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之殇与建筑的死去活来｜上

编者按｜

自从2012年回声［ECHOGRAPHIA］导读计划启动，已经走过了4年。我们的理论推进也从媒介批判导读系列进展到美学与政治（阿多诺导读系列），又再前进到美学与生命政治（福柯与阿甘本导读系列）。现在，是时候开始一个崭新的阶段，即空间生命政治的导读了。这是论坛第二场的塔夫里《建筑与乌托邦》导读。曼弗雷多·塔夫里，意大利左派知识分子，1968年担任威尼斯建筑学院（IUAV）的建筑史教授，1970年创立建筑史研究室，与其同仁一道以“用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重读现代建筑史”为使命，展开了多样的、持续的、专注的研究与写作，逐渐形成的“威尼斯学派”为国际建筑学界带去了强烈的冲击。作为这一群体中的核心人物，塔夫里是一位反对操作性批评的建筑批评人、为建筑史祛魅的建筑历史学家、以阶级斗争作基底搅动批判理论的建筑理论家。这场导读的标题提出了主线论述，可分为三个部分：为什么是先锋之殇？先锋派（建筑）的任务止于计划的设计，比如凯恩斯化的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蓝图等等；为什么死去？对这一计划展开历史回溯，其死因肇端于学科成形之初；还能怎么做？只有破除建筑史的幻象，清算建筑学的计划要素，扩展建筑师除设计之外的新的社会介入能力与实践方式，建筑／物／建造才有可能能活来。导读人在已有的论坛记录上做了进一步的补充。

01｜一部自我批判的历史｜这本书指向了现代建筑隐含的前提以及再神话的过程，或者说，我们可以称之为一部必须进行自我批判的历史。

02｜时代错乱的设计幻像｜在建筑学范围内放眼望去，我们确实看不到任何其他办法的可能性，看不到某种工人阶级的技术的希望。

文｜王家浩    责编｜回声

先锋之殇与建筑的死去活来｜《建筑与乌托邦》导读｜上｜2016

本文13000字以内

一部自我批判的历史

我是第二场的导读人，这场导读的是塔夫里的《建筑与乌托邦》。在开始导读前先聊些题外话。大家可以从论坛日程上看到我的个人介绍有两项，建筑与艺术批评人、策划人。在不至于造成误解的情况下，一般我会加上第三项，建筑实验者，这比起前面两项就难理解一些了。前两者可以从结果来定，而这第三项并不意味着已经是了，而更多的是我个人的愿望，当然这种提法是有它特定语境的。通常会有人问，“建筑实验者”是不是造不一样的房子？或者说不造房子，只做“纸上建筑师”等等？都可以是，也不完全是。如果只是这样去区分，那么在我看来，仍然可以归结为“建筑师”。我所认为的建筑实验者，不是所谓跨界的换一种说法，而是不以建筑作为终点，它的结果是未知的。这就回到国内之前的语境，存在过一段时期实验建筑、实验建筑师的说法，当时是从当代艺术领域借用过来的。我在别的文章中曾经批评过，并没有所谓的实验建筑，但为什么仍可以被称为建筑的？因为只存在着以建筑为起点的不断实验，所以必须颠倒一下，称之为建筑实验者。

除了持续性之外，实验本身也会成为某种空洞的说法。尽管如此，比起前几年有国内的批评人想用“当代建筑”去替代“实验建筑”，“实验”还算是有些含量的。一方面，罗列出当下建筑领域需要去面对的一些新的命题，并不构成“当代建筑”这一说法本身的成立，比如柯布西耶当年的方案实际名称就叫“当代城市”。后来在翻译成中文，那又只能叫回“现代城市”了，特指现代主义时期的成果，以示与当下的区分。另一方面，之前所谓的实验建筑会特别强调构想性的方案，或者现实中未建成的那一面。但是随着国内建设的兴起以及媒体的热潮，当年那些用以坚持“实验”的立论点很快就消失了，很多“实验建筑”很容易就被实践了，所以从内部又制造出了批判性的实践、现实中的第三条路等等一系列的自我解释，把此前对不拢的概念帐圆回来，或者以笼统的“当代建筑”取而代之。所以这一说法事实上更像是在补前一个实验建筑语境中的锅。

在这个“补锅”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刚刚提到的“批判”、“当代”这些想要用来超越“实验”的字眼。其实在一个已然那么多样性的社会状况下，实验的方向是怎样的？对于特定历史条件中的建筑而言是怎样的？的确有必要对实验加以自身的界定。那么再来看看这些新词。在前几年流传比较广的阿甘本的一篇文章“什么是当代？”中，提出了对“当代”的否定性逆转：所谓只有“不合时宜的”才算得上是与时代同步的，out of joint，脱出序列等等。这些我们暂且不论，回到本次导读的主题，批判，能做到怎样的脱序？或者说只不过不加上批判两个字就不好意思称自己是批评人？那么借助我们今天导读的这本书的论域，粗略的讲，只有改变建筑的总问题的才可以称得上是批判性的实验。

聊这些题外话，是想让我们的现实语境能够切近到塔夫里写作时的语境，再把这两个语境打个结，联起来看，我们才知道现在读塔夫里，不只是因为知识生产的需要，填空白。尤其是在跨领域交流的场合，不是说其他学科里的学者一定要来听你这个学科的某本书的，即使它对你所在的那个学科而言很经典，很重要，如果不能找到一个“遭遇”的必然性，那也就仅此而已。塔夫里这本书的写作时代，我想说的是，他所谓的当时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建筑学、建筑师身上的，与我们目前国内能感受的现象、状况已经很相近了，不只是建筑专业上的，更是支撑这一专业的社会条件上的。打个比方，如果二十年前我们国内去读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批判，你会觉得即使读不懂也要读下去，是为了某种专业需要，那么现在可能人人都已经感受得到了，即使你不是这个专业的，也可以理解他所描绘的问题域。我们一方面可能要批判当下某些假装不知道，但同样也要警惕那些为经典而经典的假装知道。这个问题也适用于对塔夫里这一系列文本的导读。不仅仅是在现象层面，而且从一个世界体系的总体视野来看，这也是某种全球化发展内部的必然阶段。击鼓传花，中国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间状态，甚至在一个国家边界内，有这样的地理不均衡发展更是一个极限的案例。

回到《建筑与乌托邦》，这是英文版的名字，翻译成“architecture and utopia”。但是它意大利文原版的标题并不是《建筑与乌托邦》，而是《计划与乌托邦——建筑与资本主义发展》，“progetto e utopia”。所以这页PPT我在“建筑”后面附了个括号，加上“计划”两个字：《建筑（计划）与乌托邦》。英文版在这里做了降格处理，把计划换成了建筑，把建筑换成了设计。也不能完全算错，我之后会讲到在塔夫里那里的“计划”和“建筑”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但是的确这种翻译存在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让我们切入塔夫里的写作语境，《建筑与乌托邦》提出的这一批判视角实际上正处于他个人生命经历、研究方向，包括他所针对的议题的一个转变时期，以及后来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历史理论家等等。我们这次切入的塔夫里是他1973年出版的文本，但它是基于1969年一篇长文章的改写和扩容，也就是《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这在塔夫里自己给1975年英译本的前言开篇中就明确提到了。在此之前，1968年他出版了《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在此之后，是1976年合著的《现代建筑》。所以他个人的研究经历也是和当时的建筑批评或者说理论的主潮流有着一定的顺应关系的，从类型学研究、到意识形态批判，到生产方式批判，再到运作程序的技术分析等等。在1973年这本《建筑与乌托邦》出版的时候，他其实刚刚开始不久他后续的建筑意识形态批判的工作。所以导读这本书需要还原到他当时写作的现场，这是第一点。

这下面还有一行字，写了“设计师、批评人、理论家”。这是指他个人是如何被外界定位的，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塔夫里从此前的设计师训练，转向批评人，从这一系列出版开始，也就是1968、1969年，他慢慢”走向”了理论家，再往后看，回到了我们当下比较公认的历史学家的这一角色。这是导读需要还原现场的第二点。其中会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塔夫里，“设计师”有没有必要强调出来？事实上，我想说的是自从现代建筑教育成为体系之后，无论你是否选择批评家，或者历史理论家，建筑设计的基本训练都是必须经历的。这与建筑批评先后的两个大阶段有所不同。此前是艺术史研究转过来做建筑史的，之后也就是当下，当代艺术文化转向之后，参考艺术批评的脉络，建筑批评吸收了相当一部分社会政治的视角，甚至原本很多人就是做思想研究的、文化研究的。可以说这两个阶段中的一些人是没有经历过建筑设计的基本训练的，所以笼统的说存在从外部投射的批评成分多一些，这既是对建筑批评的扩充，也带来了一定的难题。而这两个阶段之间，就是从现代建筑运动到塔夫里那一代，他曾经在文章中给出过一个不详尽的表述，说90%的建筑理论写作是由建筑师完成的。所以对于塔夫里有些与众不同的建筑批评方式与分析方法的形成，我在这里提一下“设计师”就很有必要，并不是为了强调他本人有多全能、多跨界，而是为了说明设计训练应当对建筑批评起到的作用。

刚才例举了塔夫里的几本重要著作，在内容上其实都是互相交织的，有不少重叠的部分。比如《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的最后三个章节，分别是对建筑批评的现状，以及手段，还有批评的使命提出了一个较为纲领性的方向，但同时还残留着他早期做城市、建筑研究，或者说当时比较盛行的类型学方法，然后经过“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到《建筑与乌托邦》，是他为建筑意识形态批判确立的一个标杆，也就是说宣告要全面地开始这方面的工作了。就像从“走向新建筑”到“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也是新的批判，是挪用了这个著名标题的一个自我循环发生的历史周期。这个阶段的案例分析也初具之后研究的规模，也可以说把塔夫里从历史研究拉回到他自己的“当下”。再之后，在这个框架之上填充了他对现代主义建筑的研究成果，合作的、集体研究的成果。1968年他在威尼斯建筑学院里当了历史老师，接着重整了学院，与同事们一起做的研究合著了《现代建筑》。

再提下1980年的《球和迷宫》，是他的一些文章的汇编，个人著作。“球和迷宫”这个框架其实在他《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中就已经提出，在《建筑与乌托邦》中也提到，等等。这可以说是伴随着他写作经历的批判性母题。所以他的著作可以看作是一种维系着某种基底的持续的检验过程，就是不断写作，在杂志上发文章、出版。我们国内已经翻译的有《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现代建筑》等。如果不是导读《建筑与乌托邦》，你也可以借助这一前一后的两本书，大体捕捉到这本书在论述些什么。当然这本书重要性在于它处于一个拐点的位置。顺便提一句，他的《现代建筑》这本书因为被编排到一套断代分的建筑历史的丛书中，一般会被当作历史书来看。其实我个人认为它比较合适的命名应该是“现代建筑的前提及其后果”，换言之，现代建筑的隐含前提以及它的再神话过程。或者说我们拿另一本现代建筑的著作标题（一部批判的历史）来作比，塔夫里的这本可以叫作“一部必须进行自我批判的历史”。

塔夫里的工作推进称得上“批判性的实验”，建筑实验者。因为他的论述针对了建筑的总问题改变的现实，同时也改变了建筑历史书写的方式。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是一个“走向”的过程，那么1976年在合著的《现代建筑》这本书的前言中，明确地把“总问题的改变”这一点提出来了。在原来书写建筑历史，或者说关注建筑历史的重点，实际上还是那些老的命题，塔夫里列出来：例如建筑语言怎么让人们共同关心？怎么解释自己的寓意与象征？怎么隐喻其新秩序和新目的？等等。之后作为一个批判的历史写作者，他所看到的建筑的总问题是，塔夫里对应地列出来：建筑语言怎么与超语言学的关联域，也就是context、语境、背景，打通？怎么变成经济价值的手段？怎么适应实际的生产结构的需要？等等。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塔夫里自己的发愿，不仅仅是现代建筑对历史写作提出的要求，而是对建筑师已经在处理的一些问题的总结。总问题变了，但是不意味着塔夫里究竟是赞同，还是否定。首先是一种勾勒，这有点类似于福柯在《词与物》中所做的，对既定历史分期的再分期。换言之，塔夫里要提醒的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时代错乱的”（这不同于我们之前提到的阿甘本的“不合时宜”）。身陷其中的人要么是无意识的，要么是已经察觉但假装不知道的。反过来说，这也就是尽管“设计”不再是塔夫里看来的具有历史性的、政治性的，却还能够成为价值“神话”的群众基础。

在《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再版的前言中，他实际上已经讲到“我们只能把建筑学当作机制的建筑学”，尽管没有《现代建筑》的前言里提得那么明确。也就是说，不要只是围绕着建筑的那些“老命题”去展开讨论，而是要围绕着建筑学之所以成立的这样一个总体的社会机制，包括话语结构、知识体系的机制去讨论建筑学的生成条件以及历史过程。比如建筑学之外的人本来是不需要这样一种社会机制中的机制的，但是当他们一来谈建筑这个问题，就好像必须透过这一机制所限定的方式，否则就无从谈起。正如我此前在其他地方提到过的一场虚拟的自我论辨：不管你如何质疑，甚或是否定现有的这一“作为机制的建筑／学”，但是你总不至于因此否定历史中的以及当前仍有一些建筑／物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吧？但是以一种塔夫里式的回应，我们可以说，不正是因为这一“机制”的存在才让你看到那些“建筑”的吗？不正是因为这一“机制”的存在才让你觉得“建筑”更应当是由那些相当不错的作品构成的吗？……为了说明塔夫里所说的作为机制的建筑学，我在PPT上取了个巧，只写了“建筑”，然后是括弧，空着。因为在英文当中，architect与architecture同词根但是不同，都很确定，但中文可以用“建筑（）”，后面添加（师）也好、（学）也好、（物）也好，都包含在一个前缀的“建筑”里了。这就是塔夫里的建筑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建筑（）。至于怎么将这样一种批判延展到当下，将一些新的条件计入其中，讲座的最后我还会展开。

在《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建筑与乌托邦》里，塔夫里要面对的是两个主要问题。首先是先锋派运动。这里的先锋派是历史上的“那个”先锋派，特指1910年代到20、30年代的先锋派运动。这一研究对象的形成与毕格尔关于艺术的《先锋派理论》是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中的共通焦虑的。因为所谓的新先锋派出现了，所以先锋这个字眼中的悖论也随之而来。既然有了新先锋，那么此前的先锋派就成了老的了？这意味着所谓先锋一直就是既要强调自己的新但同时也很快会被做旧？塔夫里与毕格尔在重新讨论这个议题上的联结与切分方式有所不同，后者将艺术与社会批判理论联系在一起，区分了语言创新的现代主义艺术与体制批判的先锋派运动，而塔夫里尽管与后者共享着社会批判理论的学术资源，但是由于是将建筑作为起点的，所以将先锋派与大都会联系得更为紧密，而且将历史的延展度引向了整个学科的建立之初。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塔夫里不仅仅是指建筑里面的先锋派运动，而是以一个更为总体的视野来看这场运动和大都会、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关系。之后的学者也做了很多相关的论述，比如雷蒙德·威廉斯，但是塔夫里是比较早在建筑领域谈及这些问题的。

这就可以联系到导读主标题中的“先锋之殇”了。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评论指出塔夫里和本雅明的关系，的确看塔夫里的书中，他也会经常会大段地引用本雅明的文字。而且塔夫里也说到过本雅明对自己的影响。那么本雅明在“技术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指出的“客体的危机”、尤其是“aura消散”等重要命题，有没有具体到建筑学，在塔夫里那里给予直接的论述呢？从引文上来看是没有的，但是我找到在塔夫里那里用的另外的一个词，基本上能够对应于本雅明描述的aura消散，这个词就是architectural dissolution，比较直接的在建筑学中形成了对应的批判。塔夫里在此前的书中提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艺术先锋派都可以在建筑领域找到一一对应的，但达达主义却没有？是因为它无法转化为物质性的、构成性的原因吗？塔夫里给出了一个有趣的看法，一般不能单从艺术创作角度去梳理的看法，是因为达达是都市的艺术，所以不能再返还到建筑。反过来塔夫里又将回“建筑”一军，就是dissolution，就此建筑在大都市里已经解散了。

对本雅明aura这个词以及背后的对艺术政治化的理解，在目前国内的建筑领域还是个阅读上的“重灾区”，很多时候仍把它当作本雅明的哀叹，这就把意思完全弄反着去读了。所以我自己在后面编了这个词，urban resolution。塔夫里同样不是在哀叹dissolution，而是要去以此为奠基性条件分析那些再解决的方案。建筑要提供给城市以再解决方案，或者反过来也可以理解为，城市为建筑提供了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条件，正因为这样，在这种互为解决的条件中注定产生矛盾，建筑的政治才发生。我在另外一个关于库哈斯的讲座中也谈到过类似的问题，如果建筑已经不能再拯救社会了，那还是先看看社会是如何拯救建筑的吧。resolution在这里可以两解，我们知道列斐伏尔差不多是同时期提出过urban revolution，所以resolution是对revolution的“轻微”改动。这意味着另一解，resolution除了解决之外还有一个意思可以是分辨率，所以考察城市的“分辨率”，也就是机制运作的技术层级，是提供解决方案的先决条件，限制性前提。

造成这种恐慌的原因究竟在哪儿？我认为主要不在塔夫里那边，而是在阅读者，也就是接受者身上。因为阅读这些文章的人自己大多是做设计的，或者想要去指导设计的，按照实操性批评的看法。所以他们在为“设计”着急，当他们看到塔夫里说“建筑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是把支撑设计的希望的那些幻象给破除掉”，就很容易理解为整个没希望了。这是因为接收者大多默认了设计是建筑师必须去做的事情，甚至说，这个体系得以成立就在于做设计，有且仅有这样一种实践方法。所以他们不会怀疑塔夫里这句话中的“设计”这个词，只会感觉到塔夫里把所有的希望给搞死了。

建筑之死一说，涉及到导读标题里的“建筑的死去活来”。如果建筑还是把支撑自己的机制奠基在设计这样一种唯一的实践方式之上，那么在塔夫里的批判炮火下，建筑学肯定是死掉了的。但是何谓活来？塔夫里实际上在这句话里是留了些口子的。当然他并没有直说，我们可以推测一下。其一，他的意思是（在这一点上，他说的是反话）不要执着于一种（设计）实践方式，可以改变嘛，不要毫不怀疑“设计本身”，这样不就有可能活过来了吗？其二，他在设计中的希望，幻像之前还有一个前缀，我理解成“时代错乱”。在这段话之前，塔夫里写到“建筑师可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地形中，承担起技术人员新角色的主体，建造活动的组织者，规划者等等。之后才有可能认识到，在技术智识的工作与阶级斗争的物质条件之间可能发生的遭遇战，或者不可避免的矛盾”。所以这里的时代错乱，不是我之前说的（阿甘本）“不合时宜”，而是真的错乱了。

在这里我再向学科外联系一下，塔夫里是少有的能在建筑学界之外被联系到哲学、人文学科的几个人之一。杰姆逊专门有篇批评文章，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其中把塔夫里的辩证历史观抬高到和阿多诺、罗兰·巴特相提并论的地步。国内有评论者也引用过，但是没有交待是在杰姆逊这篇文章中提到的这种比较，读的时候会以为是个“公论”，其实这就把塔夫里给神秘化了。我并不认为塔夫里达到了相似的高度，只是说他的辩证历史观与阿多诺、巴特的悲观的、否定性的有共通之处。塔夫里经常在文本中引用本雅明，很少引用阿多诺。但是我觉得他的路径的确是越到论述最后越接近于阿多诺。我们私下里交流的时候会问，塔夫里到底是“含本（雅明）量”高？还是“含阿（多诺）量”高？因为本阿之争是我们这一系列导读之前的matrix，母体。

塔夫里的知识分子焦虑，就是知识分子（建筑师、建筑理论家）的身份焦虑。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本书的开篇说，如果社会真没病，谁想坚持做个马克思主义者，谁不想享受下幸福生活？那么马克思主义是怎么被人们对待的呢？病重了的时候是药，病刚缓解一下就不想再碰了。但是在一切都在加速的社会状况之下，要么药不能停，要么只能何弃疗了。所以回到希望还是要有的，我把“希望”联系到从列斐伏尔那条空间批判线下来的大卫·哈维、卡斯特等人吧。并不是不给设计以希望，而是说希望可能在“希望的空间”（哈维）。然后也还要有“计划”（project）。不是塔夫里反对的那个，而是卡斯特关于“计划性认同”的讨论，实际上也是展开“计划”的一种方法。他区分了三种认同。抵抗性的（由那些其地位和环境被支配性逻辑所贬低或诬蔑的行动者所拥有，筑起抵抗的战壕，并在不同于或相反于既有社会体制的原则基础上生存下来），合法性的（由社会的支配性制度所引入的，扩展并合理化它们对社会行动者的支配），以及计划性的（当社会行动者基于不管什么样的能得到的文化材料，而构建一种新的、重新界定其社会地位并因此寻求全面社会转型的认同）。在我看来，简言之，抵抗性认同——我们不是全部的人民，我们是人民的一部分，更多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但会导向邻避运动；合法性认同——我们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代表人民，寻求利益分配的方案，例如对公民社会的接受；计划性认同——我们不代表已在的人民，所以我们才是人民，这是对公共的重新定义和对共同的召唤。

当时塔夫里在学科（知识分子身份焦虑）内部造成的爆炸性效果，是从自由知识分子到葛兰西的有机（有组织）知识分子的转向。尤为重要的是，对组织的再选择和再生产过程。用他自己的，现在看起来好像有些过时的说法，“在建筑学范围内放眼望去，我们确实看不到任何其他办法的可能性，看不到某种‘工人阶级’的技术（technology）的希望”。重新赋予建筑学以希望，要从重新定义“建筑师”开始，不是说可以按照现代建筑、先锋派一直走下去的，其实是在假装，假装它还有用。我们可以用大卫·哈维在“希望的空间”一书中提出的“建筑师的形象”做个小结：这与专业人员无关，而是指在构建和组织空间过程的全部讨论中的某种中心性和位置性；参与任何劳动过程的每个人，都更像“建筑师”而不是蜜蜂；包括个体，都是有意识的政治和社会选择的作用，以及必须对之反应的随机事件；它取决于人们如何重组全部技能，包括生存竞争和斗争，协作、合作与互助，适应生态环境，改造环境，安排空间秩序，安排时间秩序等要素。

换言之，这里的“建筑师”提供的是共同行动的技术，不只是专业技能，而是广泛的社会实践，这与专家政治的不同。中心性和位置性，是“我们-主体”，是去达到这样一个位置，它关乎演化的未来，因此，建筑师关乎演化的“演化系统”。……现在我们怎么从塔夫里的角度去理解“建造”这个问题呢？包豪斯的1919年宣言中说：“创造性活动的终极目的是建造。”当时的情境是设计师、建筑师的角色还没有正式成型。但是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样了，建造的主动权，大量的主动权肯定不在建筑师手里。所以必须把包豪斯的宣言颠倒过来说，“不管怎么样，所有的创造性活动都将汇聚到建造“。所以仍然还是有更多的问题可以去探讨的。不是说包豪斯、柯布西耶那一代的理想破灭了，我们就觉得当时他们提出的口号就可以完全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