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明丨潮平两岸阔——序《两岸语言文字调查与语文生活（三）》

汉语中心商务印书馆汉语中心

2024-08-23

点击上方蓝字可以订阅哦！

近日，李宇明、苏新春教授主编的《两岸语言文字调查与语文生活（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为第三届“两岸语言文字调查研究与语文生活”研讨会论文集。

李宇明教授为该书作序，今刊此序，以飨读者。

潮平两岸阔

———序《两岸语言文字调查与语文生活（三）》

文丨李宇明

2019年10月，海峡两岸语言学人聚会韩山师院，召开第三届“两岸语言文字调查研究与语文生活”研讨会，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思考两岸语言文字及其相关问题。这种思考可以概括为三个“关注”：关注过往，以达成历史共识；关注现实，以解决当下语言生活问题；关注未来，以展望民族语言的发展方向。通过学术研究与交流，促使两岸的语言生活沟通无碍，充满活力，也为汉语的研究及应用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1. 历史学术问题的梳理

一个民族总要有本民族的“集体记忆”，每个领域的学人都有建构本领域民族“集体记忆”的使命。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根脉，语言学是研究、守护民族文化根脉的科学。梳理百年语言学史，纵可助几千年中国语言学史的贯通，横可助其他领域百年术语的沟通。

清末之前的中国语言学，主要是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是谓之“小学”的中国传统的语言学。1892年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出版，切音字运动发轫，中国现代语言规划的大幕由此开启。1898年马建忠《马氏文通》问世，中国语言学由语文学阶段跨入现代语言学阶段。19世纪末至今已百年有余，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语言学研究和语言规划实践也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与百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语言学历经百年风雨，在世界语言学方阵中正由跟跑进入并跑且有望领跑的行列。

但是，由于两岸的长期分离，两岸学人并没有机会对百年中国语言学史进行共同梳理，在许多问题上可能存在分歧，甚至是不少的分歧。因此，两岸学人（也包括香港、澳门、海外的有关学人）有必要坐下来系统梳理百年中国语言学史，在梳理中不断增加共识，逐渐形成共同的或相近的语言史观。学术史的梳理、学术史观的求同不只是面向过去，也是面向现在、面向未来的。有了语言学史的梳理，建立了共同或相近的语言史观，才能撰写好百年中国语言学史，才能为海峡两岸共同培养语言学人才、合作开展语言学研究打下基础，才能处理好中华民族的各种现实及未来的语言问题。

中国传统语言学是有特色的中国语言学，在不断吸收现代语言学及其他学科的营养中，在不断处理新发现语言文字的材料中，中国传统语言学有很大发展。但其传承主要凭借的是传统，是传统文献（包括新发现、新出土的传统文献）的研究，是传统学术精神、学术方法、术语体系的赓续，其百年史梳理起来相对方便。但是，自《马氏文通》问世而兴起的现代语言学，梳理起来就有较大难度。

中国现代语言学在兴起之后的百多年里，一直在处理中国语言事实、语言问题中不断发展，且也不断引入国外的语言学理论与方法，学术上表现为时代叠层、中外叠加。同时，语言和语言问题不只是语言学科感兴趣，其他学科也在关注，并形成了诸多交叉学科。由于学科交叉，引入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可能来自不同学科，且是由不同学科分别引入的，因此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学术史整理，不仅要处理好上面谈及的时代叠层、中外叠加的问题，还要处理好学科交叉的问题。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领域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重要领域之一，所要梳理的内容包括这一领域的重大事件、重要的语言规划产品与举措、重要的思想理论成果等。重大事件如切音字运动、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注音符号的制定与推行、俗体字运动、简体字的提倡、普通话推广、简化汉字、《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与推行等。重要的语言规划产品如注音符号、《汉语拼音方案》、国语／普通话、简体字／简化字、标点符号的各种规范、《国语辞典》及其后续产品、汉字的字形标准及国际编码等。重要的思想理论成果如语言统一、方言保护、民族语言平等、华语（文）教育、国际中文教育等。这一领域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学术史的梳理不仅要处理时代叠层、中外叠加、学科交叉等问题，还要考虑意识形态问题，难度可能会更大一些。

百年中国语言学史的梳理，其基本原则应是“求同存异，扩大共识”。涉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问题，分歧可能会多一些，形成共识会难一些；纯粹的语言文字问题，分歧可能会少一些，形成共识会容易一些。涉及1949年之后的问题，分歧可能会多一些，形成共识会难一些；涉及1949年之前的问题，分歧可能会少一些，形成共识会容易一些。不过，梳理的过程就是沟通交流的过程，有分歧是正常的，一些问题一时达不成共识也不甚要紧，关键是要交流起来，梳理起来。

2. 现实语言生活的疏导

两岸现实语言生活的问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两岸语言沟通问题；一类是两岸语言事业的合作问题。

2.1 两岸语言沟通问题

不同区域产生语言分歧而引发沟通问题实属正常，但两岸语言分歧的形成不仅有自然因素，还有人为因素。两岸因长期分离，各自的语言生活有各自的特点，自然会形成各种分歧，这种分歧的形成是自然因素所致。两岸也因语言规范观的差异而采用了不同的语言文字规范，由此而产生的语言分歧是人为因素所致。人为因素形成的语言分歧影响面大，不易弥合，消除这类分歧往往也需要从语言规范观、从语言文字规范的层面入手，需要采取“人为手段”。

从两岸学者的多年研究和近些年两岸语言交流的实践来看，两岸语言沟通问题虽存在于诸多方面，但主要还是三个领域：第一，文字领域；第二，词语领域；第三，一些特殊的语言生活领域。

第一，文字领域

文字在汉语的语言生活中历来具有重要地位。两岸文字领域的问题主要有三：其一，简繁问题；其二，正异问题；其三，微观字形问题。1935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其前，汉字规范沿用的是历史习惯，繁体和简体虽都存在，但不系统也不对立，繁简之别属于写字人的正俗选用问题；1935年之后，特别是1956年大陆正式公布《汉字简化方案》之后，繁简逐渐系统化，成为现行汉字的两个标准体系。1955年12月，大陆发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64年12月发布《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学界称该表字形为“新字形”，与之相对的字形便称“旧字形”。台湾地区也不断发布文字规范，使得繁简这两个标准体系不仅有繁简之别，也出现了正异问题和微观字形问题。从魏励《海峡两岸汉字对照表》（商务印书馆，2015年）和田小琳主编《汉字字形对比字典》（中华书局（香港），2022年）这两部著作（字典）来看，这两个标准体系的汉字字形差异已经达到40%以上，其中最明显的是繁简差异，但数量最大的却是新旧字形造成的微观字形差异。

两个标准体系是现行汉字体系的两个变体，不是不同的文字系统。对于使用者而言，准确书写另一体系的汉字相对有些困难，但识认的难度并不特别大，而且在实际生活中都互有接触，不同地区都有使用简化字和繁体字者。如果学者们做些字理说明，制定出实用对照表，教学界有意识进行“识繁写简”“识简写繁”的教育，用字上采取“繁简由之”的通达态度，通过一定的阅读实践基本上可以解决书面语交流的问题。文字问题并不是两岸语言交流不可跨越的鸿沟。

第二，词语领域

词语是语言大厦的建筑材料，一种语言的不同地区最易产生词语变异。两岸的汉语差异虽然也有语音、语法等方面的，但主要在词汇系统。词汇的核心是语文词汇，两岸语文词汇的差异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传统词语的传承；其二，新词语的创造；其三，方言词、外语词的吸收。比较而言，词汇系统最大的差异不是语文词汇，而是专有名词和科技术语，如外国的地名、国名、人名、事物名等的翻译，如科技术语名称等。专有名词和科技术语的差异主要是由两岸翻译规范的不同造成的。科技发展快速且也快速融入日常生活，科技术语的差异不仅影响科技界，也越来越大地影响日常生活，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第三，一些特殊的语言生活领域

两岸交流不仅在日常生活领域，还涉及一些特殊领域，如商贸交往、民航合作、观光旅游、在陆台胞的子女教育、在台陆生的学习与生活、与两岸交流相关的政策规定、语言信息化的各种设备与操作系统等。特殊领域的语言交流，主要是解决各领域的特殊用语和一些特殊的表达习惯等，通过学术界和相关领域提供的沟通帮助，就可以解决大部分沟通问题，如商贸交往、民航合作、观光旅游、语言信息化的各种设备与操作系统等。但在陆台胞的子女教育、在台陆生的学习与生活等领域，还需要教育政策和师资、教材等教育资源的供给与适应，需要使用更多更广的社会资源。

2.2 两岸语言事业的协作问题

两岸语言事业具有广泛的协作领域，而且也一直在以各种方式进行着各种协作。下面举例性地谈三个方面：

第一，语言研究与人才培养

两岸的语言研究本就一脉相承，合作从未中断，即使在特殊岁月交流不畅时也是“藕断丝连”。近几十年来，通过两岸的语言学会议，通过学术组织、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术活动，语言学许多领域的合作都较为密切，学人交往互访不断，甚至还合作完成了学术研究项目。学术研究的合作内容除了语言学的各领域之外，也着力研究、通畅两岸的语言生活，如名词术语对照、汉字国际编码、面向大众的语言工具书编纂等，很有成效。

合作培养语言学人才，可以看作语言研究合作的一部分，甚至可以看作语言研究深入合作的象征。现在有不少陆生赴台学习，也有台湾青年来大陆读研究生或从事学术工作，这为语言学人才的联合培养创造了生源条件。而且，大陆具有广阔的语言学应用市场，也有利于语言学人才的就业，顺利就业可进一步促进两岸的语言研究合作。就此领域，可以探索些可行路径，搭建一些长效平台。

第二，海外中文教育

海外中文教育，两岸都是有传统、有特色、有贡献的，而且也是两岸语言事业合作得最多、最有成效、也最需要合作的领域。海外中文教育分两类，一类是面向海外华人华侨子弟的华语（文）教育，一类是国际中文教育。这两类教育有差异但也有很多共性，很多情况下可以通盘考虑。两岸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应是全方位的，包括师资、教材、等级大纲、考试标准、教学资源、教学研究等。

第三，国际社会的中文标准

中文是国际上的重要语言。随着中国和世界各华人社区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国际社会对中文的需求越来越大。很多国际组织把中文列入其官方语言或工作语言，国际大都市的语言景观中中文的使用也逐渐增多；在中国领先的一些发展领域，中国的行业标准正成为国际标准，中文也正成为国际标准的用语。随着国际中文教育和海外华语（文）教育的发展，国际上能够使用中文的人越来越多。面对国际不断增长的中文需求，中国需要向国际社会提供适合国际应用（包括教学应用）的中文标准，提供应用这些中文标准的国际人才。国际用中文标准，不仅有语言本身的标准，也包括文字标准和拼音标准，包括语言文字的若干应用标准，比如中文教学标准、用于信息化的汉字国际编码标准、中医药术语标准等。这些标准源于国内标准，但也应根据国际需要做适当调整。两岸都是中文国内标准的重要制定者，因此在向国际提供中文标准的过程中，需要两岸的密切协作。在我的印象里，两岸在《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编纂、汉字国际编码、中医药术语标准研制等领域，曾进行过卓有成效的合作，这种经验值得总结。

3. 未来语言生活的展望

两岸未来的语言生活走向，取决于两岸的未来关系，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是应向积极处努力。有三个目标是可以考虑、也应当形成共识的。

3.1 尽力减少语言交流障碍

两岸的语言交流已经基本顺畅，严重影响交流的语言问题都有所研究，有所举措。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语言学的常识是只要保持交流，语言文字的分歧就会逐渐减缩。除了维护两岸的交流渠道之外，还要用“人为手段”把控造成两岸语言分歧的“人为因素”，有意识地审视两岸的语言规划观，有计划地研究两岸的语言文字规范，尽量不扩大现有规范的差异，当然更积极的态度和做法应是逐渐整合各种规范，减少分歧，趋向统一。比如，两岸继续携手编写词典和语法典，这些辞书可以具有一定的规范属性，也可以具有一定的描写属性，起到相互对照的作用。两岸在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中都具有重要作用，也负有重要责任，两岸语言文字交流障碍的逐渐减少，两岸语言文字规范的逐渐趋同，有利于汉民族共同语的统一。

3.2 实现新时代的“书同文”

1935年之前，或者1955年之前，汉字的形体也是正俗混用，但是自1935年或1955年起，现行汉字有了系统性的繁简差异。当然在现实语言生活中的用字情况，应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简繁系统“二元共处”：大陆地区目前用字以简化字为主，繁体字为辅；台湾地区印刷用繁体字，手写夹杂简体字，能认识一些简体字。其他地方也大致如此：香港、澳门地区以繁体字为主，生活中用到简体字，其中澳门用字更加具有包容性，被认为更便于做“书同文”的社会实验；海外华人社区分两类情况，有大陆式（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台湾地区式；国际社会是以简化字为主，繁体字为辅。

这种简繁系统“二元共处”“一语双体”的语文生活局面，可能是一种较为长期的现实，但是并不是一种理想状态，理想状态应当是“书同文”。2018年9月2日，两岸的文字学会在北京发表联合宣言，提出要实现新一代的“书同文”，便是对文字理想状态的思考与行动。其实，台湾地区1977年制定的《标准行书范本》已经包含了大陆的简化字，大陆2013年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也充分考虑到简繁之间的对应关系，且坚持了尽量不扩大简繁差异的思想。将来的历史将会说明，这两个规范已经开始为新一代的书同文铺设基础。书同文的时间表也许尚难制定，但是两岸学者可以规划路线图。比如，可以先调整“新旧字形”，把微观字形先统一起来，使多数汉字字形保持一致；又如，以简化字（其实也是1935年的简体字表）为蓝本，分化其中“一对多”的字，再去掉一些不大理想的简化字或简化偏旁，形成汉字的优化方案；再如，可以印刷与手写采取“双轨制”，各地区印刷仍用各地区的现行标准，手写用简或简繁由之；还如，个人或出版部门可以简繁自由选用，在使用中逐渐形成一个优化的汉字方案。

3.3 推进中文成为世界第二外语

世界许多国家的机场等交通枢纽的标牌，汉语多在第三的位置。第三的位置就是第二外语的位置。2019年3月，欧洲汉语教学大会在爱尔兰召开，会议在决议中提出要促使汉语成为欧洲第二大外语。2019年6月，英国汉语教学大会在兰卡斯特召开，发表了《兰卡斯特宣言》，宣言提出要努力使汉语成为英国的第一外语。现在，世界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中文教育，近80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非成年人的中文学习者已经过半。只要全世界华人共同努力，中文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发展为世界第二外语。两岸携手提升中文的国际地位，满足国际社会的中文需求，也是民族大业。

4. 结束语

不管两岸的政治现状如何，作为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国语”，我们都应当珍惜她，爱护她，发展她。两岸学人携手梳理百年中国语言学史，求同存异，扩大共识，为语言研究和语言学人才培养打下基础，也为解决两岸当下和未来的语言问题打下基础。对现实语言生活中的问题，特别是文字、词汇、特殊语言生活领域的问题，要积极协商，协力解决。对两岸的语言文字规范要做对比研究，向趋同处调整。关注汉民族共同语的未来发展，研究新一代“书同文”的可能性，携手促进中文的国际发展。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唐·王湾《次北固山下》）“两岸语言文字交流与合作协调小组”，愿意为两岸语言文字问题的研究搭建平台、设立项目、组织会议、开展各种相关活动，与两岸学者一起守望民族的语言家园。

2022年8月5日

序于北京惧闲聊斋

图书信息

《两岸语言文字调查与语文生活（三）》

李宇明苏新春主编

识别二维码，即可购买

全书秉持“求同化异、便利应用”的宗旨，关注两岸的现实语言生活，内容涉及两岸辞书编纂与使用研究、两岸语言生活的实态描写、两岸语言文字的对比研究、两岸语言教育（包括汉语国际教育、华语文教育）研究等方面，对促进两岸学术文化交流合作、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目录

<上下滑动查看目录>

主编简介

李宇明，中国辞书学会会长，两岸语言文字合作与交流协调小组组长。主要从事语言学理论、儿童语言学和语言规划等领域研究，出版《儿童语言的发展》《汉语量范畴研究》《语法研究录》《中国语言规划论》（三部）、Language Planning in China等著作10余部，主编《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发表论文450余篇。主持编写《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数年，与李嵬联合主编的The Language Situation in China （Volume 1－3）由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与商务印书馆联合出版。

苏新春，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教育教材中心主任，中国辞书学会常务理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文教融合平台首席专家，两岸语言文字交流协调合作小组成员。主要从事语言政策、文化语言学、辞书学、教材语言等领域研究。中国语言皮书“绿皮书”副主编、审稿专家，“蓝皮书”编委、审稿专家，“白皮书”审稿专家。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