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邦新丨师恩难忘——纪念邢福义先生
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先生于2023年2月6日仙逝，长逝之耗令人不胜哀痛！
今刊湖北文理学院舒邦新教授《师恩难忘》一文，谨致悼念。
哲人其往，遗泽长存，邢福义先生千古！
师恩难忘
文丨舒邦新
邢老师与舒邦新（右）
2023年2月6日，恩师邢福义先生不幸辞世。我内心哀伤，久久不能释怀。先生的音容笑貌始终萦回在脑海，令我追思。
1962年秋天，我告别了武汉市三十三中学（现武昌文华中学），来到武昌昙华林，就读于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这里的教授、师长灿若群星，各具风采，用他们的道德文章滋润着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其中给我教益最多的是邢福义老师。
我和邢老师的直接交往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几十年来，无论是通信还是见面，我都是称呼“老师”，没有称呼“教授”或者“先生”。我也想过，这合乎礼仪吗？结论是，这就是发自我内心的最尊重的称呼。
邢福义老师比我大九岁，当时还是一名青年教师，但是在学术上已经颇有建树。我们那时上“现代汉语”课所用的教材《汉语初稿》（中）就是他和郑远汉、郑远志老师合编的，1960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算来那年他才25岁。
邢老师是严肃的、严格的。
“文革”后与邢老师联系上后，他告诉我的最重要的四个字是“以文会友”。我理解这就是要求我必须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做学问，拿出成果来，用成果说话，不要搞歪门邪道。正是基于这一点，几十年来，我没有给邢老师送过一次礼，在评定职称、发表论文等问题上没有向邢老师开过一次口。很惭愧，我的学术成果并不多，但是每一篇、每一段、每句话、每一个材料都是我自己的研究成果，没有一处掺假。1983年我为邢老师的《词类辨难》一书写了一篇评述《难归类词的归类》，发表在华师中文系的《语文教学与研究》上。为了写好这篇短短几千字的文章，我遍读了20世纪五十年代学术界关于词类问题大讨论中所有的重要论文和高名凯先生的《普通语言学》等专著，弄明白了汉语词类问题的理论背景，才开始动笔。在学术问题的严谨性上，我是对得起邢老师的教诲的。邢老师主持工作的湖北省语言学会举行年会，从来不搞那些早就风靡全国的“公款旅游”。有一次，在湖北师范学院举行湖北省语言学会年会，安排我负责一个小组的讨论。那时邢老师的一名研究生宣读完了论文，我提了一个问题。这位研究生没等我的话结束就急于解释。正好邢老师进来了，马上制止了他：“让老师说完！”事后我对这位研究生很有一番歉意，不过我没有去向他表白。我想，邢老师自有他的道理。
邢老师是真诚、热情的。
“文革”后我以学生和一名现代汉语专业课教师的身份与邢老师联系上了。从此邢老师就始终无微不至地关心、关爱、关照着我。他每出一本专著都签名邮寄给我，还题字“邦新正之”或“邦新同志正之”。我既欣喜又感到受之有愧，但是邢老师谦以待人的高尚风格却是跃然纸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江汉论坛》上发表了一篇考据性的文章《黄鹤楼辨》，自认为这还算不上正宗的语言学论文。不料邢老师却在一些长者面前介绍我和这篇文章，激励着我继续努力前行。我写过一篇文章《“最……之一”的语法结构及语义功能》。几年后，邢老师来信要我把这篇文章复印寄给他。我当然照办了。后来邢老师发表了一篇论“最……之一”的学术论文。从邢老师的论文中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文章的稚嫩，也从邢老师的论文中受到了教益。而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邢老师竟然把我的这篇文章列入了该文的参考文献。我自然是愧不敢当，但从这里却充分、鲜明地体现了邢老师严谨、坦诚的学术风格。邢老师就是这样，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就像春风春雨一样温暖、舒适，润物于无声，催化着我不断成长。
邢老师的心胸是宽广的。
邢老师在担任湖北省语言学会会长期间，始终把团结、组织、扶持和帮助全省青年语言文字工作者作为一项要务。1987年，我们在湖北省各地师专的语言学教师想自编一部现代汉语教材。大家怂恿我去请求邢老师指导、支持。当时我心里很有些忐忑，因为我还从来没有开口向邢老师求过什么事。孰料我一提这件事，邢老师就毫不迟疑地满口答应。我和大家都舒了一口气。在邢老师的指导下，第二年，我们自编的这部《现代汉语》教材就顺利出版了。大约是湖北省语言学会成立20周年的一次年会，邢老师还亲笔签名，专函邀请我出席。事实上，在武汉市、在湖北省、在全国，受到邢老师关爱、扶持的学人不知有几何。仅在我们华中师院中文系6201班，就有邢老师的四位学生同时担任了湖北省语言学会理事（王一军、张东辉、周光庆、舒邦新），得到了邢老师的关爱。
邢老师给笔者赠书
邢老师是亲切的、亲和的。
在我的心目中，邢老师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只可仰视、不可接触的“学术权威”，而是一个亲切和蔼的长者。他给我写信最开始的称呼是“舒邦新同志”，后来就成了“邦新同志”，最后是“邦新”。每次到他家中拜望，一见面就是“邦新来了”四个字。坐下来之后，邢老师有时候还主动说，“来，我们来抽支烟”（邢老师是不抽烟的），点上烟后我们就随意地聊起来。每年春节我打电话给邢老师拜年，电话中邢老师一开口就是“喔，邦新！”热情、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温暖着我的心。一次我去华中村直接上楼到了邢老师家中，师母谭老师说他在楼下。下得楼来一看，哇，邢老师正在不远处和一位工人师傅站着下象棋，那棋盘就放置在一堆砖瓦什么的材料上面。这情景，颇有一番“升堂问师母，言师下棋去。只在此村中，擦肩不知处”的意味。
我知道邢老师很辛勤，很劳累。他似乎有着永远也做不完的学问，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忙。谭老师生病住院时，我和湖北大学卢卓群老师一起去医院看望，见到邢老师正在照护谭老师进餐，顿时感到邢老师太不容易了。我想，我远在外地，不能给邢老师分忧，就不要给他添乱了。此后我就较少上门打扰，只是每逢节日通过电子邮件向邢老师表达问候之意。
2018年6月，我收到了邢老师赠送的新著《寄父家书》。书中收录了1955年至1991年37年间邢老师寄给他父亲的240多封书信。后来邢老师的父亲邢诒河先生把自己珍藏的这些书信，按时间顺序装订成册，又寄给邢老师。2017年底，邢老师及其家人把这些家书原稿整理成书，2018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读罢邢老师的《寄父家书》，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我原来所知道的邢老师就是一位秉性聪慧、多才多艺、思维敏捷、勤于学术、刻苦钻研、成果卓著，浑身充满书卷气的学者。
这部《寄父家书》让我见识到了一个更加立体的、更加人性化的邢老师。
显然这些书信本来并不是计划对外发表，也不可能对外发表的；因此这恰恰就是邢老师生活道路的真实记录和内心世界的真情流露。
首先令我感动的是，这些书信如实记述了邢老师在求学和科研的道路上所历经的家庭经济生活的窘迫；也反映了邢老师在艰苦的条件下始终不渝地坚持学术研究，最终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的可贵精神。可以说，这正是建国后一代知识分子在艰难的岁月中砥砺前行的一个真实样板。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邢老师还长期、持续地坚持以钱物资助家乡亲属和继母的生活。《寄父家书》中这些看似平常的记述，使我感受到了邢老师超越一般人的善良品格，令我感佩。
不过最为打动我的，是邢老师对他父亲的纯孝之心。
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邢老师的父亲曾经遭遇逆境，背井离乡20年，直到晚年才回到故乡海南乐东县黄流镇，成为海南诗社黄流分社的社长兼社刊《流韵》报主编，并受邀为县政协会议的特邀代表。
按照当时的社会生态，处于这样的状态，父子、母子、夫妻、兄弟、姊妹、同事、朋友、师生可以而且应该相互举报，讲究冷眼相向、嫌弃决裂、“彻底划清界限”。这样的人伦悲剧在我们的身边几乎就是一种常态。但是在邢老师这里，我看不到对他父亲一丝一毫的隔阂和疏离；看到的是他发自内心、纯属天然地对他父亲的尊敬、关爱、体贴和照顾。他对他父亲嘘寒问暖，为他父亲汇款、寄药、购物，介绍自己工作、学术上的收获和家庭妻儿子女的融和气象。这些无疑对他父亲给予了极大的安慰。邢老师的父亲邢诒河先生最终享年90岁安然离世，邢老师的这般纯孝之情必定起到了莫大的积极作用。从邢诒河先生一直珍藏着邢老师写给他的这些信件，还精心整理，装订成册，我们完全可以体味到这位父亲的欣悦之情。
这些举动在今日看来都未必是蔚然成风，在那个年代更是凤毛麟角、希世独立的。这正是《寄父家书》震撼我的地方。我觉得邢老师在其父亲遭遇逆境之时，能以平常心对待之，坚守传统孝道，数十年对他父亲不离不弃、关心体贴、尊重爱护，无愧于天地良心，展现了巨大的人格力量。这对于今日的为子之人，有着重大的教益和榜样作用。
从这些书信中还可以看到，邢老师的夫人谭老师和他是同心同德的，也给予了邢诒河老先生贴心的关照。邢老师的子女对邢诒河老爷子也都是抱持这样的态度，这当然是邢老师的言传身教起到了主导作用。
学者李宇明先生读了邢老师的《寄父家书》后说道，“读着这些文字，心悸连连，热泪盈眶”。我深深同感。
我马上就要步入耄耋之年。我反思自己的为人特别黯于世事。好在这么些年来，我始终是默默地把邢老师作为我人生的导师，作为我做人的楷模。我从邢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为人之道，包括诚实、善良、坚韧、执着、通达、幽默、清醒，等等。只有“睿智”，我是学不到了。不过邢老师在天之灵可以知道，有一个学生在默默地为他祝福！
左起：舒邦新、汪文汉、邢老师、卢卓群
初稿于2012年10月
2023年3月6日改定
作者简介：
舒邦新，湖北文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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