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贺|人工智能时代人文学的危机与新生——从陈子善文话、书话、乐话及其与学术研究之关系谈起
▲王 贺 图片源于网络
三栖专栏
文/王 贺
以文学领域为例，目前，中外已有数百篇文章讨论 ChatGPT、GPT 给予文学创作、批评、研究的影响，这些文章相继发表于报纸、杂志、专题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等处。从创作方面来看，国内有相当一部分的专业人士（作家、研究者）认为 ChatGPT 不能替代人类的复杂性原创工作，其创作的作品目前所达到的审美高度尚未超越人类[1]；从批评、研究方面来说，情况就复杂很多了，其中，我也以其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为例作出初步讨论，指出其应用前景、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文学的想象力”[2]，但是，无论我和其他同行的观点有多少差异，具体判断有多么不同，我们关心的问题有不少是重叠的、一致的。这些问题至少包括：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机器人是否会逐步取代人类、人文学者？在今天这样一个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时代，藉由纸质媒介传播的人类文化和文明遗产，是否将黯然失色，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面对危机，人文学（者）何以自处？是否还有新的生机、希望？……
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当然可以在不同的专业背景、学术训练和问题意识当中展开，但从文学研究乃至人文学术的立场、角度，重新检视前辈学人的研究、写作及其相关问题，亦可帮助我们对其作出一定的认识，获得不少有益的启示。而在本文中，我要集中讨论的一个案例，就是陈子善教授的文话、书话、乐话及其与学术研究之关系，不过，如上所示，除了对这一问题本身的探究，我还希望可以以此为讨论线索，为人文学在今天所面临的危机及其因应之道，提出可能的思考方向。
岂止“趣味”？错综复杂的
文事、史事与人事
在“文学史视野下”，子善老师却少作空洞的“大文章”，他抓的都是细节、侧面、微观的问题，以小见大，这与“趣味”或许正相对应。趣味，最怕的就是大而无当。由此说来，子善老师大约是当今学界中凤毛麟角的趣味学派领袖了。这么说，我丝毫没有贬低他所作工作的学术价值和意义，而是我认为它另有价值、更有意义。特别是在一片项目、工程的论文和专著的海洋中，这样的“趣味”不恰恰是在一个浓烟滚滚的屋子里让我们探出头来呼吸的一口清新的空气吗？[4]
”
陈子善《发现的愉悦》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图片源于网络又将下面这段话，即陈教授为《发现的愉悦》所作自序中的一段文字，视作其“坚持学术趣味主义的宣言”：我长期在大学里讨生活，但我从不申请“科研项目”（同事申请，列名以示支援，当不在此列）。这固然与史料学研究不受重视有关（如果我申报一个“张爱玲作品版本研究”，一定会被以为没有“理论价值”也没有“现实意义”而得不到批准），也与我的个人“偏见”分不开。我对填不完的申请表格、写不完的课题申请深感厌烦。我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非要根据所谓“课题指南”来获得认可，“学术自由”何在呢？不是你的研究课题还“八字没有一撇”吗，为什么非要“论证”它会有所创新和有重大突破？为什么有了“科研项目”（说穿了无非有了若干千元或万元科研经费），就好像学术水平也随之“财大气粗”起来，高人一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赞成一些有识之士提出的改革乃至取消这种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人文社科“科研项目”申报制度。不过，兹事体大，自有主其事的官方和学界高人从长计议，用不着我来瞎操心。[5]
”
而从我个人的记忆来说，从学于陈教授的这十余年间，既有缘无数次见识他的“好玩”“有趣”，也同样有机会目睹他“金刚怒目”和“法相庄严”的一面，但这后一面并非是因为我们这些顽劣不堪的生徒的贪玩、怠惰或是研究不够精进、专深，而恰恰来自于其他方面。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说，因为他是驰名中外的张爱玲研究专家，发掘过不少张氏集外文，而张氏文学的地位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至今扶摇直上，因此有许多人曾开玩笑说他是“张爱玲的男朋友 / 未亡人”，但就我所知，他在每一个正式或半正式的场合，都曾经一再声明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张爱玲研究者，而非是张氏“粉丝”，更无意将其看作“祖师奶奶”，其针对性不言而喻。他历年所做关于张爱玲研究的文章，2015 年重订为《张爱玲丛考》（上下册）出版。拜观此集，不仅可知其与唐文标、刘绍铭、李欧梵、许子东、陈建华、黄心村诸位知名“张学”专家研究方法、重心、风格、观点的不同，更能体会到自 1985 年底作《〈传奇〉版本杂谈》始，至最近发表的一篇论张文章《唐弢评张爱玲》（未收入《张爱玲丛考》）这一过程中他的真正的企图。而根据他本人的概括，其对“张学”的研究重心似可被概括为下述七个方面：
一，张爱玲集外文、笔名发掘和考证。二，张爱玲部分作品版本考证和文本分析。三，张爱玲若干生平经历和文学活动考证。四，张爱玲书信、绘画作品等考证。五，我（指陈子善——引者注）编选的数种张爱玲作品集序跋。六，张爱玲研究史考证和为他人研究著作所作序文。七，我（同上——引者注）编选的张爱玲研究资料及我的张爱玲研究论集序跋。[6]
”
陈子善《张爱玲丛考》 海豚出版社2015年版
图片源于网络但对于这些工作之于“张学”及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性，他吝于谈及，只是谦虚地将其看作对张爱玲的纪念、对自己的“张学”研究历程的回顾、对今后“张学”的展望。但这三点是否已穷尽其意义？在我看来，这些工作的意义，或者至少说，这些工作背后真正的企图，乃是把夏志清、柯灵等人将张爱玲“重新出土”以后，所面临的极为有限的张爱玲作品及研究资料这一“张学”研究基础不断夯实，逐步建立一个立体、完备、稳定的“张爱玲研究文献保障体系”，同时，以辑佚学、考证学、文献学的方法对“张学”本身做出新的开拓。当然，这些开拓更多地是集中在张氏生平传记资料的考证，作品（不限于文学作品）及研究资料的发掘、整理与研究，研究史的重新整理等方面，尤其是对诸多“张学”领域具体问题的讨论（而非对理论问题的分析和宏观研究）之上。这的确也是其一生的学术兴趣之所在，不是来自于被“精心”设计、严格限定的某种“课题指南”或是对某些学术热点、时髦话语的所谓“追踪式研究”。但承认这一点，与确认下述事实并不矛盾：在所有这些看似“趣味主义”的工作背后，其实同样承载着陈教授从事严肃、纯粹的学术研究的初心，正如在其频繁修函、谒访文坛前辈，逡巡于国内外各大图书馆、旧书店、拍卖行，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搜集文献资料，建立罕有其匹的个人收藏（背后凸显的正是数十年间公私文献资料的残缺不全、利用之难等一系列问题[7]），以从事学术研究及其他方面的写作背后，“趣味主义”虽然可能一直在场，但绝非是唯一、第一驱动力，我们不能忽视他渴望藉此重新书写文学史、帮助读者全面认识一位作家（当然不限于张爱玲）的严正的用心[8]。
非止“书话”：跨文体性、
历史的偶然与人文主义
子善先生所从事的，与其说是“现代文学文献学或史料学”研究，不如说是“有文献史料意识的现代文学研究”，也即是说，他不是为文献而文献的，而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现代文学而不得不去做文献的。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来看，他的文献史料意识有其宏大、总体的面向，曰“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保障体系”；更有其具体而微的方面，如由日记书信到题赠饭局中的种种蛛丝马迹。二者结合，才使他木秀于林，做出了与众不同的文献学。[9]
”
实可谓切中其学术研究、写作的肯綮之所在，但对于陈教授的学术写作乃至全部写作来说，我们仍可在此基础上再作检讨。其实，在其全部写作当中，首先最为明显的特点是多样性。其既有报导、时评（主要集中在其早期的学术生涯当中）、回忆录（连载于《传记文学》的“子善专栏”），亦有论文、随笔、札记等不同类型的“述学文体”（而所有这些写作样式，依照古典文章体式而言，即包括文话、书话、乐话、艺话等）；其次我们可以发现，他有不少文章既可以被视作书话、随笔、札记，亦可被看作一种古典意义上的学术文章。简言之，除了晚岁以来所撰长篇论文，其大多数篇幅较短的学术写作，均具有一种跨文体性、混杂性、暧昧性，难以被清晰地划入某一文体序列；再次，其至今并无任何一部近代学术意义上的“专书”。当然，对此我们可以引用书话、随笔、札记、序跋甚至书札，皆为中国古典学术传统当中的主流“述学文体”，以及陈寅恪、钱锺书等近代第一流学人较少专事“专书”而多写专论、随笔、札记等事例作为其“吾道不孤”的证据[10]，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随着人文学术的发展，书话、随笔、札记、序跋等，常以篇幅极为有限、该文体本身的限制，而不能就一问题展开充分、深入的讨论，这才是何以专书，以及带有长长的注释、一定要有学术史回顾、有问题意识和理论方法的自觉的学术论文，最终会取代一切古典“述学文体”的本质，亦即此一变革乃是由学术（史）的内在变革所致，并非来自于中国被强制纳入“现代性”这一历史境遇，或是“基金”“项目”和“工程”等所表征的更晚近的、同样模仿西方学术生态而建立的一套制度设计（当我们对这些新的学术体制发表评论时，真的知道这一点吗？知道它们给全人类、全世界所创造的巨大贡献吗？）[11]；另一方面，上述这些方面的特点，更与陈教授所经历的特殊时代、个人经历、职业发展道路等因素息息相关，并非纯为自觉、自愿选择之结果。因与之相反，在他的同代人当中，那些一开始就置身于学院，而后经历了完整的学术训练，再踏上学术之途的研究者，就很少出现这种现象。
此外，这种写作的多样性、跨文体性、混杂性及暧昧性本身，固然可以作为当代学者、尤其是一位主要靠自修成才的文学学者的特殊的“个人史”“生命史”的见证，但也有一些历史的偶然性（正如他的“张学”研究，同样源于一偶然性事件[12]）潜藏其中，不可不提。以陈教授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捞针集——陈子善书话》为例，从其定位与实质的罅隙中，我们便能窥见这一点。如所周知，该书系浙江人民出版社“今人书话系列”第十种，按照该丛书策划者“绿林书房”（主事者为李庆西、吴俊先生，丛书“弁语”执笔者不详其究为何人）对丛书的设计及其对“书话”的理解：所谓“书话”也者，无外乎是谈书的文字，但古今“书话”有异，前者“多属目录校雠之学”，后者尤其降至当代，“其中版本目录色彩愈益减褪，而更为注重书里书外之掌故、事略、情致、意境等等，且不乏针砭时弊之笔”，似已开创一种新的、属于当代人的书话写作风格。又以丛书诸集作者，均为一时之选，故而坚信“精华所聚，可读可赏”[13]。而在姜德明先生为该书所作序言中，也肯定了此书的出版自将扩大书话写作的队伍，有功于“新文学史料学”“新文学研究史”[14]。此外，作者自序亦表明其在此时，亦将该书定位为一种书话写作，并援引唐弢关于书话的定义（今已成为近代学人最为重要的“书话”论述之一），以为自己的写作正名[15]。然而，对照此书内容，我们却不难发现，其中虽有书评、序跋、访书记录、关于藏书票的讨论等符合丛书策划者所理解的“书话”一类文字，但更多地仍是正襟危坐间写就的学术文章，亦即难以被划分为论文、随笔、札记、书话之类的作品。也正因此，窃以为，如果此书并非纳入书话丛书出版，亦无“陈子善书话”之类的副题（或是径直以“陈子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论集 / 稿”之类的书名出版），我们也许便不会一直将陈教授的学术写作乃至全部写作误认为书话写作（或是将此视为其学术写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部分），而不待言，这种误读和误会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作者对其学术写作本身的认识。
陈子善《捞针集：陈子善书话》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图片源于网络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陈教授的学术思想不断地发展、深化，他对书话写作的认识，在最近几年当中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刚刚出版的《梅川千字文》为例，无独有偶，该书同样被纳入一套收集有多种书话作品的丛书，而从书名看，似又是一部书话集无疑，但作者说得明明白白，乃为“第三种研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札记集”，且还进一步剖白道，“以极经济的篇幅，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某个鲜为人知或尚未弄清或悬而未决的具体问题，一直是我颇感兴趣并努力尝试的。前人已有《晦庵书话》这样的名著，我想除了谈书，还可以扩大范围，谈些别的”[16]。
左：陈子善《梅川千字文》 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右：唐弢《晦庵书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
图片源于网络换言之，在作者眼中，该书系“札记集”，并非“书话”，尤其与《晦庵书话》等近代学人所撰书话有所不同，又有新的尝试和拓展，虽然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以极经济的篇幅，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某个鲜为人知或尚未弄清或悬而未决的具体问题”。究其实，以写作对象观之，《晦庵书话》确为“书话”（虽与清人乃至其他近人书话写法亦有不同），而《梅川千字文》所谈者，既有书籍（单行本），亦有单篇文章、照片、画作、日记、书札、杂志、说明书、贺年片等各类型的新文献（或将其作为文献发掘的来源，或是解决某一问题的重要资料），更有对旧文献、老问题的新考证，显已突破《晦庵书话》构造的新文学“书话”之体。在具体的写法上，全书所收八十二篇文章，每文虽只千字，但无论谋篇布局，还是遣词造句，在在可见其炉火纯青、“信腕信口，皆成律度”之风致，但无一例外，它们首先是学术文，其次才是书话、散文、随笔、札记。再就其内容来看，既有以往的研究风格、重心的延续，对夙所关心的课题新的探勘，更不乏对骆驼社、现代小说史、散文史、翻译史等领域的一项项新研究，诚所谓“庾信文章老更成”也。而这一切，又岂能简单以“书话”目之？单纯以“文献”工作视之？毋宁说，其学术写作出入于文史之间，远较书话范围辽阔不知凡几。其实，即便是那些被冠名为“书话”的集子，我个人认为，其中不少篇什，近乎方东树《书林扬觯》、叶德辉《书林清话》那样的学术著述，或是东洋作家、学者出久根达郎及西洋藏书家、书话作家爱德华·纽顿那种学术性极强的书话（它们本身也是学术著作，而非散文、随笔之属），非是一些当代学者、收藏家、文学爱好者所写的那类浅薄“书话”文字，因其连起码的文从字顺也不能做到，遑论其余。
左：方东树《书林扬觯》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右：叶德辉《书林清话》 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
图片源于网络2019 年 3 月，在陈教授荣休仪式结束之后，我曾发表过一篇报道性质的文章。文中有一段话，回应了那种将其全部学术工作窄化为“文献”之学、将其数量不菲难以定义的学术写作窄化为“书话”之属的观点，但这其实不仅是写我所理解的陈教授的人与文，也指向他们那一代人甚或他们的前辈和后辈（当中有不少人籍籍无名，终其一生均居于学界边缘地带），那个不断传承、发展、充满韧性和野性（在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此文写作、发表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庆祝实证主义史学和文献学取向的现代文学研究[17]逐渐被学界承认，在学界要求“承认的政治”，而是希望在向陈教授致敬，感恩他为学术、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同时，也能以此一学思历程的高光时刻温暖、激励更多的同道中人：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传说”与“神话”之外，先生等身的著作与磊落、脱俗的行止，正如一束束火把，不仅照亮其学问的尊严与魅力，使之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显现、发扬，也温暖着广大“无名”的同道、无数远方的人们，让他们在埋首文献史料时不再寂寞；而从文献史料出发、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精耕细作式的研究，这一由先生及前辈学人共同开辟的广阔道路，必将在新世纪、新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中，不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与典范意义，鼓舞世界各地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踔厉奋发、踵事增华，开拓学术新境。[18]
”
左：陈子善《雅人乐话》 文汇出版社1995年版
右：陈子善《流动的经典》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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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陈子善《纸上交响》百花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右：陈子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图片源于网络君子豹变：人工智能、
数字人文与新人文主义
但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带给人文学的影响，从未如今天这般剧烈，令人忧虑重重，其中之一即由数字媒介、技术（尤其人工智能技术）、方法、工具等的革命性的发展带来。尽管陈子善教授并非是一位精通计算机、互联网、数据库等数字技术、方法、工具的学者，又兼以其研究旨趣、方法颇富传统人文学术的气质（甚至被吴小如先生认为是“乾嘉学术”的当代知音），因此，如上所述，可能在不少读者眼中，他代表着在今天这样一个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时代里，卓尔不群的传统人文学者（一个更加通俗的称谓是“老派学者”）、人文主义者的形象，但是，我想在此提出的一个新的观察是：饶是如此，正因为他对这些新生事物的敏感和一生所抱持的开放态度，不仅让他可以对文学、文献学等人文学术分支领域不断做出新的贡献，还能对“数字人文”这一跨学科的、目前正在发展中的新领域形成非常前瞻性的判断，因此也可以说是拥抱变革、拥抱未来的人文学者中间的一位代表人物，成为“君子豹变，其文蔚也”这一古典人文理想在当代激发的重要回响，更使他本人成为了“新人文主义”的先行者、倡导者、实践者。
其实，前者很好理解。在他晚岁以来的学术研究、写作过程中，虽然自己不能利用个人电脑，但通过家人、朋友、同事、学生的帮助，通过对智能手机的娴熟的使用，在编辑一部现代作家作品集、资料集，或是为撰写相关论文、文章而搜集研究资料时，仍能够较为充分地利用各种数据库、网络资源，吸收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21]。另一方面，他收藏珍稀新文学书刊资料——研究、写作资料的主要来源——的方式，也从之前的逛旧书店、频繁出入拍卖行、参加民间读书年会等，亦丕变为“在家淘书”[22]、在线淘书，亦即利用在线的电商网站、二手书刊交易网站、拍卖会、社交群组等方式，继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收藏和研究[23]。而在对社交媒体（让我们别忘了这一点，即陈教授是最早使用微博、且拥有大量关注者的人文学者之一，当然，他现在使用社交媒体的重心，已转移至微信）的使用过程中，他除了及时地和中外同行保持联系，发布自己的研究、写作动态和学术资讯，慷慨发表其专业判断和洞见之外，也时常能够敏锐地发现新的研究资料、课题，从而不断地推进研究、写作的进程。例如，近几年来在《书城》《文汇报》《新民晚报》等处连载的“梅川书舍札记”系列、“识小录”系列（多已结集出版）及发表的其他的长短文章，所依据的文献资料，就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他在线购入的各类文献资料，新文学方面的书刊资料当然仍为重中之重。
陈子善《识小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图片源于网络而就后者而言，由于陈教授对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在内的数字技术、方法，及其与人文学的研究结合产生的“数字人文”这一新领域所持有的自由、开放、包容的态度，因此，他不仅不反对他的同行、友人、学生在此新领域进行探索，而且，还鼎力支持这方面的研究，对此充满期待和希望。更重要的是，对他本人（也包括受其影响的学者、读者）而言，在拥抱这一新生事物的过程中，也逐渐孕育出了由人文主义向“新人文主义”进发、转型的可能，亦即如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所言的、实现科学与人文的融合这一人类学术的最高理想[24]的可能。例如，我和一些朋友讨论“数字人文”应该如何与现代文学研究结合的一组文章（也是这一领域比较早期的讨论），就发表在他创办、主编的《现代中文学刊》；又如，我在目前服务的高校，想要筹设专门的数字人文研究机构时，他不仅拨冗出席了揭幕仪式及学术研讨会，还为我提供了大量富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因此，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敝中心阵容坚强的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再如，在疫情期间，我曾邀请其发表线上学术演讲，借此机会他就专门谈到文献研究应与现代技术结合这一重要问题，其所见相当辩证，一方面指出现代文学研究数据库目前仍不敷使用的现状，呼吁大家能够携手共建共享，另一方面又不忘提醒我们注意此类数据库得以建立、完善的前提，正在于首先充分地搜集、占有第一手文献资料（亦即纸质文献）：我曾经这样想过，我们现在已处于信息社会、互联网时代，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还包括当代文学研究，整个文献保障体系跟以前应该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昨天我看到复旦大学陈尚君兄讨论互联网时代的古典文学文献研究的一篇文章，他说由于互联网、数据库，他《全唐诗》的整理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如果放到我们现代文学领域里面，我们这个现代作家的数据库，整个一个时代的新文学作品的总汇，可以做吗？《全唐诗》的总汇他可以这样做。近代以来由于印刷资本主义的出现，白话作品大量出现，我们现在谁敢说哪个数据库能把所有民国时期的现代文学的作品一网打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吧？他可以编《全唐诗》，王贺能编现代文学全部小说？全部散文？全部新诗？这个太可怕了，当然不是没有可能，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数据库能建立起来，但目前还不现实。《全唐诗》《全宋词》都可以借助于现代化的手段处理好，越来越完善，我们现在不要说现代文学的全部作品，就是某一个作家的数据库也不完全，鲁迅的数据库就那么完美了？很多网上下载的鲁迅文章错字很多。廖久明编《回忆郭沫若资料汇编》，准备出版一整套的书，但如果是做一个电子数据库，这些就够了吗？有没有重大的遗漏？我想都是问题。
研究者又该怎么面对？明年有两个重要文学社团的纪念，一个是文学研究会一百年，一个是创造社一百年，这两个重要的文学社团的数据库在哪里？我没看到。在座的诸位是不是看到了？有没有人在做？做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重大项目多了去了，最基本的东西你做出来了没有？这都是问题，不是某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不是说我个人有兴趣我来做一个，需要一批都意识到这个问题重要性的人来做，这才有可能做好，更方便我们来利用。接下来你还要能够利用，怎么更好的来使用。然后我们才能够进行第二步，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新的观点、新的思路。你第一个都没有做好，怎么进行？所以说，现代文学文献学实际上有一个实践的问题，这个实践包括怎么跟现代技术更好的结合。古典文学原来的基础就比较好，文献整理这套规范本来就很好，而且现在又走在前面，做得比较好，而我们现代文学研究不说落后，也至少是滞后。哪怕你用一个小的入口切入，你做一个现代作家的旧体诗数据库，从鲁迅那代人下来，很多现代作家都写旧体诗，当代如聂绀弩等人，都有不少作品，能不能做一个数据库？有人做吗？郭沫若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那些诗，他自己也认为写得不好的，但要做的话，无论好坏，也都得放进去。现在做民国旧体诗词数据库的，可能仍限于专写旧体诗词那批文人，新文学家这个层面是不是包括了？[25]
”
随着新的学术视野、方法论——“数字人文”——在中国内地的勃兴，其（指王贺——引者注）研究兴趣也逐渐发生转移，转而进入这一新的领域。他开始思考“数字人文”与传统学术的关系、与现代文学研究如何深入结合等问题，并展开一系列个案研究，致力于将此一视野、方法引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开拓“数字文献学”与“数字现代文学”的研究，因此，本书也集纳了其对这些学术前沿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其认为，从文献学到“数字人文”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其个人研究旨趣、重心的变化，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被视作现代文学研究的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的过程，值得进一步展开和深入。……但“数字人文”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其影响进入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多领域后，虽已有部分论著发表、出版，然而目前仍缺乏真正具有足够解释力、代表性的成果，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更是如此，因此，仍需要包括王贺在内的诸多研究者不断作出努力，以使这一“典范转移”逐渐成为事实。[27]
”
但在此我还必须指出，这种自由、开放、包容的态度，并不是其对数字人文“法外开恩”，也不是陈教授一人的专利。据我的观察、理解，他和他的许多友人、同道中人“似乎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因受够了保守、封闭之苦，在改革开放之后，不断追求并实践开放、包容、自由、民主理念（这些当然也同时是一些极为重要的学术理念），乃至于将这些理念刻进了骨头里，融在了毛细血管里，成为了一生言说、行动的自觉。他们终其一生，对那些不断回潮的社会现象、学术话题，以及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始至今不绝如缕的咖啡馆里闹革命式的文字游戏等等，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和极为清晰的判断”[28]。而这或正是现代文学、五四新文学给我们这些读者、研究者最重要的教育。
质言之，陈子善教授数十年间通过不懈努力，贡献了大量的编集、研究与写作，其影响不仅遍及海内外一代又一代的普通读者，也在专业学者中间，建立了自己不可被复制、取代的独特地位和不朽声名。今天，他不仅被学术界推许为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代表性学者，被知识界、传媒界视作当代书话写作的旗帜（一个美丽的误会！）、沟通海内外中文写作的桥梁和编辑出版海外作家、学人著述的重要推手，而且其著作也以广泛、长盛不衰的影响力，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有价值的、藉由纸质媒介传播的人类文化、文明遗产，在数字时代，一定不会黯然失色，相反，仍将会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中的古典传统重释重构及其互动关系史研究”（21&ZD267）阶段性成果；上海市“数字人文资源建设与研究”重点创新团队项目；“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资助计划”中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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