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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晓芳丨汉藏佛教融合背景下西夏佛经的藏式特征
作者简介
麻晓芳，1982年生，辽宁沈阳人，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文献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研究，著有《西夏文<大宝积经·善住意天子会>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20年）《译音对勘的材料与方法》（黄山书社，2021年），在《民族语文》《语言研究》《西夏学》《宁夏社会科学》《西夏研究》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
摘 要
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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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夏藏传佛经翻译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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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夏文佛经中的藏式翻译特征
（一）文本体例
译自藏传佛经的西夏佛经正文前增加梵语音译经题。如俄藏《般若心经》有三个不同来源的西夏文译本，分别为汉传、藏传译本及西夏僧人德慧的译本。其中инв. № 768藏传《圣出有坏母胜慧彼岸到之心真言大乘之契经》和инв. № 4366德慧译本卷首有音译梵文的西夏文经题，而译自汉文的инв. № 851则没有梵文经题，仅有西夏文经题《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关于夏译藏传佛经其他体例或文献结构特征，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佛经经题上。马洲洋曾讨论过西夏翻译藏传量论文献以“正理”开头，如инв. № 4849《正理第四》、инв. № 835《正理空幢要门》、инв. № 5951《正理滴第一义释记》等，“緳佬”（正理）对译藏文ཚད་མ（量论）显示出西夏对量论的修习以《正理滴论》为基础。另外，他还发现藏传《正理除意之暗》分卷是以固定数量的音节为计字单位来分卷，与汉文分卷原则十分不同。这一特点他推测可能沿袭了后弘时期藏地译师按“字组”取酬终卷的原则。（二）佛教术语的翻译原则
在西夏文献解读中，夏译汉文佛经与夏译藏传佛经中的术语翻译呈现出两种明确不同的方式。聂鸿音曾将据藏文底本译出意译藏语词的词语称为“藏式词”；将据汉文底本译出音译汉语或梵语的词语称为“汉式词”。例如“金刚”，汉式词音译汉语“金刚”，藏式词字面意思为“石王”，意译藏语rdo-rje；“比丘”，汉式词音译汉语“比丘”，藏式词字面意思是“善起”，意译藏语dge-slong。由此，存世的西夏文佛经译本中的佛教术语可以区分为两套：源自藏文底本的佛教术语大都由藏语意译而来，源自汉文底本的佛教术语大都由汉语音译而来，例如：以上术语分别取自译自藏、汉两种不同语言底本的西夏文佛经。译法一取自藏传佛经文献，西夏文词语与藏文佛经术语一致，直接意译藏文；译法二取自汉传佛经，西夏文词语音译汉文或与汉文意义直接对应。聂鸿音先生曾推测最初在西夏境内从事佛经翻译的并不是党项人，而是外来的吐蕃人和汉人。吐蕃人用“藏式汉语”来翻译藏文佛经，汉人用“汉式词语”来翻译汉文佛经，就导致我们见到现今的西夏文献中形成了两套截然不同翻译方式的佛教术语。夏译的藏传佛经中所使用的佛教术语翻译，正与《语合二章》中记载的吐蕃时期规定的翻译原则相合。《语合二章》在佛教术语的翻译上做出了系统的规定，即佛教专门术语的翻译是以意译为主，只有“一词多义而翻译时又找不到一个词能包括其各种意义”这种情况才能借用梵文原词，也就是音译的办法。上文列举的“善起”“出有坏”“食香”“非天”等均为意译的藏式佛教术语，且在《本续》、《大千国》、《大随求》等多部已释读的藏传佛经中重复出现，显示出与中原汉译佛经音译梵文的佛教术语不同的翻译规则。据此，若西夏文佛经中反复出现这类藏式意译词，基本可以判定此经译自藏文原典。（三）梵文陀罗尼的对译原则1.舌尖中音用卷舌音和齿音对音夏译藏传佛经中的密咒对音用字也显示出与中原汉传佛经对音用字不同的特点，体现了藏传佛经独特的翻译规范。首先，梵文卷舌音t、th、d、dh、ṇ与齿音t、th、d、dh、n均使用舌尖中音对音。例如《本续》中的用例：上述用例中，ta/ta对音字为“冠”tja1；ti/ti对音字为“硯”tji2。类似的对音情况又见于《尊胜陀罗尼》，ti/ti对音字为“硯”tji2；ṇi/ni的对音字为“膎”nji2。在夏译藏传佛经中，卷舌音与齿音使用同类舌尖中音的西夏字对音与梵藏陀罗尼咒语翻译规律一致。与之对应的夏译汉传佛经的对音规则为卷舌音t、th、d、dh、ṇ用舌面音对音，齿音t、th、d、dh、n用舌尖中音对音，两者相互区别。这与梵汉对音传统是一致的。例如《智炬》的汉文原典中，卷舌音t与知母字“徵”对音；卷舌音ṇ与娘母字“腻”和“拏”对音。齿音t对音的汉字“底”、“替”、“怛”、“低”都是端组字；齿音n对音的汉字“儞”为泥母字。可见t、ṇ与知组字对音，t、n主要与端组字对音。西夏译汉文佛经严格遵照汉文咒语翻译，如《无边庄严》中ta的对音字为“秳”tśia1，与汉文本中知母字“吒”对音；ta的对音字为“敢”ta1，与汉文本中端母字“多”对音。据此，可见卷舌音与齿音对音用字同为舌面中音，也是辨别咒语翻译原典的重要标准之一。2.腭音五母用舌尖前音对音罗常培先生曾以梵文腭音五母汉文对音为参证，解释了梵文腭音五母藏文对音中的特殊现象，即c，ch，j，jh，ñ中，前四个塞擦音声母通常使用舌面前音［tɕa］［tɕha］［ʥa］［ʥha］对音。但是西藏所译的佛经遇到陀罗尼或诸佛名号中含有梵文腭音的时候，都用舌尖前的塞擦音［tsa］［tsha］［dza］［dzha］对音。这一点也可以用作考察夏译佛经咒语翻译底本的佐证。例如：《无边庄严》汉文原典中与腭音五母字对音的都是章组的正齿三等字，在中古切韵音系中应为舌面前音。西夏文咒语对音字的声母均为舌面前音，可以与汉文咒语的对音用字相合。《大随求》、《菩提心》等藏传佛经中的西夏文对音字则全部为舌尖前的塞擦音声母，与汉文章组对音字不合，却与藏译佛经中腭音五母字使用舌尖前塞擦音对音的用字规律一致。据此，腭音五母字使用舌尖前音对音也是辨别翻译原典为藏文佛典的标准之一。3.ks用kh或ś直接对音夏译藏传佛经中，因西夏语音节全部为无辅音尾的开音节，所以使用辅音kh或ś直接对译ks-。这说明西夏人将ks-理解为单辅音，西夏文中最常用来对译梵文ks-的声母是牙音kh-。例如《本续》及《菩提心》中的例子：中原汉译传统中，ks在唐代的佛经中最常对译用字为刍、蒭、刹等初母字，玄奘以后也使用双字对音，如“乞洒二合”。使用双字对音时，往往将ks分开对音，第一个字通常是收-k韵尾的入声字，而第二个字则是送气的初母字。例如《智炬》的汉文原典中与ca和la对译的字“斫”和“洛”都是宕摄的入声字，而“刍”和“剎”则是初母字。4.元音e与i使用不同韵的西夏字对音藏文元音i、e的对音在汉传文献与藏传文献中对音规律不同。夏译汉传佛经中，元音i和e的对音字相同，均为止摄开口三等字或蟹摄开口四等字。藏传佛经与梵文对音一致，i和e两个元音相区别。元音i用西夏语第二摄字对音，r-声母字用综合韵R.84的字对音，其他声母字用综合韵R.10、R.11的字对音，元音拟音为*ji（卷舌韵拟作*jir）。元音e用西夏语第七摄字对音，r-声母字用综合韵R.79的字对音，其他声母字用综合韵R.36、R.37的字对音，元音拟音为*jij（卷舌韵拟作*jijr）。第七摄R.36、R.37、R.79等韵的主要元音在龚煌城先生的拟音系统中也为i。因其与梵藏文对音中与e元音的严整对应关系，荒川慎太郎也曾建议将西夏语R.36、R.37韵主要元音构拟为e。以《菩提心》陀罗尼对音字（见下表）为例：表中汉文对音字一致的情况下，元音i用西夏语第二摄字对音；元音e用西夏语第七摄字对音。这条规律可以用来作为判断藏传夏译佛经的又一译经规则。5.辅音韵尾用独立的西夏字对音夏译藏传佛经中，西夏密咒常使用两个字表示梵语中的辅音韵尾，韵尾第二字多为小写字体。例如-r韵尾用“蝚”rjur2或“碽”rjɨr2对音；-n韵尾用“弛”njɨ2对音；-d韵尾用“磌”djɨ2对音等。以独立的西夏字对音标记韵尾，这也是藏传佛经咒语用字的特征之一。在中原梵汉对音传统中，早、中期译经中不使用独立的汉字对音，而是带有相应中古音韵尾的字来对音。例如《智炬》提云般若汉译本中，辅音尾-n以阳声韵字对应；-r韵尾虽无独立的对音字，但是与整个音节的对音汉字皆为收-t尾的入声字，如与kur对音的“屈”和“羯”为臻摄三等入声字；与mūr对音的“没”为臻摄一等入声字。（四）语法相关的翻译原则藏语较之汉语，形态变化与语法标记更加丰富。因此译自藏传佛经的西夏文献语法标记的使用更频繁；译自汉传佛经的西夏文献更重视与汉文佛经字句工整对应，但语法标记使用相对较少。以《心经》为例，西夏存藏传、汉传及西夏本土僧人三种不同译本。经文本对照后，藏传译本呈现出以下特征：1.语法标记丰富藏传译本中反复出现的语法标记，例如：“庭属”，对译藏文中的具格助词ཀྱིས或者ས；“唐”，对译藏文中的表对象宾语的业格助词ལ（对、向）；“菋”，对译藏文中待述词སྟེ；“城”，对译藏文中表示先后关系的从格助词ནས等等。这些西夏表示语法意义的“语助”在汉传的译本中相应位置几乎并未使用，使得两种译本存在不同的语法特征。如：№ 768宋施护汉本译作“当观五蕴自性皆空”，此句中仅有“籃”可以勉强解释为语法词，与汉译本中“当、应”对译。而№ 4366藏译本中语法标记显然更加完善。“焊驳”对译藏文本中དེདག།，其中དག是表示复数的后缀，用“驳”来翻译。文中复数后缀“驳”出现9次，汉传译本中对应位置均未出现相应表示复数意义的语法标记。另外，此句使用“瞭”对译藏文本中具格助词གྱིས，对应的汉传西夏佛经中未出现具格标记。2.特殊句法现象藏传西夏文佛经在句法上也显示出一些不同于汉译佛经的特点。比如一些比较特殊的语序，西夏语的指示代词通常是前置的，但是在藏传西夏文佛经中出现了后置的现象。这种语序与藏文是一致的。如：此句施护译作“尔时世尊从三摩地安详而起”。№ 4366中“筟籱焊”对译藏文ཏིང་ངེ་འཛན་དེ།，译作“等持彼”。西夏文的语序与藏文一致。指示代词“焊”后置在西夏文献中是非常少见的语序。另外，这句话藏文原文中的动词བཞེངས“起来”是不及物动词，主语“出有坏”无需使用语法标记。但是西夏译本中无论是及物动词还是不及物动词，在主语后都是用了“庭属”，说明这个语法标记不太适合解释为作格。此句施护本译作“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4366使用了“毋癏……毋維”对译藏文本中ནས་…བར་དུ表示起止意义的复合词，可以译作“从……至”。西夏文献中常出现的处所格助词“毋”在藏译本中多次与ལས对译，表示“从……”。前文讨论过的藏式翻译原则中，最为明显的特征是藏式佛教术语的选用。出现“明满”、“出有坏”等典型的“藏式词”可以判断文本与藏传佛经存在密切关联。段玉泉根据《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开头部分的“出有坏”、“善起”、“善起女”等印证西夏译本与宝源汉译本均据藏文底本翻译而来。尽管形态句法方面观察得到的西夏文献藏式翻译特征较为零散和琐碎，但仍然可以从复数、语序、特殊句式等方面看到藏传西夏佛经与汉传佛经的区别。马洲洋在解读《正理除意之暗》时也曾指出藏传佛经文献中的设问句，藏文以ཞེ་ན或者ཤ་ན表示，西夏本则在句末使用“妒窾”的结构来表示。这是西夏语翻译藏文语句时的表述习惯。藏式的陀罗尼对音原则在藏传佛教影响下的敦煌文献以及元明清时期编译的佛经中也能见到，说明这些藏式翻译特征在鉴别和研究藏传佛教影响下的佛经翻译文本方面具有普遍意义。由此，综合文本体例、佛教术语、咒语对音以及语法等藏式翻译原则可以将西夏文献库藏中的藏传佛经或经熟悉藏文的僧人校改过的佛经识别出来。//
四、西夏新译佛经的汉藏融合特征及佛经文本时代的判定
如前所述，西夏佛教具有汉藏和显密两种佛教传统交融的特色。尽管诸多学者都曾指出西夏佛经具有汉、藏两种不同的来源，实际上西夏佛经的语言文字面貌都显示出西夏佛教调和了汉、藏两种不同的传统，并形成了西夏佛教独特的融合性特征。
沈卫荣曾指出西夏译《四字空行母记文》这个藏传密教文本就不是一个严格翻译本，其中加入很多不见于藏文原典的内容。而是用汉传佛教甚至是纯粹汉文化的成分对文本中出现的“金刚”、“亥母”这些纯粹是印藏密教的词汇作出全新的解释。
俄藏инв. №683《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尾经题后有小字题记，记载了该佛经“天庆甲寅元年中皇太后发愿，恭请演义法师并提点智能，共番汉学人等，与汉本注疏并南北经重行校正，镂版散施诸人。”题记中明确记载翻译自汉文底本且在西夏仁宗时期又经演义法师智能的校译。但是卷下那首长篇陀罗尼的翻译却没能与汉文底本形成逐字对译，而是与梵藏文的陀罗尼咒语一致。
俄藏西夏文《圣曜母陀罗尼经》转译自宋代法天所译同名汉文佛经。通过经题之后西夏皇帝的题款可以区分出早期的初译本与仁宗时期的校译本。通过对勘初译本与校译本的陀罗尼，明显可以看出初译本是在逐个对译汉文本中的单字，仁宗时期的校译本则是尽量模拟梵文的读音，实际上就是与藏文陀罗尼的对音用字规律一致。前文提到的《佛说智炬陀罗尼经》的陀罗尼对音也属于这种情况。
对于这些汉、藏两种特征共现的佛经文献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在西夏仁宗大规模译经与校经时，藏地僧人或熟悉梵藏文的译经僧参与校译工作，并形成了一系列的佛经翻译与校译的规范。以陀罗尼对音用字为例：仁宗时期推翻了早期西夏佛经翻译中按照汉语的西北方音翻译的陀罗尼，制定了一套更为规范的用字体系。这套体系对待声母清浊、送气等对音用字的某些语音特征更为审慎，力求读经人所颂的陀罗尼最大程度接近梵语。因此咒语对音用字改为与藏传佛经陀罗尼的用字特征一致。孙伯君（2007）在考察西夏仁宗皇帝在位时期的新译佛经时曾经指出无论是汉文还是西夏文佛经，其中的佛教术语的翻译都带有独特的藏式印记，这种印记应该是在佛教原典语言的影响下产生的。进而，她提出可以依据佛典中陀罗尼对音汉字的用字规律，把一些没有题款的，一般认为是宋元时期翻译的汉文佛经确定为西夏时期翻译的。翻译用字特点用来判定佛经文献的译经年代，这一思路和方法同样适用于西夏文佛经。带有藏式对音特征的陀罗尼，包括前文总结的藏式翻译原则都可以用来作为西夏仁宗时期或仁宗之后经过校译佛经的理据。这种方法至少突破了此前依赖佛经题款判定的局限，我们能够肯定的是存在这些特征的文献不早于西夏仁宗时期，且带有藏传佛教的背景。
（省略表格，详见期刊或知网）
文章来源
原刊《中华文化论坛》2022年第5期，注释从略。转自“中华文化论坛”2022年11月7日。特此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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