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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理论语言学五道口站》(2020年第55期，总第119期)“人物专栏”与大家分享John B. Whitman教授的访谈——《语言学，语言学流派，语言学教育: 康奈尔大学语言学系主任约翰·惠特曼(John Whitman)教授访谈录》。约翰·惠特曼教授，哈佛大学语言学博士(1984年) ，2006年起担任康奈尔大学语言学系主任，现任《高丽语言学》(Korean Linguistics)主编，日本国立日本语和语言学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所长、名誉教授，法国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东亚语言学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兼职教授。

此访谈为郑国锋副教授（任职于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于2019年8月在康奈尔大学短期访问期间所做，于2020年09月发表于《外国语》期刊。本次访谈中，约翰·惠特曼教授分享了其对当今语言学发展现状、主要语言学流派的特征、理论语言学的发展趋势以及他对于培养优秀语言工作研究者的看法。

本次分享已获郑国锋副教授与《外国语》期刊授权。

人物简介

John Whitman教授

John Whitman教授，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现任职于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语言学系，其研究领域为语言变异（包括变异范围和预测因子）、东亚语言学、句法学理论与历史语言学，是广义句法学领域组合性辩论(configurationality debate)的重要参与者。他最近研究短语结构和词序之间的关系、关系从句的结构普遍性以及右向移动的跨语言相似性。在历史音系学领域，惠特曼教授完成了日语和韩语中的动词变形及其与及物性关系的研究，且目前研究兴趣包括跨语言词序不对称、句法变化的约束以及韩语和日语的白话阅读和修饰。

Brief Introduction

Prof. John B. Whitman obtained his PhD in Linguistics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and he is currently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at Cornell University and an important participant in the configurationality debate. He has done researches in the problem of language variation(its limits and predictors), East Asian linguistics, syntactic theory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Most recently, he has work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rase structure and word order, structural universals in relative clause structure, and crosslinguistic parallels in rightward movement. In the area of historical phonology, Whitman has recently completed work on the development of verbal conjugations in Japanese and Korean and their relation to transitivity. His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 includes crosslinguistic word order asymmetries, constraints on syntactic change and vernacular reading and glossing in Korean and Japanese.

人物简介

郑国锋副教授

郑国锋副教授现任职于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曾于2017年9月前往康奈尔大学访学。

他的研究领域包括英汉语对比、语言类型学、认知语言学以及翻译。

Brief Introduction

Associate Professor Guofeng Zheng is currently working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 obtained his PhD in linguistics from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nd went to Cornell University as a visiting scholar in September 2017.

He has done researches in the fields of the contrast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linguistic typology,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访谈录

01.

郑国锋教授：作为知名语言学系的教授和主任，您在语言学研究方法、人才培养和应用等方面一定有自己的见解。首先，若让您用一句话总结当代语言学发展现状，请问您会如何总结？

惠特曼教授：我会这样总结：学者们将会越来越多地使用形式的、量化的、实验的方法进行语言学研究。我认为这一趋势会越来越明显。但这不一定仅是转换生成语法，也包括与转换生成语法大相径庭的形式语义学以及范畴语法。这些语法体系之所以是“形式的”，原因在于它们使用了代数运算的方法对语言进行描述，却没有进行规则转换。所以，这里所谓“形式的”包含以上所有研究路径。

02.

郑国锋教授：我同意您的这个说法。在语言学的发展历程中，语言学流派的作用至关重要。在您看来，目前都有哪些主要的语言学流派？ 它们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惠特曼教授：目前主要有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而历史语言学研究与这些研究相伴相生，不同的学者会采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可以是转换生成语言学的，也可以是功能语言学的。认知语言学循着兰艾克(Langacker)或者费尔默(Fillmore)的路线，我认为在欧洲和北美该语言学流派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也许在东亚并非如此。

03.

郑国锋教授：您说走下坡路是指哪些方面？

惠特曼教授：不再受语言学家们的欢迎。以北美为例——欧洲的情况也基本类似，假如你审视一下二十年前重点研究认知语言学的那些系所，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现在他们基本上都不做了。在北美，如果真的要找出一家依旧按照兰艾克的定义在继续认知语言学研究的语言学系，可能只剩下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了。

所以，我认为认知语言学已经在走下坡路了。转换生成语法依旧在以各种形式进行演化，而其它形式语法，像中心词驱动短语结构语法（Head-Driven Phrase Structure Grammar)、词汇功能语法（Lexical Functional Grammar)、范畴语法等，仍然热度不减，而且还有可能更受欢迎，这都是乔姆斯基（Chomsky）的功劳。如果对这一研究流派进行描述的话，我认为是代数表征。同时，这些形式语法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层级结构；尽管它们会不停地进行修正，我认为它们会越来越受欢迎。

总之，功能语言学影响广泛；认知语言学依旧存在，但已经今不如昔；形式语法，比如转换生成语法，类型多样，发展势头良好。

04.

郑国锋教授：坦率地说，惠特曼教授，您关于认知语言学走下坡路的结论让我很惊讶，因为认知语言学在中国大陆依旧吸引着大量语言学工作者。

惠特曼教授：在日本也不例外，很受欢迎。日本语言学界的同事看起来也没有意识到这些，所以中国大陆的情况并不是偶然。当然，日本与中国大陆的情况还有不同。日本有着众多的认知语言学从业者，这其中相当数量的人是在美国取得的博士学位。日本学者大部分是在美国西海岸接受的教育和培训，师从莱考夫(Lakoff) 、兰艾克、费尔默等。现在是他们在日本培养学生，而他们的导师在美国则后继乏人。这是审视北美语言学系的结论，当然并不意味着认知语言学不会在日本或者中国取得进展。但如果我们基于北美和欧洲的实际情况做出判断的话，我们认为认知语言学正在走下坡路。

05.

郑国锋教授：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惠特曼教授：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生成语法有很多问题，不过至少它是可重复的。即便我们没有见过某位学者，我们依旧能够理解生成语法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写出教材。而认知语言学则有所不同，部分原因是教材上对其理论体系阐述得不够清晰，也有可能是因为不够形式化，认知语言学的传播更多的是依靠教师，而不是著作或者阅读。这导致一个结果：假如教师不再从事这项工作了，它的传播也戛然而止了。认知语言学目前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至少在北美，费尔默也好，莱考夫也好，没有培养出能够与其比肩的学者。

06.

郑国锋教授：我们知道，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从证据中寻找真相。语言学研究也不例外，有演绎与归纳两种论证模式。前者从假设出发，后者则从案例入手。请问您通常会采用哪种论证模式呢？

惠特曼教授：就这个问题来说，我感觉我可能比较有代表性：我的论证模式很难简单地归为演绎法或者是归纳法；而是一种像卡尔·波普尔(Carl Popper)倡导的科学方法。这包括提出假设，然后验证一系列语言事实，听起来像是演绎法。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一系列语言事实，然后提出假设来解释这些事实。提出假设的一部分工作需要密切关照其它与其存在竞争关系的假设，这包括人们之前是如何阐述的，看到事实之后人们会怎么阐述。接下来，你需要通过数据对那些假设进行证伪，并判断我们的假设是否更能与数据形成印证关系。很明显，这既包括演绎法，也包括归纳法。其归纳法的特征表现在：我们是在审视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构建理论的；其演绎法的特征表现在：我们用来构建假设的机制，的确是某种理论的一部分。因此我的研究方法就是构建假设，然后对其进行证伪，是归纳与演绎的有机结合。这里也恰恰隐藏着语言研究的危机：所有人，当然是接受过教育的人，都认为自己对语言无所不知，能够讲出很多认识。

07.

郑国锋教授：这真的是一个误区。

惠特曼教授：的确是一个误区，不过却很难纠正，尤其是当他们学过某种外语后，他们有了某些理论储备——很基础的理论，仅仅是关于发生了什么，或者正在进行着什么之类的。这时候，如果仅仅采用归纳法，人们很容易得出一些常识性的理论，并且很长时间里不能在语言学研究中得到有效证明。因此，我们从语言事实出发没错，但我们要有自己的演绎性机制，而这通常是一个理论。这有很多好的例子可以证明。比如，如果你发现一种语言中的格标记方式与你所熟悉的不一致，而我们只知道宾格标记或者主动格标记方式。据此，我们形成自己的理论，用以解释在结构、功能或者其它类似的方面这种标记方式的不合理性，而我们的假设正是基于这些结构、功能或其它类似方面的。我既接受过功能语言学的培训，也接受过生成语言学的培训。仅机械地应用生成语言学理论的话，理论构建中的演绎性就会受到影响。我拥有这样一套机制，就等同于有了一个储备库，可以随时用来分析语言事实。我的研究方法就是构建假设，然后对其进行证伪，是归纳与演绎的有机结合。

08.

郑国锋教授：有人说，目前的语言学研究日益重视经验与实验。您同意吗？ 这一倾向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惠特曼教授：这与我们刚刚谈到的有关。是的，我同意，语言学研究日益重视经验与实验。有很多原因促成了这样的发展。首先是因为对于科学的推崇，意思是我们设计了一套实验编码，启动了实验，发现可以对其中一些情形进行量化，然后将其应用到分析中。就我本人来说，假如实验研究仅仅就是为了语法性判断或者语义判断，这样的实验是否有用值得怀疑。但其它的实验，比如神经语言学实验、眼动实验，因为能够间接地获取证据，在实践上是非常重要而有益的补充。所以，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有些形式研究遇到了梗阻，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提及的人们对于科学的推崇。

09.

郑国锋教授：假如请您来预测一下未来语言学理论的发展，您觉得转换生成语法会消失，而认知语言学会越来越受欢迎吗？

惠特曼教授：我的预测是形式语言学会持续发展，而认知语言学不会越来越受欢迎。

10.

郑国锋教授：这个问题的背景是在中国大陆，认知语言学号召力很强，而在通常的研究中我们又很难理清哪些是认知的，哪些是非认知的。

惠特曼教授：的确很难理清。就我在日本的经验而言，我很清楚他们一开始走上认知语言学研究时遇到了什么。功能语法理论是一种共识，因此非常有吸引力。当人们在认知语言学分析中碰壁时，很自然就会转向功能语言学。兰艾克的认知语言学分析方法慧眼独具，但当人们对其中一些分析感到困惑时，人们会转向功能主义。所以，就我而言，只要人们一直以认知语言学作为分析框架，他们就有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转向功能语法。

11.

郑国锋教授：我同意，迄今为止认知语言学缺少统一的分析框架，这与转换生成语法不同。

惠特曼教授：兰艾克曾经尝试过；但他们的方法，比如源自费尔默的构式语法，在我看来更像是回归 20 世纪 60 年代的转换生成语法。

12.

郑国锋教授：那么语言学理论的未来发展呢？ 您有什么预测吗？

惠特曼教授：我的确有一些。我认为语言学理论面临的挑战并不是转换生成语法与认知语言学的竞争，而是语言学理论日益受到计算语言学的挑战。

13.

郑国锋教授：您是指人工智能吗？

惠特曼教授：人工智能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研究者称自己是计算语言学家，如在康奈尔大学计算科学专业和信息科学专业的研究者。计算语言学的特点是什么？ 首先，它依赖于大规模的语料库和统计分析。反观转换生成语法与认知语言学，在我看来，虽然两者截然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都是在建构语言表征；语言学家们都在讨论语义或者结构的表征。与此不同，计算语言学家们对表征没有兴趣，他们对运用统计方法预测语言模式感兴趣。我相信你肯定知道，最成功的机器翻译算法不使用任何结构分析或者结构表征；它们只使用统计结果。它们的处理非常快，语料库庞大，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过去三十或四十年里，计算语言学一开始深受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影响；大约二十年前，或者更早，它们放弃了转换生成语法并开始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这使得它的发展越来越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功。现在假如我们和一位计算语言学家聊天，他们中的大部分——当然会有例外，都对语言分析不感兴趣。有鉴于此，我认为，无论是认知语言学，还是转换生成语法，语言学所面临的真正危机是能否成功应对来自计算语言学的挑战，因为它只依赖于语言模式和语言分布。

14.

郑国锋教授：非常同意您的担忧。

惠特曼教授：这是我最大的担忧和关切。在和计算语言学工作者聊天时，尤其是计算语言学学生， 你会发现他们实际上对语言分析感兴趣。和他们讨论语言分析时，他们甚至还有些惊讶，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他们；他们只学过如何对语言模式进行统计分析。因此我们应该记取：一位语言学工作者不仅仅要致力于弄明白汉语或者英语的基本事实，更应该引导人们明白人类语言的可能事实。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致力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拯救濒危语言。这些都不是计算语言学的考察对象。我认为这是计算语言学与传统语言学分析方法的真正竞争。计算语言学理论浅显，以统计学上的大规模数据为导向。传统语言学既包括认知语言学，也包括转换生成语法，它们致力于语言分析和表征。两者都会受到计算语言学的威胁。这就是我关于语言学理论未来发展的预测。

15.

郑国锋教授：的确，这个问题很严重，或许将来没有必要进行……

惠特曼教授：语言分析。这兴许会发生，那将会很糟糕。

16.

郑国锋教授：的确如此。您从 2006 年开始担任系主任，一定积累了丰富的管理和培养经验。在培养合格的语言学工作者方面，您认为什么样的训练是最必需的？

惠特曼教授：我只能就事论事，以康奈尔大学为例。一般而言，我们的学生语言功底良好，通晓多种语言，已经具备一些语言学理论知识，而且数学、计算机科学或者别的学科背景也很好，这也是我为很多项目、语言学系推荐人选的底气。训练应该涵盖所有的语言学基础理论，无论是认知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形式语义学，抑或是语音分析；接下来，他们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熟悉真实的语言材料。对语言学专业的学生来说，田野调查也非常重要，我们尤其强调这一点。通常我们会开设语言学田野调查方法课程。

17.

郑国锋教授：我的确注意到有些研究生即将赴海外开展田野调查。

惠特曼教授：这也是我们一直重视的，我的学生都在用不同的方法整理语言数据，通过实地调查积累数据。这在中国大陆也应该是重要的，毕竟那里方言众多，是语言调查的理想场所。田野调查经验或者其他一手语言接触经验对于语言专业的学生来说意义重大。这也是我们系一直努力去做的：将理论学习、技术能力（比如语音分析、语义分析）和一手语言素材结合在一起。我认为这三点非常重要。第四点是获取分析经验。

18.

郑国锋教授：就研究生培养而言，作为系主任，您是怎么规划的呢？

惠特曼教授：我们很清楚，当前我们需要为学生提供实验语言学训练、计算语言学训练。也许你已经知道了，我们已经连续三年在尝试招聘一名实验语言学教师。可能不会精准匹配。新教师须擅于实验设计，来验证语法性，可以是神经语言学方面的（我们有功能磁共振成像机），也可以是眼动实验，或者其它类似领域。我们还要招聘第二位计算语言学教师。所以作为系主任，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理想的师资，为研究生在必要的领域开设课程。这就要求我不断地向学校呼吁。前三年，学校一直没有批准我们的请求，不过现在校方允许我们新招两名教师，这非常重要。其次，我们要确保开设的课程是必需的，而任课教师也是合适的人选。这就是一位系主任一直在推进的事情。谁来教？ 是否合适？ 他（她）有没有时间？ 还有没有其他人选？ 当然，还要设计好日程表。还有毕业论文。我们有一个与学生的会谈制度，你或许已经了解了。研究生们需要先完成两篇优秀的专业论文(core fine papers)，然后才能开始进入毕业论文阶段。

19.

郑国锋教授：两篇优秀的？

惠特曼教授：是的。我们是这么规定的。也许你也知道，一个是资格考试(Qualifying Exam, Q-exam)，一个是论文候选人考试(Admission to Candidacy Exam, A-exam)。研究生们需要分别撰写一篇论文，然后提交给他们的论文委员会进行口头答辩。另外，我们鼓励研究生更多地参与学术会议，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给他们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在康奈尔大学这也是一个体制性问题，资助总是不够。通常来说，每个学生每年可以有三次参会机会来发表论文，其中一次可以是在欧洲或者亚洲。

20.

郑国锋教授：这些资助都是语言学系承担的吗？

惠特曼教授：康奈尔大学有一套复杂的资助制度。研究生院会提供一些资助，基本上是每年一次会议；还有其它一些研究中心也提供资助，比如东亚研究中心(The East Asian Program)，马里奥·埃诺迪国际研究中心(Mario Einaudi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21.

郑国锋教授：所有研究生都有资格申请这些资助吗？

惠特曼教授：打个比方，假如一位研究生提交的会议论文是关于韩国研究的，就有资格向东亚研究中心申请资助。第三个，也是主要的资助来源是语言学系，不过我们拿到的份额不足以满足研究生参会的差旅费，所以我们需要广开财路，因为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发表论文，找到工作。所以，研究生参会的差旅资助是现在的一个困难，但就其它资助而言，康奈尔大学的状况是很不错的。

22.

郑国锋教授：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每年那么2多申请人来攻读博士学位了。国际化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潮流，我想语言学系也不例外。那么，从这个角度考虑，一位合格的语言学工作者需要接受什么样的训练呢？

惠特曼教授：国际化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特点，我们招收的研究生一般都有海外经历或者懂一些外语。我们要为语言研究工作营造一个很好的环境。每位教师会将自己的经验传递给来此就读的同学。专业教师应该倾听研究生的想法，并以行动告诉他们自己正在向他们学习。我曾经在日本的一家研究所工作过 5 年，这期间我的学生教会了我很多事情。日语里有一个成语是“耳学問” （みみがくもん），意思是靠听他人之言获取学问，意味着我们需要多听，才能增长学问和知识。我们一定要从研究生那里获取新知识，也一定能做到。研究生们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很多是我们不曾知道的，这就形成了良好的师生互动关系。对于一个系而言，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氛围。

23.

郑国锋教授：语言学研究有很多的路径，而且作为一个语言学工作者，我们通常需要运用其它学科的知识来推进本学科的进步，这就诞生了很多宏观语言学，比如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在中国大陆，很多高校强调跨学科研究，比如计算技术与语言学的结合。康奈尔大学是什么情况呢？

惠特曼教授：我们也强调，而且行之有效。不过，和其它历史悠久的大学一样，康奈尔大学在这一点上有所不同。大学管理方很希望各专业系能够开展一些跨学科活动，不过也给予我们自主权。如果我们要开展跨学科研究，作为一名语言学工作者我们会面对一些风险。我们刚刚提到，每位受过教育的人都觉得自己对语言了如指掌。所以，当我们和一位计算机科学家或者神经心理学家合作时，他们很可能会有自己的语言理论。这就意味着，向这些专业领域的研究人员解释什么是语言分析将会面临很大挑战。所以，假如你要开展跨学科研究，你就要做好解释的准备，这是因为大部分科研人员不了解语言学，没有研究过我们的领域。语言学家们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分析，这样才能有助于他们与来自于其它学科的专业人员对话。

（略有修改）

参考文献：

[1]郑国锋,John Whitman.语言学,语言学流派,语言学教育:康奈尔大学语言学系主任约翰·惠特曼(John Whitman)教授访谈录[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20,43(05):1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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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马晓彤 闫玉萌 

排版：马晓彤 闫玉萌 

审校：王丽媛 李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