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计划”的重访包豪斯丛书｜访谈｜BAU学社

编者按｜

自院外推送至今，以其主旨的差异变奏，汇集成型了五个版块群，分别是BAU学社、星丛共通体、回声·EG、批评·家、BLOOM绽。为了进一步地阐释明晰各版块的缘起、历程、方法以及目标，除了常规的推送计划之外，院外还将陆续推出各版块发起者们的访谈、讲演、展示系列。这一系列完成于不同的时间段，我们期望“院外”能够成为一个新的联合——批判者与建造者的联合。

BAU学社是一个师生协同的研习团队，以包豪斯的组织方式和理念来研究包豪斯。正如包豪斯开创者格罗皮乌斯当年用“乐队协作”来比喻的社群愿景那样，对这一专项研究感兴趣的个体通过相互推进的翻译、写作、研讨与讲演，试图呈现一个内部有很多矛盾的复数形式的包豪斯，并将这些矛盾放回到社会生产条件中来看。这是一个持续的在思想与实践之间相互检验的过程，但同时也要求我们能够给这个过程以强有力的判断并及时地提供应对的策略。从思想史的研究出发，超越设计与艺术的实践运用，回到我们自身这个时代的思想所主导的与社会更新模式的紧密结合。2018年底，“重访包豪斯”丛书首先出版了《包豪斯剧场》和《奥斯卡·施莱默的书信与日记》两本译作，让我们就此回顾一下此前BAU学社几位成员与发起人访谈中的关于丛书的部分内容。

作为“计划”的丛书｜访谈｜BAU学社｜2016

现场+邮件访谈｜本文4000字内｜接上期

Q:

该如何理解“作为‘计划’的丛书”呢？

A：

所谓作为计划的丛书，就是要去看这一发生中的“计划”。塔夫里曾经说，我们应当用“计划”去替代对建筑（学）的说明，他的意思是必须放在整体的社会运动中去看待一个学科的变化，具体分析某个历史阶段，哪些要素被纳入了这个计划，而哪些被排除出去了，所以建筑学科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内部的连续性。只有社会的危机才是连续累积的长周期。所以包豪斯即使是一所在当时看来就有些特别的学校，但我们仍然不能推想当时的德国乃至欧洲就只有“这样”一所包豪斯的存在。当时不少设计学院、工艺学院也在回应时代的要求，那时的包豪斯，还没有成为现在回望时的“圣地”。因此，正如我在BAU（重访包豪斯）译丛的总序中所写的那样，我们应该将这套包豪斯丛书“论证”为，一系列的实践之书、关于实践的构想之书、关于构想的理论之书。

这一“论证”不止于当时，更事关当下，BAU（重访包豪斯）译丛不只是去选择，而更是要去论证与自我论证的，尝试去展示“包豪斯”在其自身的实践与理论之间的部署，以及这种部署如何对应着它刻写在文本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设计”。将所译的对象追捧为经典，是不足以用来担保我们的翻译工作的。当然这从译丛本身是看不出来的，所以要结合BAU学社的工作和发布一起来论证。

另一方面的现实是国内对包豪斯相关文本的翻译与研究，从70年代末出版的格罗皮乌斯的《新建筑与包豪斯》开始，在我看来，真正谈得上严谨的译介也只有佩夫斯纳、惠特福德等等的几部而已。更为鲜见的是包豪斯时期、包豪斯人自己的文字。这种状况与包豪斯在诸领域的知名程度实在是不相符。尽管如此，我们也不会就此认为BAU（重访包豪斯）译丛对这些原典的回溯，就是为了去填补“必不可少”的空白而起的。照我此前的看法，空白恰恰是越填越多的。

我们希望能够把前面提到的包豪斯丛书所做的汇聚的构想，重新执行出来。想要得到一个确定的译本？那是幻像。幻像意味着不是“必不可少”，更不意味着“填补”。诸如本雅明、德里达、巴特勒以及其他的一些跨文化的研究者已经对“翻译”本身意味着什么，发表过很多与通常所理解的“翻译”工作颇为不同的观点，我不做过多转述。而这套BAU（重访包豪斯）译丛的策划，更取决于我们此刻的“翻译”到底是为了什么？举个例子，包豪斯理念图中的BAU，前二十年在国内被翻译成“建筑”，既对也错，但是是有语境的，也是可理解的，那么现在有必要计入新的条件重新阐释了。

Q：

明确了“翻译”的目的，其实也明确了“BAU（重访包豪斯）译丛”与“包豪斯丛书”是怎样的关系？

A：

是的，在我们这里的翻译首先是对自己负责，或者说翻译的出版不是一项“任务”，而是在现有的条件中，将它认领为我们自己的“责任”。从任务到责任，进一步说，也只有先对自己负责，才有可能对我们所翻译的文本负责。其次，这样翻译工作出来的文本才能对将来的阅读者、共同学习和讨论的人，以及研究者负责。我希望我们策划的“翻译”除了给出一些通常的成果之外，还能构建一个共同对话与研讨的空间，让更多的人去“取用”它，就像建筑物或者说公共空间在使用者那里是拿来用的话。反过来对翻译者而言，对于BAU（重访包豪斯）译丛而言，绝不是为了去“占用”包豪斯丛书那段关于建造的历史，顶多顶多也就是“借用”。

与目前在翻译出版中常见的那种新、全、快的现象不尽相同之处在于：回到包豪斯的意义既不在于将其重申为经典，也不在于因其已屡受批判而被嗤为过时，而是因为在我们自己的感受与判断中，当下确实已身处于包豪斯“情境”。但是出版BAU（重访包豪斯）译丛不意味着满足语言上的转换，现实中的需要并没有那么迫切，很多感受一旦转化为言辞其实是很难传递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去执行包豪斯丛书所做的“汇聚”。在译丛的计划中，我们将这种汇聚设定成了四个扩展层级，1925-1930的包豪斯丛书是核心层，基准；第二个层级是包豪斯人的著作，比如已经翻译完成的“施莱默的书信与日记”。至于第三第四层，遵循计划去做，但毋需事先张扬。在工作流程还没有真的去操作之前，我们现在没必要五斤哼六斤地在自以为是的“高层级”上去重复强调。目前能够做到的是，我们希望保持研究对翻译的介入，邀请适合的研究者，透过先于出版的研究群体，最终不断完成和更新这一持续的工作。也是由于研究者的介入，BAU（重访包豪斯）译丛并没有按照原有的包豪斯丛书的顺序依次推出，而是根据BAU学社制定的每一年递进的论题，并就这一系列主题确定相应的出版顺序，以及随之扩展的书目。

Q：

BAU（重访包豪斯）译丛的第一本为什么会推出《包豪斯舞台》？

A：

按刚才的想法，就是研究者以及研究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了。我们认为“舞台”这一论题虽然曾经位于包豪斯理念图（详见克利的草图）的核心处，却在通常的对包豪斯的论述中，被放到了一个不太重要的位置。但并不是就因为这个，我们才一定要把它打捞出来，而是另一种从“举重若轻”到“举轻若重”的过程。除了周诗岩老师的专论“包豪斯理念的轴心之变”之外，我在别的地方做的几次宣讲中也提到过另外一种推演：如果我们相信要保持双核心，而不是单一归结为“BAU”才能保持一种建造的实验机制的活跃性的话，那么从包豪斯原初的舞台与建筑，到莫霍利-纳吉移居美国之后的新包豪斯的建筑与城市，这一尺度上的变化仍能够在当下作为议题不断持续扩展吗？可想而知的，是将这种双核制顺延到城市与国家与全球么？这个时候，我们回到“设计”原点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回到原点才有可能从当下的处境反观当年的“舞台”，不只是我们所认为的那个舞台的字面含义。就象BAU作为建筑必须重新转译为建造那样，“舞台”这一论题也的确可以对当下的讨论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不是为了重申“包豪斯舞台”本身，而是为了以此展开这一由“舞台”缘起的接受与再阐释的过程。因为重新关注到“舞台”，BAU（重访包豪斯）译丛计划也翻译完成了包豪斯舞台工作坊的负责人施莱默的日记与书信。换言之，透过研究的必然性我们逐渐地找到了自己的翻译和研究的脉络。在这本书信与日记中，施莱默从身处包豪斯内部的观察视角以及他个人的立场，记录了很多包豪斯当时的生存状况。除此之外，一直以来这本书可以说是在了解和研究包豪斯历史时，最是经常被引用到的文献。

翻译就是这样一种串连起共同研究群体和对象的方法。简言之，译的作用不是做形象工程，而是建公共世界。在针对“包豪斯情境与当代条件”课题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几年前去了魏玛、柏林以及德绍的包豪斯基金会等机构。在查询材料的同时，由我们各自的研究议题延展开去，联络到一些有相近的专项课题的国外学者。由课题的兴趣开始，到之后的深入交流，我们也准备在未来的BAU（重访包豪斯）译丛计划中，着手近年来的一些相关包豪斯研究著作的翻译和介绍工作。也就是说，通过我们各自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BAU（重访包豪斯）译丛试图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者的网络，形成出版计划内部的关联性。你刚才说到的国内分散在不同领域的已经以单行本出版的与包豪斯丛书相关的著作，我们也有翻译、校译以及增加一些新的研究注解的计划。先不管最终出版的结果如何，我们的研究计划尽可能地保持自身的集合性。

Q：

所以，BAU（重访包豪斯）译丛并不是只就翻译而言的出版计划，那它所设定的“翻译”任务又如何与BAU学社的日常训练相结合呢？

A：

除了达到将学社与译丛关联起来的构想能否在现实中运行下去的不足之外，我认为最大的“不足”可能就是BAU（重访包豪斯）译丛的策划并没有完全按照现有出版市场的规律在运作，因此，它也不会太受到现有的出版周期的影响。理想状态下的BAU（重访包豪斯）译丛会遵循自己的节奏，以及这一过程中的偶然遭遇而进行调整。这是它的困难所在，但也恰恰是因为这些困难，才使得我们想要去尝试一下。后果可能是BAU（重访包豪斯）译丛这一计划是无法完全从现有的学研结构中，从现实的秩序中被“计划”出来的。

另一方面，所谓的BAU学社并不是要把我们在做的这个领域的事儿变得尽人皆知。从未来的时间点来看，有这样一群人能够在主流，主要的风潮大多在忙于应付的时候，还能就这样一类话题展开讨论，这本身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BAU学社并不追求某种品牌化的运作，我们希望在不同的阶段和境遇下能够形成一些内在的断裂，不会为了自身形象的连贯性而遮蔽掉一些难题。其次BAU学社不是为了以此获取更大范围的公共话语，而是寻求共同性，哪怕只是小群体或者小群体之间的共同。就像施莱默在说到包豪斯舞台所努力的意义和目标时说的那样：“去成为一个走街串巷的戏团，哪里希望看到它，就在哪里上演”以小剧场这一有限领域强化我们的工作，保持自由，与那些国家支持的剧团和剧院的雄心相反”。

再次，BAU学社没有想要搭建一个常见的那种多样性的传播平台，比如把所有相关包豪斯的讨论都收集到这里来。尽管我们对包豪斯下过一个复数包豪斯的判断，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去容忍无谓的多样性，而是应当尽可能地将各种方向推导到极限。最终BAU学社并不想要那些不做过多了解就可以得到的语出惊人的批判。过时论也好，超越论也好，BEYOND BAUHAUS？看上去是坚定的怀疑论，其实是很相对主义的，复数不意味着万般都适用。只有借助对包豪斯研究的深入才可能有所超越，就象BAU，既是内在于BAUHAUS中的建造，又是外在于BAUHAUS的另一种超越。

借助包豪斯不能只是宽泛的讨论，所以必须要基于一些包豪斯自身的文献。BAU（重访包豪斯）译丛对于学社而言就是提供了最为基本的讨论对象，以及日常的训练道具。不同的人可以对同一文本不断地译，反复地译，翻译的双向作用就在于自我学习与共同学习。过程中的确需要借鉴一些国际上已有的更新的研究方向和成果，但这不意味着需要依赖于外部的名师模式给定某些答案。把学社推向一个怎样的领先高度，真正占主导方向的还是一种训练方法。作为一个师生协同的研习团队，我们对外呈现的不只是成果，更是这种训练方法，需要不断的可重复性。在我看来，这种在一代代的更替，一轮轮的研讨中，有可能形成的可重复性与差异，才是回到“以包豪斯的组织方式和理念来研究包豪斯”的本意。

Q｜BAU学社    A｜王家浩
责编｜XQ

这本《包豪斯剧场》反映了包豪斯鲜为人知却至关重要的一面，即包豪斯的剧场实践，同时反映了包豪斯舞台工坊的形式大师奥斯卡•施莱默在这个共同体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作为"包豪斯丛书"第四册，本书初版于1925年，原书名为《包豪斯舞台》［Die Bühne im Bauhaus］，收录了奥斯卡•施莱默、莫霍利-纳吉关于舞台的理论文章，以及法卡斯•莫尔纳的创作方案，可谓德国现代剧场实验的一次宣言。1961年该书英译本问世，更名为《包豪斯剧场》［The Theater of the Bauhaus］，增补收录了施莱默于1927年发表的文章，以及格罗皮乌斯为英译本撰写的序言，成为西方学界重新理解包豪斯运动乃至20世纪早期德国实验剧场的重要文献之一。

在浩瀚的包豪斯档案中，德国艺术家奥斯卡•施莱默的书信和日记堪称最富于启发性、最能激发人想象力的文献材料之一。施莱默从一九二〇年起作为形式大师在包豪斯执教，直至一九二九年辞职，这本书正是其知名的著作，被誉为“唯一一份关于包豪斯的审慎、忠诚而又持续的观察记录”。本书记录了这位艺术家在一九一〇年至一九四三年那段世界史上极其特殊的时期的生命历程，其中包含他对同时代欧洲大陆风起云涌的先锋派运动的观察与思考，更是完整勾勒出包豪斯运动在其黄金年代的思想与实践。本书的中译版在原版基础上增补插图百余幅，以呈现施莱默不同时期的作品和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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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豪斯剧场

译者识

当“建筑”理想在包豪斯现实中面临危机时——即“完整的建筑”一方面作为总体目标缺乏具体行动方案，另一方面作为具体社会实践又容易降格为一种项目化操作的时候——“舞台”通过对排演过程的强调，释放了“建筑”容易被一次性冻结到实体化成果中的社会动员力。由此，“建筑”（Bau）与“舞台”（Bühne）旷日持久的辩证运动构成了一幅壮丽景象，它推动了所有的创造活动去共同实现包豪斯一体两面的理想：创造总体艺术作品，和建设新型共同体。
“建筑”与“舞台”旷日持久的辩证运动构成了一幅壮丽景象，它推动了所有的创造活动去共同实现包豪斯一体两面的理想……

建造剧场

从包豪斯舞台谈三面向
我们不能只沿着这种尺度上的变化去理解舞台之于包豪斯双中心式的理念而言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回到原先的草图和实验案例解读其中相互投射的关联。“空间舞台”是把内部空间、外部空间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的，超越尺度边界，由内而外的转化，两者之间确立了一个流动的场，人并不是在空间中的概念抽象，而是形成了一系列具体的形象。由此我们还可以将这种相互投射推及包豪斯校舍及其舞台设置之间的共相，它并没有把反对舞台与观众席之间的第四道墙作为批判点，而是将整个包豪斯的校舍空间看作是一个随时可以发动为舞台的戏剧性的场所。
上｜舞台的概念是一个空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人们应当怎么去重新思考空间舞台的问题。

下｜从“艺术家”与“设计师”可及的位置，形成这种生产性的空间，去共同突破当时的社会情境。

回复：BAU、星丛、回声、批评、BLOOM，可了解院外各板块的汇编、精编与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