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石专访 | 对话李恒教授（下）
编者按：2020年9月25日-10月30日，我们将邀请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李恒教授为我们带来“语言、文化与认知国际期刊论文写作与发表系列讲座”。
李恒教授是国际认知科学领域的青年新锐学者，已发表SSCI、A&HCI和CSSCI系列文章多篇，从多个角度对语言、文化与认知的互动关系做出了原创性研究，在国际上已形成积极的学术影响。
我们在系列讲座之前，对他进行了专访。李恒教授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无私的分享。由于文章篇幅较长，我们分为上、下两篇连载。上篇聚焦于学术选题、学术方法、学术规划和热点趋势。下篇聚焦于学术训练方法、知识体系构建以及写作与投稿心得。顶石团队在专访后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感触颇深。首先，我们从中看到一位青年学者的成长历程。他用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从研究生到成熟学者的蜕变，是坚持和热爱让他走到今天的高度。这对所有正在从事或立志要从事语言科学研究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激励。他用亲身经历让我们更加坚信，从零到一，从一到卓越，量的积累总有一天会达到质的飞跃。第二，我们从中看到学者的格局和视野。他海量阅读，刻意学习，从东西方不同的治学方法中吸取养分，积极开阔跨学科视野，找到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使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第三，我们可以看到学者的突破与创新。他确定研究方向后，广泛涉猎，积极关注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不局限于某一种语言、某一种方法，从多角度探讨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为本学科研究注入新的能量。希望本次专访对认知语言学领域同仁和本硕博学生有所助益，希望大家都能从中获得“新发现、新感悟、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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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石学术：您最近关注到新冠疫情对认知的影响，并将有一系列文章发表，可以看出您的学术眼光非常敏锐。请问您能否谈谈您的最新发现？您会怎样保持和提升学术敏感性？
李恒教授：我觉得要做生活的有心人。我的论文的很多选题其实是来自于和周围朋友们的闲谈。有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没有在特别谈论文的事情，比如大家谈最近疫情的发展或生活有没有受到影响之类的。但是在这种交谈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产生很多新的想法。当然这种新的想法不是天马行空的，是基于我们之前对于这个领域有比较好的学术积累，然后也阅读了大量的文献，然后所以能够把一些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和我们书本当中所看到的一些东西结合起来。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要有敏锐的眼光，另外一方面也需要我们静下心来阅读很多文献。等有了这些积累之后，你再在生活当中发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去应用它，怎么去解读它。
我们最近做了一些关于新冠疫情对于大家语言文化和认知的影响。当时的出发点是说因为新冠疫情对于我们健康、经济的影响其实特别明显，但是对于认知的影响却很少有人去研究。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关注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的立足点就是新冠对人们的语言和认知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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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石学术：您的阅读涉猎一定是非常广泛的，请问您怎样有选择地阅读，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创新体系？
李恒教授：我的阅读兴趣和研究兴趣的确比较广泛，我会觉得这是我们学科一个发展的需求。大家如果有看过Cognitive Science这本期刊的封面，它的那张图是表示认知科学的组成。当中既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语言学和心理学，也包括哲学、计算科学和人类学等大家不那么熟悉的学科。所以认知科学这个学科群其实是非常庞大的，认知语言学是认知学科群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你去读认知语言学论文，会发现它是偏解释型的，而不是简单的描写型的。所以我们通常在解释很多语言现象的时候，需要借助很多不同学科的知识来解释某一个语言现象，因此好的研究需要我们广泛地阅读。
所以我建议大家真的不妨把眼光稍微放宽一点，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大家就放弃语言学主线，而是光去看学科外的一些东西。而是在“守好家业”的时候，不妨把眼光稍微放得更长远一些，更广阔一些，这对研究是大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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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石学术：在英国的生活的那段时间应该是您学术成长较快，且与国际接轨的关键阶段，您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最受益的地方是什么？
李恒教授：我到了英国之后，发现导师不太会给学生命题作文，通常是自己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如果导师和学生觉得都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就可以继续做下去。我在英国读博士的时候，因为我第一导师工作调动的关系，所以我在伯明翰大学和诺森比亚大学都有学习经历。我们系包括我的三位导师，Sarah Duffy（Language & Cognition书评主编），Jeannette Littlemore（Language & Cognition主编、Metaphor & Symbol副主编）以及Ewa Dąbrowska （Cognitive Linguistics前任主编），都有非常丰富的发表和编辑经验。她们通常认为一个太过理论思辨、缺乏实证数据的文章在系里面是不太可能会得到通过的。同时，她们从头到尾很强调的一点是你研究论文的多学科性。如果研究没有多学科视野的话，导师也不太会支持，因为她们会觉得如果你这样子读下来，你的学术训练是不太够的，而且不太利于你个人未来的发展。因为如果你有一个多学科背景的话，以后你想做任何研究，你都会比较容易上手。所以至少在我英国读博士的时候，多学科性这一点是特别得到强调的，而且我自己在这里面也是受益良多的。我深感在整个的学术训练下来了之后，脑子会越来越灵活，眼界也越来越开阔，然后做论文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所以我还是比较感激这一段时间的磨练的。
顶石学术：您写作和发表的速度和质量都十分惊人，请问您在国内和国外投稿有何心得，英语学术写作在思维模式方面与汉语有何本质的区别？
李恒教授：说到汉语和英语写作思维方式的不同，大家从我的履历上可以看出，15年之前我CSSCI论文比较多，15年之后SSCI论文会比较多。这个跟我15年之后，因为在英国读博，我的博士论文需要大量的英语写作有关系。我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明白这当中的一个差异，比如说概念隐喻的论文，我们在用中文写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倾向于说在亚里士多德时代隐喻是一种修辞方法，等到了Lakoff & Johnson，隐喻被认为是一种思维方式，用这种方式引入。我记得刚去英国时，交了篇论文，我在里面也这么写，我的导师就划出来，她说你这个不对，你这种写作的方式太迂回，我们西方人理解不了你这种写作逻辑。所以我在英国读博的两三年间，我有很努力地去尝试了解去揣测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到底如何，当然现在还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因此，英语论文写作时，一定要很明确无误的告诉读者你的意图是什么，你想传达的信息是什么，我觉得这在英语写作当中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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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石学术：您在一次讲座中提到，好的研究不一定需要复杂和高难的实验设计，而在于研究的发现是否具有原创性。学术创新是每一个研究者孜孜以求的，那么学术创新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能否请您给认知语言学方向的硕博学生和研究起步者一些建议呢？能否送给他们一句箴言？
李恒教授：其实学术创新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大的创新有什么？比如说牛顿、爱因斯坦，他们改变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有这种创新当然是最好的，但对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个程度是难以企及的，这个高度也是难以达到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大家在做的时候，首先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就像所有的语法都是漏水的，所有的论文也都是有自己的不足的。
所以我觉得不妨把自己创新的目标调得低一点，比如说这一次我有发现一些新的现象，我有报道一些以前大家没有关注过的东西，或者这一次我的方法论在别人的基础上有一些小小的修正，然后有克服一些什么样的缺陷和不足，其实这些都是不小的创新了。
如果一定要我给大家提一些建议的话，我建议大家一步一步地来，也许你到最后你就能得到一个非常大的发现。我相信牛顿不是第一天坐在苹果树下，苹果就掉在了他的头上，一定是在长年累月地坐在那里，苹果才会掉在他的头上，然后他才能够提出那么好的一个理论体系。所以我送大家一句话，Practice makes perfect，熟能生巧。你刚开始做的时候也许会很慢，也许你的进步会很小，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一定会有一个质的变化。
顶石学术：学术是您近十年一直从事而且一直热爱的事业，您觉得学术最能打动心灵、最能激发热情的东西是什么？学术之外，您还想做点什么？
李恒教授：我想不出有比做科学研究更适合我的工作了。我天生爱自由，科研可以让我组建自己的团队、探索自己的兴趣、寻找自己的方向。所以说，虽然做学术是一件耗费心力的事情，但其中得到的新发现、新感悟、新成长，无不让人感到幸福和振奋。而且，不要轻易定义成功和失败，只要向前走，前方永远都有不确定以及惊喜在等着你。
学术之外呢，我本人私底下会对传统文化很感兴趣，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有钱又有闲的话，我会希望去各个地方看一下当地最淳朴的风土人情，听一下最纯正的方言，读一下最动人的民间故事，然后去做一个观察者和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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