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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初升｜当前我国的语言生态与中国语言学的使命
当前我国的语言生态
与中国语言学的使命
庄初升
时间：2021年6月24日
地点：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人文学院419室
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我这次讲座的题目是：当前我国的语言生态与中国语言学的使命。预计前来听讲座的将会有不同专业的学生，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比较切合当前现实生活的题目。这个题目前几年我给中大的本科生讲过一次，去年我们基地给贵州省望谟县进行普通话培训的时候，我也跟学员们讲过一次。这一次，我对ppt做了一些修改，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这次讲座主要有三个部分。一个是关于语言生态跟语言濒危的关系问题，讲到语言生态，首先要讲到语言濒危，当前全球性的语言濒危现象是非常突出的。第二是当前我们国家的语言生态，不仅仅是语言濒危，还包括语言文字使用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像所谓的网络语言。大家知道，当前我们中国的网络语言实际上已经失控了，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也是语言生态的重要方面，但我这里只是谈我个人比较熟悉的语言濒危跟语言生态的关系问题。第三就是面对语言濒危这样一种迫切的形势，中国语言学界还有中国的语言学家，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我将结合当前国内外的一些基本的做法，还有几个重要的工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01
关于语言生态与语言濒危
02
当前我国的语言生态
除此以外，全国各地、特别是东南地区还有一些濒危方言，这些方言都是极小众的方言。比如说在岭南地区，除了大的方言——粤语、客家话、闽语、平话、官话、湘语之外，还有一些像粤北土话、蛇声、占米话的小方言；在海南，也有东坡话、迈话、疍家话等等，都是使用人口很少、极度濒危的语言。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努力，普通话在包括广州这类方言势力非常强大的地区，都得到了有效的推广。可以说，推广普通话已经深入人心，市场经济的无形大手使得推普的滚滚洪流不可阻挡。但是，当前是已经到了回过头来适度保护汉语方言的时候了，以确实有效地延续文化的多元性。
关于这个问题，社会上有很多的争议、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我觉得都是正常的。但是作为官员、作为公众人物，如果你秉持的是一种不健康的语言观，那么就会影响到很多人。山东曾经的副省长黄胜，公开说方言类电视节目应该退出山东电视台的黄金时段，因为方言节目跟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有抵触，会影响推普。当然，也有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在呼吁方言保护，比如北京的政协委员，提倡在幼儿园开设方言课，并给方言影视节目一些空间。最近几年每次召开两会，都会有关于方言的议案，有些甚至是非常有名的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联名的也越来越多。2011年，《广东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定》出台，规定使用方言播音的电视节目，应当经由国务院广播电视部门或广东省广电部门批准。规定出台之后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很多老百姓担心电视台里面的方言节目会不会都被取消。《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就来采访我。我的主要观点是，方言节目的比例不应该由政府来规定，而应该交由市民跟市场来决定。比如杭州电视台的《阿六头说新闻》，已经好多年了，就是一个非常受喜欢的方言节目。电视节目要考虑收视率，如果市民喜欢、有市场，就播；市民不喜欢、没有市场，就不要播。我曾经还接受过《新华每日电讯》的访问，提出了“方言保护需防患于未然”。我们现在讲的濒危方言和方言保护，往往是针对那些弱势的方言，但是大的方言、比如闽粤客方言，还有几千万人在使用，是不是就没有濒危的问题了呢？不是的。这些方言也已经出现了濒危的趋势，而且有些已经相当明显，所以应该防患于未然。我发表在《语言战略研究》上的《论闽、粤、客方言的保护传承问题》，主体思想也是这个。大的方言也要保护、要关注，就像一个人不能等到生了重病才去看医生，有点小病就要及时去看；在它还相对健康、健全的时候，就要对它进行有效的干预，否则，这些方言就真的会得大病、会消亡。《濒危汉语方言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篇文章，是从非遗的角度来探讨方言的保护传承问题。方言跟非遗的关系非常密切，应该把它作为非遗的一个部分、进行捆绑式的保护传承。实际上，如果没有汉语方言，也就没有一切的口头文化遗产。赵本山的小品、周立波的海派清口、湖南台的相声之所以大获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它们都是一些深深植根于乡土的方言作品。就汉语而言，没有方言的话，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普通话受方言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也是在不断丰富、不断发展，普通话当中有很多方言的成分；况且，普通话是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因此没有方言也就没有普通话的前身和今世。我们不能把方言跟普通话对立起来，两者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上有很多人、包括官员、学者和公众，都对方言有一种错误的观感，认为方言会阻碍人们的交流，会阻碍推普，恨不得去之而后快。但是最近几年，我国的语言规划理论也正在从“问题导向”向“资源导向”的规划观转变，不再把“多语多言”现象视为问题，而是作为一种语言资源、文化资源，甚至是战略资源来看待，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进步。03
中国语言学的使命
2001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阐述了文化多元性是人类共同遗产的原理，提出了文化权利是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并对保护人类的文化遗产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每个人都应当能够用其选择的语言，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进行创作和传播自己的作品。
语言的多样性是文化多元性的基本保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将永久保护语言的多样性作为一项基本原则。2003年3月，濒危语言国际专家会议通过的《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指出：“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产。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任何一种语言的消失都将是人类的损失。” 最近几十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了很多努力，设立“抢救濒危语言年”，编辑出版了《濒危语言红皮书》，呼吁各国政府机构、团体组织和世界各地的语言学家开展濒危语言方言的保护和抢救工作。2018年，我国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长沙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保护大会，我也有幸参加。在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各国政府、相关学术机构代表和与会的120位专家学者讨论并通过了《岳麓宣言（草案）》。这样一份以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名胜作为抬头的联合国文件，于2019年1月18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网上正式公布。《岳麓宣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该宣言向全世界发出倡议，号召国际社会、各国、各地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就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达成共识。当前，国外有一些濒危语言保护的项目，如欧洲濒危语言记录项目(Endangered LanguagesDocumentation Programme，ELDP)、濒 危 语 言 项 目(The Endangered Languages Project，ELP)、语 言 记 录 和 保 存 项 目(Language Documentation & Conservtion，LD&C)、濒 危 语 言 有 声 词 典 研究 所(Living Tongues Institute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美国濒危语言基金(The Endangered Language Fund，ELF)、英国濒危语言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FEL)、土著语言协会(Indigenous Language Institute，ILI)，还有语言多样性联盟(Terralingua)。我们中国的语言学界也在积极行动；2000年10月，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社在京联合召开了“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后面还出版了几十种描写和研究濒危语言的专著，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文章。比如孙宏开先生主编的“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1997-2005)，涉及3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其中多数为濒危语言。还有像戴庆夏先生主编的《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2004)，汇集了土家语、仙岛语、仡佬语、赫哲语、满语等5个濒危语言的个案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界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早，我们方言学界就显得比较迟钝。但是，方言跟语言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方言就是方言区人民的语言，我们讲的语言保护传承也包含着方言的保护传承。如果某个地方的方言消失了，那么地域文化也会黯然出色，甚至被连根拔起。所以，从非遗的角度来研究濒危方言的意义十分重大。面对濒危方言，在客观上我们虽然无法进行有效的干预，但在主观上，我们可以赶在其消亡之前进行抢救性的调查。过往在这方面，有一些理论的探讨，也有一些实际的行动，比如曹志耘老师的论文《关于濒危汉语方言问题》(2001)，还有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A类重大课题“中国濒危语言方言调查研究与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调查了军话、站话、正话、乡话、九姓话、畲话、疍家话等7种濒危汉语方言，陆续有一些著作出版。我博士论文所写的《粤北土话音韵研究》，面对的也是濒危方言。2009年，我在中山大学主持召开了首届濒危方言学术研讨会，一共有60多位学者参加，提交了58篇论文。论文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濒危汉语方言的分布、类型、保存和保护、濒危汉语方言与语言接触、濒危汉语方言与国家语言资源、以及濒危汉语方言的个案研究等等。2011年，第二届会议在吉首大学召开。后来，我跟邹晓玲把两次会议的论文收集起来、进行遴选，编辑出版了我们中国国内第一部的濒危汉语方言研究的论文集——《濒危汉语方言研究》。2007年，我们在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时候申请了名为“岭南濒危方言研究”的重大项目。“岭南”包括两广、港澳跟海南，主体方言是粤语、客家话、民语、平话、官话和湘语，除此以外还有很多系属未明的濒危方言，比如广西贺州的鸬鹚话。从语言心理、语言生活、语言活力等方面来看，片状分布的方言都是强势方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并没有消亡殆尽之虞；但岛状分布的方言都是弱势方言，在强势方言和普通话的双重夹攻之下交际功能越来越弱，使用人口越来越少。这类弱势方言就是本课题所要调查研究的濒危方言。这个课题在岭南地区选择了10个左右有代表性的方言点进行详尽的记录、描写和分析，以文字、音标、地图和音像等形式使之永久性地保存下来，为后人提供一份完整、系统、准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该课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之一。这个项目主要研究濒危方言的地理分布和语言本体、语言活力和濒危程度、以及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异。我们调查的10个点，比如讲“军话”的惠东平海古城，这个古城建立于洪武年间，是一个海防要地；明政府派遣北方的士兵来驻扎，这些人数代从军。现在，明朝已经灭亡了几百年了，但古城里面的人还在讲官话。惠东县本身方言很复杂，周边有粤语、客家话、闽语，走出城就有三四种方言，但是城里却一直讲官话。还有深圳的大鹏古城，也是一个海防要地，这里的官兵主要是客家人和广府人，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客家和广府的混合方言，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还有像广西合浦县的永安古城，这里驻扎的士兵主要来自福建，因此讲闽南话。可见，“军话”是很复杂的，有官话系统的军话，也有客方言系统、粤方言系统、闽方言系统的。值得一提的还有石蛤塘土话，全世界讲这种方言的人不到400个人。这个村我去过很多遍，调查、录音、整理、转写，每句话除了汉字以外还有完整的国际音标。这本书前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所有的音像资料都被做成了书里的二维码，用手机扫一扫，就可以收听和收看。最近几十年来，随着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发展，汉语方言有声数据库的建设成为方言建档工作的基本方式。国外做这种有声语言的工作比我们要早，美国有“语言数据联盟”，台湾也比较早地建了“客家语常用词辞典”和“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大陆方面是1995年至1999年，侯精一主编的近40种现代汉语音档陆续出版，包括磁带和书本，后来集合成光盘版的《现代汉语方言音库》。2008年，国家语委在苏州启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建设试点，后来推广到江苏全省70个点，2013年已经完成建库，这70个点的材料在网上是可以听得到的。当前，一些有条件的地方政府也在有意识地对方言文化进行保护传承。比如东莞市，东莞的经济非常发达，政府也大力支持东莞市档案局开展东莞方言的建档工作。据我们了解，这在全省地方政府的工作中实属首创。这项工作也开创了政府与高校合作进行方言调查、方言建档的先例，在档案工作和语言学研究领域都是一个显著的创新。项目在2014年正式启动，主要调查莞城的粤语和樟木头的客家话，包括单字3500个、词语2500条和语法例句200条，以及数量尽可能多的惯用语、成语、谚语、歇后语等熟语以及童谣、山歌和民间传说等口头传统。所有的调查内容全程用专业的软件进行高质量的录音，有一些还进行摄像。东莞市档案局还在档案馆里开辟了一个专门的东莞方言档案视听室，这项工作也得到了当地的一些文化名人、还有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的莞城发音合作人是东莞文史泰斗杨宝霖先生，他当时已经80岁了，每天来到宾馆接受我的访谈录音。他是整个东莞市唯一会唱木鱼歌雅唱的人。木鱼歌在明清两代盛行于珠江三角洲，当时的歌词甚至被英国人翻译成了英文，传到欧洲去，被称为“岭南的情歌”，非常有名。东莞的木鱼歌是国家级非遗，有雅唱跟俗唱之分，俗唱是即兴的弹唱，雅唱则是有写好的歌词、歌曲，歌词非常文雅，是用方音来演唱的。能录到杨先生的木鱼歌雅唱，实在是非常珍贵的。我们还录到了一些原生态的客家山歌，演唱的老太太已经九十岁了；她虽然是个文盲，但当我们把她唱的内容转写成汉字的时候，却发现歌词非常的文雅。这些歌没有歌谱、没有歌册，完全是靠祖祖辈辈口耳相传，传到她这一辈就失传了，因为她的儿孙们已经没有人会唱了。类似的情况在中国民间还有很多，它不单单是我们研究方言学的宝贵资料，也是研究民间文化、民俗、民间文学的重要素材。民俗学不能坐在空调房里研究，要下去采风；如果你懂得方言学，就可以采集到非常地道的材料。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终于把全市的32个镇调查了个遍，收录了七八万条字词句篇，今年将会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1000多页的《东莞方言调查报告》，这些材料也会陆陆续续在他们的官网上公布，每一条都有国际音标的记音。这对调查研究者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总之，通过实地调查，以记音、录音或摄像等为主要手段实态采集第一手的方言素材，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随后，我们会根据语料整理规范，包括音像资料剪辑规范、模板表填写规范、文件命名规范、文件归档和校对规范等，对文本文档和音频、视频文档进行整理，使之成为熟语料。最后，要聘请数据库专家，根据不同目标、不同需要把经过整理的熟语料输入不同类型的语料数据库，分别建立4个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的子库：字音库、词汇库、语法例句库和熟语歌谣及自然口语语料库，真正实现方言语料的电子数字化以及全面共享。这些东西编出来之后，学者可以用，公众也可以用，能真正做到接地气、雅俗共赏。做这些课题，一方面锻炼了学生，一方面采集了数据，出版的成果也能为社会做贡献，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其他有关汉语方言的语料库建设项目还很多，如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内外客家方言的语料库建设和综合比较研究”，还有2015年起，湖南著名艺人汪涵全程资助的湖南方言调查“响应”计划。汪涵聘请了我作为“响应”计划学术委员会的委员，我也多次去湖南指导他们的调查。这个项目做完之后，会建成一个数据库，无偿捐献给湖南省博物馆。最后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语保工程。十八大及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精神，《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也提出了语言资源保护的任务。所以，2015年教育部和国家语委联合发文，决定自当年起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简称语保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为核心的各项工作。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保护传承方言文化”，“方言”这两个字，第一次被写进了中共中央的文件，被看作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语保工程2015年启动的项目，有福建、浙江、山西和重庆，还有方言文化典藏项目和濒危方言项目。2016年起，在全国各省市区全面铺开，包括港澳台地区。语保工程的第一期已经在2019年完成，一共调查了全国超过1500个点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其中少数民族语言接近1000个点。所有的材料都经过了验收，最后由国家科技部科技支撑计划立项、由清华大学计算机学院开发了一个“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采录展示平台”，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语言有声数据库，容量达到了200T。除了开发有声数据库之外，语保工程还出版了一系列的图书。第一种就是《中国语言文化典藏》，一共20卷，201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又出版了《中国濒危语言志》，一共30本，其中少数民族语言20本，汉语方言是10本，我与学生合作的《广东连南石蛤塘土话》就是汉语方言当中的第一本。前段时间这套书获得了第5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的提名奖，是一项很高的荣誉。我认为语保工程是相当重要、也是相当有实效的。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保护大会，其实也是因为有了语保工程这样一个背景，才有可能在中国召开。如果中国政府没有这样的举措，中国的语言学家没有这样的作为跟担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不会把这场大会放在我们中国来举办，也不会邀请我们这么多中国的学者来参与这样一个盛会，见证这么一个重要文件的诞生。现在第一期工程已经结束，去年又启动了第二期工程。在财政比较吃紧的情况下，国家还表示愿意继续投资，这个是很少见的。交流环节
杨望龙：我记得上一次语言学年会的时候，有一个专场就是讲语言生态的。当时有位老师提到，语言濒危是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是因为语言接触或语言分裂，也会有少量的新语言诞生。老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庄初升：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速度肯定赶不上语言濒危的速度。在多民族、多方言的地区，两种方言接触时，不是一种把另外一种吞并掉，而是各取一部分，混合形成一种新的方言。克里奥尔语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但是当前好像不是太多，现存的是有，但是新产生的混合语我不知道有哪些。更多的混合语实际上是方言跟普通话的混合，像你们年轻人讲的方言当中，普通话的成分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像普通话。但我认为这不是件好事，挽救不了整个汉语方言的颓势。所以我们作为语言学者就要积极行动起来，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调查、记录、保存的工作，如果我们都不做工作，就无可救药了。
王则徐：刚刚老师有提到，我们现在说的方言越来越受到普通话的影响，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一种新方言，那么什么样的方言可以被认定为是一种标准方言？
庄初升：其实在过往的农业经济社会时代，语言——尤其是优势语言的发展演变是非常缓慢的，代际的差异比较小，有一个相对长的稳定期。比如100多年前记录的普通话，跟现在的普通话除了词汇以外，语音是完全一样的，这是因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力量，使它自然地成为了一种区域性的优势方言，甚至成为区域性的共同语。广州话也是一样的道理。语言的标准其实就是这样形成的，由于发展变化比较慢、比较稳定，当它成为权威方言或标准语之后，有人就会自觉地来规范它。香港的电台是有专门的粤语正音节目的，本地的播音员经常要去接受培训，也出版过正音字典。这些方言它还有一个特点，比如广州话除了有很完整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以外，还有文字，是可以写得出来的。广州话还有戏剧、粤剧、各种歌谣，还有方言故事，可见它有非常完善的完整的方言文化。这种方言就是一种权威的方言，一种向心型的方言，它比较稳定，变化发展也会慢一些。
王则徐：在调查一些比较小众的方言的时候，如果它已经受到普通话影响比较深了，应该怎么找到它原来的样子？
庄初升：这要看地方。在方言权威性比较高的地方，找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来发音，其实口音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很多地方就不行，比如我们前几天去的象山县，那里不同的人口音差别就非常大，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发音合作人，就会非常难。
王则徐：在寻找的过程中有什么参考的条件吗？
庄初升：当然有。我上方言调查课的时候讲过几条原则；最主要的一条，是一定要是母语者，从小第一门学会的语言就是这门语言。再一个是年龄要尽量大，但身体要健康，发音器官要健全，不能连门牙都没了，如果没有门牙，有些音就发不出来了。在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情况下，年龄越大是越好的。还有，最好选择男性，因为男性的口音会比较保守，女性的口音往往比较偏向于时髦。以及，方言调查要调查到一些对女性不好说出口的条目，比如人体的器官部位，如果是女性发音人有时候就会很尴尬。所以我一般情况下不会找女性发音人，但是实在找不到的话，也没办法。还有一条就是不要长期在外。有些人一到外面去、说了普通话，口音就会受到影响，发生一些变化。对于方言调查，现在我整体的感觉找人是越来越难，所以我们这个行业也是个“夕阳产业”。但是，方言学可以让你受到全方位的语言学训练，所有语言学可以做的课题，方言学都可以做。如果你想要一辈子从事语言的调查研究，从方言学入手，我认为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王则徐：刚刚老师提到了很多在我个人看来比较小众的方向，比如一些社会学的角度，比如说对自己语言文化的自信心、忠诚度，还有把语言和非遗结合起来等等。这些似乎不是语言学最核心的研究，那么现在有多少中国的语言学学者在做这些事情？
庄初升：其实这些严格来说不是语言学研究，而是语言社会学研究，用的方法完全是社会学的方法，比如问卷、访谈和隐匿观察，还有一些统计软件。他们研究的不是语言的本体、不是语音、词汇、语法、语用，而是语言外围的东西，即语言跟社会、语言跟文化之间的关系。语言服务、语言经济、语言规划、语言政策、语言生活、语言教育……这些其实都是语言学。我刚才讲到的《语言战略研究》，里面发文章的很多作者都是做这种研究的。根据我的观察，做这些的主要不是中文系的老师，很多是外语系、社会学系甚至是经济系的。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多关注一下国家语委每年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报告绿皮书》。最近他们又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报告》，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目前国内我认为做的最好的是李宇明教授。他是一个学者型的官员，曾经是从事汉语语法研究的，自担任教育部语用司的司长之后，更多的时间就用来研究语言规划、语言政策和语言保护等等。他发表了很多文章，也出了很多书，很多都翻译成了英文，是一位影响很大的学者。
教师简介
编辑｜朱冰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