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陶特在英语重写的“主流现代建筑史”中长期处于边缘，直到2015年之后他编撰的重要著作《城市之冠》才被完整地翻译成英语。然而在当时的魏玛共和，陶特不仅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建筑师、组织者，而且还曾提出过不少乌托邦的构想，与《城市之冠》同年推出的格罗皮乌斯《包豪斯宣言》也颇受陶特的影响。如果说“宣言”还在探寻通往社会更新的道路，那么陶特的方案已经通过历史脉络的梳理，相当自信地推演出这一未来社会的城市形式。百年之后，重新译读《城市之冠》这一历史文本的意义何在？在回应这一提问之前，让我们先弄清楚为何这本著作长久以来会为人忽视，或者说大多数人为何只闻其名、略识其图。这并非因为文字上的“晦涩难懂”，部分的原因来自于它的体例。严格地说，这本著作更像是一本文集，书的几部分出自四位作者之手。不同部分的主题几乎迥异，而经由陶特的编排，却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论述：开篇与结尾是陶特推崇的谢尔巴特所写的两篇散文诗《新的生命》《死寂的宫殿》；在推出自己的方案之前，陶特引用的40例“历史上的城市之冠”图片；主旨文章“城市之冠”揭示了历史之原型，批判了现实之危机，以文字和设计图纸的形式论述了一个以新的城市之冠为中心的“田园城市”方案，甚至还附上了建设“城市之冠的经济成本”；在随后的“构筑”这一章节，新闻工作者、政治人物埃里希·巴龙号召通过艺术与建筑去实现社会及精神层面的教化；而建筑批评家、艺术史学家阿道夫·贝恩的文章则批判了哥特时代以来艺术的“堕落”，并预言所谓“总体艺术”，将各种艺术整合于建筑之中的“建造艺术的重生”。陶特试图以这些跨领域作者的论述，从多个侧面支撑起“城市之冠”这一怀有建筑、社会、精神等多重理想的城市方案。也就是在这本著作之后，陶特逐渐摆脱了由“玻璃宫”这一创作留给人们他关注于材料、美学的印象，更多地转向了社会及精神层面。但是或许也正因为这一转向，让这位曾经被简单的定义为表现主义者的建筑师，逐渐退出了后世建筑学人的视野。本次推送的是这本著作核心部分“城市之冠”方案的结语。“院外”感谢这一中译本的编辑和出版社授权，之后还将推送相关的翻译与讨论文章。
Bruno TAUT｜1880年5月4日-1938年12月24日本方案（城市之冠）的意义和目的不在于呈现一个事无巨细的设计，而是为了鼓励并有效促进现有城市的发展和转型，其中讨论的也并不是非常新的城市。即使面对妥协的压力，“明确地赋予独立的城市区块以结构”这一追求也应被摆在第一位。当然，最终的目的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的城市，而且这个目标也许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遥远。与威廉港[1]附近的吕斯特林根[2]相反，莱茵费尔登[3]市区的形成就是一座城市无序快速生长的例子。不管新城是位于莱茵兰[4]、威斯特法伦[5]的工业区，还是位于易北河流域及类似地区，其经公开讨论的建设提案都体现了这一追求[6]。因此，有必要对现有条件下与城市之冠建造相关的主要趋势进行概述。在十八世纪绝对君权鼎盛时期，君权主导建设的住宅使城镇居民定居在“建筑恩典”之下，并自命不凡地将城堡置于新城市的中心。在卡尔斯鲁厄[7]，教堂与市政厅面对面地遥相呼应，两者具有同样的体量和塔楼。但与古老的城镇相比，并不能说这是同一种伟大思想的体现，即“启蒙”思想。十九世纪前半期，从申克尔[8]的浪漫主义学派开始，上述尝试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图01）。历史上类似方向的设计还有基利[9]位于柏林莱比锡广场的腓特烈大帝纪念宫（图02）。尽管设计方案本身极具美感，但它也为后来纪念性建筑的泛滥埋下了种子。接着出现的便是混乱，随之而来的还有城市建设中极端的鲁莽和盲目。直到十九世纪90年代，“城市规划”理论开始发展，对目标和城市之冠的追求才逐渐出现。在此，我将埃比尼泽·霍华德的开创性著作《明日的田园城市》[10]中的城市中心示意图与中国城市曲阜的平面图放在一起对比，来展示这一追求是如何以纯理性的方式体现的。田园城市莱奇沃思的城市中心展现了教堂与市政厅之间的联系。曲阜孔庙的整片宏大区域则表现了一种振奋人心的伟大理念，我们消散的理性主义只能谦卑地拜倒。但田园城市的思想不仅仅是一种理智的产物，它源于对幸福的渴望，并引领我们向这一目标迈进。斯图加特附近的克莱因霍恩海姆[11]的规划平面图（图03）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即使是以日常乡村住宅的建筑类型呈现，也有可能创造一个作为活动中心的城市之冠。为了赋予一度无序的大都市以有序的城市意象，设计师在这个方案中做了艰苦的努力，同时也给了沉闷的廉租公寓住区一丝人文精神的气息。为了给类似的努力献计献策，1910年的“大柏林竞赛”[12]中涌现出许多方案，而这些方案本应尽可能地保留柏林作为帝国首都的城市形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布鲁诺·施密茨[13]作品中以尖塔作为构成元素的设计倾向，但这只是刻意追求自我突破与纪念性的结果。方案缺少内在的思想，以至于只停留在单纯的形式层面。圣保罗大教堂为伦敦加冠是多么崇高动人。按照城市创造者的意愿，大教堂曾耸立于整座城市之上，而直至今日它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在教堂地下室中，穹顶中心的正下方摆放着被抬高的纳尔逊勋爵[14]的石棺，在其之上，有着巨大穹顶的大教堂仍统领着今日的城市天际线。类似的英雄崇拜的认识在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中也被很好地传承下来。在维也纳，虽然奥托·瓦格纳[15]努力为公寓楼组成的城市带来秩序与特色，也造就了不错的作品，但其设计也受到了以下因素的影响：为了创造有表现力的韵律，某些元素夹杂在整体之中，而独立的、设计精美的建筑无法与由公寓楼组成的街区相衔接。这与美国人的尝试有着相似之处。
1 威廉港（Wilhelmshaven），德国北部沿海港口城市。
2 吕斯特林根（Rüstringen），原为隶属于德国城市奥尔登堡的新市镇，创建于1911年。后在1937年与威廉港合并，新成立城市依然被命名为威廉港。
3 莱茵费尔登（Rheinfelden），瑞士北部市镇，名字的意思是莱茵河的流域。处于莱茵河上游，与德国隔莱茵河相望。
4 莱茵兰（Rhineland），指德国西部莱茵河两岸的土地。
5 威斯特法伦（Westfalen），是以德国多特蒙德、明斯特、奥斯纳布鲁克等都市为中心的地域，位于莱茵河和威悉河之间。
6 此处原书注释为：Die starke von Hans Kampffmeyer ausgegangene Bewegung zur Gründung einer “Friedensstadt” gibt Hoffnung auf eine nicht zu ferne Erfüllung unserer Wünsche（汉斯·康普迈耶发起的建立“和平之城”的轰轰烈烈的运动，给予我们在不远的将来实现愿望的希望）。汉斯·康普迈耶（Hans Kampffmeyer，1876-1932年），德国田园城市运动的发起人，主导了卡尔斯鲁厄的田园城市住区的建设。
7 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德国西南部城市。
8 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普鲁士建筑师、城市规划师、画家。德国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师从弗里德里希·基利。其设计理念影响深远，其弟子等一批在柏林工作的建筑师被称为申克尔学派。
9 弗里德里希·基利（Friedrich Gilly, 1772-1880 年），德国建筑师，对申克尔古典主义风格的形成影响甚深。
10 《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1898年）的德文译本 Gartenstädte in Sicht 出版于1907年，与1919年出版的《城市之冠》为同一出版商。
11 克莱因霍恩海姆（Kleinhohenheim），斯图加特南部比尔卡赫（Birkach）自治市内的一个住区。
12 大柏林竞赛（Groß-Berliner Wettbewerb），1910年举行的大柏林规划国际竞赛，同时举办了城市设计展，被视为现代城市设计学科建立的重要宣言（城市设计的学科概念本身就源于十九世纪末的德国和奥地利）。
13 布鲁诺·施密茨（Bruno Schmitz, 1858-1916年），德国折中主义建筑师，以其设计的大尺度纪念性建筑而闻名。
14 纳尔逊勋爵（Horatio Nelson, 1758-1805年），英国著名海军将领及军事家，在1798年尼罗河战役及1801年哥本哈根战役等重大战役中带领皇家海军胜出。他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中击溃法国及西班牙组成的联合舰队，迫使拿破仑彻底放弃从海上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但自己在战事进行期间中弹阵亡。
15 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 1841-1918年），奥地利建筑师、城市规划师。他的大量建筑作品改变了其家乡维也纳的城市风貌，同时他也是“维也纳分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02｜基利设计的腓特烈大帝纪念宫｜柏林的莱比锡广场在美国，人们可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城市之冠的必要性。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早已开始，并将在天际线上创造城市中心作为其目标。芝加哥城市俱乐部[16]发起了城市外围次中心的设计竞赛。弗雷德里克·豪[17]的陈述代表了美国人对于这一问题的见解。历史上有三个主要时期，其间的城市发展启发了人们的思想和梦想：安敦尼王朝，在此期间罗马人热衷投身于城市的美化；中世纪的意大利、法国、德国、荷兰城镇，其中的纪念性建筑表现了新兴的自由的中产阶级对城镇不断增长的热爱与自豪感。如今在二十世纪，德国人则通过永恒性和艺术成就中所具有的相同意义，在纪念性建筑中展现着他们对于祖国的自豪感及权力意识。在一篇关于“城市设计”的文献综述中，科尼利厄斯·古利特[18]将美国的尝试描述如下。首先，美国有一些极具指导意义的书籍，其目标是为城市提供一个规范化的建筑行业。它们常常试图创造一个市民中心，这就意味着要为之设计一个宏大的广场和道路系统，并在其中运用上所有的艺术媒介。在这种艺术手法中，尺寸是最重要的因素：100米宽的街道被12层楼高的房屋围绕，在中间则是一座巨大的议会大厦或市政大楼。但在其中很难找到对土地征用、道路建设、公共建筑建设费用的明确计算，而对于这些费用该如何由纳税人分担更是鲜少提及。对未来的力量充满希望，使得方案越宏大越受欢迎。美国人为了彰显他们的过人之处，各种城市规划委员会并不避讳与欧洲的大城市作比较。如在一篇罗彻斯特的报告中所提到的，“著名的企业精神与高度的市民自豪感，让我们对城市的未来寄予厚望”。如何将类似的尝试付诸实施，可以在1916年4月21日的社区中心营造全国大会纽约城市规划委员会顾问乔治·福特[19]的谈话中找到依据：“将不同的建筑和开放空间以协作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这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美——线条美、形式美、色彩美、比例美、体块美、构成美。有精神追求之人渴望美。”他还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的支路网很少有节点。我们的规划图常常类似于单调的网格，没有变化或重点——如果允许我们在这种规划上发挥想象，尝试不同的可能性，未来城市规划的愿景将逐渐展现；一座城市由许多互相交织的区域组成，在每个区域内部都可以充分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如有额外的需求则可以跨越区域。如此一来，许多地方的高中、中央图书馆、剧场、大讲堂、音乐厅、军械库、大型游乐场地都可以整合在一个组团中心中。整座城市的社区组团则会包括大学、艺术品馆藏、为病人和穷人设立的福利机构。最后，全市的最高点，则是立法、行政、司法的组团——这样区域中心将十分有助于促进对公共利益的认知。只要人们有了这样的社区意识，他们就能更好地领会邻近区域间各种互动的真正意义和重要性。直到有一天，一个美好的愿景，宏伟的全景将展现在他们眼前，他们将感受到“城市”所有的荣光与美丽。这些话语完全是我们也在寻找的方向。其中最不同寻常的是体现公民自豪感这一倾向，这种自豪感特别符合为自己年轻而兴旺的国家感到骄傲的美国人。纽约新市政大楼就是实践这一想法的一个实例（图04）。它在城市 景观中脱颖而出，以在摩天大楼之中彰显自身的地位。但如果你观察纽约的城市景观，就会发现其中的市政大楼并没有比宏伟的奥格斯堡市政厅更加雄伟，而奥格斯堡市政厅在真正的城市之冠圣乌尔里希教堂（图05）面前也始终处于次要地位。上文中弗雷德里克·豪对古代城镇中市民自豪感的高度赞扬似乎基于一种误判：究竟什么才能作为至高思想的至高表现，真正冠于城市之上。正如由芝加哥建筑师瓦尔特·格里芬[20]设计的澳大利亚联邦首都规划，新型的美国城市规划将议会大厦、政府建筑群作为城市的制高点。而教堂只在其中扮演非常微不足道的角色。这些规划归根到底是一种鲜明的理性主义的产物，一种对于创造纪录的迷恋，即使设计得再美丽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就算是华盛顿精致的国会大厦（图06），作为美国这一伟大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它体现了国家的理念，但也无法与古代教会与国家之间神圣的结合相提并论。
16 芝加哥城市俱乐部（City Club of Chicago），成立于1903年的无党派非营利组织，是芝加哥历史最悠久的公共政策论坛，旨在为芝加哥培养公民责任，推动公共事务，为公开政治辩论提供论坛。
17 弗雷德里克·豪（Frederic C. Howe, 1867-1940年），美国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
18 科尼利厄斯·古利特（Cornelius Gurlitt, 1850-1938年），德国建筑师、艺术史学家。
19 乔治·福特（George B. Ford, 1979-1930年）, 美国建筑师、城市规划师。他创立了美国第一家私人城市规划咨询公司，并曾参与起草美国第一部综合的区划条例：1916 年颁布的纽约市区划条例（1916 Zoning Resolution）。
20 瓦尔特·格里芬（Walter Burley Griffin, 1876-1937年），美国建筑师、景观设计师。他在1911年参加了由澳大利亚政府举办的国际竞赛，并被选中主导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设计。
当然，美国的国家自豪感并非仅体现在组织与行政结构上；与欧洲相比，美国更是一个庇护与自由的象征。但其规划仍不具备任何宗教上的重要意义；即便这样的规划像别处的一样服务于民，我们也不想将其作为由所有人的最终念想、渴望与信念转化而成的建筑的承载物。创造一个主导城市的巨大结构，其中却只有办公空间和会议室，这种做法是荒谬的，即使它也许会对市民的福利有极大的影响。“不止于公民，意味着成为人”（罗伯特·赛奇克[21]）。国家永远只是共同体的大脑，它的心一定在别处。与之相同的还有布鲁塞尔司法宫，其建筑本身引人注目，但这种引人注目更多是负面意义上的。与之形成对比，位于柏林的德国外交部朴素的单层建筑却是精巧动人（图07），它体现了这类建筑中形式与内涵的高度一致性。然而，国家机关的建筑似乎都是为了至高的象征意义而创造的。首先，它与所处的城市环境几乎没有关系。其次，它的性质更多的是代表性而非办公性，其中各阶层人民的代表为了全体的救赎汇聚一堂。可是，为此而建的房子却大多在建筑上表现为一种浮夸的语汇堆砌，仿佛议会的使命在于华而不实的演讲，而不在于良好的法律。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德国国会大厦就是这样的例子，尽管它极具历史意义。我们必须将其看作是美国人所做的一种探索。看起来似乎美国人也已经开始意识到不可能将理性主义作为唯一的原则。在两位美国人——安德森[22]和埃布拉德[23]设计的“世界中心”[24]的概念中，“世界首都”（图08）的中心位置是服务于艺术和教育的建筑，其中的最高点则有一座320米高的 “进步之塔”。“这是一座圆形广场的中心，围绕广场坐落着各种科学馆，并都配有画廊、图书馆、办事处、穹顶、塔楼、柱廊。左右两侧建有国际法庭和宗教殿堂。一座国际银行和一座国际图书馆则使整个建筑群功能齐全。围绕城市的这一宏伟中心布置主干道和居住区；城市的最外圈则是一片有水道相伴的公园区。”这一方案中存在着对思想的建构，其表现形式或许有些夸张，但宣告了一种对纯粹理性的背离。报纸刊登的位于德国与奥地利边界上的同盟城市规划也指向了类似的方向，其城市中心也将符合相关趋势。最后，作为体现人性崇高的最显著例子，由荷兰人亨德里克·贝尔拉赫[25]设计的一座公共纪念建筑（图12）值得一提。贝尔拉赫对此有过如下阐述。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构思了这座万神殿，它建造于山丘之上，俯瞰着欧洲中部的平原。八条军用道路从各个方向通向它的大门。道路坐落于塔楼之间。这些塔楼分别象征着爱与勇气、热情与谨慎、科学与力量、自由与和平，像守卫一样把守着万神殿的入口，环绕着一座在夜里光芒万丈的雄伟圆形大厅。塔楼旁是冥想之庭，四周则是纪念在战争中为国捐躯的亡者的长廊。穿过和解长廊，人们进入大厅。大厅中竖立着象征人类团结的纪念碑，环绕在周围的追思侧廊只靠来自穹顶的天光照亮。再往上则是认知之廊，象征着灵魂的升华及其包罗万象的内涵。最后，象征国际共同体的穹顶围合了整个空间。这是一个以极端形式表现的构想，复杂，但形式很美。不过，其与泛滥的、早应被我们抛弃的纪念建筑没有什么不同。人们不能仅仅靠象征性的命名来装扮建筑。只有通过长期的哲学与宗教实践，这些象征元素才能变成如中国庙宇中的寻常之物（智慧门、解脱门[26]等）。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思想与建筑构成元素之间的联系似乎是陌生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为其正名。毕竟，也许是同样的理性主义土壤孕育了以上的概念性设计。建筑是一门艺术，并且应是所有艺术的最高形式。它只出自于强烈的感受，也只引发强烈的感受。大脑最多只能起到使其规律化的作用。建筑的精髓只能由心绽放，我们必须，也只能让心说话。
21 罗伯特·赛奇克（Robert Saitschick, 1868-1965年），俄裔瑞士文学史学家、哲学家。
22 亨德里克·克里斯蒂安·安德森（Hendrik Christian Andersen, 1872-1940年），挪威裔美国雕塑家、画家、城市规划师。23 欧内斯特·埃布拉德（Ernest Hébrard, 1875-1933年），法国建筑师、考古学家、城市规划师。陶特在此错误地将其归为美国人。24 世界中心（World Center），1913年发表于《世界交流中心的创造》（Creation of a World Centre of Communication）一书中的城市设计方案。25 亨德里克·彼得鲁斯·贝尔拉赫（Hendrik Petrus Berlage, 1856-1934年），荷兰建筑师。他被誉为荷兰现代建筑之父，在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26 此处德语原文为“Tor der Erkenntnis, der Läuterung”，陶特应该指的是佛教及佛教建筑中的概念：三门（山门，三解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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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城市之冠｜1919
未完待续
摩天楼这一“类型之例外”，通过体现经济规律以及之后的企业制度，不再是一种”表现“，而成为了经济政策的工具，并在与经济政策的一致性中，找到了真正的自我“价值”。而人们显然更倾向于从视觉上去控制它。这整个过程在美国直截了当，可在欧洲却成了文化上的创伤。他们将摩天楼看作是美国城市中心的经济增长规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但仍希望大都市能够从中恢复为主导城郊互补的意识主体，重建单体和总体之间的平衡。从这一所谓巨大的异化之物的深处，辨识出集体情感得以宣泄之希望，让它成为更高层级的综合之工具，用以打破阶层分化的城市秩序，得以恢复象征性，交往的结构，场所的精神。回复：BAU、星丛、回声、批评、BLOOM，可了解院外各板块的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