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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文明的冲突》100个精华选段
以下是这本书的100个精华选段：1、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2、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他们的价值观、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不是他们的体形、头形和肤色。3、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这一历史穿越了历代文明，从古代苏美尔文明和埃及文明到古典文明和中美洲文明再到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还穿越了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连续表现形式。在整个历史上，文明为人们提供了最广泛的认同。4、文明与种族并不等同。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产生深刻的分裂；不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趋向统一。5、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文明既根据一些共同的客观因素来界定，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也根据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来界定。
6、至少有12个主要文明，其中7个文明已不复存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5个仍然存在（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鉴于我们认识当代世界的目的，除这5个文明之外，或许还应加上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可能还有非洲文明。7、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8、在社会心理学上，差异性理论认为，人们根据在特定的背景下用把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东西来界定自己：“一个人根据把他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特性，特别是区别于他通常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人的特性……来看待自己。与12名从事其他职业的妇女在一起时，一个女心理学家把她自己看作是心理学家；当她同12名男心理学家在一起时，她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女人。”9、全球范围内，存在着国家政府丧失权力的趋势，其过程也是通过把权力下放给次国家的、地区的、省的和地方的政治实体。在许多国家，包括那些发达世界中的国家，存在着提倡实质的自主和脱离国家的地区运动。各国政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失去了控制资金从他们的国家流入和流出的能力，而且越来越难以控制思想、技术、商品和人员的流动。简而言之，国家边界已日益变得容易被渗透。10、人们的认同有各种层面：一个罗马居民可能以不同的强度把自己界定为罗马人、意大利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欧洲人、西方人。他所属的文明是他与之强烈认同的最大的认同范围。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因为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种他们”。11、博兹曼总结说：“世界历史正确地证明了下述论点：政治制度是文明表面转瞬即逝的权宜手段，每一个在语言上和道德上统一的社会的命运，都最终依赖于某些基本的建构思想的幸存，历代人围绕着它们结合在一起，因此，它们标志着社会的延续性。”12、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正如克里斯托弗·道森所说，“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在韦伯提出的五个“世界性宗教”中，有四个——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儒教与主要的文明结合在一起。第五个宗教佛教的情况有所不同。13、西方军队的组织、纪律和训练方面的优势，以及随后因工业革命而获得的武器、交通、后勤和医疗服务方面的优势，也促进了西方的扩张。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观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14、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麦克”（“巨无霸”Magna Mac）。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后者，但这对于他们是否接受前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15、假如在遥远未来的某一天，中国取代了西方成为世界占优势的文明，英语作为世界的共同语言就将让位于汉语普通话。16、基督教主要是通过使人皈依来传布，而伊斯兰教则通过使人皈依和人口繁殖来传布。世界上穆斯林人口由于极高的人口增长率（见第五章），将继续急剧增长，大约在世纪之交将达到世界人口的20%，再过若干年后将超过基督徒的人数，而到2025年可能占到世界人口的大约30%。17、价值观、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不仅受其内部价值和体制的影响，也受国际规范和国际体制的影响。具有类似文化和体制的国家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民主国家同其他民主国家有共同性，因此不会彼此发动战争。18、在整个西方的历史上，先是唯一的教会然后是许多教会与国家并存。上帝与皇帝，教会与国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在西方文化中始终普遍地是二元的。除西方文明之外，只是在印度文明中也才有宗教与政治如此明显的分离。19、在16和17世纪的绝对君主制阶段，法制在现实中遭到的破坏多于被遵守，但是人类的权力应受某种外部力量制约的思想仍然延续了下来，这就是拉丁文名言“Non sub homine sed sub Deo et lege”的意思。法治的传统为宪政和人权保护奠定了基础，包括保护财产权不受专制权力的侵犯。20、个人主义产生于14和15世纪，被多伊奇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革命”的个人选择权利到17世纪在西方被普遍接受。对所有个人平等权利的要求——“英格兰最贫穷的人也可以大体上像最富有的人一样度过自己一生”——即使没有被普遍接受，也得到了清楚的表达。在20世纪的各文明中，个人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显著标志。
21、实力是一个人或群体改变另一个人或群体行为的能力。行为可以通过指导、强制或告诫加以改变，这需要拥有实力者具有经济、军事、制度、人口、政治、技术、社会或其他方面的资源。因而，一个国家或群体的实力通常通过衡量它所支配的资源同其试图影响的其他国家或群体所支配的资源的对比来估价。
22、传统社会以农业为基础；现代社会以工业为基础，其工业可能从手工业演变为传统重工业再到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业。农业模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比工业模式更加依赖于自然环境。它们因土壤和气候的差异而不同，因此可能造成不同形式的土地所有制、社会结构和政府。23、在农业社会中，地理塑造了社会结构。相反，工业社会较少依赖于地方的自然环境。工业组织的差别可能产生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差别，而不是地理差别。24、世界上正在发生硬实力的广泛分散，主要国家“已不能像过去那样运用它们的传统实力资源来达到其目的”。奈继续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其他国家会更愿追随”其领导，因此软实力“与硬的指挥权力同样重要”。25、软实力只有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上才成其为实力。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实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下降会导致自我怀疑、认同危机，并导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寻求经济、军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诀。
26、正在出现的社会将是宽容的、理性的、重实效的、进步的、人道主义的和世俗的。艾略特说，“如果你不信上帝（他是一位嫉妒的上帝），你就应当尊敬希 特勒或斯 大林。”27、20世纪后半叶席卷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进程。认同和权力体系长期存在的根源瓦解了。人们从农村移居到城市，脱离了他们的根基，从事新的工作或没有工作。他们与大批陌生人相互作用，面对着一套新的关系。他们需要新认同根源、新形式的稳定社会以及一套新的道德规范来赋予他们意义感和目的感。不论是主流的宗教还是原教旨主义的宗教，都满足了这些需要。28、旧的风俗和宗教——祖先崇拜、萨满教，已不再完全令人满意。人们在寻求关于人类目的和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的更深层的解释。这与社会中存在巨大压力的阶段是联系在一起的。29、人们并不只靠理性活着。只有在界定了自我之后，他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时才能理性地筹划和行动。在社会飞速变革的时期，已确立的认同消失了，必须重新界定自我，确立新的认同。30、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硬实力衍生出软实力。31、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着文明的“我们”与文明之外的“他们”。文明之内的行为与文明之外的行为的差别来源于：1. 对被看作与我们大相径庭的人的优越感（和偶尔的自卑感）。2. 对这种人的恐惧和不信任。3. 由于语言和文明行为的不同而产生的与他们交流的困难。4. 不熟悉其他民族的设想、动机、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32、在当今世界，交通和通信的改善导致了不同文明的人民之间更频繁、更强烈、更对称、更全面的相互作用，结果是他们的文明认同越来越显著。法国人、德国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越来越把自己看作是欧洲人。33、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分为二的，主要的区分存在于迄今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然而，其他文明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简言之，世界是划分为一个统一的西方和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非西方。34、亚洲的自信植根于经济的增长；穆斯林的自我伸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源于社会流动和人口增长。这些挑战中的每一个都正在，并将在进入21世纪后继续对全球政治产生冲击，造成全球政治的极大不稳定。35、国家主义的研究方法突出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可能性，而文明的研究方法却对发生这种战争的可能性作了最低的估计，它突出了乌克兰分裂为二的可能性，这是文化因素可能导致人们预测的分裂，它可能比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更猛烈，但远不及南斯拉夫的分裂血腥。36、作为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文明，西方首先获得了具有现代性的文化。当其他社会获得类似的教育、工作、财富和阶级结构的模式时，这一现代西方文化将成为世界的普遍文化。37、美国人历史上有很长时间把自己的社会看作与欧洲相对立。美国是一片充满了自由、平等、机会和未来的土地；欧洲则代表了压迫、阶级斗争、等级制和落后。这种把美国和欧洲相对立的做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事实：至少直到19世纪末，美国同非西方文明只有有限的交往。然而，一旦美国走上世界舞台，它同欧洲的更广泛的认同感就得到了加强。38、大多数社会的大多数人民具有类似的“道德感”，即“浅层”的关于什么是正确和谬误的基本概念的最低限度道德。瓦茨拉夫·哈韦尔曾指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单一的全球文明中”。它“不过是一块薄板”，“覆盖或掩藏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民族、宗教、历史传统和历史上形成的态度，所有这些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存在于它‘之下’”。39、更具有工具性的日本社会和印度社会比儒教社会和伊斯兰社会更早也更容易地进入了现代化。它们更有能力引进西方技术和运用它来支持自己的现存文化。40、物质利益的分歧可以谈判，并常常可以通过妥协来解决，而这种方式却无法解决文化问题。41、对于那些正在寻求认同和重新创造种族性的人们来说，敌人是必不可少的，而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会出现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之间的断层线上。42、东亚经济的成功有其东亚文化的根源，正如在取得稳定的民主政治制度方面东亚社会所遇到的困难有其文化根源一样。43、托马斯·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显示了思想和科学的进步是由新范式代替旧范式所构成的，当旧的范式变得日益不能解释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时，能用更加令人满意的方法来说明那些事实的范式就取代了它。44、一位重要的日本知识分子提出：日本在历史上经历了“这样一种循环：引进外来文化，通过复制和提纯而使那些文化‘本土化’，然后是引进的和有创造性的推动力被耗竭，从而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动乱，最终再向外部世界开放”。45、1980年穆斯林可能构成世界人口的18%，而在2000年可能将超过20%，在2025年达到30%。46、非西方社会的政治家并非通过显示自己有多么西方化来赢得选票。相反，选举竞争刺激他们把自己的信仰说成是最能吸引大众的东西，那些东西通常具有种族的、民族主义的和宗教的特征。47、文化认同的日益凸显很大程度是个人层面上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个人层面上的混乱和异化造成了对更有意义的认同的需要；在社会层面上，非西方社会能力和力量的提高刺激了本土认同和文化的复兴。48、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关于耶路撒冷的争端，可能看来是一个直接的领土问题，但它们也都不可能轻易得到解决，因为对于双方来说，那些地方都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感情的意义。49、对那些与自己不同并有能力伤害自己的人，人们自然地抱有不信任，并把他们视为威胁。50、彻底的大一统总是危险的且常常是错误的。51、福弟·阿加米评论道，“在一个又一个的穆斯林社会里，撰写关于自由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传统，就是在写承担了成功可能性很小的责任后便失败了的人的讣告。”52、城市化，社会动员，识字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通信和媒体应用的加强，与西方和其他文化的相互作用的扩大。这些发展破坏了传统的乡村和氏族纽带，造成了异化和认同危机。53、青年人是反抗、不稳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历史上，存在着大批年轻人的时期往往与发生这类运动的时期重合。54、更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资源，因此来自人口密集和人口迅猛增长的社会的人们倾向于向外扩张，占领领土，向其他人口变动较小的民族施加压力。伊斯兰人口增长于是成为导致沿伊斯兰世界边境的穆斯林和其他民族之间冲突的主要因素。人口压力与经济停滞交织在一起，促进了穆斯林向西方和其他非穆斯林社会移民，使移民问题成为那些社会的突出问题。55、只有在地理与文化一致时，区域才可能作为国家之间合作的基础。离开了文化，地理上的邻近不会产生共同性，而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56、日本文化极其特殊，而且它没有包含一种可以输出到其他社会并因此与其他社会的人民建立文化联系的潜在的普世宗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或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或共 产 主义），这些都加强了其孤独性。57、较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分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民族主义者，前者如索尔仁尼琴，他们提倡建立一个俄罗斯：包括所有俄罗斯人，加上紧密相连的斯拉夫东正教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民族；后者如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他们想重建苏联帝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力量。58、世界秩序要么将建立在文明的基础上，要么将成为空中楼阁。在这个世界上，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文明内部秩序的源泉，而核心国家之间的谈判则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59、在中亚，历史上国家认同并不存在。“忠诚是对部落、部族和扩大的家庭而言，而不是对国家”。60、合作有赖于信任，信任最容易从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中产生。北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它是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哲学思想的西方国家的主要安全组织。西欧联盟是欧洲共同文化的产物。61、缺少核心国家是伊斯兰内部和外部普遍发生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它的一个特征。没有凝聚力的意识是伊斯兰虚弱的一个根源，也是它对其他文明构成威胁的根源。62、依照阿里·马兹瑞伊富有诗意的说法，“新月悬挂在蘑菇云之上”，除西方之外它还会威胁到其他国家。伊斯兰最终会“与其他两个文明——南亚的印度教文明和中东的犹太复国主义及政治化了的犹太教文明——一起玩核轮盘赌”。63、文明是终极的人类部落，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两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为了对抗来自第三个文明的实体或者为了其他的共同目标，可能形成有限的、临时的、策略上的联系和联盟，以推进它们的利益。64、文明间全球均势的变化可能导致核心国家的战争。正如修昔底德所指出的，在希腊文明中，雅典力量的增强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65、在文明冲突中，与意识形态的冲突不同，亲缘关系决定立场。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
以上内容来自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正如亨廷顿所说：“当下，最普遍、最重要和最危险的冲突，是属于不同价值观、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之间的文明的冲突。”
东西方的诸多不同，很容易走向“文明的冲突”。然而，文明与文明并不“冲突”，只有文明与野蛮才会爆发“冲突”。因此，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文明的携手”，进而迈向“文明的共治”。
为此先知书店诚荐：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本书被认为是冷战之后西方影响力最大的著作。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文明的冲突》是一本理性的杰作，思想开阔、想象丰富、发人深省，使我们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已被翻译成22种不同的语言。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收藏“亨廷顿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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