评价是获得幸福、创伤后成长的关键因素。[20]突如其来的灾害让很多人无法应对，何况苦难、厚黑诸恶、克己悔改等负面现实是生活压力之常态。面临重大灾难（如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地震、海啸、“911”爆炸案等）时，人的情绪、压力及恐慌影响心身健康[21]；人需在灾难中领悟意义、塑造品格，提升应对灾难的能力，获得创伤后成长，以应对未来压力事件。

人人都会遇到负面生活事件。关键是从负性生活情境和压力应对中获得力量源泉，增强持续发展的动力，即心理能量本源，进而获得克服困难、直面挑战的意义感、存在感。意义感反映人的存在价值和人生目标，具动力作用，使人产生可控感，减少负面事件的压力。反过来，生命意义也能为人提供生活目标、自我价值感与控制感，使人在逆境中生存，认识并感受自身存在价值。生命意义追求为幸福的根基。负性经历和消极情绪虽降低幸福感，但人能在意义追寻中实现自我目标、增强自我价值感，获得内在而持久的幸福。[22]后疫情时代心理健康挑战愈发严峻，疫情也引导我们思考生命，寻求意义，直面死亡。人类精神性建设再次成为现实需求。

因此，本文提出全人成长-兴盛三要素模型。最佳心理功能和个人成长、负面现实、积极心理品质是全人成长的三方面，即兴盛的三要素。幸与不幸相互依存，负面现实（逆境、苦难、重大生活事件、新冠肺炎疫情、人际困境、竞争、社会适应困难等）和积极心理品质一样重要，均能促进最佳心理功能和个人成长、实现兴盛。[23]经历、理解、控制消极情绪是生活内容，逆境中成长是长久幸福和健康的必要经历。[24]本分（日常尽责——做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尽心（十二分努力地为人处世）、不放弃（逆境中的愿景担当与持守）分别表示人生发展不同阶段的关键成长议题。[25]学生阶段的本分是自觉、有效地完成学习任务，以锻炼、形成符合个人禀赋、能力与兴趣的关键个性心理特征。自小至成人为人处世、做事均须尽心，这是担当人生社会属性、成就自我、造福家庭的基础。

成年以后更重要的是对生活与工作愿景的担当、持守与不放弃（图1）。“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部分说明了该模型在个人、社会（人际关系）、自然、宇宙四个层面的含义。[26]

 日常活动产生的积极情绪（如放松、愉悦体验）有利于获得心流体验，心流是实现兴盛的途径。本文关注从心流实现兴盛的最佳途径。

二

兴盛幸福观的文化多样性：中西视角

幸福是复杂概念，涉及最佳体验和功能，是人内在、真实需要得到满足，以及在满足需要过程中得以实现的自身不断完善。幸福研究从两方面展开。享乐主义视幸福为获得快乐和避免痛苦；兴盛则关注意义和自我实现，根据人潜能发挥程度定义幸福。[27,28]兴盛观认为，幸福不仅获得愉快，还追求完美的理想，带给生活意义和方向。古今中外，人类均致力于寻求终极幸福，阐释实现兴盛的途径。人类幸福和兴盛受多元社会文化影响[29]，应从文化视角理解兴盛幸福的意义。

（一）西方心理学流派的幸福观

精神分析心理学认为幸福源于自身。从现象学、精神分析学和古希腊思想角度思考个人意义建构，幸福源于信仰（Pistis）和真理（Alethea），经情感处理和思想发展获得心智成长。[30]如弗洛伊德认为幸福感源于高情感体验，需满足本我欲求。荣格认为内心空虚、无意义感源于自我与潜意识分离，需体验内心存在。霍妮强调获得幸福感需满足情感，真实、现实与理想三类自我冲突引发不幸福感、导致神经症。弗洛姆认为影响人类幸福的精神危机（人际关系淡漠、缺乏存在价值和意义）源于人和社区、邻里等亲密性社会环境分离，需关注爱（与他人建立积极关系）以超越分离感。[31]

人本主义论幸福关注个人成长和自我实现。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满足基本需求后，会主动寻求高层次需要以提高幸福感、丰富内心生活，产生高峰体验。[32]马斯洛以高峰体验（短暂而剧烈、不可控）、高原体验（认知相关情绪体验，持久平和，需努力获取）区分普通人和自我实现者的幸福，暗示高峰体验后有更高级幸福体验，乃至兴盛（终极幸福）。人皆可获高峰体验，而兴盛者更多拥有高原体验。

人本主义心理学关注个人成长、自我实现和人类兴盛等主题，视自我为幸福感源泉。机能完善者（自我实现中主动发展自己、发挥潜力）具有自我协调能力，更易获得幸福。其整体研究方法可全面理解个人，促进全人兴盛。[33]人本主义整体观认为适应逆境、自我超越和精神发展可促进兴盛。[34]

存在主义心理学以认识自我为核心。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有助于理解适应力、创伤后成长、兴盛。[35]罗洛·梅认为探讨幸福感须“认识自我”，焦虑常态化源于无自我意识感、无法感知自身存在，治疗核心是体验人的存在，实现其内在生存潜力。[36]

积极心理学幸福观需重视人性和苦难。重视性格特征和美德不只有亚里士多德，积极心理学也认为道德生活带来兴盛和幸福。积极心理学试图建立跨文化美德体系，寻找“普遍美德”。[37]积极心理学承认人的潜力，强调内在价值和尊严促进兴盛。[38]其关键概念（如心流）源于人本主义最佳体验理论。

幸福常与痛苦共存，而Peterson和Seligman认为美德和性格优势是幸福关键。[39]不同时代、文化背景的美德不同。主流幸福研究者忽视人类生活复杂性以及快乐多元性，将快乐设想为单一量化维度。人自评是否满意生活，只能聚合各类经历，结果并不可信。[40]凯恩斯幸福观与美好生活的关系更接近亚里士多德幸福论。他也认为幸福和善良不能归结为快乐，有多种价值、目的，幸福由各种难衡量的价值观、欲望和美德组成，应关注人类生活整体，而非单一幸福。[41]积极心理学不否认生活消极面，也未简单用乐观应对苦难，仍需更充分认识人类苦难、自私、功能失调的家庭系统和无效机构。[42]

美德有其局限性，须兼顾人性的复杂面（人类动机结构的复杂性）。亚里士多德也认识到了人性局限及人类心理的复杂性，他认为“即便有美德者有时也会做出与其个性不符的行为”。亚里士多德虽未提出完整的道德发展理论，但鉴定出四种品质“美德、恶习、自制以及不能自制”，美德和恶习、善和恶、顺境和逆境都是相对的，与之对立的两极都是人生常态，均需关注。[43]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幸福观

中国幸福观是以儒释道为代表的多元文化幸福观。儒家注重人际交往（拿得起的担当）；道家解决人与自然关系（想得开的静逸）；佛家智慧洞察生死观（放得下的潇洒）。佛家以苦、集、灭、道揭示人生本无幸福，唯有源于“贪”“嗔”“痴”和“无明”的生老病死等痛苦，只有灭除贪爱欲望，方能摆脱“生死轮回”达到幸福彼岸即“涅槃”。[44,45]

中国文化强调中庸思想，认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平等且包容。中国文化的积极心理学思想与西方积极心理学思想不同，如中国“孝道”文化（天经、地义、人行）就未体现于积极心理学的美德（智慧与知识、勇气、人道、正义、节制、卓越）中。中国积极心理学研究需挖掘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宝贵资源。[46]

中国人的幸福受人际关系影响，更强调精神充实、精神满足。中国古人常以“乐”为幸福表现。“乐”不仅包括身体之“乐”，更有精神之快乐和幸福，是基于经验的内在幸福感。中国儒、道、释文化都认为幸福更多是精神层面的悦乐安适、内心世界的宁静和谐，主张降低物质欲望追求幸福感。达到精神境界之乐（非物质欲望满足式幸福）需艰苦修炼，但这种感受持久而深刻，值得人们满足基本需要和追求。[47]

文化幸福涉及物质、精神、人际多层面，受文化价值的决定性影响。不同文化塑造人不同的幸福观，而幸福观直接影响人的幸福感。文化是建构幸福观及塑造个人幸福主观经验的重要力量。中国文化是建构华人心理健康意义的主要来源。人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与社会心理、行为交互建构，是其心理和行为正常和异常的评鉴标准。[48]中国本土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影响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心理健康理论可建构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高度切合、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健康服务理论与实践体系。不断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利于当下和未来的文化价值观，通过文化发展实现幸福。拥有文化自信，个人、群体、社会实现和提升幸福感则水到渠成。[49-50]

中国传统文化幸福观强调使用特色手段实现幸福的关键途径。心理学研究需要突出传统文化的优势——引入中国本土理论，开展优秀传统文化实践的心理学研究，以有效维护和促进人们生活幸福。

三

心流是实现兴盛的关键途径

（一）从心流到兴盛

活动中体验的心流能提升幸福五因素PERMA（积极情绪、投入、人际关系、生命意义和成就），进而促进兴盛。追寻五因素获得兴盛，不同文化皆可发展以促进幸福。心流与PERMA各有联系，心流通过五因素促进兴盛，即心流是实现兴盛的途径之一。

首先，积极情绪有利于维护和促进心理健康，是实现兴盛的要素之一，活动相关心流体验过程能产生深刻而持久的积极情绪。[51]其次，从活动中获得心流体验的前提条件是卷入（engagement）。我们专注于感兴趣活动时获得的心流更有意义、更快乐，此时也是寻求意义过程。如音乐表演的心流体验会使人收获音乐演奏的意义，自然而然地醉心于音乐，有学习并坚持演奏音乐的动机，并希望获得成就。[52]同时，团体活动的群体心流体验（group flow）能增进成员间情感交流和互动，建立强情感联结，获群体认同感，创造和维持积极人际关系。[53]最后，心流体验由成就心流动机（achievement flow motive）驱动。心流体验产生的积极情绪和持续动力使人们获得成就心流动机，并投入于不同任务和实践中，致力于解决问题进而取得成就，创造更多心流体验。如人完全沉浸于解决难题或马拉松训练行为，就可用寻求和掌握挑战的动机倾向解释。即心流体验获得的成就动机是人面对问题的动力，从问题解决到获得成就也是心流产生过程。[54]

综上，基于心流与PERMA各有正相关，本文提出从心流获得兴盛的最佳途径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实践活动。

（二）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是从心流获得兴盛的最佳途径

实践是从心流获得兴盛的关键，行动即目的，目标赋予过程意义。通过自觉自愿的努力完成困难并有价值的目标，使身心潜力完全施展时是生活最美好的瞬间。学习、工作、阅读、写作、交流与对话、唱歌跳舞吟诗、跑步锻炼、滑雪、打牌、享受独处（Solitude）以及竞赛和压力应对等生活事件皆能产生心流。[55]我们需要主动培养产生心流的爱好，以认真态度和全身心投入的行动力主动创造幸福，沉浸于喜爱的活动，感受和寻求意义体验，通过心流文化实践（热爱的工作、学习活动、文化活动和传统武术）增进个人成长和自我提升，实现最佳心理功能、主动健康，得以兴盛。

体育运动、音乐皆能促进个人心流体验，有助于人类兴盛。研究证实，意象干预（Imagery intervention，想象发球、落地球等体育场景）能提高青少年运动员成绩、产生心流体验。[56]音乐实践和表演作为心流产生渠道，产生知觉、认知锻炼、积极情绪和愉悦的听觉刺激，音乐互动、作曲过程能给人带来意义和目的感，产生较强心流体验，激发幸福感，获得自我超越。[57,58]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活动更能实现兴盛，且贴合现实。文化认同是干预基础，心理治疗需要符合中国地域特征。瑜伽、冥想、诗书画印、广场舞、气功太极、传统武术、戏曲、琴棋等文化活动能调节情绪、增强注意力，促进脑功能和健康长寿。[59]尤其是书法练习对身心健康具有积极作用，全身心投入于书法练习过程的积极状态能实现“修身养性”。[60]书法属于放松训练，影响个体心理活动。采用视觉诱发电位方法比较老年人完成毛笔书写前后认知反映，发现毛笔书写作为心理训练方法可提高老年人认知加工能力。[61]书法治疗可有效缓解地震重灾区小学生的创伤后应激反应，值得推广。[62]其他身心锻炼活动，如广场舞、传统武术太极拳、八段锦乃至刀枪剑戟棍等健体活动反映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等个人价值观，既有益于身心健康，也能促进兴盛[63-66]，值得研究、开发、标准化后推广。

心流重视专注的健康价值，对应我国传统文化强调的调息、专注、不评判，常见于人的修行经历或境界体验。[67]孟子所谓“善养吾浩然之气”，通过修心提升浩然正气，此为心流。人如何度过一生？何为生命意义？此类人生终极问题，北宋著名思想家张载的答案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四为”是诠释兴盛的重要思想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及并高度评价该愿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为天地立心，提升精神生命的高度”。[68]“为天地立心”要求我们时刻省察自己，持守中道。面对疫情，我们不仅要强身健体，关注生理健康，增强自身免疫力，也要正心养性，关注精神健康，提升生命质量；尽力延伸自然生命长度，提升精神生命高度。[69]自我修养不能松懈，生命每时每刻都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奋斗后，方能无悔、尽享真正幸福生活，实现兴盛。

从心流至兴盛，文化实践可帮助我们在顺、逆、绝境中实现个人成长和自我提升。抗疫实践证明了传统文化的强大精神动力与疗愈功能，抗疫期间更要培养道德自觉意识，学习、实践、研究、传承中国优秀文化精髓。贤者历来注重修身以提高道德自觉，提升精神境界，培养理想人格，追求“人心”“道心”合一。[70]“养浩然正气”，并非易事。在孟子看来，浩然正气靠诚意正心日积月累，非一时一事正义行为能实现。本文议及心流文化实践活动等诚意正心行为，也需日积月累。

因此，从心流获得兴盛的最佳途径是文化实践，尤其是在中国优秀传统艺术实践活动中获得最佳心流体验。最佳活动体验产生的心流有助于实现个人潜能，促进五种幸福途径，是实现兴盛的必要条件、关键途径。产生心流方法包括各类艺术实践、气功、太极、广场舞、诗书画印等文化活动。综述至此，从心流至兴盛的主动健康行为模型水到渠成（图2）。以往文献关注心流与幸福感的关系，较少关联心流实践（体育、音乐、艺术和工作等）与兴盛，未来研究可用PERMA幸福模型检验获得兴盛的个性化最佳方式，考察个人如何通过心流实践实现持久兴盛。

四

未来研究展望

（一）兴盛应用广泛，尚须凝聚共识

兴盛概念界定不一，需澄清兴盛、幸福和心理健康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社会人口学因素（如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和职业状况）和社会心理学因素（如工作满意度、自我评价、个性特征等）皆影响兴盛[71]，这可能是概念界定分歧原因。自我报告数据易产生偏差，建设性结合其他学科见解，可更全面定义兴盛。

此外，兴盛与其他变量（正念、感恩、希望、灵性、品味或生活意义等）的关系值得深入分析，检查其他变量能否预测兴盛。

兴盛作为幸福感指标，可纳入城市、地区或国家的幸福指数，推出更多项目、政策增强兴盛，提高人民福祉。个人（健康、人际关系、生活满意度、美德）、社会（家庭、工作、教育、优秀区域特色文化传统和宗教社区）、国家（政策、法律和激励措施）三层面皆开展实证研究，探索人类兴盛的原因和决定因素，加强社会兴盛。[72]

（二）积极心理学的兴盛突出个人主义和工具主义，忽视文化背景

亚里士多德与塞利格曼的幸福观不同，后者突出个人主义、工具化。Seligman在Flourish中指出，积极心理学旨在依靠美德建立人类兴盛。[73]积极心理学将美德和品德优势视为实现兴盛的工具，忽视人类活动的文化嵌入性，反映了美国社会主流却片面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美德成为实现个人目标的手段，带工具性色彩。[74]许多文化和道德传统（如佛教、印度教等）关注集体主义，重视痛苦中学习和发现意义（如儒家强调“克己复礼”“被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乏其身者，方能担大任”；道家云“自胜者强”；佛家劝放下，无欲则刚；基督教重“攻克己身”），实现创伤后成长，而非消除痛苦。

积极心理学“兴盛”同人本主义的“自我实现”一样，主张促进社会每个成员全面发挥他们各方面才能，因而代表每个人的根本利益，但又以追求“人类共同理想的实现”为最高动机，因而又超出“自我实现”范围。[75]个人潜能的实现到人类社会兴盛发展，问题反射出的文化影响值得我们深思。从现实问题来看，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全国各地无数无畏的医护人员申请援助武汉，众志成城一致抗疫，有效及时地控制疫情。相反，美国疫情暴发期间多出现医护请辞；不断有因拒戴口罩产生的人际、群际冲突，个人高于社会安全需求。[76]种种现象皆表现出文化差异和应对方式的不同。中国的积极心理学研究需要走本土化道路。

（三）兴盛呼唤文化多样性

中国传统和主流心理学的兴盛途径不同。主流心理学追求目标导向的兴盛，重视认知控制，轻视情绪情感；而中国传统特有的信息加工策略“重体验，轻归因”。所以心与物交、非关系型西方主流心理学不适于中国心与心交、关系型社会环境。[77]

理解兴盛需关注文化多样性。积极心理学关注人类兴盛，但其美好生活观反映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其美好生活赋予个人特权。[78]积极心理学方法对人类社会关注不足，仅强调愉快结果不能增进人类福祉，脱离文化、历史背景，忽视关系，存在教条主义、精英主义、文化盲目性和伪科学问题，需考虑文化背景，和世界各地不同观点公开对话。[79]Fowers提出警惕积极心理学个人主义和工具化思想，认为其描绘片面个人主义图景，有四大假设[80]：一是个人主义，积极心理学家认同西方主流道德观点（个人处于首要地位），用模糊术语讨论，比如只字不提“有意义生活”意味什么；二为享乐主义，“美好生活被定义为情感满足”；三为工具主义，将美德和品德优势视为实现兴盛的工具；四为科学主义，依赖推理统计学等方法客观证明，如Seligman等断言只支持鼓励“可复制、客观研究”[81]。他们未将当前理论、研究和实践置于历史和跨文化视角，使心理学无法批判性自我反思，只能检查方法论和统计学缺陷。[82]

西方心理健康观兼顾个人主义道德愿景。主观幸福感以西方价值观为前提，采用个人主义社会态度，个人定义美好生活和心理健康，故处于个人主义文化中心，使用任何标准评估心理幸福感都可能被视为教条主义、种族中心主义或相对主义。[83]“肤浅的”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依赖自陈量表诊断、解决“深刻的”来访者缠累经年、冗思已久的心理问题。[84]集体主义文化倾向使用外部线索（如社会环境）解释情感体验，但西方人用个人情感满足定义美好生活；而中国人认为，美好生活由孝道、与他人和谐相处能力衡量。[85]西方和非西方文化积极、消极情绪分类也不同。西方文化需避免和控制负面情绪，而自我批评及其伴随的负面情绪是集体主义社会期望的积极方式。[86]

心理健康为多种人类力量综合存在，其定义须理解跨文化差异。集体主义文化研究结果不全适于个人主义文化，需研究兴盛水平的跨文化普遍性；进而基于多元传统文化重塑精神家园。人们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基础上，通过不同道路追求自己真正、持久而深刻的幸福。把文化纳入幸福研究，打造包含文化变量的幸福理论，使幸福感的科学研究能真切反映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以提高幸福感。[87]西方心理学家使幸福的知、情、意分离，难以身心灵整合；而中国本土（儒释道）文化可提供一种历久弥新的整合性思维模式。[88]

（四）疫情下注重心流，实现兴盛

新冠肺炎疫情使人的焦虑情绪受疫情负面信息影响，过度焦虑不利于身心健康。面对外界负面信息，能长久凝聚注意力的心流活动可在面对众多信息时屏蔽无关信息。疫情防控期间的心流文化实践（图2）有益于个人成长和自我提升，实现最佳心理功能、主动健康，于疫情危机中寻求成长和转变。

体验心流是幸福感和自我价值感的重要来源。享受幸福的前提是自己需成为兴盛幸福感的主动创造者，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富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的任务中，创造生活中持续的心流体验。[89,90]关注当下内心的感受，从当下寻找幸福。故疫情下更需要寻求产生心流的实践行为（工作、学习、游戏、运动锻炼等），全身心投入一件事情，进入忘我状态，发挥自身潜能，内心得以满足和愉悦，即创造生活幸福感，心流体验过程中收获兴盛幸福。

疫情防控期间生命的脆弱性激发了人们的健康意识，倡导疫情防控时期的健康生活方式。心流文化实践能培养主动健康的生活方式[91]，如运动健身已纳入疫情防控体系，具前期预防、后期干预的重要作用，是提升免疫力的重要途径。[92]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后，长期居家使很多人开始“吃睡循环”生活。从减少人员流动、避免疫情扩散的作用上看，居家防疫意义重大，但不意味着居家生活不需要文化活动、运动锻炼等心流文化实践。世界各国实施隔离计划（关闭健康中心和体育俱乐部等活动场所）使生活方式变化、运动受限，产生长期久坐行为、不良饮食习惯、网络时间增加（视频游戏、电脑、手机、电视等），导致免疫功能受损。[93-95]营养不良行为变化主要与日常变化、食物供应（购物困难）、情感原因相关，如工作/休闲活动丧失，吃东西补偿无聊或焦虑；但也与自愿改变以适应当前情况有关。培养“主动健康意识”，有意识地反思其行为,于疫情危机中寻求转变和成长，才能适应新形势。[96]因此，基于家庭的心流文化实践亟需开展。

总之，心流文化实践能促进主动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是增加COVID-19抗体的保护因素。根据全人成长的兴盛三要素模型和心流至兴盛的主动健康行为模型，培养和发展抗疫心流文化实践（图2），有利保持主动健康的积极生活方式，是实现兴盛幸福的最佳途径。

五

结论

兴盛致力于寻求终极幸福、实现人真正潜能，积极心理品质和负面现实是实现最佳心理功能和个人成长的重要内容，构成兴盛的三要素。目前兴盛界定不统一，需从多文化视角理解。不同文化下兴盛概念异同、兴盛决定属性、预测因素皆需明确。研究者既需明晰西方主流心理学（如积极心理学）文化背景的兴盛概念带有个人主义和工具主义色彩；还要从中国人独特幸福感入手，探讨传统文化幸福观及其对中国人幸福感的影响；重视文化幸福本质，理解多层次意义的幸福。

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是获得持续心流体验、实现兴盛的最佳途径。未来需要更多实证研究探讨实现兴盛的最佳途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活动（如诗书画印、太极拳和广场舞）促进兴盛功能及其跨文化比较研究亟需开展。

总之，兴盛不同于幸福和精神健康，兴盛者更重视意义追寻和实现，苦难中可收获更大兴盛。全人成长的兴盛三要素模型和心流至兴盛的主动健康行为模型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心理援助工作中有现实参考价值。

（以上图片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参考文献

点击二维码下载文章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83~94页。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出处。

引用格式：韩布新,王歆睿.心流至兴盛：全面幸福的综合模型[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2):83-94.

责任编辑：杨雅婕

图文编辑：张秋婷

   审核人：罗雯瑶

苏州大学学报微信公众号矩阵 

苏州大学学报

哲社版

苏州大学学报

教科版

苏州大学学报

法学版

您若喜欢，戳戳“分享”“点赞”或“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