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与革命｜阿纳托尔·柯普之现代建筑史研究的路线斗争
编者按｜
本次推送介绍的是阿纳托尔·柯普[Anatole Kopp]，他在历史理论与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集中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的苏联先锋派建筑以及相关的现代运动。尽管这位法国-俄罗斯的建筑历史学家在当前的建筑历史研究中罕有提及，但是他曾经合作、交往、论争过的朋友们对建筑城市与社会政治这些议题的重大影响仍延绵不绝，直至今日。比如与柯普共同创办过杂志的亨利·列斐伏尔，还有保罗·维利里奥等等。由此有必要在这里概述一下柯普的个人生平。1915年，柯普出生于彼得格勒的一个开明的犹太中上层家庭。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全家移居巴黎。他先在柏林求学，后又回到法国继续读中学。在他还是高中生时，法国国内的意识形态辩论正处于左右两极分化的状况。面对右翼的暴力示威和1934年的政变未遂，他和其他年轻的学生加入了“工人联盟”。1936年在“人民阵线”取得胜利之后，又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柯普先是在巴黎高等建筑学院开始学习建筑，1935年转去法国专业建筑学校（ESA）。1938年柯普凭借麻省理工学院的奖学金前往美国。之后不久在法国军队的征召下，不得不返回法国。1940年成为战俘被带往德朗西。在那里他翻越了分界线，于年底抵达美国。两年后柯普完成了学业，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并被聘为黑山学院的讲师。1943年再次参军，次年6月6日登陆了诺曼底。同年柯普在执行任务时受了重伤，被送返美国。1946年1月他回到了法国，从事建筑设计。战后的局势变化让他重返政治行动主义。由于这一激进路线的抉择，法国建筑委员会拒绝他加入。1948年他在法俄协会的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既表明了柯普的学术主题开始转向苏维埃建筑，同时这也成为了他介入政治事务的一部分工作。然而赫鲁晓夫的报告出台、苏联对匈牙利的干涉以及法共在1950年代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立场，对柯普这样的积极介入社会的知识分子而言构成了一系列的打击。尽管柯普是“反对派”，但还是留在了党内。不过从1962年开始，他就开始服务于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政府直到1981年。在1966年一次俄罗斯之旅中，他与那里的建筑师和研究人员取得了联系。次年出版了考察的成果《城镇与革命》（1967年）。1970年，柯普与亨利·列斐伏尔共同创办了《空间与社会》杂志，并在ESA担任教授。三年后成为系主任，同年开始在巴黎第八大学教学。1986年成为该校的名誉教授以及城市规划研究所的成员。1975年出版《改变生活/改变城市》，1988年又完成了“苏联头两个五年计划中的外国建筑师”的长文。1990年去世时，他还有一本“20年代至70年代的法国建筑社会政治的理念史”著作尚未完成。但是这一标题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了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应当具备的思想路线，这也完全符合柯普给人留下的印象——一位为革命而准备着的富有战斗力的学者，而且坚信革命将是漫长的集体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院外之后还将陆续推送他的论文。
编译｜王家浩 责编｜批评·家
Anatole KOPP｜1915年11月1日-1990年5月6日
Anatole Kopp（右一）与Paul Nelson（左一）、Robert Pontabry｜1946年6月14日
阿纳托尔·柯普的城镇与革命｜现代建筑史研究的路线斗争｜2019
本文7000字以内
在我看来，正是建筑中的社会面向，在我所选择的研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相信从维勒瑞夫学校、维也纳无产阶级城到德涅普大坝，这样一条通往建筑的道路，比起从帕特农神庙到法尔内塞宫、卢浮宫来，同样值得一走……
人们不能通过建筑或城市规划去改变社会，这点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的话，那就是在混淆因果……
——阿纳托尔·柯普致法国建筑委员会的一封信，1952年。
从已有的现代建筑历史的研究材料来看，正是有赖于阿纳托尔·柯普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现代主义建筑的重新挖掘，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整整一代建筑师引介了这一重大的课题。当然，在他之前也有一些所谓“国际风格”的倡导者对此有过零星的记述。只不过大多被每个建筑师，比如勒·柯布西耶、格罗皮乌斯、恩斯特·梅、汉斯·梅耶、马特·斯坦姆、安德列·卢萨等等各自在之后所取得的成就所掩盖。此外，凡是谈到这段历史，或多或少会令这些人尴尬，甚至还有所怨恨，所以人们宁可选择将其淡忘。
而另一头，大名鼎鼎的亨利·列斐伏尔，这位柯普此后重要的合作者之一，在他的《都市革命》一书中，倒是借助柯普对那个时代的解读，阐述了自己对苏联先锋派所具有的开创性的看法:
1920年到1930年间，俄国经历了创造性活动的大爆发。通过革命，俄国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还设想更为深刻地去创建全新的上层建筑，几乎涵盖所有的领域，包括政治、建筑以及都市生活。这一设想远远超出了当时既有的结构（社会关系）和基础（生产力）。为了与之相适应，并弥合两者间的差距，现有的基础必须紧紧追随，以革命性的创造力去实现。
到了列宁在世前的最后几年，这成了头等大事。不过，今天看来显然也非常让人糟心，结构和“基础”很难迎头赶上。颇具革命精神的上层建筑就这样倒塌在了已落伍深重到来不及修正的基础之上。这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幕大戏吗？建筑和城市的思想并不能单从思想或（城市学、社会学、经济的）理论而来。必然得在这一被称为革命的总体现象中才得以成形。革命时期的创作很快便在苏联消失了；他们被摧毁了，接着被遗忘了。那为什么我们要花四十年，要等到今天（在这个声称是速度、加速、眩晕的时代）才有了柯普的著作记录下苏联的建筑和城市的思想和实践的工作成就？（都市革命，P184）。
柯普的研究并不仅对西方的读者是种启示，而且对他在东方的同志们也是如此。事实上他回苏联开展的档案式探访，与苏联历史学家例如Selim Khan-Magomedov和Oleg Shvidkovskii他们开拓性的考察大体重合。苏联现代主义的遗产几十年来由于受到了政治上的压制，即使在其原产国也鲜为人知。而柯普与他的同行/同代人不同之处在于，他并未止步于中立地评价现代建筑，而是肯定了其中的革命价值。这种进路显然有其可取之处，尽管连历史学家本人也未必能确定其中的原因。在柯普开创性的专著《城镇与革命》的序言中，他预计到可能遭致的批评，为此表明了自己的研究动机：
人们可能会质疑，如果这些从现在算起快三十年前的房子和项目在技术上和形式上已经过时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回看它们？那是因为它们曾经谱写下了世界建筑历史上的重要一页，也因为现代建筑的历史知识让今天的我们更容易地去理解和欣赏这些建筑。如果说我们不再把当前[1966]诸多的实验与研究只看作是对二十年代所始的简单盗用，而是某种延续的尝试，那么当年他们所做的，便可以帮助现代建筑逃离如今似乎已深陷其中的恶性循环。因为对当年的研究，不仅针对了形式和技术，而且与第一要义相关。在那个遥远的时期，我们能找到今天大部分所谓社会构划的起源，也就是当年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的后果。在我看来，这些原因就足以让二十年代苏联建筑焕发出新的面貌，不过这还只是次一级的考量。
更为首要的原因还在于，对二十年代苏联先锋建筑师而言，建筑是一种手段，一个杠杆，用来达到人类为自己所设定的最高目标。建筑，对他们来说首先是“改造人类”的工具。世界已翻天覆地，全新的社会建立在个体之间全新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不久，摆脱往昔的偏见与习惯的全新的人将诞生于世。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不可能再从那些名誉扫地的社会秩序之形象中塑造出来的旧人类的巢穴中发展而来。特定的环境和与之适应的结构是必不可少的。但这一环境不只是新的社会的反映，或者物质上的转译。必须立即创建出来，因为只有让人们生活在其中，才能从他曾经之所是，变成他所想成为的人。由此，我们应当对人类环境的作用建立起某种辩证的概念：它即是对新社会的反映，同时也塑造了新社会。某种程度上，不妨将新的环境、新的建筑看作是改正、改造、改善人的装置。用当时的话讲，建筑就是“社会冷凝器”，不可或缺的突变将从中而来。（《城镇与革命》，P12）。
在这些段落中，柯普论点的逻辑展现地淋漓尽致。他认定现代建筑完全可以以其自身之力促进、推动甚至催生社会的变革。柯普在美国接受了建筑师的正规训练，二战后回到法国。在他加入法国共产党之后，很快就与杰出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亨利·列斐伏尔以及其他的几位重要人物如克劳德·施奈德形成了小圈子。柯普与闻名的法国知识分子保罗·维利里奥也有交往，维利里奥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自己曾经和《城镇与革命》的作者柯普一起工作过。在同一访谈中，他一再强调并不是列斐伏尔，而是他自己首先创造出了“城市革命”这一理念。
不管怎样，我们可以从维利里奥那里得到另一个信息，那就是《城镇与革命》在法国还是相当受人瞩目的。这本书翻译成多种语言之后，柯普便确立了自己在事关现代建筑和城市规划技术话语上领军人物的形象。此外，《城镇与革命》也提醒了更多人关注到建筑现代主义更为激进的起源，它最初的宏愿是制定出一整套全球性的社会构划。或许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现代建筑旨在从整体上改变社会的这一角色，在柯普成书之时已不再显而易见。受限于城市这一更为宏大之抱负，建筑要么退而求其次，回到貌似粗制滥造的单体住房项目，要么就是设计奢华的企业总部大楼。现代主义曾经在战后的大放异彩，现在已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逝。现代运动放缓了自己前行的步伐。
柯普与列斐伏尔共同编辑的杂志《空间与社会》｜1971
值得注意的是，柯普在早期的研究中就已经强调了城市规划这一点：
针对苏联方面的这段对世界建筑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我们必须从城市规划着手。十月革命整个地拆除了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让城市规划担当起了更为根本性的角色，与经济重建的问题紧密相连。当时的科学在西方还较为初级，在俄罗斯几乎不存在，必须一步一个脚印。自打苏联官方权威确立的那一刻起，新建筑的发展就必须从这一框架出发。尽管这对建筑师而言，是仓促上阵，但他们马上发现自己不能再把委托给他们的项目看作是孤立的建筑物，而是更为庞大的整体中的某一元素。而从今往后，他们不用再局限于此前的私有制中去构想，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只有把苏联建筑放在城市规划中才可以开展研究。（《城镇与革命》，P34)。
柯普敏锐地指出了废除私有制的土地这一布尔什维克法律改革的开创性特征。为尝试更全面的城市规划创造了条件。1926年，在发表于德国建筑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金兹堡已经提出了这一观点。当然，这只是给很多有所期望的先锋建筑师提供的机会。早期现代主义并非摆脱任何大背景而盯着单个的结构问题，而是对区域和城市规划投入了整体性的关注，这便是它内在逻辑的一部分——也是现代性本身的逻辑后果。总体建筑需要总体空间，也只有俄罗斯，拥有极其现代的分区法和看似无垠的领土，让这一逻辑得以发挥到极致。
早期现代建筑在人们记忆中的这种英雄主义色彩，很容易在普通的民众中形成错误的印象，那是年轻人，尤其是左倾的建筑师心目中不切实际的期望而已。对很多人来说，柯普的分析，将建成环境看作是改变社会的决定性因素，为建筑师提供了相对的自律。即使在苏联革命的背景下所提出的现代主义方案并没完成到那么的充分，很多人还是相信进步和改革派设计师哪怕只是依靠建筑这一操作性的中介，仍有可能带来颇有意义的转变。正是因为过早地与它的社会内容剥离开来，所以战后的现代主义逐渐陷入到危机之中，到了1960年代，《城镇与革命》才有可能在当时出现的一些争论中，显出它引人注目的特殊性来。不久之后，柯普想要在他的书中解答的核心问题，带动了社会和建筑这两方面的批评家，众所周知，亨利·列斐伏尔和曼弗雷德·塔夫里。在这里，我们不妨大段引用研究列斐伏尔的学者Łukasz Stanek在他最近的书中就此的论述：
1972年6月，在地中海港口新城格里莫[Grimaud]召开了主题为建筑与社会学的研讨会，直指雄心勃勃的目标——将建筑的空间作为研究对象。尽管研讨会的标题中包含了社会学，但最值得一提的是列斐伏尔与塔夫里这两位与会者。塔夫里呼吁将结构主义引入对资本主义城市的意识形态分析之中，坚信这种意识形态是对矛盾的治理手段，以便维护不变的技术创新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列斐伏尔基本同意上述的判断，只是在塔夫里指出工人斗争的实操性议题也可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引擎时，列斐伏尔颇带反讽地提出了异议：‘你把一切都收到你的体系中去了”。而塔夫里回应道：’那哪是我的体系，那是资本主义的！’
不管怎样，塔夫里与列斐伏尔之间引发的这场争论，都不只是为了对建筑进行宣判，而是为了探究应当采取怎样的批判，能走到多远，以及应当瞄准何种目标。
列斐伏尔和塔夫里争论的是抽象空间的统一——经由现代运动意识到的，并提出假设，加以工具化——事实上伴随着发达资本主义的是促进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的统一。而亚当·斯密则表明，不同的职业分工通常代表着劳动过程的各个方面，而现代运动的建筑师、艺术家、理论家表面上各安其位，其实在生产、消费和分配的过程中相互关联，位于同一个空间之中。因此，抽象劳动——马克思将其定义为在实践中抽象才成了真——以及抽象的空间——列斐伏尔描述为行动中的抽象，或行动的抽象——与发达资本主义的条件有着内在的关联。抽象空间对应了’抽象劳动……因此也对应着商品的一般形式‘，这是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写到的。
尽管……列斐伏尔并不赞同塔夫里将现代建筑运动的这段经历完全推演成建筑的普遍状况，如此便用不着考虑怎样去超越其自身的生产条件了。但是直到他在世的最后阶段，列斐伏尔仍然确信现代建筑与资本主义现代化计划之间有着本质的联系。例如，列斐伏尔在1984年写到，《雅典宪章》为创新的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编码、模型，从危机和战争中挖掘新的动力。
所以说，法国的理论家和威尼斯的建筑历史学家彼此更为接近，而柯普的工作途径在哪里呢？好像并未涉及到根本，还在他们的外围。但是问题的重点在于现代建筑的社会构划究竟是怎样的？它是否可以被资本主义发展的框架所吸收？甚至一旦被吸收后，它又将扮演怎样的一种综合规划的角色？不管如何回答，柯普以及克劳德·施奈德等等还是捍卫着现代运动的社会构划，这已经与他们的朋友列斐伏尔的论点产生了分歧。柯普在1980年就曾抱怨道，那些“认为现代建筑与都市都是资本主义产物的人，让年轻一代人相信现代建筑与都市的功能就是用来生产出压制、异化和剥削工人的环境”，而施奈德反对将先锋建筑批判成技术官僚，甚至还一度后悔正是他自己第一个鼓励了列斐伏尔转向都市问题。
柯普拍摄于1965年的金兹堡和米利尼斯设计莫斯科的Narkomfin公寓楼
柯普这类忠诚于现代建筑计划的批评，似乎已经在与这一主题相关的英语世界中被夷平了。比如Frederick Starr将柯普对苏联先锋派的同情态度看作是某种愧疚之心：
法国建筑师阿纳托尔·柯普的书充斥着热情与愧疚，而且就是这种情绪的直接产物。书中精美的插图，涵盖了那个时代的城市和住房的理念。柯普的工作试图展示‘人类不必被迫在不发达的社会和消费的社会这两者之间做出令人不快的抉择。’这本书并不那么地追求学术上的精准，更多的是出于作者自己的信念，建筑与其社会关联是密不可分的，并从中获得了力量。遗憾的是，像大多数西方作家一样，柯普，不管你把他看作是建筑历史学家，还是执业的建筑师，他都忽视了过去二十年中展开的对二十世纪俄国社会和思想史的重要研究。他想把这一主题编置到更大的背景中去，这原本是值得称道的。但囿于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社会这个概念，他排除了大多数不那么振奋人心却实实在在的因素，由此他的愿望落空了，因为那些因素是建筑师和规划师必须加以回应的，
诚然，柯普对现代主义深沉的信念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责任，然而当他以此来评价先锋建筑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所起的作用时，也会成为一种负担。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忽视柯普其实相当清楚建筑师作为社会变革推动者的局限性之所在。他强调只有在得以创建空间的“必要的条件”下，苏联的先锋建筑师才可能展开他们的构划。诸多条件界定了哪些是可以想象的，而哪些是无法想象的。如果柯普的立场是建筑师无法僭越他们所工作的社会结构，那么苏联的现代主义建筑最为持久的贡献，并非那些令人费解、无法还原的所谓天才之作，而在于历史为了阐明这些贡献搭建了“舞台”。柯普在《城镇与革命》的结论中写道：”短短数年间，（苏联的建筑师）制定出了所有与建筑、现代城市与区域规划相关的重要问题。他们构想出的全新形式，要到晚些时候才在许多案例中为西方所用，他们预见到的技术，直到今天才开始运用，有些还得留待将来。从而证明了新建筑的诞生，不仅来自于创造者的实验和创新精神以及技术的进步，而更为重要的是，源于历史突然间遭遇到了社会的诸多问题”（《城镇与革命》，P240）。
在其他的观点上，柯普显然由着自己的偏见而行。或者说，即使他是对的，他也只是直截了当地声明而已，要么无法解释某某情况的根本原因，要么就懒得去解释。”从1925年到1930年代的早期，苏联最优秀的建筑师们致力于实现这种满怀抱负而又鼓舞人心的构划，”柯普写道：“面对如此的任务，他们有时无法区分什么是不可能的，什么才是可能的，这完全可以理解。高蹈的梦想有时会让他们对残酷的事实视而不见。“（《城镇与革命》，P112）。在这一点上，柯普说的并不算错，但是他并没有进一步地追问或许是更为关键的问题：为什么会导致这种捉摸不定的可能性？究竟是什么让我们难以将可实现的和不可实现的区分开来？
换言之，究竟是什么激发了这种疯狂的、前所未有的形式上与技术上的创新？让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界限变得如此的模糊？导致了之后的历史学家将某些方案看作是天方夜谭，毫无实现的可能？事实上，柯普自己在这本书中几乎已经找到了答案。引发所有这一切的只有一个事件，那就是十月革命——即使到了二十世纪20年代，世界革命停滞不前，它的影响戛然而止。柯普写道：
十月革命的风暴掠过，席卷了画家和雕塑家的工作室，羽翼未丰的电影工业，拉帮结派的作家和诗人小圈子，还有那些传统的学院，在那里一代又一代的建筑学生，复制再复制着那个布满了灰尘的“永恒”建筑的模型。突然间，古典的柱式、庄严的轴线，所有这些在年轻人眼中变成了另一个时代的象征，一个注定要消亡的文明的荒谬装饰。十月革命之后，一个全新的社会出现在建筑师的工作中，出现在他们的计划中，甚至出现在他们的梦想中。
这样一个社会，用勒·柯布西耶的话说，就是‘科学之火，在宏伟端正的体量中闪耀着光芒’。如果建筑确实是一种体量的游戏，那么同样地，一个社会也在为它的存在创建自己的框架。因此，1920年代的苏联建筑无疑是现代建筑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也是历史的见证，理解那个世界翻天覆地之激情时代的线索。正因为此，它不仅吸引着艺术家、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也吸引着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
相比之下，柯普在那篇更为详尽的文章“苏联头两个五年计划中的外国建筑师”（1988）中得出的结论，却是有些令人失望的。可以说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经衰退了。不可否认，柯普对这一长时段的史实论述着实令人印象深刻，但他仍然认定建筑可以在社会中扮演变革与解放的角色，这只不过是在原地踏步，自我重复着人们早已熟悉的论点，似乎连他自己都感到倦怠了。
今天，还相信建筑可以成为社会转型的工具，未免显得有些天真了。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建筑先锋那里，确实共同分享着这一信念，它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进步’建筑。许多乌托邦的实验引发了这一信念，它兴起于美国的十九世纪，又激励了乌托邦思想家，如傅里叶、欧文、卡贝和贝拉米。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初的几十年里，不少人认为如果还有这样一个国家，可以让这些实验得出明确而肯定的结论，那就是苏联。对那些1920年代和1930年代在苏联工作的外国建筑师而言，乌托邦似乎是建筑中必备的组成部分。自1960年代以来，苏联和外国的建筑历史学家逐步地为二十世纪20年代辉煌又极富创造力的建筑“恢复”了它们应有的地位。
说的一点没错，1950年代和1960年代之时，苏联早期的现代主义建筑似乎已经要失传了。而到了1980年代，情况便不复如此，这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柯普在这一话题上的努力推广。在此之后，现代建筑已失去了自身的光彩，即使在其最令人振奋的乌托邦的迭代中。1920年代以来的苏联建筑已然是好端端的恢复回来，然而社会呢？被当作了一门学科的建筑呢？并不会因此变得更好。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那么，之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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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网络资料整理
未完待续｜Foreign architects in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first two five-year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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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表面上柯布不愿对同行发表评论，但是其实质性的批评仍是相当严厉的。他着重从历史的脉络中挖掘并提升了人类群居本能的意义与价值。如果不拘泥于重组这种活动的载体上的差别，那么柯布有关“去城市化”的批判，对于一般意义上网络时代“去中心化”的流俗声称而言，无疑仍具有警醒作用。而金兹堡对柯布西耶提出的异议一一作了针对性的回应，并通过对柯布所构想的城市建筑的解读，指出不能为治而治，把种种矛盾抹抹匀，而从实质上又与资本主义想要的保持一致。不管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终要尽力去创造出更适合未来的人类定居的崭新形式：如何从空间上去中心化和分散化，以满足集体主义和产业集中在更高层级的需求。
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从空间上去中心化和分散化，以满足集体主义和产业集中在更高层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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