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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 | 关于小说《人世间》的补白

論評說小 2022-07-27

关于小说《人世间》的补白 

■ 本文刊于《小说评论》2019年第5期


梁晓声


我的小说创作,从内容上基本可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属于知青文学。知青是“上山下乡”运动中形成的特殊青年群体,都是“文革”亲历者,也是我们共和国的第一代儿女。整个1980年代文学,被概括为新时期文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反思。我认为,知青经历让一代人无论作为整体还是个体,都具有特殊时代见证人的切身感受。当年,我作为有知青经历的青年作家,必然会将反思作为文学使命之一。后来,不再年轻的我继续创作了《年轮》《知青》《返城年代》等,既是自己始终放不下的反思使命的延续,也是书写人类正能量的不泯激情的延续。我觉得,人性的美好如善良、正直、诚信等,越是表现在理智塌方的狂热年代,越值得作家发乎真情地大书特书。

我的另一部分小说创作大抵属于“当下”题材,即时代发展到1990年代、2000年代,我的关注视角和创作动念都会伴随时代的进程有所调整。

小说家应该成为时代的文学性的书记员,这是我的文学理念之一。一路写来,我渐渐意识到:一个时代过去了,一个时代开始了,时代和时代之间不可能像打隔断墙那样截然分开。前一个时代与后一个时代,总会或多或少地发生现象、问题、矛盾的部分重叠。诚如我们常说的,旧的问题、矛盾遗留下来,尚未完全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矛盾接踵而来。二者彼此交融,纵横交错,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成果都得来不易。



如果要将发展成果讲足,最有说服力的方法是比较。既要同别国进行横向的比较,也要同自己的从前进行纵向的比较。在这种比较中,民间的实际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尤其具有说服力。于是,我就想写一部年代跨度较长的小说,尽可能广泛地通过人物关系描绘各阶层之间的亲疏冷暖,从民间角度反映中国近五十年来的发展图景。



当代许多作家都出身农村,写农村生活信手拈来,好作品数不胜数,比如《平凡的世界》,而全面描写城市底层青年生活的长篇小说相对较少。我从小生活在城市,更了解城市底层百姓生活。我有一个心愿:写一部全面深入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长篇小说。

少年时代,我就喜欢读书,喜欢有年代感的作品,比如《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复活》等,但是创作一部有较强年代感的作品十分困难,也一直感到准备不足。到了六十七八岁,我觉得可以动笔,也必须动笔了。我不会电脑,只能手写,写第一页时不知道书名,但知道必须写到三千多页才能打住。这是有朋友提醒我,不要写那么长,最好写二三十万字,好定价、好销售,写那么长谁买谁出谁看?我说,这不是自己考虑的,我只想完成自己的想做的事。



创作《人世间》,就是想将近五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直观地告诉人们。只有从那个年代梳理过来,才能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最近,我因为整理一些散文随笔,想到了从前许多事,比如年货、布票、肉票、洗澡票、户口簿、厕所等。我很感慨,中国确实站起来了,确实发展了,各种变化之大,不回头比较,印象是不够深刻的。现在普通饭店的任何一桌饭菜,过去北方家庭春节也都几乎吃不到。当时见不到鱼虾,鸡蛋、粉条都凭票,我直到下乡前才第一次吃到点心。这种生活并非城市最困难家庭独有,而是当时普遍现象。1990年,我在北京家里第一次洗到了热水澡。因此,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我特别感谢中国青年出版社和责任编辑。小说从1972年冬季写起,当初有些出版社的编辑一看到这个开篇年代就有些犹豫,我自己甚至也产生顾虑。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同志有全面把握书稿的水准,给了我很大鼓励,感谢他们帮助我完成了心愿。




我常常想,人类究竟为什么需要文学艺术?文学艺术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更是让人类的心灵向善与美进化。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论好人文化的意义》,不是说“老好人”,而是对自己的善良心有要求的人。《人世间》里没有太坏的人,只有精神不正常的人才总是干坏事。我总是在作品中挖掘、表现人物好的一面。这也是我对文学的理解。美国拍了《辛德勒的名单》《动物园长的夫人》等一系列表现二战时期普通人见义勇为的影片。其实,我们国家民间的好人很多,文艺作品中却好像都在斗。有两件事让我颇受刺激。一次,我去一位外国朋友家,朋友的儿子正在看一部中国宫斗剧。朋友儿子问,为什么剧中人物都那么坏?朋友回答说,别相信,在我们国家人不是那样的。还有一次,一个中国朋友的孩子看一部外国电影《战马》。孩子说,妈妈,这几个人真好。孩子的妈妈说,别信,哪儿有什么好人?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不再相信有好人了?参加《人世间》首发式前,午间新闻就报道了几件好人好事。其中,有一辆大客车掉进了冰河,路过的吊车司机看到后紧急启动吊车,用高超的技术将困在客车中的人一个个救了上来。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和事。



创作《人世间》时,我要求自己,应表现出多数人本能地希望做好人的心愿。创作完成后,我可以肯定对世界说,无论周围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自己都不可能做坏人了。




我曾写过《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我希望自己能创作一部文学性的、跨度五十年的各阶层分析。我对民间特别是城市底层的生活比较熟悉,也比较熟悉知识分子、文艺人士近五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与老革命式的干部们也曾有过亲密接触。这几方面的比较熟悉,让我写起来不至于太不自信。

欣慰的是,在115万字的《人世间》中,一些内容是其他小说中不常见的,一些人物是文学画廊中少有的,一些生活片段也不是仅靠创作经验编出来的。它们都源于我这个作家独特的生活积累,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我认为,《人世间》也值得干部们来读一读,特别是对从前的中国及民间缺乏了解的年轻干部们。我希望能向他们提供一些鲜活的、有质感的认知内容。我认为,如果缺乏这方面的起码认知,就无法深刻理解当下底层民众的某些情绪的缘由,也很难与他们进行效果良好的对话。

作家是文学动物,而文学本身并不能解决什么现实问题。若那些有信心、有能力、有干劲解决现实问题的人,偶尔也想要通过文学来间接补充对民间的了解,而《人世间》又能起到一点儿这样的作用,则作为作者,我自然也是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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