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观察 | 黄友义 王少爽：新文科背景下我国翻译学科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摘   要：黄友义先生就新文科背景下如何建设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接受了访谈。在访谈中，黄先生首先从新版学科专业目录修订谈起，分析了翻译学科的重新定位及其对翻译学科的新文科建设可能产生的影响。其次，他回顾了翻译学科的发展历程及其中存在的问题，阐述了翻译学术学位教育和专业学位教育之间的区别。之后，他讨论了翻译学科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就翻译专业的新文科建设分享了具有建设性的观点。

关键词：新文科；翻译学科；翻译专业；国际传播

       翻译专业人才培养在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过10余年的探索和发展，我国翻译专业和翻译学科均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我们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面临着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比如，如何对翻译学科进行重新定位？翻译学科发展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翻译学术学位教育与专业学位教育存在什么区别？如何更好地实施翻译专业学位教育评价？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如何更好地服务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翻译专业的新文科建设可以采取什么路径？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先生进行了录音访谈，以期推动新文科背景下的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建设，服务具备国际传播能力的翻译人才培养。

一、翻译学科的重新定位

王少爽（以下简称“王”）：尊敬的黄友义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本次采访。2021年12月10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与此前的2018年学科专业目录相比，新版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做了较大调整。其中，在文学学科门类下，将翻译与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及新闻传播学三个传统一级学科相并列。一直以来，翻译学科隶属于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有不少人认为，本次学科专业目录调整预示着翻译即将成为一级学科，获得与外国语言文学相同的学科地位。针对新版学科专业目录中对翻译学科的调整，您认为应该如何解读？

黄友义（以下简称“黄”）：谢谢王老师，感谢你这次的邀约！希望接下来我们一起交换意见，谈谈有关翻译学科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新的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版，具体什么时候获批，目前还没有看到准确的信息。

       不过，按照过去我担任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那五年的惯例，一般都是在年底或者年初，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开会，通过一系列相关的决定。这个学科目录修改方案影响如此之大、重要性如此突出，必须要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上讨论通过。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确切的文字，能够说明翻译学科将来变成一级学科。

       事实上，在三年之前就开过关于学科专业目录是否需要修改的征求意见会。会上我和其他一些专业的同事们都提到过，有些学科是否能够变成一级学科。比如当时我就提出：翻译学科有它的独特性，能否设置为一级学科？但在2019年的征求意见座谈会上，领导同志说先不要过多地讨论众多专业是否都升为一级学科的问题。所以现在或者将来怎么排列，翻译学科将来算一级学科还是二级学科，我不清楚。但是这次在表格里提议将翻译学科作为一个专业学科，和传统的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并列，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反映了主管部门的新思路、新导向。如果将来成立一个独立的学科，特别是成立这种独立的专业学科，翻译学科未必还会是学术学科的二级学科。是否有这种变化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今后存在很大可能：在一级学科里如何处理专业学位，这肯定是需要研究的问题。也可能专业学位就索性都单列，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现在还说不清楚，只能等最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研究，以学位办发的通知为准。

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写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2013）中，将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外国语言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下设13个学科方向，其中就包括翻译学。部分高校已经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翻译学二级学科招收学术型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另外，许多高校在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等二级学科下常设有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方向。请问，您怎么看待新版学科专业目录对翻译学科的再定位与作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二级学科的翻译学以及各二级学科下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之间的区别？如何才能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

黄：我觉得按照传统的设置，有学科评议组，有专业教指委。看上去学科评议组主要任务是负责学术性的学科，而各个教指委负责的是专业学位。由此可知，由国务院学位办组织的学科评议咨询组织实际上是由两个方向的专家构成，各有侧重，一个叫评议组，一个叫教指委。过去十几年乃至现在，各种专业学位教育异军突起，专业学位目录也随之出现。但这一次专业博士被正式提出来了，这的确反映了一种时代的需求，反映了我国人才教育、人才培养以及市场需求方面的最新变化。

       从改革开放开始到本世纪初期，自从研究生学位设立以来，翻译学科人才培养的重点是致力于培养研究型学术型人才，所以出现了翻译学硕士和翻译学博士学位教育。但进入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国翻译人才需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翻译教育需要满足国家对专业型翻译人才的需求。

       如果说翻译专业教育在起步十几年后，需要加快速度并且得到提升，我觉得现在正是时候。业界一直在呼吁，特别是党和国家相关部门的领导也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做了布置。一个社会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人才类型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当年提出来开设研究生教育主要是因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就开始关注学术型人才的培养，因为在那时，这是我们社会的一种刚性需求。但是进入本世纪后，我国对专业型人才的需求加大了。我觉得将来有可能是两条发展路径都需要，而且我估计将来专业型学科目录会很清晰，就是专业本科、专业硕士和专业博士。应该是一套跟过去比较不同的全新的设置。将来专业型学位教育是否也像学术型学位那样：首先有个一级学科，一级学科下面再设二级学科？这个问题我是百分之百的外行，真的不懂，不能乱说。

王：2020年11月3日，在由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上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形成了“新时代新使命要求文科教育必须加快创新发展”的共识，要求根据各自特点，结合行业领域特定问题，分类推进各学科专业的新文科建设。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新版学科专业目录中对翻译学科进行重新定位。您认为这对翻译学科的新文科建设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黄：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无论是新文科建设的提法，还是翻译专业写入学科目录，都是教育界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的最新举措。

       一方面是社会对专业学位毕业生的需求，特别是对跨学科人才的需求很大，要求很高；另一方面则是原来的学科设置跟不上时代的变化。比如说，你到翻译公司、到党和国家的外事外宣部门、或者企业，去了解他们对外语人才方面的要求，目前他们是最迫切需要研究英美文学的人才、研究澳大利亚文学语言的人才，还是当前各个单位面临的挑战所需要的实践型人才，能够从事翻译、能够帮助这些机构发展做实践型工作的毕业生？党政机构、各个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企业，他们所开展的对外活动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其实这个答案是非常清楚的。市场的需求受市场变化的影响，这个是谁也不能忽略的。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学科目录并不是每年都进行调整。各种不同人才的需求，也不是同一天出现的。这样学科目录的调整就自然慢一些。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原来的学科设置已经跟不上当今时代的变化和需求，所以现在要调整学科目录。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国家应对新时代人才需求的各种措施。举个例子：我们国家迫切需要外语水平过硬，熟悉国际传播理念和传播知识的人才投身到国际传播当中来。习总书记在去年的“5.31”讲话里提到要全党做国际传播。这是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挑战。要做好国际传播，我们需要通过各种传播手段，面对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人讲好中国故事。很显然，单一型人才在这一方面就显得比较吃力了。而如果是具备跨学科知识的人才，那工作起来就会更加得心应手。我觉得翻译学科作为新学科建设的一个部分，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二、翻译学科的发展历程与问题

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内就不断有学者提出建立翻译学的构想。如，1951年董秋斯先生在《翻译通报》杂志上发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首先提出建立翻译学的主张；1989年，杨自俭先生在《中国翻译》上发表“关于建立翻译学的思考”，论述了翻译学的研究对象、性质、结构和任务；1999年，《外语与外语教学》杂志刊发张经浩先生的“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一文，开启了翻译学科建设的大讨论。直到今天，翻译获得近乎一级学科的学科地位，基本上圆了翻译学界前辈们那个“未圆且难圆的梦”。可见，翻译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且曲折的过程。您长期以来一直从事翻译实践、研究和管理工作，见证了翻译学科的发展。您能否简要回顾一下我国翻译学科的发展历程，以及翻译的学科地位是如何逐步得以确立的？

黄：我觉得翻译学科的发展相对而言是比较缓慢的，当然这和中国社会的现实有关系。比如说在改革开放以前，那时对做翻译的人的需求是很小的，主要是在外事部门。而那时的外事部门也只有外交部、一些机构的外事局、各省的外办等部门，然后就是经济和科技领域里的研究机构需要翻译人才。其他部门几乎不用做外事工作，做外宣的也只有新华社和外文局等少数部门。那时连《中国日报》还没有开办。因为不需要那么多人做外事外宣，所以对翻译人才的需求是比较小的。当时有很多专家学者能够有远见卓识，推动翻译专业的发展，得益于他们的实践和研究。他们意识到了中国需要建立翻译学，因为中国的发展需要翻译人才，需要有自己的翻译理念，需要培养自己的翻译队伍。

       为什么翻译学这些年得到迅速发展？这与我们国家的发展速度有关。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企业、中国的经济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中国成为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更不用说近年我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的目标。在没有这些进步之前，我国的翻译人才就已经十分匮乏了。因此从本世纪初开始我国开始设立翻译专业本科教育，开始致力于成规模地培养翻译方面的高水平人才。翻译学研究者，主要是外语院校的教师，从改革开放开始就非常及时地就注重研究外国的翻译学，对翻译专业教育发挥了很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今天，无论是翻译学科，还是翻译人才队伍的培养，都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因此，翻译学也有了水到渠成的味道。

       我本人不是高校的学者，而是一个翻译实践者。对于翻译学科的发展，坦诚地说，我没有研究。我自己也觉得我没有资格、没有功底在这里探讨这个问题。但是从参加翻译的实践角度看，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翻译业态到今天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近10多年来，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不光翻译受重视了，还出现了从单纯的“翻译世界”转变为更加重视“翻译中国”的这样一种现象。而“翻译中国”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从上个世纪末期的传统文化翻译，转为更多的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翻译。翻译学的研究者们是非常熟悉这些变化的。而这些变化给我们的翻译学以及翻译学理论建设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因此，我们需要继续研究和关注外国翻译理论和外国翻译学的变化。由于各个国家发展阶段不一样，翻译学的成长过程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对此保持高度的敏感。

       基于历史背景和文字形态的不同，我认为国外的翻译学基本是建立在拉丁字母基础上的学术研究。正因为文化和文字的不同，我们迫切需要建立起基于方块字的翻译研究体系。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光研究文字。拉丁字母和方块字背后有各自文化形成的背景、各自的历史，简单地说拉丁字母和方块字，实际上我是在说两种差别极大的、建立在不同文化传统上的翻译学。因此，过去外国人只能研究以西方字母为背景的翻译学，不可能研究方块字基础上的翻译学。而方块字上的翻译学，也就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翻译学，还得靠中国学者们去潜心研究。

王：对于从事翻译实践、研究和教学工作的相关人员来说，翻译的学科地位得以确立，是非常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在翻译学科地位的论证过程中，曾产生过翻译是艺术还是科学的争论。关于翻译学科的性质，有学者认为，翻译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研究、多学科研究、交叉学科研究，甚至还有学者认为，翻译研究应该是一种超学科研究。您如何看待翻译学科的性质？我国翻译学科的重点研究对象是什么？翻译学科应具有什么样的结构和任务？

黄：我觉得学者之间的这种争论非常有意思，而且都是各有根据的争论。比如翻译到底是艺术还是科学？其实它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你如果做翻译实践，你就一定也会这样回答。

       翻译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翻译并非只是从一种文字到另外一种文字那么简单，这个过程还涉及丰富多样的其他学科的知识。回到我们自己面对的现实来说，我认为学者们应该有这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精神。我个人不是翻译研究者，在这方面我没有深入的考虑。但是作为职业翻译，我们实际上经常可以给研究者们提供一些可能对他们的研究有所参考的素材。比如说，今天我们重点谈中译外，但需要指出，一个重要的背景是会外译中的人很多，研究的成果也很多，比较成熟，而中译外是新任务，从事的人比较少，研究的人也自然比较少，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我平时每天的工作面对的就是从中文翻译成英文，这一过程面临很多挑战和困惑。比如近期北京在筹备举办冬奥会，这两天已经有大批的外国运动员抵达北京，马路上就得留出一条专线供冬季奥运会的车辆专用。马路上本来就两条线或者三条线，其中还有一条线是留给公交车专用的，这样大家开车不就很拥挤吗？因为奥运会的车道不能被占用，另外一条线路又是公交车的，所以北京市的交通管理部门马上做了调整。相关调整内容有这样一句话：“社会车辆”可以在冬奥期间使用公交车专线。那我们怎么翻译“社会车辆”？这里的“社会车辆”指什么呢？

       仔细一分析，可以得知，“社会车辆”首先指的是不包括奥运会的车辆，第二是不包括公交车，除此之外也就是说所有的其他的车，包括政府部门的车以及私家车都被纳入了“社会车辆”这个范畴。在这里“社会车辆”四个字涵盖面很广。如何翻译，总不能直接翻译成societal vehicles，那不是真正的英文。但是如果某一个单位或者某个大学在门口立一个牌子，说停车位有限，“社会车辆”禁止入内，这里的“社会车辆”指的是什么呢？这里指的就是除去本单位以外的其他的车都不能入内。不管你是政府部门的，是私人的，还是企业的，都不能进来。所以你看这一个“社会车辆”在不同的语境下就存在不同的意思，不同的解释。而翻译就是去破解这一含义的过程。如何从研究上提供一些指导，帮助译者和翻译学习者快速解决这类问题，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不错的研究路径。

       还有，比如抗击疫情，最近西安和天津都说“社会面清零”。在这之前有个“动态清零”，现在又出现一个“社会面清零”，这个词汇怎么翻译呢？此前的“动态清零”又该怎么翻译呢？如果去查看现在我们手里的翻译工具对这两个词汇的解释，没有一个能够提供精准恰当、外国人又能准确理解的英文表述。而这些却是翻译实践者每天都要面临的现实问题。也可能正因为每天面对的这种现实问题太多，以至于我们根本顾不上考虑翻译学科的研究了。

王：我国的翻译学科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难免存在一些问题。您认为当前翻译学科建设中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以及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黄：我赞成你的观点，我们国家的翻译学科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个成绩在世界上看也是领先的。但是随着翻译教育规模越大，进步越快，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会随之出现。

       “翻译学科首先要解决几个方面的实际问题”，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我们国家一个权威部门在做了一年的调查研究过后得出的结果。他们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走访了一些培养翻译人才的高校和用人单位，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得出了一些结论。其中一个结论是，现在中国研究翻译的人多，从事翻译的人少。其次是大语种翻译人才多，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普遍匮乏。第三是翻译时自说自话的比较多，考虑受众思维习惯和阅读习惯的比较少。这也就是说，翻译任务完成了并不等于就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出去了。第四是由于翻译教师评价体系的问题，导致了高校翻译教师不太愿意从事翻译实践。没有翻译实践，培养翻译的专用人才就相当困难。第五，市场上或者社会上对翻译人才的特点认识不足、不到位，不知道怎么用翻译。

       所谓“用”就是什么时候聘用什么样的翻译，如何建设和发展翻译队伍。因为不知道怎么用，所以也就不可能有适合的、恰当的报酬体系，从而导致翻译队伍留不住人才。而这些都是与我们翻译学科建设有关的问题。有些问题需要深入考虑，比如为什么翻译？翻译什么？为谁翻译？如何培养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领域提供服务的翻译人才？如何让高校的老师以及教翻译的老师愿意做翻译，愿意教翻译？这些问题都是迫切需要有明确的答案和解决方案的，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翻译学科得到更好的发展。

王：当下，我国大力提倡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冯全功，2021）。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建设也成为当前我国翻译学科的重要任务。您曾多年担任我国翻译研究权威期刊《中国翻译》的主编，请您谈谈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建设取得的成绩以及需要努力和开拓的方向。

黄：这个问题很大，我不一定答得好。40多年来，中国学者对国际上流行的翻译理论做了深入的研究。理论是对实践的指导，同时也是对实践的总结。外国的翻译理论研究了多年，总结、升华并指导了西方的翻译实践。40多年来，《中国翻译》这本杂志以及很多其他的杂志，在一大批学者的支持下，对引进、介绍国外翻译理论并且致力于与中国翻译实践结合的翻译理论探讨付出了很多努力和汗水。现在我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建设是整个翻译界，特别是翻译研究界的一个迫切任务，我们急需一种总结、提升和指导中国翻译实践的理论体系。

       我们国家的翻译实践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回顾70多年来，还不用说更早，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翻译的任务和面对的挑战是有很大区别的。需要有理论来指导变化中的各种翻译实践，同时也要对过去的翻译实践进行相应的总结。时代需要翻译理论研究者，针对社会需求和学科发展，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翻译理论。如果我们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翻译学科的理论体系，今后的翻译教育和翻译实践都会有更顺利的发展。

三、翻译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

王：伴随翻译学科地位逐步得以确立，高校翻译专业也得以建立，从之前翻译仅作为外语专业的一个学习方向，发展到今天涵盖本科、硕士和博士各人才培养阶段的完整翻译专业体系。在过去十余年中，我国高校翻译专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您认为，我国高校翻译专业的繁荣发展背后的推动因素是什么？

黄：高校翻译专业的繁荣发展是非常明显的，其最大的推动因素是国家经济社会和对外交流的快速发展。比如，40多年来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的新任务、“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任等，这些都是翻译发展的推动力。

       过去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因为经济规模小，与国外交流程度低，那时我们的社会地位、国际影响力也自然就比较弱，所以我们国家与国际上的交流是有限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在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在国际上异常活跃，这就对翻译人才的需求，对翻译市场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去年习总书记关于加强国际传播的“5.31”讲话，为翻译学科的发展又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正是在国家需求的驱动下，去年三部委专门发布了关于翻译人才培养的规划。我们国家成立70多年来，为什么40年前甚至20年前没有提出要有一个国家级的翻译人才规划，为什么现在能够提出来，显然是我们国家的现实需求催生了翻译业的发展，并为翻译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王：在翻译人才培养的硕士层次上，存在学术型学位（MA）和专业型学位（MTI）两种形式。请您谈谈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

黄：我的回答不是专业的，也更不是权威的。凭我自己的观察，学术型就是培养研究型的人才，而专业型是培养能够从事实践的人才。有一种说法：学术型学位培养会说会写的翻译研究人员，专业型学位培养会动手的翻译，从事具体翻译的译员。我认为这一点描绘的倒是较为准确。也有教育界的有识之士说，在中国，硕士阶段应该主要侧重专业学位教育；如果要从事学术研究，应该是博士阶段的任务。这种结论也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对高校教育成果和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以后得出来的。我认为这种看法颇有道理。的确，由于时间的长短限制，在硕士阶段还是应该以专业学位为主，如果真要研究，就应该到学术博士的阶段更能深入，更有条件出成果。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大力发展专业硕士学位教育，这和以上看法相辅相成，即在硕士阶段更多培养的是专业学位的学生。

王：翻译学学术学位侧重翻译研究能力的培养，翻译专业学位侧重翻译实践能力的培养。您认为如何评估不同类别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尤其是如何实现学位论文的分类评价？

黄：您提的问题非常好。两种不同学位方向的论文，当然也有两种不同的评价标准，无论是高校还是翻译界，都呼吁制定更符合专业学位的论文写作方案。学术型学位的论文写作已经很成熟了，因为它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专业学位是一种新型的专业，因此专业学位的论文怎么写，各方一直没有形成共识。目前高校呼吁，学生呼吁，老师也呼吁，而用人单位也呼吁，需要有符合专业学位特色的论文写作方案。    

       去年全国研究生教育大会对专业学位教育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发展需求，有一个2020-2025发展规划，其中大的方案里面就提出在论文写作上要符合专业学位的特点，明确规定专业硕士论文可以是调研报告、规划设计、产品开发、案例分析、项目管理及艺术作品以论文形式出现。从排列的方法中可以看出，主要侧重于实践的成果：调研报告、规划设计、产品开发、案例分析、项目管理、艺术作品，这些内容实际上对于翻译专业很有针对性，翻译专业也有项目管理、案例分析和产品开发，比如，机器翻译的产品开发；艺术作品，就是我们的翻译成品，以论文形式呈现；学生实习会有许多体会和感悟，用毕业论文的方式将实践成果呈现出来，这样的论文是为了把实践成果说清楚而撰写的论文，而不是让论文套用某些传统的翻译理论的文章。

       国务院学位办对此已经做了具体布置。今年，也就是2022年，各个专业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要制定自己专业的论文写作指导方案，用新的指导方案来解决在论文撰写和评价当中的困惑。希望新的方案能够给专业硕士论文的写作和评价指出清晰的路径。过去是不知道朝哪个方向写，不知道如何把握，评审论文的人经常又当作学术论文去评审，新的指导方案计划于8月底制定出来，希望下一个学期的学生能赶上新的论文写作指导方案。

       在这里特别要强调一下，不同类别的论文要用不同类别的思维去评审。如果对专业教育不了解，或者不感兴趣，就不要动员这类学者去评审专业学位论文。翻译专硕论文多年来一直是大家关注和探讨的重点，也是问题比较多，困难比较大的一个领域。希望新的翻译专硕论文撰写指导方案，除去说清楚应该如何撰写，还能借机明确如何评审。撰写和评审是一个事情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环节，都需要有新的思路来做好。

王：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我国MTI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MTI学位点院校由最初的15所发展到今天的316所，实现了MTI教育的规模式发展。您曾担任全国翻译专业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您认为我国MTI教育发展面临哪些突出难题？针对这些难题，您认为可以实施什么样的解决方法和路径？

黄：关于MTI教育面临的难题，仲伟合老师有过一个比较系统的介绍，说的很透彻了。如果要我补充，我的体会是：首先，各个地区各个院校面对的挑战是不一样的，所以很难说大家都面对着同样的困难，比如，MTI教育是和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程度密切联系的，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国际交流频繁，西部中心城市经济和国际交流也发达，但有的地区就不一定是这种情况。为什么强调这点呢？一个经济发达，一个国际交流，这涉及到学生的实习和实习基地。有些中小城市，本地的经济发展还在爬坡，国际交流内容不是很丰富，学生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实习基地。所以只能说各地首先情况不一，我们没有一把尺子能够全部衡量所有院校，当然总还是有一些属于共性的方面。

       第二个是理念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有的地方还是用学术硕士的办法来办专业硕士。举个例子，2020年开展了首次专业学位的水平评估，评估表是学位办经过调研以后做的，比过去增加了新的评审要求，要求列出几位代表性的教师的成就。这一项不少院校填表格的时候，在专业学位代表性教师的名下列举的都是学术文章和学术著作。应该列举翻译专业作品，因为是专业型的导师，不是学术型的导师。我看到有的学校写的都是几位老师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学术文章，至于他们是否做过翻译，做过什么样的翻译，有什么翻译的成品，研究过什么翻译，发表过什么翻译研究文章，都没有写。显然这个学校还是用学术硕士的思维来对待专业硕士。

       又比如，专业学位的学生需要在校期间参加翻译资格考试，我们都知道，在大学期间指导教学的所有规定都来自于教育部，传统上多数都侧重提高学术学位能力。而学生一旦出了校门走上社会，与他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如就业、五险一金、职称评定、岗位实践等等就不再是教育部相关文件管理，而是国家人社部管理。专业资格考试就是由国家人社部来管理的。

       翻译界教育和实践结合的比较好，在2012年，三个部委，即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和人社部联合发文要求在校期间MTI学生要参加翻译资格的考试。从全国看，比如北上广一些翻译教育做的比较好的学校，二级翻译通过率达到85%，而有的学校参加翻译资格考试的MTI的学生人数都不到5%，更不用说有几个人通过了二级考试。从表面看，这是一种现象，但其实说明的是理念问题。

       第三个是师资的问题，师资和教师评价体系是相关的，有的高校老师告诉我，说他们那里的老师不愿教翻译，因为教翻译就必须做翻译，但是做了翻译以后，很多人来找毛病，写文章评论，认为这个词翻的不好，那句话翻得不准，如果不做翻译，就可以站出来评论别人的，而做翻译的反而成为不做翻译的人的评论靶子。这种现象导致做翻译实践的老师肯定是处于被动角度，不愿意做翻译就可以理解了。关键是评职称的时候，不是看翻译了多少作品，口译做了多少场，笔译翻译了多少字，而是看在哪些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什么学术文章。

       当然，这种现象不是只有翻译专业才有。我听到过美术界的学者气愤地说，他们那里的评价体系不合理，就如同是徐悲鸿会画画，但他不一定能评上教授，而写文章评论他如何画马的人可以评上教授。文学界说就如同曹雪芹不能评为教授，但是写批判《红楼梦》文章的人可以评上教授。可见这是各个专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正是因为如此，前年教师评价体系做了很大的改动，教育部发了专门的文件。当然新的政策真正落实到翻译教师上，还会有一段时间，不过现在这种不鼓励老师亲自去做翻译的评价体系早晚会改变的。

       谈到师资，必须历史地看问题。如果一位教师当年学的是外国语言文学，又教了二三十年外国语言和文学，现在突然让他改教翻译实践，不管是教法律翻译、时政翻译、文学翻译、还是科技翻译，这对老师的挑战都非常大。所以，师资队伍的培育需要一个过程，要允许具有翻译实践经验，喜欢翻译，又善于做翻译实践的教师队伍逐步成长起来，当然成长得越快越好。

       第四个是教材问题。现在有的学校用的还是80年代的教材。80年代特色明显，其中之一那是翻译外国文学的时代，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正处于热潮之中。今天我们处在什么时代呢？是讲中国故事的时代，各省的翻译教材至少应该包括本省的省情、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发展状况等内容，以此来帮助学生提升用外文讲本地故事的能力。听许多老师跟我说，这种教材真的不多。

最后一点就是论文的撰写。前面已经谈到过论文问题，这里稍作补充：当年翻译硕士教指委最初的培养方案里面，对论文规定了五种，为什么设那么多种？我个人理解，其中一个意思实际上就是考虑到需要一个时间的过渡，从学术型的硕士论文逐步转到专业型硕士论文，所以那个方案里保留了学术型的论文。实际上，不断有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写出了符合专业学位特色的论文，这类论文那些有翻译实践的人一看就认为写的好，反映了专业特点，说明学生学到了真知卓见，能够适合翻译市场的需求。可是有些这样的论文送到校外评审时却不及格，评审的专家是纯粹研究外国文学的，对学生写的关于时政类的或者新闻类的翻译案例的分析，给的评价很低，所以论文不仅是如何写，还有如何评的问题。前面谈过了，就不再多重复了。

王：根据新版学科专业目录对翻译学科地位的调整，翻译专业博士学位（DTI）从顶层制度设计层面有了可能。DTI教育作为现有MTI教育的延伸和进阶，请您谈谈DTI的培养定位，与翻译学博士学位之间的区别，以及如何实现DTI和MTI教育的有效衔接。

黄：在我们国家开办专博，这是改进高等教育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高校，大家经常把翻译教指委称作MTI教指委或者翻译专硕教指委。为什么这样称呼？的确，2007年教指委刚成立时的名称是全国翻译专业硕士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但是大家恐怕忽略了，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就把这个名字改为全国翻译专业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从“专业硕士学位”到“专业研究生”，这一个词汇的变化意义深远。作为国家顶层设计，改任何一个字是有深入考虑的，可以看出国家很早以前就在考虑专博问题了，“专业研究生”的表述自然就不局限于硕士，还包括了博士研究生。国家有关部门站得高看得远，很早就有规划了。

       为什么现在才写入学科目录？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认识过程，更有人们的统一认识过程，师资配备的过程。现在写入了学科目录，至于到底怎么办？需要制定具体方案，是否所有MTI教育的院校都自动升为专博？答案是不可能的。包括学术博士也不是各个学校都有，全国大概只有30多所大学有外国语言文学的学术博士生培养授权点。将来MTI的学校里有一部分学校具备条件，就可以办DTI，办专博，具体要看各地的发展需求和学校的实际能力。翻译专业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在2018年2019年分别向国务院学位办报送了我们的基本设想，这个设想是粗线条的。现在有学科目录了，下一步就可以比较具体地来制定DTI的论证方案。

王：DTI博士点的设置指日可待，现有MTI学位点高校如果想申办DTI学位点，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准备？

黄：我认为有几个方面是大家需要给予关注的。首先是师资，专博的老师当中，一定是要有翻译实践能力的，如果没有翻译实践能力，怎么来指导从事翻译的博士生？专业博士生绝对不是单纯做研究的，和原来的学术博士有根本区别，不是做研究，而是要做实践。所以首先是教师队伍里面要有具备翻译实践能力的教授。

       其次，当初教指委讨论时，大家认为专博最好通过项目来支撑，学生在读3年或者5年期间需要参与翻译项目。项目来自何方？从事哪个实践项目，为此与哪些机构，包括与党政机构、企业合作？这些需要提前策划。比如，处在某省省会的一个所大学，准备办专博，专博毕业生最好能为省的发展建设服务，省里有哪些翻译项目可以参与，这些项目是哪个行业，哪个领域的，这恐怕要早有设想。我看到去年教育部的网站上就在关于专博发展的方案里提到了专博的设置要由相关领域的领导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授权单位来共同提出。为什么这个文件里是专门提到行业协会呢？实际上是想通过行业协会找到合适的实践型项目，和我们说的项目制实际上是同一个意思。

       第三是专业博士论文，肯定要明显比大家熟悉的学术论文有本质的区别，这个论文怎么写，恐怕也需要提前设计，我认为主要是这三个方面。

四、翻译学科与国际传播能力

王：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您认为，国际传播能力的概念内涵是什么？与翻译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

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跟我们的翻译学科联系十分密切。翻译与国际传播能力的根本联系在于是要培养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的人才。外语人才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至少会两种语言，了解两种文化。现在很多孩子外语很好，会两种甚至三种语言，有两种不同文化的背景，这是优势。因为除去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化有认知以外，对外国的文化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再加上具体的翻译能力，翻译专业的人就可以直接用外语进行沟通，用外语讲述中国故事。

       当前世界上有70多亿人，除去14亿中国人以外，有60多亿人不会中文。尤其是中文历史悠久，中国方块字又很独特，外国人要用中文看懂听懂中国的故事，理解我们的观点，实在不容易。高度的语言差异，以及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让我们要营造一个对中国发展有利的国际环境，构建中国的国际体系，十分困难。那么多外国人不会中文，怎么办呢？这就需要我们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习总书记在去年给北外的老教授的回信里提到，外语院校大有作为。我认为强调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对翻译专业，甚至对整个外语教育提供了一个发展的良好时机。

王：翻译学科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力量。您认为，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方面，翻译学科有哪些作为空间？

黄：因为我们具备不止一种语言的能力，所以我们要着力培养内知国情外晓世界的语言人才。如果熟悉国内的各项国情，大到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小到自己所在地区的风土人情，远到古代文化，近到当前社会现状，然后再用外语去介绍中国，那么有利于帮助改善我们国家的国际形象。所以，首先是要让我们的学生做到内知国情，外晓世界。

       第二，要下功夫培养学生用外语讲中国故事的能力。学外语的人一般用外语讲外国故事的能力比较强，比如介绍英国的风土人情，因为我们在教材中都碰到过。再比如说美国的Thanksgiving是什么节日，其来历和过法，我认为英文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能讲清楚。同样，学法语、学德语的学生，对法、德语国家的情况也能讲得很清楚。但是一个人的外语能力强，不一定就绝对能讲好中国故事。我们在招人、录取的时候，发现一些学生的外语基础很好，但是中国知识积累得不够，因此缺乏用外语讲中国故事的能力。用外语介绍中国，这是一个广阔天地，是国际传播能力中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

       另外一个条件就是对国际流行话语体系的了解。我们不能想当然，自己认为中国故事应该这样讲，自己认为这句话就只能这样翻译，这样外国人就能理解，事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能以为自己了解了外国文化，就掌握了国际流行话语体系，这可是两码事。一个人的外语很好，可能把一个外国文学家的作品研究得很透彻，但是现在西方流行的涉及到中国的话语体系是怎么回事，涉及到美国的是怎么回事，涉及到经济是怎么回事，涉及到军事安全又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我们都很清楚吗？如果不十分清楚的话，就是个缺陷，就没法做好国际传播。因此，我觉得有必要通过大量的阅读，通过有意识地关注、了解、分析国际流行话语体系，充分了解国外涉华话语体系，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中国的话语体系。在当前这个阶段，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外文来构建，学翻译的人员是最有条件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

王：对外翻译工作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环节。您具有丰富的对外翻译经验，您认为从事对外翻译工作应具备什么样的翻译立场？

黄：简而言之，国家立场。什么是国家立场？国家立场就是你说的话要合体，合乎国家的基本方针政策，合乎中国的文化传统，这样才能构建中国可亲、可爱、可敬的形象。我们对外翻译的目的是向国外传达中国的声音，增强受众对中国的了解，实现帮助他们理解中国的目标。

       我认为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就是文字背后文化元素的呈现。字对字的生硬翻译，经常无法准确反映国家的立场，无法反映中国文化的魅力，也无法让对方真正理解我们。比如我们过去一提到新中国，英文就是New China，可是多数外国人不知道New China指的是哪个阶段。我们在翻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时候，第一次出现新中国的字样，我们翻译成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后一点就是要有外外有别的意识，不要认为外国人都是同样的，不同的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国家的外国人对中国的兴趣点也不完全一样。另外，他们所在的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好坏，当地媒体对其引导也导致外国受众想法不同。所以做翻译，恐怕得先了解翻译作品要用在哪里，是用在美国还是用在新加坡，还是用在非洲某个国家，这就涉及到译者对那个国家的了解。刚才讲了很多都是关于国家立场，对国情的了解，译者的国际知识。国际知识不是简单指天文地理，而是指对国情、政情、人情这些方面的了解。

王：您曾在多个场合指出，我国翻译工作正在经历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的历史性转向。这体现了国际传播能力在我国当下翻译工作中的重要性。为适应这一转向，我国的翻译研究应做出哪些改变？

黄：我认为首先是在中译外方面下功夫。分析一下现在MTI学生的毕业论文，就全国而言，75%的学生写的内容是关于外译中，只有25%写的是中译外。再来看很多学校的课程设置，中译外受重视的程度也不够，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翻译专业是一个“熟练工种”，不是靠说出来的或读出来的，而是靠练出来的，所以实践特别重要。学校在培养阶段要有意识地增加一些中译外的翻译实践。不止一位行业专家告诉我，他们到大学给MTI的学生讲中译外的时候，学生的表情看起来是比较茫然的。他们说我们讲得很努力，把大公司的案例都拿出来详细讲解，但是效果不好。学生讨论提问题的时候，学生提不到点子上的问题。我认为根本问题是学生没有足够的实践，没有体会，所以行业专家讲翻译案例时，学生无法感同身受，行业专家讲的内容他们根本没有碰到过。比如经济上常说的“规模企业”，学生在教材和学习中有没有接触过这个词汇？学生有没有查过规模企业的定义？比如，在中译英中，冠词、形容词、副词，其特殊作用、特殊运用以及特殊难点，如果没有几十万字的亲身实践，无论专家怎样讲解，学生都是无法掌握的。再比如，同样一句话，语境不同，翻译结果完全不同，学生没有接触过，就没有这种体会。

另外，口笔译用词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如果是笔译的话，在一个新闻稿或领导讲话或政府文件中，用的词汇与口译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如果学生没有翻译过文件，没有翻译过一般的新闻稿，没有翻译过领导讲话，对这三种不同类别材料里表达方式各有什么特点就难以体会。我有时候讲了一个半小时，重点是在讲不同类别文件如何翻译。学生突然问我一个很简单的词汇怎么翻译。我讲课时最担心这种情况，那个词汇也许很简单，有个简单的译法。但是如果语境不清楚，很难给出准确的答案。这种时候我要反过来问，这个词汇出自什么语境，根据语境来确定到底应该怎么翻译。

       当然，这些都是在强调中译外。我们了解中国，但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功底，就是应该经常阅读外国人的原作，特别是在翻译中国的时代，要阅读外国人写中国的文章。外国人表述的语言是他们的母语，他们的表述更能被当地受众接受和理解。当然，我们得记住他是用自己的母语写中国，如果我们也是用英文写中国，成果也许与译文不完全一样。我们今天谈的不是用英文写作，而是翻译，翻译和自己用外文撰写文章不一样。同样一件事情，翻译政府文件和用自己的语言跟外国人交流谈文件的精神，其中的差别也是很大的。翻译首先要做到忠实中文原文，译者不能根据自己的观点来决定讲话人用什么样的口气说话。有人问这个文件的译文怎么用这种表述？那不是你我作为译者能决定的，我们的任务是翻译，至于讲话人怎么讲的，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们译者不需要替他表态，更不能修改他的话，我们只需要找到相应的英文就可以了。翻译不是改写。译者要牢记，在翻译过程中，自己不能修改政府文件，不能修改领导人的讲话，不能改变中文原文的风格，我们要做的就是忠实于原文。但如果我们自己写文章，谈到同样的一个话题，比如扶贫，比如冬奥会，怎样进行中外体育交流，自己写和翻译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要花时间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在同样一个问题上，中外表述差别不一定只是你所看到的语言表面，它反映了作者的观点，同样也会反映译者对作者观点的理解和表达，不要把它简单地看成语言问题来翻译，忠实原文是最关键的。

王：高校翻译专业无疑是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阵地。您认为，高校翻译专业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等方面应该做出怎样的努力，才能培养出当前国家急需的高端国际传播人才？

黄：这需要内部改革和外部需求相结合。内部改革就是对专业有正确的认识，比如对专业教师的评价体系需要调整。外部需求就是专业学位人才要做的胜任专业岗位需求。用人单位需要MTI毕业生上午报到，下午就能工作，不管其工作是翻译一篇文章还是参加一场外事活动，甚至还很可能是做一件跟外文无关的事情，毕业生要上来就能胜任。这种就业的适应性要反馈给学校，当然前提是学校主动收集反应。

       为什么总有单位反映，学校培养的人工作上不了手，还得再培养两三年才能真正胜任岗位需要呢？这就是因为用人单位和办学单位之间是割裂的。因此我觉得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教师走出校门，走出课堂，走进用人单位去了解情况，去亲身实践。去年三部委的文件，包括在此之前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划里面都提到，专业学位老师每年都要到实践部门去实习，去了解情况。这样，老师实习回来之后就可以精准地对准社会需求来培养学生。各个用人单位也不能光埋怨学生不适合岗位需求。同样道理，单位要向老师打开大门，欢迎老师来观摩、实习甚至挂职。平时大家经常说校企结合，政产教研结合，关键还要在翻译专业教育中得到落实。

五、翻译专业的新文科建设

王：《新文科建设宣言》提出，要紧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趋势，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与文科专业深入融合。请您谈谈，如何实现现代信息技术与翻译专业的深度融合？

黄：翻译专业、翻译行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技术，因为仅靠人工难以应付海量的翻译任务。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外译中的技术发展得很快且比较成熟，特别是一些生活类的翻译，比如订机票、打电话、问路、简单交流等等，不是敏感问题的的交流，语言识别系统和翻译软件都很成熟。专业特色明显、重复性大、规律性突出的文件人工智能也做的很多。相比之下，中译外的技术还远不成熟，就像我之前提到的例子，抗击疫情和社会车辆等等，没有软件可以准确翻译，至少现存的机器翻译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另外，翻译的不同领域也需要不同的技术支持。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需要研究和开发中译外的数据库，对术语进行精准的解释。其实对术语的解释也是国家话语体系构建的组成部分，比如红色基因到底应该怎么翻译。这不仅是一个关于术语的问题，它还是一个关系到话语体系、话语权的问题。

       另外，技术可以让我们通过视频传播中国故事，这比过去通过传统的书刊、报纸、广播传播又有了新的突破，新技术可以让中国故事的传播更加鲜活，更加形象化。技术还可以培养中国人与不同国家的人打交道的各种知识交往能力。中国是个大国，我们说的每一句话要考虑到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接受程度，考虑到他们能否正确理解我们的意思。另外，面对不同的风土人情，我们待人接物时要考虑能否占领道德和礼节的制高点。这些知识都有文字材料，如果用新技术手段编成外语或者翻译教材，也能为翻译人才的培养提供便利。

       我觉得通过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翻译的结合，能够让我们的研究生成为讲中国故事的传播高手，成为公共外交的实践能手。公共外交每个人都会涉及到，包括与外国人打交道，以及言谈举止等等。我们研究生有条件通过新的科技教育成为公共外交的实践能手，还可以成为应用新技术、展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家里手。具体说，将来应该有很多博士生和硕士专业学生，在开发中译外软件方面发挥作用。

王：《新文科建设宣言》还提出，要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聚焦应用型文科人才培养，促进学界业界优势互补。就翻译专业而言，当前的产学研合作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才能实现翻译人才培养的深度产教融合？

黄：这些年，产学研合作随着专业学位的发展进步很大，有些领域已经完全打通了，比如，学翻译和考翻译的渠道已经打通，只不过是有的地方做得好，有的地方做得差一些。下一步是应该打通学翻译、考翻译、做翻译，特别是利用翻译能力传播中国的这个链条。在这个链条中，考翻译是需要学校帮助完成的；做翻译，特别是利用翻译能力传播中国的工作，要依赖于产业、行业与高校加深合作。目前，两者失去联系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存在的。行业需要的人，学校培养不出来，用人单位花上好几年继续培养，而高校愿意培养社会需求的人才，但是不一定知道行业需要什么样的人，还是按照多年形成的模式培养人。产学研结合应该相向而行，多看看对方需要什么，学校与用人单位多接触，看看对方需要什么，自己能提供什么。

       当然，我们需要看到翻译产业规模不是很大，但翻译教育规模越来越大。目前的实习基地是否能支持本地学校的产学研的需求？我认为大家可以一起努力，特别是高校努力开发实习基地。我看到很多地方有一些展览，比如，某个城市有一个红酒展览，有的地方是畜牧业的展览，或者某个工业方面的展览，这个展览可能是当地一个公共博物馆，也可能是当地某个大企业自己的展览。这些展览场所都可以是学生练习翻译的好地方，学生去了以后还可以有一个副产品，首先把那些错误的英文纠正过来。

       另外，如果真的让学生去实习，指着展板给外国人介绍情况，你就会发现学生不仅能够改进自己的语言，还能改进展馆的展示方式。我去过一个博物馆，展厅设计的展板是玻璃的，英文文字印在玻璃上，背景是空的，一旦有感兴趣的外国人去看玻璃展板上的英文，因为反光根本看不到。显然没有翻译在现场翻译过，否则这个明显的失误很容易就纠正了。还有一次，在博物馆展板上看到中文字体很大，但是英文字体特别小，一些外国人一米九的个子需要弯着腰鞠着躬去看那些英文。如果有老师带着学生去实习，一定能发现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帮助企业或博物馆改进。我们不仅能够帮助它们改进，学生在有外国人的环境中也可以进行实战实习。如果没有外国人，老师带着学生，学生可以把老师当成外国人，练习介绍当地的特色文化，也是很好的锻练。就我看到的这些博物馆而言，我曾经问过博物馆，有没有大学生到这里来实习，欢不欢迎学生实习。博物馆说欢迎，可是没有人来实习。站在MTI教育的角度，教学单位应该主动地去开发实习实践基地。

       另外，产学研的合作可以弥补一个重要领域，也就是职业道德的培养。培养翻译的职业道德必须经过实践，比如守时的问题，说话得体的问题，在翻译的时候维护国家立场的问题，以及怎样应对外国人挑衅性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团队精神的培养。因为大多数翻译任务不像陪同外国人去参观，一个人就可以完成。如果是一个比较大的翻译项目，那是一个团队的工作，在团队合作中各道工序应该怎样做，都有很多讲究。这些问题通过产学研的结合都能显露出来，也能让学生们在职业道德培养这方面得到确确实实的提升。

王：您认为，高校翻译专业毕业生应具备哪些方面的核心素养，才能满足和适应新文科建设的要求？

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借用国家专业研究生教育五年规划中的一个表述，关键看学生是否具有适应专业岗位要求的能力和素质，把专业实践、产品研发、创意创作、职业资格等作为专业学位的核心评价内容。我们的学科建设在翻译领域中，就是看翻译专业的实践能力和实践成果。翻译相关的产品开发，包括传播手段、传播制品、外宣品，还包括把外国的内容介绍到中国的翻译作品的能力，还有参加翻译职业资格考试的成果等等，都是翻译岗位需求的内容。如果把这些作为核心内容来抓，既符合国家的要求，也是提升高校翻译专业学生服务社会能力建设的途径之一。

王：课程体系是专业建设最关键的基础要素。在新文科建设的推动下，翻译专业应设置怎样的课程体系，才能适应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黄：这个其实非常简单。在课程设置的时候，需要了解行业的现状。行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学校就可以考虑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这样学校就能培养行业和社会所需要的人。换句话说，翻译专业的课程设置应该适应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当然，各个地区有共性，也各有特性，东北地区、东南地区的需求就不一样，关键是要把自己的课程设置和国家的需求定位结合起来。

王：为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应用型复合型翻译人才，您认为，翻译专业的人才培养可以与哪些其他专业进行跨专业合作？有哪些可能路径？

黄：可以与很多领域进行跨专业合作，比如最明显的包括国际传播、涉外法律、外交、外贸、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医学、科技、“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等，这些都为培养复合型人才创造了巨大的需求。在掌握外语的基础上，再学一门其他的专业，以专业为辅，以外语为主，就符合市场需求了。

       如果用国际传播来做比喻，中国人是学传播难还是学外语难？显然是学外语难，所以对外传播部门愿意招MTI毕业生。你不会新闻传播，来了以后实践单位再培养你，因为你外语过关，你知道怎么针对外国人的需求写文章。现在很多驻外记者都要用外文写文章，那些外文能力相对差一些的记者压力极大，因为他们当初学的是新闻，当年外语基础没有那么扎实，现在让他们用外文写文章当然比较困难。因为要讲中国故事，驻外记者不仅要把外国情况发回中国，还要把中国的情况通过一定的渠道反映到当地，这时这些记者外文基础不牢固就遇到难题了。

       再比如基础设施建设，亚投行虽然总部设在中国，但它面对所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一个国际性的银行。亚投行的行长金立群曾说过，到我们这里来的人外语必须过关。如果一个翻译专业毕业生，外语过关，再懂点金融，懂点投资，或懂点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公路铁路运输、房屋建设等知识，到那里去工作，就比较符合岗位要求了。大家只要把思路放在我们国家的需求方面，国家对外语人才的需求方面，那就找到了目标。当然，各个学校各个地区也要有所侧重，不需要所有学生都去研究国际传播，也不需要所有学生都去做法律翻译，还要跟自己学校的主流学科结合起来。

       我们也必须提到，硕士在校阶段仅仅两年，这只是打基础的阶段，如果想要马上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难度是非常大的，也不够现实。大家都知道，一个塔是塔尖比较大还是塔基比较大，肯定是塔基比较大，所以在打基础阶段知识面丰富一些更好。学生对口笔译都要有所了解，为什么口译的学生一点笔译不做，为什么笔译的学生一点口译不学？当你到了单位领导不管那一套，不管你学的是口译还是笔译，翻译就是口笔译都能做。如果你说我只会做经济方面的，除经济之外的，文学、法律、科技等方面的我都不懂，这也是不行的。我认为趁着年轻要在各个方面都有所接触，将来剩下的问题就是词汇量。涉及的翻译内容原理你都懂，将来如果需要现场翻译，比如说军事中各种武器的具体名称，再临时学都完全来得及。但是，在学校学习期间，至少要了解一些普及性的知识，如军舰是warships，总得会说。至于是巡洋舰还是驱逐舰，细分的词汇工作需要时可以随时补充。以此为准，比如医学中的药方是什么，中医西医涉及的基本原理是什么，你总得会一些。在打基础阶段，接触面广一些会更好，当然各个学校应该有自己的侧重点。

王：非常感谢您接受访谈，为翻译学科和翻译专业建设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建议。谢谢您！

黄：不客气。

参考文献

[1] 董秋斯. 1951. 论翻译理论的建设[J]. 翻译通报, (4): 3-6.

[2] 冯全功. 2021. 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回顾与展望[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 163-173.

[3]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 2013.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4] 杨自俭. 1989. 关于建立翻译学的思考[J]. 中国翻译, (4): 7-10.

[5] 张经浩. 1999. 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0): 44-48.

作者简介

黄友义，中国外文局译审，研究方向：外宣翻译。

作者简介

王少爽，博士，大连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教授、多语种翻译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翻译技术、翻译教学、术语翻译。

文献来源：原载《语言教育》2022年第3期，第3-21页，推送已获作者授权，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转发请注明“浙大译学馆”以及文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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