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之后：世界政经加速“区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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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之后：世界政经加速“区域化”

作者：拉娜·弗洛哈

（Rana Foroohar）

译者：熊宜安

法意导言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受到政治的影响甚多，这与其在二战后诞生的大环境是息息相关的。让资本市场和全球贸易相结合，并凌驾于各国和地区的政治系统之上，的确在战后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与繁荣。但新自由主义对于经济的地域性因素的忽视，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偏差，引发了一系列后果。作者拉娜·弗洛哈（Rana Foroohar）试图基于当前国际关系，提出“后新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即跟随政治本地化、区域化的趋势，对经济及供应链同步进行本地化、区域化的调整。但作者在进行分析的时候也未能免俗，对工业生产、供应链的复杂程度进行了过度简化，对各国体制也贴了不少标签，对美国利益集团应该背负的责任也避重就轻、一笔带过。法意观天下特此编译本报告，供各位读者参考。

图为作者拉娜·弗洛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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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娜·弗洛哈是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全球商业评论员及副主编，同时任职于CNN的国际经济分析团队。弗洛哈的获奖著作包括“制造者与索取者：美国金融的抬头及商业的衰退”（“Makers and Takers: The Rise of Finance and the Fall of American Business”）。

经济系统的地域性因素

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的决策层经常过度简化对世界的认知。他们被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裹挟，认为资本、商品和劳动力会根据市场机制，自主前往生产力最高效的地方。如果企业根据最低成本法则在海外创造就业，国内就业端的损失则会被消费端的增益所抵消。如果政府降低贸易壁垒，解除对资本市场的管制，资金就会流向最需要的地方。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在“无形的手”的推动下，市场机制会为全社会带来最优解，导致决策层往往会主动忽视地理因素。

这些过于宽松、简化的经济假设，一直在主导美国两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包括：（1）放松对全球金融的管制；（2）签署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等贸易协议；（3）欢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4）鼓励本土制造商转移生产至海外等等。这种全球化的自由市场主义，主要是由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推动的，因为它们是获益最多的。当然，这些公司也少不了向两党政客提供政治献金，以“确保”决策层可以深切明白新自由主义的“先进性”。新自由主义成为了新的美国梦，将快时尚和便宜的电子产品带给全球消费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商品是美式美德的代言人，将藏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中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播到世界各地。彼时，美国的决策层希望以美国式资本主义的经济成果，诱导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变得像美国一样“自由”。

诚然，新自由主义的确带来了许多好处：美国消费者尽享到全球制造业带来的物美价廉，同时也带领全球数十亿人摆脱了贫困。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加入自由贸易体系，全球水平的贫富差距逐步下降，新的全球中产阶级诞生了。当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采取了美式自由主义的政治改革。

但新自由主义政策也在各国内部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了资本在国际上的无序流动。由于资本比商品、劳动力的流动速度要快得多，这变相鼓励了高风险的金融投机行为。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的数量大幅增加。此外，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全球经济与各国国内政治结构性脱钩。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结构性脱钩给美国带来的影响，被物价下降、消费者债务增加和低利率等短期利益掩盖了。然而，到了2000年，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区域发展不均衡等诸多后果，已经不容忽视。在美国东、西沿海地带日益繁荣的同时，中西部、东北部和南部的失业问题给普通民众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各州在20世纪90年代缩小的贫富差距，逐渐又慢慢扩大了。

中美贸易更是加速了这种变化。经济学家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大卫·奥托尔（David Autor）和大卫·多恩（David Dorn）在2016年《经济学年度评论》（Th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新自由主义政策虽然为美国部分地区带来高速发展，但同时也把其他地区经济环境彻底摧毁。仿佛在一瞬间，一个统一的美国梦已经分崩离析，沿海和腹地的人们在追求不同的梦想，而城市和乡村也分道扬镳。事实证明，“看不见的手”并没有发挥人们所假设的功能，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各个地区的民众也没有公平的获得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好处。

回溯历史，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从未中断，早期的经济学家有相当一部分反对这种观点。早在1944年，奥匈帝国的经济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就对新自由主义的前身——古典经济学——的诸多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完全自由市场理论是不成立的。二战后的众多著名学者，包括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拉格拉姆·拉扬（Raghuram Rajan）、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都真切地理解区域性对经济的重要程度。斯蒂格利茨是在美国的锈带（Rust Belt）长大的，他曾对我说过：“其实这道理很显而易见，如果你在类似于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Gary，Indiana）这样的地方长大的话，你当然会知道市场并不总是有效的。”

政策圈才刚刚开始接受区域性对于经济会产生影响这种观点，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加布里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拉杰·切蒂（Raj Chetty）和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等人的研究结论，给学界带来了一个共识：公共卫生、教育和饮用水质量等受到地理较大影响的因素，对经济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看似简单的结论，也是直到最近才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广泛接受。奥巴马的总统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奥斯泽格（Peter Orszag）曾跟我讨论：“如果你问一个正常人，身处的地方对一个人重要吗？大部分人会认为重要，这个人的居所、工作场所、以及可以接触到的人，都会带来非常不同的影响。经济学的基石已经脱离常理多达四十到五十年了，当前理论把人假设成一种原子化的、完全理性的、类似于计算机器的孤岛。而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完全就是建立在这种错误的根基上。这种不考虑区域性影响的经济学显然是已经失败的。”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中美经济脱钩、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下，思考经济的区域性影响日益重要。当前的全球化已经达到顶峰，并开始衰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加本地化、区域化的世界。面对国内的政治压力和国际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各国政府、企业逐渐将侧重点从经济效率转移到经济韧性上。在即将到来的后新自由主义时代，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和消费将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劳动力相对于资本会获得更高的权重，政治将对经济带来比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更大的影响。如果全球政治逐渐瓦解，那么经济大概率也会很快缩小成区域性的。

新自由主义的初衷

考虑到传统政治哲学的起源，新自由主义明目张胆忽视地域性因素是令人惊讶的。新自由主义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当时国际贸易正在瓦解，各国都将重心向国内转移。而二战后，新自由主义成为战后经济体系的支柱的原因之一，就是想剔除地域对经济的影响。新自由主义者希望通过全球资本的商业的紧密连接，防止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但是，战后经济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比当初的构思偏离太远了，不仅导致了资产泡沫和大量投机行为，还造成了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严重脱节，更加助长了新一轮政治极端主义的兴起。

近期发生的事件与上世纪初有相当多的相似点。1918年至1929年间，欧美的股票、债券、房地产等绝大部分资产的价格都在上涨，各国的央行行长都打开了货币水龙头，鼓励人们用信贷消费。虽然这种宽松货币的感觉和涨潮貌似让所有人都受益，但却掩盖了政治和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工业革命加速了许多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但也迫使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调整工作形式。过往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彼时大多变成在工厂和车间中劳作。不平衡的劳动力市场，导致工资水平比物价上涨要缓慢，大多数人需要举债为生。

与此同时，国际贸易放缓。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8年的大流感，导致国际贸易占全球产出的比例从1913年的27%高位，下降到1923年至1928年的20%左右。而接下来的1929年，债务泡沫破裂，紧接而来的大萧条导致国际贸易进一步缩水。1932年，国际贸易仅占世界经济的11%。大西洋两岸的贸易关税和惩罚性税收抑制了国际贸易的增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步缓解，但商品和服务的跨境流动也仅仅超过全球经济的15%。

惨淡的经济形势，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的抬头。而大部分欧洲国家还是固守其殖民主义立场，从发展中国家攫取资源，并进行全国动员备战。欧洲大陆被一种霍布斯式的阴云所笼罩，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战后，欧美的领导层及学界进行了反思，希望找出一种可以避免重蹈覆辙的方式。最终，他们认为把资本市场和全球贸易相结合，并置于民族国家法律层面之上，或许可以成为全球政治的压舱石，避免全球层面的无政府状态。同时，他们还认为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可以对抗来自于苏联日益增长的威胁。引用历史学家奎因·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的原话，新自由主义者的目标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维护资本主义”，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制度的目标“不是为了解放市场，而是为了封闭市场，让资本主义免受民主的威胁，创建一个框架来遏制通常非理性的人类行为”。

无序的资本主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自由主义是有效的，部分原因是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之间的关系没有太过失衡。在里根政府时期，人们已经认知到全球贸易需要服务于国家利益，而不仅仅是大型跨国公司的利益。里根本人虽然在公开演讲中曾把政府认定是实施新自由主义的阻碍，但并不妨碍其政府在贸易谈判中把国家安全纳入决策因素，并通过关税等贸易武器来阻止日本垄断计算机供应链。

而到了克林顿政府时期，政策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美国在这段时期，与多方签署了一系列贸易协议，同时积极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中国纳入世贸组织框架，对全球经济产生了莫大的影响。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要让自由市场正常运转，参与者需要有一个共同的道德框架。这段时期的美国和许多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突如其来的贸易链扩张明显是违背了这个道理。此时的国际贸易已经囊括了俄罗斯、中东诸多的石油国家、拉丁美洲众多国家。新加入的这些国家有着根本不同的道德框架，更不用说他们的经济框架了。

而美国民众对经济的失望，直接被两党的极端主义分子所利用，成为“左倾化”、“右倾化”思潮的动力。全球经济重新为国家需求服务的呼声愈来愈大，但两党都没有对实际行动达成共识（虽然当前的拜登政府可能是最接近目标的）。

显而易见的是，在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方面，全球化正在回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展现的资本失衡、新冠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动荡，都暴露了当前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现在，各国都希望在如芯片、能源和稀土矿物等关键生产要素的供应链上增加韧性。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和新兴市场的工资上涨，降低了商家将家具或纺织品等低利润产品运往世界各地的动力。各式各样的政治经济系统，需要不同的金融体系，甚至是货币制度。3D打印等技术创新，使产品可以在一个地方快速生产，这也改变了经济形式，企业可以更容易、更便宜地在离消费端近的地方建立生产中心。所有上述的变化，表明区域化将很快取代全球化，成为新时代的主流经济秩序。因此，经济的地域性不仅一直都很重要，而且会愈发重要。

无路可退

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重大事件终有结束之时，全球化虽然不会完全消失，但也无法回到十年前的样子。知识和数据仍能跨越国界，许多商品和服务在简化供应链后，也能继续流通。麦肯锡202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球供应链的高管中，有92%表示已经开始供应链本地化，并对关键节点增加冗余或确保其不依赖于单一国家。各国政府也通过法案或是指定性意见，如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法案、欧盟的新产业战略等，鼓励产业重组供应链。

虽然后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还未成型，但大概率会比过往更加本地化、非正统化、复杂化、多极化。虽然大多数人认为这会带来美国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衰落，但这反而可能是全球经济系统修正偏离后的样子。由于政治发生在国家的层面上，因此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各国决策层在重新平衡国内和国际需求的时候，将会更侧重考虑经济的地域性。

在国际贸易领域，变化已经悄无声息地发生了。例如，美国两党已经开始质疑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的各个方面。过往在设计贸易政策时，决策层认为世界各地的政治、文化、价值观等差异并不重要。在一定程度上，拜登政府继承了许多特朗普政府对华征收的多项关税，以保护对国家安全重要性较高的国内制造商。

虽然民族主义往往是个贬义词，但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批判性思维却是好事。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不可能把除了金融和软件开发以外的一切工作，都外包给新兴市场，否则就会使自己的经济体系容易受到冲击。因此，传统贸易政策将迎来新一轮的调整，各个国家和地区将在增长与安全、效率和韧性之间重新找到平衡点。全球化将不可避免地变成为区域化、本地化。

以当前制造业面临的争论为例：在大环境下，大多数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的制造业在全国就业岗位的占比较小，且有持续下降的趋势。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国家应该放弃制造业，并向上游转移到服务业，将低技能劳动力替换成高技能劳动力。但是从现实角度分析，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往往比就业数据所显示的要更为紧密，而且有持续加深的趋势。研究表明，知识密集型企业往往在制造业中心涌现，并把经济整体增长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因此中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工业强国选择以美国没有的方式保护它们的工业基地并非全无道理。这些国家也没有依靠低效的补贴、进口替代等失败的政策，而是靠鼓励高增长产业、培训劳动力等积极措施，来支持这些产业。现在，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正在采取类似的措施，特别是针对供应链的关键环节，比如半导体产业、电动汽车等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行业。

在后新自由主义时代，政府将越来越普遍地推出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即便在美国，绝大多数民主党人和日益增长的共和党人也开始相信政府应该在提高国家竞争力、国家韧性方面发挥主动作用。但现在各方都尚未提出一致的行动方案。对产业工人技能培养的补贴、保障国内需求、保持关键商品价格的稳定等，可能都是最终方案的一部分。美国比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竞争对手，更依赖海外制造业投入。在美国的成品消费需求中，只有71%来自于本地产品，而中国和德国分别为89%和83%。根据麦肯锡的估计，如果能把美国的成品消费需求提高到与中国持平的水平，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4,000亿美元，而且这还不包括未来来自清洁能源和基因疗法等先进生物技术创新的收入。当前，制造业的本土化已经有两方面的成就：一是由于抗击新冠疫情，引发的个人防护装备、药品等基本医疗用品供应链的重建；二是由于地缘政治紧张，政府推进对电池、半导体和稀土矿物等战略资源的控制而提高国内产能的努力。这两方面在短期内，将为高价值商品的生产本土化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制造业本土化最终会给美国带来莫大的竞争优势。

随着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的区域化和本地化，全球金融体系也将跟进调整。俄乌冲突将对货币和资本市场产生持久影响。其后果之一，将会是金融体系加速分裂成为基于美元和基于人民币的两个体系。中美两国在金融领域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双方都将把货币、资本管控、贸易作为武器进行博弈。美国决策层还没有认真分析这种博弈的后果，但资产价值、养老金和政治都将受到深刻的影响。资本市场将成为捍卫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新战场——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多方将在此追求新的增长战略，并建立新的同盟关系。因此，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市场将更容易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

去中心化的技术，可使更多的产品直接在消费地生产，同时也更助于环保。高科技的“垂直农场”作为提高粮食安全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将在城市的墙上及屋顶上种植农产品，以规避在自然气候条件下所受到的不利影响。而大公司持续进行产业链的垂直整合，以增强对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所带来的冲击。如3D打印等尖端制造技术，将加速本土工业体系的崛起，而且这种全新的生产方式更加节约资金、能源、并减少污染物排放。在新冠疫情期间，3D打印填补了供应链缺口，从口罩等防护设备，到检测设备，甚至应急住所的日常用品都可以在消费地以“打印”的方式生产出来。从2019年到2020年，3D打印市场增长了21%，预计到2026年将翻一番。综合来看，这些趋势都预示着制造业本地化的前景。

后新自由主义时代

如同新自由主义时代在二战后的处境，后新自由主义时代将也是危机并存。例如，去全球化将带来一些通货膨胀的因素（但技术进步依旧会带来通货紧缩）；俄乌冲突终结了来自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在全球推行碳中和政策，将增加对化石燃料的税收；企业和政府为支撑供应链而进行的支出，将在短期内加剧通胀（尽管从刺激清洁技术等战略性产业的角度上看，支出最终将刺激增长，并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美联储的债券回购计划的终止、多次上调联邦储蓄利率，将大幅减少低成本的流动性，导致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提升。

从长期角度来看，新政治经济现实有不少优点：总是依靠政府提供关键生产要素本来就是个糟糕的主意；指望政治经济大不相同的国家遵守单一贸易体制是不切实际的；从环保的角度考虑，长途运输低利润商品会造成不必要的环境污染；30年来维持低利率政策，已经造成了危险的资产泡沫。但即便如此，新政治经济现实所带来短期的阵痛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一个去全球化的世界，也将是一个通货膨胀的世界，所以政府的改革将会遇上更大的阻力。全社会都希望获取更强的韧性，但各方是否愿意为此买单还有待观察。

美国的政商领袖在面对这些艰难抉择的时候，必须抛弃旧有的经济理论和路径依赖。放松管制、金融化和全球化不再是新时代的主旋律，领袖们应当拥抱即将到来的区域化和地方化时代，并努力为所有劳动阶层创造有价值的经济机会。当前，他们应该强调生产和投资，而不是债务驱动的金融化；他们应该把人看作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而不是负债；他们应该借鉴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案例，从地方性的经验中吸取相关的精髓。长久以来，美国人一直在使用过时的经济模型，试图理解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这种经济模型在新自由主义狂热的鼎盛时期没有奏效，放到今天更加不可能奏效。我们应该正确地认识到，对于市场机制来说，地域性一直都很重要，而在当前的后新自由主义时代，这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文章来源

Rana Foroohar, After Neoliberalism,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22, Volume 101 Number 6.

译者介绍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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