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与萨特｜01｜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生产方式对信息方式｜第一章
编者按｜
本次推送的译文节选自马克·波斯特在提出“信息方式”这一一般理论之前的早期著作《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生产方式对信息方式》的第一章。此书原是考察米歇尔·福柯著作对社会理论与社会史的价值的一组文章。福柯自1968年以来写的著作（《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和大量短篇）包含着社会理论和社会史写作中的某些重要进展。作者的目的是将这些进展与福柯思想的其他一些价值较小的进展分隔开来，并不试图评价福柯著作的整体，而只是关注并分析它的某些特定特征。波斯特将福柯的著作放置于双重问题中：社会批判理论的问题；作者称之为“信息方式”的新社会构型的问题。尽管福柯的政治学是模糊的，他的著作则非常适合于批判理论。他提供了包括若干理论因素的分析模式，如果对这些理论因素进行适当的解释，就能为批判理论开启新的方向，并将批判理论带出它当前的困境。但只有认识到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某种重要变化，批判理论的这些新方向才变得明显。为此，作者创造了一个短语“信息方式”来表征这些变化，并将当时的情形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进行对照。“信息方式”这一术语指的是20世纪的新语言经验，其中绝大部分是由电子技术和相关技术带来的。作者认为只要想说明他在福柯的著作中发现的理论进展，只要他想将这些理论进展与那些建立在生产方式概念基础上的批判理论的传统进行对比，就有必要发展这一术语。所选的章节试图将福柯最近的著作放在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的关系中考察，问题的重点在于福柯的著作对于新社会史的写作的用处。院外值萨特与福柯的纪念日之际推送此章节的开篇，今后还将陆续推出相关译文。
Jean-Paul SARTRE｜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
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
福柯与萨特｜01｜1985
本文5500字以内
阿贝里希
尼伯龙根的精灵们，跪拜阿贝里希吧！现在他无处不在，注视并窥探着。和平与安宁现在都被放逐了。为你的主人效力，他看着你，你却看不见他，至少在你意识到看到你的一切行动的时候。你成了他的奴隶，从现在起，直到永远。
——瓦格纳：《莱茵的黄金》
第一章｜福柯与萨特
在英语世界里，福柯经常被认为是一位后结构主义者。人们将他的概念与德里达和拉康的概念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尽管有很好的理由把福柯置于后结构主义的语境中，但是另外一种策略也是很有说服力的，也就是把福柯描绘成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延续和断裂。我在本书中指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福柯近来的著作把政治承诺的问题放在了首位，对于理解这些著作而言，将福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并列的做法是格外富有教益的。可以把《规训与惩罚》和《性经验史》视为福柯对法国1968年的5月风暴所做的回应，这两本书探索了一种新左派的政治立场，传统的资本主义批判和对工人阶级的号召在其中都遭到了质疑。如果说，二战和冷战以来的历史进程使经典马克思主义陷入了困境，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是对这一困境的理论回应；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面对20世纪60年代的反抗运动以及此后出现的新的社会构成时同样遭遇到困难，福柯的近作就是针对这些困难而做出的理论回应。[1]
梅洛-庞蒂在战后时期造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一般指的是对列宁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局限性做出的反应。其起源可追溯到乔治·卢卡奇和安东尼奥·葛兰西，但是其主要代表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2]以及二战后的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3]的著作。一般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用新近的思想发展（如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来诘问马克思的观点，以求重新确定主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位置。他们也重新评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黑格尔主义起源[4]，并且比马克思更为严格地限定了辩证法思想的形而上学范围[5]，从而检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当中的认识论难题。最终，他们将批判理论的注意力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上挪开，转移到日常生活和文化问题上来。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们：他们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抑或他们只是牢骚满腹的知识分子？总的说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的忠诚度要么是脆弱的，要么就根本没有。他们的理论立场充其量不过是暧昧的马克思主义者。很难搞清楚，他们的著作究竟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概念的补充呢，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彻底修正——仅仅坚持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精神而已。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阶级斗争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在这一政治语境中就更难以澄清上述这些问题。1968年5月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一切：因为在这些事件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始料未及的一场激进运动，为新的批判理论提供了政治基础。在这一关键时刻，西方马克思主义终于能够清算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债务了。
在1968年5月之前，福柯的思想轨迹一直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保持着距离。他抱怨说他的老师们从来没有说过“法兰克福学派”这个词[6]，使得他错过了面对一种理论的机会，而那一理论本可以帮助他，并继续让他感兴趣的。然而，福柯和法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虽然他是比梅洛-庞蒂和萨特更年轻的一代人，但是他和他们一样受到战后法国的黑格尔复兴的影响，因为他研究了其代表人物让·伊波利特。福柯同样受到德国存在主义的吸引。他的早期著作《精神疾病和心理学》（1954）受益于路德维希·本茨旺格（Ludwig Binzwanger），一位深受马丁·海德格尔影响的精神病学家。此外，福柯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疯癫与文明》（1961）的活力来自于对西方理性的批判，这跟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反科学主义并不完全冲突。最后，福柯也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在战后的岁月里活动在法国共产党的党内和周围。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福柯更多地接受了结构主义思潮，萨特却对结构主义深恶痛绝。
因此在60年代初之前，福柯的思想路径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有很多平行之处。他在那个时刻与萨特分道扬镳了，因为他自己的立场是反对所有意识哲学（包括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因此他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年，虽然出版于1969年）、《事物的秩序》（1966年）、《知识考古学》（写于1968年5月之前）就明显对立于萨特那种依赖于主体理论的立场。肯定是这样。不过，我认为，就是在福柯和萨特极端对立的时刻，也可能找到两者之间的某些类似。哪怕巴黎的知识分子把萨特理解为新的结构主义运动的反题，萨特和结构主义者都自称是所谓“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对立面。
[1]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伦敦:新左派图书) ，不同的观点可参见，拉塞尔·雅格比，《失败的辩证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轮廓》（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
[2] 马丁·杰伊，《辩证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的历史，1923-1950》（波士顿：小布朗出版公司）以及大卫·赫尔德，《批判理论导论：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0）。
[3] 马克·波斯特，《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杜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6）。
[4] 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黑格尔与社会理论的兴起》（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1）。
[5] 特奥多·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E. B. 阿什顿译（纽约：西伯里出版社，1973，原版于1966）以及让-保尔·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60）。
[6] 乔治·劳莱，“对米歇尔·福柯的访谈”，《泰勒斯》杂志，第 55期（1983年春），第200页以及米歇尔·福柯，“后记：主体和权力”，参见：于贝尔·德雷福斯和保尔·拉比诺夫，《米歇尔·福柯，超越结构主义和解释学》（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3）) 关于福柯临死之前对他自己观点的陈述。
无论如何，萨特驳斥了作为现实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基础的笛卡尔主义的“理性主体”概念。虽然正如结构主义指责的那样，萨特有赖于一种“唯心主义的”（在结构主义者眼中如此）主体概念，但是萨特思想的外在意图——特别是《辩证理性批判》的外在意图还是要消除笛卡尔主义的“理性”的形而上学基础，这一思想倾向跟福柯很接近。当然，福柯以及其他的结构主义者确实否认萨特在这方面取得了成果。可是到了70年代，在结构主义从鼎盛期滑落的时候，福柯重新思考主体的问题，认识到：不论堕入形而上学的危险有多大，批判理论都不可能避开主体问题。缺少了某种关于主体的理论，是不可能说清楚对权威的抵抗的。[7]对福柯来说，应该避免的是一种先验的、非历史的、永恒的主体概念，而在萨特的晚期著作中依然留存着这种主体的痕迹。
在20世纪60年代，福柯公然敌视一切形式的人本主义和意识哲学，这种敌意也直接指向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萨特本人。当福柯鼓吹所谓“人死了”的时候，他无疑将萨特纳入了他所拒斥的人本主义者的行列。1968年之后，福柯对萨特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恨意消融了。他开始认识到其观点的重要性，在某些观察家看来，福柯要比巴黎知识分子和政界的其他任何人都更多地接纳了萨特的观点。
在70年代中期患病之前，萨特一直是20世纪的伏尔泰，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天才知识分子，高举正义的旗帜为被压迫者的事业冲锋陷阵，无党无派，却抗争着现行体制。萨特和当年的伏尔泰一样获得了极高的名望，因此基本上不太会受到当局的惩罚报复。显然，福柯出来没有像萨特那样成为名士，不过在70年代初他开始为几个反对派团体的事业而战斗，并且为《新观察家》（Le Nouvelobservateur）写了政治文章。他为监狱改革和同性恋者的权力而喊话，他支持反精神病治疗运动和妇女运动，分析了推翻国王的伊朗革命的重要意义[8]。这些年里，福柯也许是最杰出的、最知名的参与左派政治的知识分子。讽刺的是，福柯同时也批判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功能。
不理解福柯在70年代的新政治立场，他在文章和访谈中对萨特的赞誉恐怕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早在60年代，两个人在《文学半月刊》（La Quinzaine littéraire）上进行了一些礼貌的交流。萨特承认福柯的《词与物》的成功，但是他重申了他反对列维-斯特劳斯时说的话：福柯回避了历史问题，一个知识型如何被另一个知识型取代的问题。[9]几个月之前，福柯受到知识分子圈子里的某种精神的感染，在同一家杂志上抨击萨特和梅洛-庞蒂是“勇敢而慷慨”的古代人[10]。而在1968年3月，仅仅在“5月风暴”之前的两个月，还是在同一家杂志上，福柯礼貌地打发了从黑格尔哲学到萨特哲学的“总体化事业”，一项已经被淘汰的事业。[11]
随后，福柯继续用谦逊的语气说：“我认为萨特的巨著和政治活动标志着一个时代……我永远不会让人把我写的历史学小册子和方法论的基础工作同这样的工作相提并论——哪怕是为了比较也不会。”[12]不过，《文学半月刊》上表现出来的这一知识分子的代沟很快就在70年代两人一起为解放杂志工作的时候被填平了。1968年之后，福柯对萨特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开始转变。萨特不再仅仅是哲学上的敌人，福柯已经发现了思想上的共同点和异曲同工之处。在某次访谈中，福柯赞扬萨特在提高法国公众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意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从战争结束以来……我们看到，有着深奥的学术起源或根源的概念走出了大学课堂，面向了广大公众。就算现在没有萨特那样身份的人继续这么做了，这一现象已经是民主化了的。只有萨特——或许还要加上梅洛-庞蒂——才能做到这一点。公众的平均文化水准已经显著提高了。”[13]
这里，萨特再次被指认为福柯所认同的那一种左派：“如果法国还有左派的话……我认为一个重要因素是左派思想的存在以及起码从60年代以来党外左派对政治选择的左派反思。……因为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等事件之后，在整个知识分子阵营中间有了一种非常活跃的左派思想。”[14]福柯在这儿指的显然是萨特、弗朗西斯·让松（Francis Jeanson）和《现代》杂志，后者在法国共产党支持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情况下成为反战中心。现在福柯把自己视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发展着他们在共产党外部的左派批判。
[7] 米歇尔·福柯，《权力/知识：访谈和其他著作选，1972-1977》，科林·戈登编（纽约：万神殿，1980），第142，117页。
[8] 这些文章的例子参见“正义的方式”，《新观察家》，第 743号（1979年2月5日）；“简单的快乐”，《同志之足》（Le Gai Pied）第1期(1979 年4月)； “致迈赫迪·巴扎尔甘的公开信，《新观察家》，第752 号（1979年4月9日）；以及 “没必要提高？”，《世界报》（1979年5月11– 12日）。
[9] 《文学半月刊》，第14期（1966年10月），第4页。
[10]《文学半月刊》，第5期（1966年5月16日），第14页。
[11]《文学半月刊》，第 46期（1968年3月1日），第20页。
a) 同上，第 21页。
[12]乔治·劳莱，“对米歇尔·福柯的访谈”，《泰勒斯》杂志，第 55期（1983年春），第210页。
[13]同上，第209页。
[14]同上，第204页。
在谈及尼采对他的影响时，福柯几乎引以为荣地发现了萨特对尼采也有着类似的兴趣。“你知不知道萨特的第一篇作品——当他还是年轻学生的时候写的——是尼采主义的？《真理的历史》，1925年左右第一次发表在《中学评论》上的小论文。他用的是（和福柯？）一模一样的标题，而且很奇怪的是，他的方法从真理的历史转向了现象学，而他的下一代——我们——恰好反其道而行之。”[15]福柯把萨特和他自己都想象成尼采的孩子，区别在于萨特偏离了这一父系的传统。福柯认为萨特是兄长，并为他们的区别而遗憾（“很奇怪的是”）。在1968年5月之后，福柯调整了思想，重新厘清了概念，从而实质上改变了他的著作的方向。我感兴趣的不是福柯思想的连续性或者不一致性，而是他在1968年以后的著作中的理论方向。我认为福柯在这一时期开始理解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他采取的立场（在某些情形下颇类似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总体上超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指向了一种新的批判理论的阐述。简言之，福柯既接受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题，又将它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68年5月之后
1968年的“5月风暴”表明，反对现存社会的立场是有可能逾越当代马克思主义定下的界限的。在五月里，新团体参加了抗议活动，这些团体与无产阶级没有传统上的联系。事件是由学生挑起的，继之以职业工人和技术工人，并得到了年轻的产业工人的支持——他们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拥趸。这些团体依靠的是新的行动方式，比如他们的挑衅策略只是揭露现存秩序的弱点，而不是要推翻当局、夺取权力。他们发展出了新的组织形式，特别是行动委员会，它是彻底民主的，意在建立新型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动员群众进行暴动。最终他们在墙上的海报上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构成了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这些墙报中的意识形态不仅仅反对资本主义，同样也反对官僚制度和一切不民主的社会组织形式。它不仅仅抗议剥削，也抗议异化。它不仅仅针对工厂，也针对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它不仅要求将资本主义的掠夺物平等地分配给所有人，也要求积极的参与（自我管理）和社会活动中的创造性角色[16]。
对于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来说，1968年5月是革命传统的一次断裂。显然，新的社会构成诞生了，而且要求用新的批判理论来解释它，来反对它。此外，1968年5月开启的开端导致了大量的新抗议运动，有一些运动是参加了5月事件的人没有预料到的。妇女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监狱改革运动、生态和反核运动、诸多不同的地方主义运动和反精神病治疗运动都出现在70年代初期，是对1968年5月事件的回应。这些新形式的抗议造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气氛，颇为类似对中国的文化革命的虚假模仿。很不幸的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无法解释新的期盼、新的趋向，如果让它来解释，这些运动统统被归并为劳工运动。福柯和其他人（如德勒兹、瓜塔里、卡斯托里亚迪斯、勒弗尔、利奥塔、鲍德里亚、莫兰和列斐伏尔）更为严肃地看待形势，试图修正自己的思想，以适应新政治的迫切需要。
就福柯而言，统治和权力的主题是首要的。人们常提起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就职演讲（1970年）中开始强调理性和权力的关系。《话语的秩序》讲到了对“真理意志”的“制度支持”，强调“知识施加于社会的方式”。[17]更要紧的是，福柯将他未来的研究定义为话语的谱系学，话语在其中被理解为权力的诸种形式。“话语的系谱学方面……试图把它理解为肯定的权力，我不是说一种与否定的权力相对立的权力，而是建构了对象域的权力。”[18]福柯不再仅仅研究排斥的系统，被理性压抑的东西，他将阐明理性“建构和塑造”行动形式的机制。在70年代，福柯论监狱和性经验的著作做的正是这些。
与新的“积极”权力观有关的是把理性和实践联系起来的趋向，这一趋向在1968年之后越来越明显。在《事物的秩序》（1966年）中对语言及其自律性的结构主义关注是非常突出的，现在它让位于“话语/实践”范畴，这个范畴虽然没有严谨的定义，却富有启发，它推定了理性与行动的相互作用。话语所显示出来的理性总是已经在历史中出现过的。无辜的语言——像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关系研究中的语言，其内部机制是可以用来当作社会分析模型的科学典范——是不存在的。对福柯来说，组织为话语的语言总是和规训的形式有关，规训施加于特定的人群，反过来又控制了话语的形式。对真理和权力、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作用的这一敏锐却有失严谨的感知，成了福柯研究的中心课题。它标志着福柯超越结构主义的努力，并且使他直接面对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15. 同上，第204页。
16.对1968年5月风暴的更完整的分析，参见波斯特，《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第9章以及阿瑟·赫什，《法国新左派：从萨特到高兹的思想史》（波士顿：南End出版社，1981）。1968年5月的资料选编，见施纳普和皮埃尔·维达-纳凯，《法国学生运动：分析性的记录》，玛丽亚·约拉斯译（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1，原版于1969）。
17.《知识考古学和关于语言的陈述》，M.谢里丹·史密斯（纽约：万神殿，1972），第219页。
18. 同上，第234页。
文｜Mark Poster
译｜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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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马克思
本篇是作者对福柯演讲录《生命政治的诞生》所作的读书笔记。在福柯那里，《生命政治的起源》之后，主体不再是哲学的话语言说，而是一套治理方式。马克思是站在斯密、李嘉图的高点上去批判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命政治批判是交织在一起的。福柯谈现代治理术的起源，谈生命政治的诞生，他没说出来的、隐含的结论就是生命政治的诞生开始于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从重商主义被自由放任经济学取代，从国家理由的治理术转变为自由主义的治理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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