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洗牌：拜登将如何重构美国及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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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洗牌：拜登将如何重构美国及世界经济

  作者：拉娜・福洛荷（Rana Foroohar）

译者：梁锐

法意导言

中美两国元首近期在美国的会面打破了中美自贸易战后持续数年的紧张局面，也反映出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后疫情时代寻求国家发展的需求。而拜登如何思考美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也是世界各国关心的话题。本文为拉娜・福洛荷于2023年10月29日在《华盛顿月刊》上发表的文章《世界经济秩序将要重构》(The Great Reordering)，文章详细分析了拜登经济学所采取的措施及背后的态度，并指出：拜登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采取否定态度，意味着美国和全球经济的治理方式正在发生重大改变。拉娜・福洛荷是《金融时报》副主编兼专栏作家，著有《归乡：后全球化世界的繁荣之路》一书。

图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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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书单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特点，或至少反映出他们所关注的事物及思考的内容。本·哈里斯（Ben Harris）是美国总统乔·拜登任副总统时的首席经济顾问，他回忆起2014年为入职首日做准备的场景，仍印象深刻。副总统拜登的政策团队发送给哈里斯厚厚一沓文件，试图让他尽快适应为拜登工作的节奏。这些文件包含了各类题材的深奥论文，既有公司治理、金融市场短期主义，也有劳工政策。即便如此，哈里斯仍想更深入了解新上司的性格特征。他询问了他的前任、拜登前首席经济顾问莎拉·毕昂奇（Sarah Bianchi），毕昂奇说：“该怎么说呢，拜登是美国的副总统，但他也会爬上梯子清理自家的水渠。”

同时，拜登也支持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抗议活动。毋庸置疑，拜登是优秀的政治家，长期与劳工关系良好。但也鲜有人预料到，拜登入主白宫后，他会带领政府自下而上的政治经济巨变，也许正如拜登在总统选举中所强调的，“要工作不是要财富”。

拜登的观点很明确。他的新冠疫情刺激政策针对人民而不是银行。他的国内经济政策旨在遏制大企业并促进收入增长。他的基础设施法案大举投资国内，规模远超艾森·豪威尔政府以来的历史。他管理商业的方式颇为复古，契合过去人们认为贸易需要首先服务于国内利益，其次才能服务于国际市场的普遍观念。

这与近几十年来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成鲜明对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最能洞悉情况，尤其是克林顿式的经济理念更认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不可避免。除了个别例外需要关注（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贾里德·伯恩斯坦），比尔·克林顿政府和巴拉克·奥巴马政府均为新自由主义技术官僚。他们全然相信市场的固有效率。尽管他们偶尔采取措施调整系统，但许多制定政策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基本相信，无公共部门干预（例如拜登政府的措施）的情况下，资本、商品和人力最终将达到最佳、生产力最高的水平。

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股票价格上涨，消费者价格下跌，一切相安无事。货币政策胜过财政刺激。如果必须采取财政刺激，按照经济学家拉里·萨摩斯的观点，也应当是“及时的、针对性的和暂时的”。（相比之下，拜登政府的刺激政策则是广泛和长期的。）在这种政治经济环境中，外包并不是下策。正如中国愈富，则愈自由。美国人的目标应当是银行家、软件工程师，而不是工人。

“传统观点认为，‘我们不需要在这里生产T恤’”，贝丝·巴尔赞 (Beth Baltzan) 回忆道，她是一名专业贸易人员，曾在多届政府任职，现在是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Katherine Tai) 的高级顾问。戴琪是被拜登任命的人员之一，主张采取全然不同于过去民主党的经济方针。当然，这个观点与共和党的想法并无区别，正如一名经济顾问曾经对乔治·H·W·布什总统说，“造芯片还是做薯片”对一个国家而言无关紧要。

诚然，新冠疫情、俄乌战争和中美冲突改变了事态发展。但拜登也做出了改变，他领导了一场隐形革命，媒体、公众乃至华盛顿的许多精英均未能充分理解这场革命的深远意义。背后的原因可能是，自从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推翻了统治美国和西方多年的新政/凯恩斯主义范式以来，有半个世纪我们未曾发生真正的经济范式转变。富兰克林·福尔（Franklin Foer）在他近期出版的拜登传记《最后的政治家》（The Last Politician）中写道，“过去一代民主党总统都顺从市场，不愿挑战垄断，不愿关心工会，普遍鼓励全球化，而拜登却走向不同方向。”拜登没有与高盛交谈，而是与汽车工人交流。

尽管完成范式转变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转变正在发生：联邦资金推动了制造业大规模繁荣，针对科技巨头的激进反垄断诉讼频发，关于企业逃税的国际协议得以签署，而且政府采取了比特朗普政府更强硬的针对中国商业的措施。除此之外，白宫开始提出强有力的新后新自由主义的叙事。从2021年7月拜登在国会发表讲话宣布涓滴经济结束，到2023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讲话呼吁建设良好国际环境，以及2023年5月美国贸易代表台呼吁“后殖民”贸易范式，新的美国政治经济正在形成，你可以称之为拜登经济学，或后新自由主义世界。也可以称之为“新经济学”，那些希望将正在发生的变革与某一任总统切割开的进步人士也倾向于这么做。但无论你怎么称呼它，这是美国乃至世界运作方式的划时代转变。

这种转变能否持续到2024年之后仍是未知数。更不为人知、更值得解释的是，这种转变是如何由人们所期望的最后一位国家领导人——“温和”和“传统”的乔治·拜登推动的。

1

走向后新自由主义的世界

过去四十年间，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治下，美国全盘接受了“世界是平的”。只要是市场自由，国内外民众最终都能致富。部分人会比其他人更早获得财富，但最终财富都会流向大众。将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纳入世界贸易体系能让所有人受益，因为他们最终将变得更加民主、贸易更自由。

但“华盛顿共识”的漏洞在于，资本流动速度总是比人快。2003年至2007年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达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快水平。然而，资本（指跨国企业、金融机构及其经营者）发展严重脱离国家实际问题，导致原本仅在少数国家存在的不平等问题蔓延到全球多数地方。华尔街是脱离大众的，因为这群在全球服务行业（英国作家大卫·古德哈特称之为“任何地方”，即“Anywhere”）工作的国际精英已脱离了具体实际的土地（“Somewhere”），也就脱离了那些被束缚在这些土地上的人。这不只在美国发生，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面临同种问题。然而，虽然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实现全球化，但政治问题仍发生在民族国家层面。越来越多地区的选民确信政治经济不再是为他们设计的，因而自由民主自身就陷入了危机。

这种趋势早有预兆。早在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会议期间发生的“西雅图之战”抗议活动中，青年抗议者和环保组织已开始质疑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给人类和地球带来的成本。几年后，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发表了他对经济现状不满的第一部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娜欧米·克莱因 （Naomi Klein）则写作讨论跨国企业的权力失衡。2005年，也就是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 撰写《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书这年，现任开放市场研究所负责人的记者巴里·林恩 (Barry Lynn) 撰写了一篇与全球经济截然不同的文章《世界的终结：跨国公司的兴起与将衰》，事实证明他颇有先见之明。文章中，林恩指出高度集中的全球供应链以及华尔街推崇的“及时”效率模型具有脆弱性，而这个判断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以及俄乌战争中均得到应验。

但目前政府中的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左派，都没有真正深入了解全球化的复杂性。无人知晓风险是如何通过被部分大型西方企业垄断的、高度集中的金融机构从冰岛传递到爱荷华州的。也无人明白，无论中国制造了多少廉价商品，也无无力掩盖一个事实：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和许多其他发达国家的“劳动份额”在持续下降，也即这些地区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在持续下降。2000年以来的跌幅尤为急剧，导致工资拖欠、不平等加剧和消费者购买力下降等问题。虽然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财富在过去实现了同步增长，但生产力和薪酬的分化随时间加剧，导致这种财富增长的联系逐渐减弱。同时，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这些决定中产阶级身份的关键商品和服务成本却在飞涨，速度远远超过核心通货膨胀率。

雷曼兄弟公司倒闭、2008年金融危机都清楚表明，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并不总是发挥应有的作用。银行得到救助，而房主则背负了爆炸式增长的债务。私募股权公司纷纷涌入购买法院拍卖的那些保底价房屋，黑石集团甚至成为美国最大的地主。普罗大众损失惨重，而华尔街则靠着美联储的大量宽松资金喜获创纪录的新增长。这也导致了后来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左派实际上花了不少时间，直到2011年才将经验转变成真正的政治口号“我们是99%的人中一员”。

这句口号承载了团结的火种和新的政治叙事。同一时间，一批新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开始讨论掠夺性贷款和美国工人阶级无力实现收支平衡，例如前哈佛大学教授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受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资助的新经济思维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INET）从学术和媒体层面挑战新自由主义经济。INET新总裁、索罗斯量子基金前投资组合经理罗布·约翰逊（Rob Johnson）也在支持一批挑战旧经济范式的新思想家。（约翰逊的观点是作者2016年出版书籍Makers and Takers: How Wall Street Destroyed Main Street的主要写作来源。）约翰逊、索罗斯、沃伦及其他重要学者、政策制定者和金融市场从业者在2010年一次罗斯福研究所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让市场成为市场”，讨论了如何在危机后恢复美国金融体系的完整性。

并且，最进步的经济学家也并没有认识到，导致不平等和市场失灵的最大动因之一是里根执政时期开始弱化的反垄断执法推动了企业合并的喷涌发展，进而加剧了各行业的垄断。21世纪10年代早期，依靠巴里·林恩 (Barry Lynn)、菲利普·朗曼 (Phillip Longman) 和现任联邦贸易委员会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主席的莉娜·汗 (Lina Khan) 等记者大量调查揭露（最初在《华盛顿月报》发起），上述情况才开始改变。与二十世纪初揭发企业垄断的“黑幕揭发者”类似，这些有志人士披露了航空、农业、科技到医疗保健等各个领域的垄断市场发展挫伤了工资和就业增长，扼杀了创新和创业精神，还扩大了地理不平等。

2013年，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出版了书籍《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书中用数百年的全球税收记录从定量上证实了大家的猜测：富人越来越富，而且财富远非在滴流式减少，反而是滴流式增加。事实上，如果没有战争或新政等政府干预，富人将不可避免地占据全球财富的更大份额，因为资产价值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收入的增长速度。 （在美国，89% 的股票资产由最富有的 10% 人口拥有。）

就这一点，华盛顿许多智库开始宣传这一新的经济福音。约翰·波德斯塔 (John Podesta) 和希瑟·布希 (Heather Boushey) 共同创立了华盛顿公平增长中心，研究不平等及其影响。2015年，费利西亚·黄（Felicia Wong）领导的罗斯福研究所发表了乔·斯蒂格利茨（Joe Stiglitz）的论文《重写规则》，这篇论文基本上列举了现行政策导致体系被操纵的所有方式。英国智库Demos讨论了私人债务增长及其惩罚穷人的方式等问题。巴里·林恩在新美国基金会发起了“开放市场项目”专研垄断问题，后来将项目独立分拆为开放市场研究所。其他人，如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高级贸易策略师兼顾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迈克尔·韦塞尔（Michael Wessel），则直言美国资本和跨国供应链是如何通过牺牲美国工人的利益将产业外包给低成本国家。

虽然发展缓慢，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们（至少在热衷发声的进步阶级中）日益广泛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政策（包括金融放松管制和贸易协议）表面上看似不错，但没有考虑到失业造成的人力成本，其实已经给不少发达国家带去巨大的损失，不仅限于美国。这种痛苦导致选民们偏离了美国两党的主流。资本流动自由，2020年世界的金融资产是实体经济的六倍。商品还能相对流通，但多数民众和工作却无法流通。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问题在于选民的投票无法控制。2016年，他们将票投给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而这位候选人在竞选过程中大肆宣扬克林顿和奥巴马的自由贸易协定。

特朗普自私地利用大多数美国人的真实感受完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骗局，他描述道，华盛顿实际上有一个烟雾缭绕的密室，权势人物在那里为自己的利益做出决定。特朗普与前面的其他领导人不同，他的确指出了一个事实，但这个事实却嵌套在无数个谎言中，这是一个骗子的天赋。而后来他也的确坐实了这件事，他带着一堆雪茄进入了他的椭圆形办公室，把办公室弄得臭气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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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政治叙事

从表面上看，拜登的政治生活并未体现他渴望开创新的经济范式。作为一名参议员，他热衷于外交事务、监督司法部门以及保护家乡公司的利益。他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中国贸易关系正常化，任职副总统时期他支持从未完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贸易协定。

但那些与拜登共事过的人表示，他并未完全认同全球化和充分信任市场的论点，也对创造这些论点的那些聪明的精英感到不适。这一点从他长期、衷心支持劳工组织得以体现，这是过去三位民主党总统从未完全表达过的。另一层面，他对精英群体思维存在某种怀疑。拜登的传记作者，从理查德·本·克莱默（Richard Ben Cramer）到富兰克林·福尔（Franklin Foer），都将拜登的这一特征与他独特的阶级怨恨和焦虑联系在一起。拜登对自己的出身和公立学校教育感到自豪，渴望受到接受常青藤联盟教育的同事们的认真对待，他拥有许多人不具备的敏锐的洞察力。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种不信任感有所增加。当时他所在政党内的中间派限制了财政刺激措施，导致奥巴马执政后期失业率扩大，普通家庭遭受痛苦，这最终给特朗普带去了更多支持。

作为副总统，拜登从未公开违反政府的政策。但他发表的几场演讲都暗示了他日益增长的担忧，例如他在2017年世纪基金会的一次演讲中重点关注提高美国的工资水平。他甚至谈到有必要禁止非竞争这类限制资本型劳动的条款。

拜登不是唯一对新自由主义秩序产生怀疑的建制派民主党人。他许多密切合作的顾问也同样怀疑，包括他多年的助手特德·考夫曼（Ted Kaufman）。考夫曼被认为是拜登在华盛顿最密切的朋友，拜登成为副总统时，考夫曼成为他在参议院任期最后两年的助手。考夫曼利用这段时间钻研大型银行对国家金融和经济健康的威胁，并与民主党参议员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一起制定限制大型银行规模的法律。但该措施在2010年夭折，部分原因是奥巴马自己的华尔街经济顾问的反对。

另一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看法发生改变的资深顾问是布鲁斯·里德（Bruce Reed）。里德是比尔·克林顿的国内政策负责人，后来担任中间派民主党领导委员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他推动了民主党摆脱传统自由主义。但在奥巴马政府时期里德辞去了拜登的办公厅主任一职，继续为一家致力于保护儿童免受娱乐业侵害的非营利组织提供建议。这一组织于2018年在加州成功推动制定了一项强有力的隐私法案，这让里德接触到脸书等社交媒体公司。根据Politico的报道，里德不喜欢这样的情况。福尔在《最后的政治家》中写道：“里德开始阅读最早可追溯到托马斯·杰斐逊的美国反垄断传统的历史，他想知道这个国家是否偏离了这一传统太远。”

拜登现任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这些年也经历过灵魂的至暗时刻。沙利文是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2016年竞选总统时的高级政治顾问。希拉里输掉选举让沙利文十分震惊，他开始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是如何出错并威胁民主的，这一历程在他2018年于《民主》季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有所阐述。他在与詹妮弗·哈里斯 (Jennifer Harris) 合著的2020年外交政策文章中继续指出，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取决于国内外经济政策的正确性。拜登的其他高级顾问，包括罗恩·克莱恩（Ron Klain）和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也有过类似的心理活动。

2020年总统初选开始时，拜登在大多数问题上都采取相对温和的立场，不比他那些更进步的竞争对手，如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等。但那年夏天拜登获得提名后，他在一些关键的经济问题上左移。当时的记者认为这是出于获得桑德斯支持的考虑。但拜登和他的核心圈也出乎意料地接受了这一转变。

几位内部人士表示，代表这种转变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是拜登决定不利用税收作为解决气候等问题的杠杆。“那年夏天（大选前）我给本·哈里斯打电话，问我们为什么没有碳税提案，”当时担任拜登竞选团队志愿者的布希说，他主要为团队提供经济建议。“他说，‘我们只是认为市场无法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布希说。“很明显，他们明白我们50年来一直让市场来应对气候变化，但他们现在却不这么做了。”布希现在是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他是拜登团队在选举后招募来担任政府关键经济政策顾问的众多年轻、进步的专家之一。（并非巧合的是，拜登让特德·考夫曼负责过渡工作。）

拜登入主白宫后，他的新政府立刻出台重大政策，狠狠地藐视了旧的新自由主义秩序。首先是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法案“美国救援计划”。拜登和他的高级顾问都是奥巴马政府的资深人士，他们认为，即使冒着通货膨胀的风险，在流行病救济上投入巨资以维持经济和就业，也比支出不足并导致普通美国人失业要好， 毕竟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就这么做了。

另一个重大突破是拜登恢复了反垄断政策。政府任命了几位更年轻的进步人士站到了这场新战斗的前线，其中包括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莉娜·汗（Lina Khan）、司法部的乔纳森·坎特（Jonathan Kanter），以及不久前担任拜登科技和竞争政策特别助理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吴修铭（Tim Wu）。然而，拜登还需要更有经验的人来帮助他完全适应政策转变。

在《最后的政治家》中，福尔讲述了一些故事，例如拜登在2021年夏天阅读吴修铭在里德支持下撰写的一项全面行政命令草案，这一命令将要求十几个联邦机构遏制企业的反竞争行为。作为参议院的一员，拜登不赞成总统行权超越法定范围，他手里拿着笔，在文本中寻找令人担忧的段落。“但里德在拜登身边工作了很多年，他知道如何制定政策以避免他的烦恼，以及如何通过提醒拜登最关注的细节来平息他的焦虑，”福尔写道。里德跟拜登强调了一项禁止非竞争条款（拜登谴责这个条款多年）的内容。这些细节“吸引了拜登的政治本能。这构成了一个很好的叙述。普通人都能体会到这一点。”最终拜登签署了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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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治国之道

与此同时，疫情和俄乌战争让旧经济的脆弱性更加不容忽视。突然之间，美国普通民众意识到，当中国需要为本国公民提供口罩时，廉价的中国防护口罩可能会消失在美国市场，美国服装公司被迫再次尝试生产本土口罩（事实证明，美国生产T恤或至少生产棉布是有意义的）。俄乌战争和中美贸易战清楚反映，是否依赖战略对手提供绿色转型所需的关键医药投入或矿物，对各国而言至关重要。白宫的再工业化和地方经济计划更能适应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弹性与效率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

这表明，世界已经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孕育的旧全球化体系中转变。社会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最终的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建立了二战后全球贸易框架。这个体系诞生于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专为当时的时代而设计，它更注重通过连接全球资本和企业来避免未来的冲突，并不关注提高单一民族国家工人的财富。

贝丝·巴尔赞 （Beth Baltzan）在2019年和2020年《华盛顿月刊》上曾写道，国会共和党人否决了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关于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的计划，这个计划要求将降低关税与工人权利、反垄断条款和资本流动管制相结合。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另一篇颇具影响力的《华盛顿月刊》文章中，巴里·林恩详细介绍了历届总统从托马斯·杰斐逊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如何运用联邦权力，来确保美国军队和美国经济不会受到国内外垄断供应商造成的工业瓶颈的影响。拜登政府试图在贸易方面采取的部分行动，是复兴美国旧有的产业政策愿景的最好体现。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试图用拜登经济学的方法将竞争和贸易结合起来。在开放市场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她谈到了需要解决和打破的瓶颈，无论它们是否是重商主义（稀土矿产、粮食作物和化肥），还是跨国公司在电子贸易等领域的力量导致的结果。她强调需要放弃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这些协定“强化了现有的脆弱供应链，也使我们变得脆弱。在我们试图实现多元化并使它们更具弹性的当下，这是没有意义的。”

戴琪还提出了更有挑衅性的观点。她表示，拜登政府希望通过与新兴市场和盟友合作“彻底改变殖民心态”，这也属于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所说的“朋友支持”的一部分。戴琪不想让大公司把就业和投资放在对它们来说成本最低的地方，而是希望在建立新供应链的同时，在劳动力和环境标准上设定一个底线，而不是上限。她指出，“关键是为经济体提供纵向一体化的机会，这样发展中国家就不会永远陷入剥削循环”。当然，细节决定成败，但戴琪的演讲很少提到具体的做法。尽管如此，范式的转变始于叙事的转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开始干预，也证明了对待自由贸易的观点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这种新观点明显反对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头十年的做法，当时美国试图通过打破监管壁垒来形成广泛的贸易协定，借以促进美国大公司的利益。这也反对了特朗普的做法，特朗普单方面对欧洲盟友以及中国等对手征收关税，迫使他们购买更多美国商品（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相反，拜登政府一方面保留特朗普时代的一些关税作为筹码，另一方面正试图在供应链、劳工和环境标准、反垄断、隐私保护、数据安全、技术转让等分散领域谈判一系列多边协议，与此同时又回避更有争议的问题，例如欧洲为保护其小农场而对农产品进口施加限制的做法。

本届政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包括美国与欧盟达成的衡量钢铁和铝碳含量的协议，以及美国与经合组织关于对全球企业征收最低 15% 税的协议。其目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是地缘战略上的。这些行动是为了提高签署协议的国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工资，以更好地挫败非自由政治的崛起。例如，根据新的钢铁和铝协议，中国将无法向美国和欧洲市场销售产品，除非它不再使用煤炭等污染性（但更便宜）的能源来锻造铝和钢。

许多传统经济学家试图假装过去20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降低价格仍然应该是社会的最终目标。涓滴经济学即便不是真理，但也简明扼要佐证前述观点。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在谈到拜登政府 1.2 万亿美元基础设施计划的采购时表示，“目标必须是尽可能便宜地购买。”在通货膨胀更加严重的时代，这是一个诱人的论点。尽管如此，大多数人似乎都明白，如果算上劳动力和碳的真实成本，所谓的“低价”并不便宜。越来越便宜的商品提高了亚洲一些地区的工资，并为大公司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利润，但它们并没有带来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市场资本主义形式。自由民主也表现不佳。

诚然，新世界更加混乱，并且在短期内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以通货膨胀为例。毫无疑问，大公司使用取代传统岗位的技术或来自低工资的专制国家的劳动力生产的产品更便宜。从全球化、集中化经济模式转向生产和消费在地理上联系更紧密、利益相关者（而不仅仅是股东）均拥有发言权的经济模式，可能会带来一些中短期通胀压力，但旧模式中如环境退化、虐待劳工、不平等加剧和有害政治等的成本也很高。

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推出后，拜登经济学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例如，当我们考虑贸易政策时，国外和国内担忧之间的正确平衡是什么？推动国产太阳能电池板产量即便能在长期中恢复产业共享，但短期内拉高了电池板价格是否符合国家利益？还是尽快恢复使用来自中国的廉价设备更好？如果我们通过区分这些中国电池板是否是用煤电制造来进行定价，这是否有意义？衡量包容性、可持续增长的新指标是什么？如何衡量贯穿了政治脆弱国家的遥远全球化供应链的政治风险？国内应该做些什么来建立一支更强大、更好的劳动力队伍？更好的教育和竞争政策如何减轻新时代的弊端？

2023 年 4 月是孟加拉国拉纳广场工厂倒塌事件 10 周年，当地一座简陋的工厂倒塌，最终1100名制衣工人遇难。这家工厂原本是全球各大品牌的供应商。公司经理决定将生产线外包给不知名的个人，他们只是在做金融101条让他们做的事情：将费用从资产负债表中移出，并将劳动力视为成本，而不是资产。他们毫不在意显而易见的风险，即使是那些带来死亡和绝望的风险。

这种思维几十年来一直主导着全球经济：让资本、商品和劳动力随意流动，即使这会导致人类灾难和环境退化。国家或公司如何能够与缺乏环境保护措施的国家补贴业务竞争呢？这些业务强迫人们挖掘二氧化硅，然后将其用于太阳能电池板、电子产品和其他低价倾销到世界各地的产品。答案是你不能，除非你改变游戏的经济规则。

在2023 年 4 月一场或许是拜登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外交政策演讲中，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阐述了新规则手册的开端，他将美国的国内计划与外交政策联系起来。他明确表示，旧的“华盛顿共识”已经结束，部分原因是它无法应对更加脆弱的金融体系、脆弱的供应链和工人阶级失业等挑战（以及随后对民主的打击）。

如沙利文所说，旧体系中有一个假设：“增长的类型并不重要。所有的增长都是良好的增长。因此，各种改革结合在一起让金融等某些经济部门享有特权，而半导体和基础设施等其他重要部门则萎缩。我们的工业能力对于发展国家持续创新的能力至关重要，此前却受到了真正的打击。”

沙利文试图向盟友保证，新经济不是“美国限定”，甚至也不是主要为了遏制中国（事实上，任何国家都可以遏制中国的想法是虚幻的）。相反，它是为了与盟友（更广泛地包括乃至全球南方的部分地区）合作，共同创建一个建立在“权力存在且无法以经济模型为基础，并且不是所有增长都是相同的”这一假设之上的体系。沙利文在演讲中说，“我们的目标不是自给自足，是确保我们供应链的弹性和安全性。”

当然，这一点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拜登政府内部并非意见一致。美国商务部、财政部以及白宫的一些部门更渴望对中国采取“软鞋”态度，尤其是在通胀上升之际。目前正在开展的在亚洲和全球南方其他地区建立新战略联盟的谈判中，美国政府面临着压力，需要接受不太严格的劳工和气候条款。一些人担心与中国过快脱钩会带来通胀和市场影响。全球最低税等雄心勃勃的计划尚未实施。第一批经济刺激计划中规定的儿童和老年人护理等优先事项可能会被搁置。总统在支持底特律工会工人方面行为很谨慎，而个人退休账户（IRA）和 CHIPS 刺激计划的大部分资源都涌入了主张工作权的红色州。目前还不清楚欧洲，尤其是依赖对中国出口的德国是否会就新世界达成共识。盟友是否会支持围绕关键矿产的共同采购协议，即使这些协议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则？而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更不用说印度、南非、马来西亚和其他类似国家，能否就新的贸易规则达成一致？美国不能在后新自由主义世界中单打独斗。拜登需要发挥全部政治智慧来平衡他最喜欢的两个利益集团：工人和盟友的需求。

但尽管如此，我们仍无法忽视，本届政府已经在经济史上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进步左派和部分右派在产业战略和贸易等问题上的观点重叠越来越多，而且也无法想象有人凭借新自由主义竞选总统并获胜。美国人曾经相信资本主义的规则是板上钉钉的。而白宫已经明确表示它们可以被重写。总统在 2021 年 7 月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打击垄断权力行政命令时所称，“没有竞争的资本主义就是剥削。”当像乔·拜登这样的人使用这样的叙事时，你就知道巨变正在发生。

文章来源：

Rana Foroohar, The Great Reordering, Washington Monthly, October 29, 2023 Issue. 

网络链接：

https://washingtonmonthly.com/2023/10/29/the-great-reordering/

 ·译者介绍 · 

梁锐，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20届法律硕士，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执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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