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现况的镜头，解开永恒于旧有之物中的神话｜《计划与乌托邦》导读之导言
Friedrichstrasse｜Georg Grosz｜1918
选自第四章“先锋派的辩证法”｜图像作反相处理
编者按｜
塔夫里1968年担任威尼斯建筑学院（IUAV）的建筑史教授，1970年创立建筑史研究室，与其同仁一道以“用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重读现代建筑史”为使命，展开了多样的、持续的、专注的研究与写作，逐渐形成的“威尼斯学派”为国际建筑学界带去了强烈的冲击。正值意大利建筑历史理论家塔夫里诞辰，本次推送是为《计划与乌托邦》导读所作的预介导言，收录于2017年春院外·回声导读计划系列研讨班“空间生命政治导读”的会议手册。作为这一群体中的核心人物，塔夫里是一位反对实操性批评的建筑批评人、为建筑史祛魅的建筑历史学家、以阶级斗争作基底搅动批判理论的建筑理论家。这篇导言分析了塔夫里在历史研究中的两种“迂回”方案，并结合现实案例指出了建造技术的社会想象、学科实践的社会转场以及建筑的社会性展示等三种可能的批判路径。院外除了已经发表过该导读讲座的记录之外，相关推送中还有他1973年初版的重要著作《计划与乌托邦》的前言，以及第八章结语的讲读散记。此导言权做塔夫里这一专项的开篇。之后一年内我们还将以这种讲读的方式陆续推送其他章节，译文以及相关讲座的记录。希望能够从紧密到扩展地与原书形成译、读、写的关联。
紧贴着世界体系周期的追踪，并时时保持着一位理论工作者应当有的理论与现实、历史与当下的紧张关系。
Manfredo TAFURI｜1935年11月4日-1994年2月23日
透过现况的镜头，解开永恒于旧有之物中的神话｜《计划与乌托邦》导读之导言｜2017
本文4500字以内
《计划与乌托邦——设计与资本主义发展》（Progetto e Utopia）
1973年，意大利文版初版，2007年推出新版
1976年，英译本出版，Barbara Luigia LaPenta译，不断重印
让我们进行一次简单的自我论辩：不管你如何质疑，甚或否定现有的这一“作为机制的建筑／学”，但是你总不至于因此否定历史中的以及当前仍有一些建筑／物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吧？但是以一种塔夫里式的回应，我们可以说，不正是因为这一“机制”的存在才让你看到那些“建筑”的吗？不正是因为这一“机制”的存在才让你觉得“建筑”更应当是由那些相当不错的作品构成的吗？
……
当前的建筑师以建筑作品及其他手段参与到各种社会场景的展示，一旦陷入到明星-奇观机制之后，就会滋长出这样一种恶果，这一展示表面上看似是在物与像之间的相对滑动，却默认了对物的绝对强调。这种“展示”无法理解的是某种“溢出”，借用巴迪欧基于戏剧表演给出的判定——每一次重复的行为，都是一次不可重复的行动。在这里，像对于物而言既不是幻想的、脱节的（它是重复），又不是镜像的、透明的（它是行动）。在这个意义上，展示中的像与物才可能是平等的。
选自作者2013年复旦“城市传播”跨学科学术对话会发言稿，是为题记。
这本书的不断重印和再版，是否意味着对某一种特定的、建筑学科的或者说塔夫里式的批判理论的不断重启？问题并不只在于人们选择怎样的时机？人们重启什么？而是人们应当怎样去重启！一方面，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并不是真的又到了一个需要批判的时代，而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当下的多重化身，它们总是已经身处在一个危机持续积累的长周期之中。另一方面，批判似乎仍然被视为学科或社会所必要的“标准配置”来对待，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它已经降格为评论、鉴赏，推测，预想，而非用来廓清地平与重提条件。
吊诡的是即使我们去重启那个特定的对建筑历史的意识形态批判，无论是以学科的还是以跨学科的名义，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的强大的地推面前，它似乎都变得不再重要。因为资本主义体系或许已经可以不再把“意识形态”的斗争领域当回事儿了。换言之，借用对劳动的分析模式，资本主义发展对全球的“地理”的吸收已经实现了从形式到实质的转化过程，因此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地理对历史的终结？或者说正如我们这次导读活动所要论述的主题，“空间生命政治”的权力部署业已完成？
1968年，塔夫里到威尼斯建筑学院担任建筑史教授，在当时的运动浪潮中转身投入学科思想的重建。1968年《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出版是纲领性的，启示性的“宣战书”，一个开端，尤其是后面三个篇章，从实操性批评到重提批评的使命。之后的《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一文，是《计划与乌托邦》（意大利文标题）的前身，立flag。塔夫里在前言开篇中说这本书是对前文的重写和扩充。
在成为批评家之前，塔夫里受过建筑师的专业技能训练，这让他能够带着“设计”的敏锐眼光，去捕捉个案过程中的动机，用这种分析能力切入到建筑、城市（计划）的生成机制与相应的修辞中，而并非仅仅是针对建成环境与社会体制的外在的总体批判。由这一切分构成了在我看来的分属于建筑批评的两个极点，塔夫里将意识形态的批判推进到了“技术”批判。这里的技术，不是技术本身的变革，例如代际创新，也不是辩证的或者说延异的“药”，而是对更至关重要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技术”解剖：将建筑，更准确地说，将“建造”，以设计的活动及其后果作为纽结点，看作是更为完全又开放持续的社会过程。所以塔夫里的批判不只是在某个时机在社会的水平面上展开，也可以从历史的纵深轴逆流而上。作为一个之后逐步“成为”历史学家的塔夫里，不断后撤到为“建筑的”历史祛除神秘化的研究与写作中去，并不意味着他是从“激进”中退却，而是某种重返学科源头的“基进”。其中部分的原因或许来自于当时70年代中到80年代初意大利工人运动的严重挫败，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这里的基进并没有偏离塔夫里此前为自己设定的方向。基进，既根本又彻底，它是对根本性问题彻底的再阐释与挑战。
阿尔及尔方案｜柯布西耶｜1930
选自第六章“乌托邦的危机：柯布西耶在阿尔及尔”
急于返身自问“如何创造出属于本时代的理论”，这样的命题是否成立？在塔夫里那里，理论并不意味着直接地“创造”与本时代的关系，而首先意味着我们为什么要在此刻去阐释“历史“？透过杰姆逊的元评论，我们可以将塔夫里自己的话“透过一个永恒于旧有之物中的概念之镜去分析现况”，颠倒成“透过现况的镜头去解开永恒于旧有之物中的概念（神话）”，以此去理解塔夫里如何“历史地”工作。为什么要去阐释？这一决断，联系起我们与塔夫里的写作及其著作的再版，也联系起塔夫里与其团队当年面对的历史工地。这种联系是双重时刻，或者说多重时刻的连接，基于危机的连续性而非时代更迭的批判。
从他的成长与写作经历来看，这是塔夫里走过的一条“迂回”之路。从对历史上的设计分析来到当下，先锋派与现代主义的危机，再返回城市，返回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直到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源头，另一方面，也是建筑学科得以成型的源头，从“建造”到“设计”的转变阶段。此外还有一个重大问题是塔夫里所要面对的，那就是对从艺术史中分立出来的建筑史，建筑、建筑史的“问题化”。在塔夫里的文本中，批评大多不只是特指对建筑的批评，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批评，对社会历史的诊断。
塔夫里的另一条迂回之路，按照《反设计》编辑罗萨的看法，之所以重回学科建设，是想通过“意识形态批判”的分析，最终能够在阶级斗争的层面上起到作用。而这一迂回作战所针对的敌人，并不是资本主义及其理论家，恰恰相反，是那些“认为世界可以通过观念的实施变得更好的，那些提供“原型”的左翼思想家”。这里可以补充一下，还包括了当时绝大部分的“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工作方法。在《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中，他就称之为“实操性批评”，这一对实操性批判的反对其实贯串了塔夫里一生的写作，即使他不再明言。在《计划与乌托邦》的结尾处，具体到建筑学科，这“原型”或许正是被塔夫里认为的“虚弱无力和不起作用的神话”，而意识形态批判的学科任务就是去“废除”（弄死），因为这类神话（虚构）经常被拿来充当“幻像”，应允“无论如何，设计中还是存有各种希望的”承诺！
这就难怪塔夫里的写作被同时代的一些人认定为宣告了“建筑之死”。塔夫里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避免直接去回应这种质问，而是并不急于在现有的社会结构关系中去找补救性的出路：“一旦意识形态批判的工作完成，仍然要面对现实中还在的问题，即哪一种知识工具可以马上（immediately）对现实中的政治斗争有效”，但这并非塔夫里们的使命。
塔夫里与他的同事们一起开辟出多样的历史工地，其中包括欧洲与苏联的先锋派研究，苏维埃意识形态与规划实践、五年计划，美国的建筑与大城市、从内战到新政，之后的维也纳和法兰克福、魏玛德国的城市的集体研究。这不是通常的那种基于现有的地域特征分布展开总括式的建筑历史全貌研究。他与同事合著的《现代建筑》就不能当作这种类型的历史书来看，我们还可以再推进一步，这些研究也无需因为版图不够“完整”而对后置位的所谓西方中心的指责做出过多的回应。之后的意大利建筑史（1944-1985）和追溯到威尼斯（《威尼斯与文艺复兴》与文艺复兴（《诠释文艺复兴：君主、城市、建筑师》），同样也不是出于普遍性的反面，对不得不去传承的地方性或者说吁求在全球框架下的特殊性而做的。无论是超越（基于文献的），还是固守（大量仍是基于文献的）自己所在的工作地点——“威尼斯学院”，他们的工作都是围绕着同一种双重辩证性的构成链，从建筑到城市、从城市到资本主义发展史。我们可以回看这条路径，从威尼斯⋯⋯直到美国，再回归到当下的意大利，这几乎就是紧贴着世界体系周期的追踪，并时时保持着一位理论工作者应当有的理论与现实、历史与当下的紧张关系。
金刚与帝国大厦｜1933｜未选自第六章
塔夫里的第一条回路，并不是直接拿建筑、设计以及职业的意识形态去搞阶级斗争，而是如阿尔都塞的策略那样，在理论的战场上，在建筑批评与历史中搞阶级斗争；从方法上来看他的第二条回路，将阶级斗争，以工人的科学作为基底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与之后杰姆逊提出的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终极的阐释视域是具有同样质地的，只是各自针对了不同的历史对象。这一不同也导致了塔夫里对建筑批评与艺术批评位阶关系的反转。
如果我们今天重新看待对历史终结、历史主体或“后历史”等等提出的疑问，以及塔夫里试图将阶级斗争引入建筑学的适用性所在，或许存在着两种转化，第一，承认作为主要矛盾的阶级斗争仍在，但已经不能只依靠对它的直接解决，同样也不能只依靠次级矛盾的重构便可化解，而是次要矛盾，例如性别、种族、地域、空间等等，必须以主要矛盾的必然性与不可调和为前提，才可能得到暂且的妥协方案。第二，塔夫里的将“阶级斗争”引入历史，同样体现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各种斗争关系中，所以历史上已经完成了的作为“斗争”的妥协方案的一部分，建筑——按卡斯特的看法，建筑是失败了的或者说迂回的社会运动的后果——作为某种构成性策略与视域的回归，这一历史激情可以返还当下，与新涌现的矛盾与社会发展模式结合在一起，由此震动作为建筑历史与建筑客体投射而成的“建筑师”这一职业因领域囿困的“界限”。因此塔夫里所谓的阶级斗争的实质仍可以被理解为，被排斥者与被包容者之间的斗争，即建筑学的界限及之后的可能性。
具体地来看，我们周遭现实中的这类案例尽管并不多见，但仍可以发现这样两种路径。以我这几年在工作中持续关注的研讨对象为例，其一，由建造的技术出发统合生产关系的技术，尽可能地提供最大化的社会想象，例如谢英俊及其团队；其二，将建筑学科已有的技术力，结合并运用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如东湖计划之后会转向的工作坊等等。如果回应到题记，那么还有一处可能的斗争场域，建筑的社会性展示的辩证运用。这几种不同的路径顺应着局部思考，全球行动而来。看上去，展示或许是从现实的社会生产中的退却，但同时它也获得了比塔夫里所处时代更为实质性的社会条件的支持。不仅如此，展示作为媒介的“潜能”事实上已经蕴含在塔夫里所研究的对象与启示之中，正像我在其他地方提到过的那样，任何社会实践都涉及到展示。在“崇高的无用”（对新先锋的批判）与“否定——批判的历史”（塔夫里的理论实践）这两厢对立之下，建筑的展示之有用性同样可以回溯到这一学科的开端，塔夫里为此划定的“超现代”周期的开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在城市中的共同“展示”。
《建筑与乌托邦》导读讲座图解之一
《建筑与乌托邦》分为前言和8个章节。
1.理性的冒险：启蒙时期的自然主义与城市；
2.作为退化的乌托邦的形式；
3.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4.先锋派的辩证法；
5.所谓激进的建筑与城市；
6.乌托邦的危机：柯布西耶在阿尔及尔；
7.建筑及其复象：符号学与形式主义；
8. 结语：并非结论，问题多多。
文｜王家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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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夫里《计划与乌托邦》
前言
作为这一群体中的核心人物，塔夫里是一位反对操作性批评的建筑批评人、为建筑史祛魅的建筑历史学家、以阶级斗争作基底搅动批判理论的建筑理论家。本篇是《计划与乌托邦》的前言，塔夫里针对一系列的反对声一并给予彻底的回答，并重申了自己的立场。译者应院外之约特地结合意大利文做了校译。
意识形态批判的工作一旦完成，剩下的问题就是要决定什么样的知识工具对于政治斗争有最立竿见影的效果。
塔夫里《计划与乌托邦》
结语｜并非结论，问题多多
我们可以不从英译本去翻译，但不能因为目前的译本不行，成为不读塔夫里的理由。尤其是国内正在经历着塔夫里描绘过的社会矛盾向更高层级转化的时期，可以说阅读塔夫里并不只是理论上的需要，而且更有现实的紧迫感。由于导读论坛上的时间和篇幅有限，所以导读者特地选取了本书的第八章，紧贴着文本本身的顺序，以边读、边译、边讲的方式，提供了这份介于精读与导读之间的讲读散记。
认清楚当前的局势，建筑学所处的社会政治地形……建筑师应当怎么办？必须清除已有的“设计”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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