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涅斯·瓦尔达：持摄影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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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涅斯·瓦尔达：“自我在偶然间被打开，
这一偶然便产生了事物。”
“思考一部电影，就是思考它的形态。”——阿涅斯·瓦尔达
从艺术角度讲，阿涅斯·瓦尔达有三重生命。第一重，作为一名摄影师，瓦尔达活跃于1948年至1960年的阿维尼翁戏剧节。对视觉的极限追求书写了她一生的历史。
第二重，作为一名电影制片人，瓦尔达在1954年制作了第一部电影《短岬情事》，一部新浪潮的先驱电影，几乎没有使用任何方法手段。自由的形态以及混合了小说和纪录片式的外观，在瓦尔达之后的作品中不断出现。这部处女作透着一股野生的趣味：短岬村是瓦尔达成长的地方。这个渔港小村就是一处野生之地，有声音，却无纷扰。当瓦尔达要摄制、表达她的电影时，短岬村里各处的小巷和风景便瞬间非正式地、虚构地形成。这种细腻的浮现好似人们往茶水碗里丢入一小块纸巾，纸巾在水中缓慢旋转上升，达成纠集思绪的静谧。
1962年，瓦尔达导演了个人第一部剧情长片《五至七时的克莱奥》，重新挖掘生命和环境交换能量的过程。疾病和婚姻也是贯穿《幸福》(1964) 和《创造物》(1966)的主题。1977年《一个唱，另一个不唱》，可以说是一部所谓女性主义的历史，温和的激辩，用吟游诗人的唇语为规训作注解。
“我越往前走，就越想制作纪录片，如此一来其他人会对我更感兴趣。虽然只是一部分人。强调人自身的想法使我感到愉快。”
她还拍摄了大大小小不同体量的记录片，比如短片《穆府的歌剧》，一本孕期女性的笔记；《达格雷街风情》，还是过滤了纷扰的“我”所在的街道，还原一个清晰的梦境；《墙的呢喃》，对于“墙”这一装置景观的迷恋；《拾穗者》，欧芹作为一颗可有可无的存在，仰卧在大地上，你是捡还是不捡？你高傲却平和的浪漫是乡间公路上飞驰的摩托还是小提琴伴奏的rap？再如和艺术家JR合作的《脸庞，村庄》，近看的固执，远观的肆意；还有在她去世前一个月在柏林上映的《阿涅斯论瓦尔达》，用生命耕耘、旅行、定义、关怀，最后消逝在开阔的海滩。
“装置让我说出不同的话语”
瓦尔达的第三重生命应运而生：正如她自己所说，相较于一个雕塑家，她更多地是一个视觉艺术家。2003年她受邀在威尼斯双年展策划了一个艺术装置。即她心爱的土豆Patatutopia，丑丑的，布满皱纹的和发芽了的土豆。从里昂到根特，从巴黎的卡地亚基金会到塞特的CRAC，从瑞士巴塞尔到北京，再到阿维尼翁的圣查尔斯教堂，都留下了瓦尔达用心摆弄的装置，流动着她生命的光影。
感谢瓦尔达记录下的时空，色彩和对白，以及偶然晴朗的海滩。
以后会好久不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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