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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象征的动物|卡西尔

星丛共通体| 院外 2022-10-03

编者按|

1920年秋天,刚刚就任汉堡大学哲学主席的恩斯特·卡西尔参观了阿比·瓦尔堡家中的“文化科学图书馆”,瓦尔堡图书馆接近神秘的巨大吸引力让卡西尔感叹道,他要么即刻逃走,要么在接下来的岁月甘为它的囚徒。之后数年他成了图书馆的常客,这期间,他写就生平最重要的著作《象征形式的哲学》三卷本(1923-1925)。相异的智性资源借助象征形式的概念在卡西尔思想中汇合,康德的理性批判传统与歌德的文化批判、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发展,连同瓦尔堡这位独一无二的思想伙伴,还有瓦尔堡图书馆的宝藏,共同帮助卡西尔在战后废墟中重新寻求人文主义的奠基位置。熟悉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和瓦尔堡关于象征的极性理论的人都不难看出,他们彼此都从对方那里获益良多。卡西尔试图将康德的批判哲学拓展到可以涵盖其他非理性的象征形式,而瓦尔堡在那时正努力把非理性的原始认同和宗教式狂热结合进智性力量中。两者处理的都是理性与神秘的张力,以及这种张力对人类生命的深刻影响。卡西尔和瓦尔堡之间强烈的智识共鸣和深厚的友谊一直延续到1929年,那年十月瓦尔堡因心脏病突然离世。1933年,在瓦尔堡图书馆的六万多种书籍和照片运达伦敦港的几个月前,同是犹太人的卡西尔已与家人一道离开了德国。这次推送的文章摘自卡西尔生前最后出版的著作《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论》(1944),《人论》历来被视为《象征形式的哲学》三卷本的英文精华版,在书中卡西尔凝练地阐述了他的文化哲学总问题与核心理念。BAU学社成员此次根据英文原版对甘阳的译本进行了校对,修改部分尤其集中在涉及重要观念的关键词句上,比如symbol 和sign这一对概念,校对版统一译为“象征”和“符号”(分别替代甘阳译本中的“符号”和“信号”)。


如今人不再生活在一个纯粹的物理层面的宇宙中了,而是活在象征的宇宙中。

Ernst CASSIRER|1874年7月28日-1945年4月13日

卡西尔|Ernst CASSIRER

《人论》第二章 人的本性之谜:象征|1944

本文3500字以内

生物学家乌克威尔(Johannes von Uexküll)写过一本书,在书中他着手对生物学原理进行了批判的修正。根据他的看法,生物学确实是一门自然科学,应该根据通常的经验方法也即观察和实验的方法来加以发展。但另一方面,生物学的思想方法却并不属于物理学或化学那一类的思想方法。乌克威尔是活力论的坚决拥护者和生命自治原则的捍卫者:生命是终极的和自决的实在,它不可能根据物理学或化学来描述和解释。根据这个观点,乌克威尔引伸出了关于生物学研究的一套新的一般规划。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是唯心论者或现象论者。但是他的现象论并不是基于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的考虑,而是建立在经验的原则之上的。正如他所指出的,假定存在着一种对一切有生命的存在物都同一不变的绝对的实在之物,那就是一种非常幼稚的独断论。实在并不是唯一的和同质的东西,而是无限多样化的。有多少种不同的生物体,实在也就具有多少种不同的组合与样式。可以说,每一种生物体都是一个单子式的存在物:它有它自己的世界,因为它有着它自己的经验。在某些生物种属的生命中可以看到的一些现象,并不就可以转移到任何其它的种属上去。两类不同的生命体的经验——因此也就是这两类生命体的实在——是彼此不能比较的。乌克威尔说,在苍蝇的世界中,就只有“苍蝇的事物”,而在海胆的世界中,就只有“海胆的事物”。

 

从这种一般的假定出发,乌克威尔发展出一套非常新颖而独特的生物世界体制。为了避免一切心理学的解释,他遵循彻底客观主义的也即行为主义的方法。他坚持说,理解动物生命的唯一线索就是比较解剖学所给予我们的事实。如果我们知道了某动物种属的解剖学结构,那我们也就拥有了重建其特殊的经验样式所必需的一切材料。仔细地研究动物的形体构造,研究不同感觉器官的数量、性质和分布状态,以及神经系统的状况,就能给予我们关于该生命体之内外世界的精确图象。乌克威尔从最低级的生命体着手开始他的研究,然后逐渐地扩展到有机生命的一切形式中去。在某种意义上他不愿意说较低的或较高的生命形式。〔因为在他看来〕生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善的,不管是在最小的范围内还是在最大的范围内都一样。每一种生命体,即使是最低级的生命体,都不是仅仅在某种含混的意义上适应于(angepasst)它的环境,而是完完全全地符合于(eingepasst)它的环境。随着它们解剖学结构上的不同,这些生命体也就各有一套察觉之网(Merknetz)和一套作用之网(Wirknetz)——一套感受器系统和一套效应器系统。没有这两套系统的互相协作和平衡,生命体就不可能生存。靠着感受器系统,生物体接受外部刺激;靠着效应器系统,它对这些刺激作出反应。这两套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紧密交织、互不可分的。它们被联结在同一个系列之中——这个系列被乌克威尔称为动物的功能圈(Funktionskreis)。

这里不可能着手讨论乌克威尔的生物学原理。我提及他的概念和术语只是为了提出一个一般的问题:乌克威尔提出的图式能够用来描述并充分表示人类世界的特征吗?显而易见,对于统辖一切其它有机体生命的生物学规律来说,人类世界并不构成什么例外。然而,在人类世界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看来是人类生命特殊标志的新特征。〔与动物的功能圈相比〕人的功能圈不仅仅在量上有所扩大,而且经历了一个质的变化。在使自己适应于环境方面,人仿佛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我们不仅可以在人那里发现所有动物种属都具备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还可以发现存在于这两个系统之间的第三个系统。我们可以称之为象征系统。这个新的获得物改变了整个的人类生活。与其它动物相比,人不仅生活在更为宽广的实在之中,而且可以说,他还生活在新的实在之维中。在有机体的反应(reaction)与人的应对(response)之间有着不容抹杀的区别。在前一种情况下,对于外界刺激的回答是直接而迅速地作出的;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回答则是延缓了的——它被思想的缓慢复杂过程所打断和延缓。初看起来,这样一种延缓似乎是一种很成疑问的进步。许多哲学家都已经警告人们提防这种表面上的进步。卢梭说:“沉思默想的人乃是一种堕落的动物。”超出有机生命的界限并不是人类本性的改善而是退化。

 

然而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防止自然秩序的这种倒转。人不可能逃避他自己的成就,而只能接受他自己的生活状况。如今人不再生活在一个纯粹的物理层面的宇宙中了,而是活在象征的宇宙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成为这个宇宙的组成部分,它们犹如各式各样的丝线,共同编织了象征的网络——这一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人类在思维与经验领域的一切进步,都使得这个网络更加的精致、稳固。现在,人类不再能直接面对现实;不像过去那样面对面地直观现实。人的象征活动(symbolic activity)每推进多少,物理现实似乎也就成比例地退却多少。人所处理不再是事物本身。某种意义上讲,人是在不断与自身打交道。他如此地将将自己包裹在层层叠叠的语言形式里,包裹在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者宗教的仪式里,以至于,没有这些人工媒介的介入,他就无法看见和认知任何事物。人在理论领域中的这种状况同样也表现在实践领域中。即使在实践领域,人也并不生活在一个铁板事实的世界之中,并不是根据他的直接需要和意愿而生活,而是生活在想象的激情之中,生活在希望与恐惧、幻觉与醒悟、空想与梦境之中。正如埃皮克蒂塔所说的:“使人扰乱和惊骇的,不是物,而是人对物的意见和幻想。”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修正和扩大关于人的古典定义。尽管现代非理性主义作出了一切努力,但是,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定义并没有失去它的力量。理性能力确实是一切人类活动的固有特性。神话本身并非只是一大堆原始的迷信和粗陋的妄想,它绝不只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它具有一个系统的或概念的形式。但另一方面,又绝不能赋予神话结构以理性的特征。语言常常被看成是等同于理性的,甚或就等同于理性的源泉。但是很容易看出,这个定义并没有能包括全部领域。它乃是以偏概全〔pas pro toto〕;是以一个部分代替了全体。因为与概念语言并列的同时还有情感语言,与逻辑的或科学的语言并列的还有诗意想象的语言。语言最初并不是表达思想或观念,而是表达情感和爱慕的。甚至康德所设想和描述的那种“在纯粹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也仅仅只是纯粹的抽象而已,它仅仅表达了理想的样式,仅仅表达了真正的和具体的宗教生活的幻影。那些把人定义为理性动物的伟大思想家们并不是经验主义者,他们也不曾打算作出一个关于人的本性的经验陈述。靠着这个定义他们所表达的毋宁是一个根本的道德律令。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称。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象征形式。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象征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

……


我们把人定义为象征的动物,这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不过我们首先应该把这个定义追问得彻底些,以使其更加精确。毋庸置疑,象征思维和象征行为既属于人类生活最具个性的特征,又是人类文明得以进步的基本条件。但是,我们有权利把象征思维和象征行为视为人类专有的天赋而把所有其他有机生命排除在外吗?象征系统(symbolism)难道不是一种能够追溯其更深的根源并且具有更宽广的适用域的原理吗?如果对这一问题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就必须承认,对于在人类文化哲学中历来占据注意力中心的许多基本问题,我们都全然无知。语言、艺术、宗教的起源问题就成为不可解答的,而人类文化则成了一种给定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它仍然是孤立的,因此也就是不可理解的。

 

不难理解,科学家们一直拒绝接受这样的看法。他们尽力试图把象征系统这个现象与其他众所周知、更为基本的体系相联系。这个问题一直被认作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但不幸的是人们极少带着真正的开放精神来探讨它。从一开始起,它就被另一些属于完全不同的讨论领域的问题搅混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变成了形而上学的争论,而不是给予我们对现象本身的不偏不倚的描述和分析。它成了引起不同的形而上学体系——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唯灵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争论的原因。对于所有这些体系来说,象征系统的问题成了一个决定性的问题。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未来形态都取决于此。

文|恩斯特·卡西尔  校译|BAU学社
责编|PLUS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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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物的反应到人的应对
根据英文原版对甘阳的译本进行了校对,修改部分尤其集中在涉及重要观念的关键词句上,比如symbol 和sign这一对概念,校对版统一译为“象征”和“符号”(分别替代甘阳译本中的“符号”和“信号”)。熟悉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和瓦尔堡关于象征的极性理论的人都不难看出,他们彼此都从对方那里获益良多。文章所引出的这对核心概念,标示出象征的智慧是为人所独有的能力,即便是在今天,对我们理解人与动物、人与技术,乃至人工智能等问题也不无启发。
上|我们可以说动物拥有的是实践的想象力和智慧,而人,只有人,才发展了一种象征的想象力和智慧。
下|倘若没有象征系统,人的生命将如同柏拉图著名比喻中的洞穴囚徒。


一个成功的设计
施莱默的包豪斯头像
由施莱默创作的更广为人知的第二版包豪斯标志。本文不仅简要梳理了这一设计自身演变的过程及其运用,而且还描述了到目前为止针对这一标志所做的初步研究工作。这一包豪斯头像尽管高度符合包豪斯对自己的某种不同于此前表现主义的重新定位,但是根据后续的研究,这个形象的原型是施莱默在1914年设计的,由此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一次标志竞赛的成果。从某种程度上,这个形式上的创建还凝结着施莱默对某种人的新类型的期许,受到同时代思想者的鼓舞,创造一种新型的人类,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目标,真正的影响力应当存在于他们内心的情绪之中。在惨落的世界战争之后,正是英雄的个体,与包豪斯一同扛起了建设新世界乌托邦之重任。
正是英雄的个体,与包豪斯一同扛起了建设新世界乌托邦之重任……头像的设计创建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认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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