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恩斯特·布洛赫（1885年7月8日-1977年8月4日）算是一个异类。之所以作此判断，一方面是因为他广博深邃的神秘思想以及其带有表现主义风格的诡谲文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在思想史上的奇异遭遇。尽管成名较早，但是他的名气却远远小于其他思想家，学者们对他的评价也是极度对立。有人将其看成最富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但也有人抨击其“宗教式的乌托邦主义”是理智上的不负责任。

布洛赫的哲学是非常独特的，他的“尚未”哲学强调思维是尚未形成的意识，人是尚未完成的存在；人的“尚未存在”性，使得希望成为人所特有的本质结构；基于这种对人的存在结构的理解，历史在布洛赫眼中成了尚未实现的乌托邦。独特的哲学成就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在布洛赫眼中，希望、艺术和乌托邦是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暖流”，马克思主义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能够让科学分析的“冷流”和乌托邦的渴望的“暖流”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

《希望原理》是布洛赫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这部著作把“希望”看作推动人类历史的“第一原理”，强调希望和失望是人类历史命运的永恒主题；这部著作主张，不能理解“希望”这一“非理性因素中的合理性”是现实左派失败的根本原因，而资产阶级的白日梦又只会将人类引向虚无和毁灭，因此，唯有具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希望才能拯救人类。《希望原理》涉及的主题十分多样，包括诗歌、戏剧、美术、电影、建筑、哲学、音乐、大众文化、物理学以及政治学等诸多方面，遗憾的是，如此丰富的哲学宝藏如今却成了一份“无人认领的遗产”。本篇文章节选自《希望原理》第二卷（即第四部）第38章，在本章中，布洛赫对建筑和城市规划问题做了集中论述，并阐明了他的“建筑乌托邦”理念。“院外”将分两期推送此文。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

建筑乌托邦：描绘更好世界的建筑物（下）｜1959

本文6000字以内｜接上期

Ⅱ.城市规划，理想城市，真正的透明：繁茂的晶体

好的建筑师需要人群、广场、城镇，它无需消失，它是有长期规划的。这是对明天的希望，而在今天——但也和建筑学本身一样古老——凡是在黎明破晓之地，就仍然铭刻着它，且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城市规划并不局限于现代，尽管它频繁出现在现代，特别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但是它也奇怪地被它抑制了。对资产阶级社会而言，它当然是一个为利润而计算的社会，但考虑到其无政府经济学，它也是一个无序社会，经济偶然性的社会。正因为如此，上个世纪的工业城市和居民区（我们要把它归功于建筑投资的慷慨解囊）是无思想的，也是无规划的。它们唯一的统一性在于其沉闷乏味性，在于石头峡谷以及伸向虚空的荒凉街道线，在于它们自己的可怜风格的（或偷来的俗丽风格的）媚俗艺术；而保留的陈设就像作为其基础的牟利行为一样是无政府主义的。而所谓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发达城市，由于其更有计划的生产方式，恰恰不是随意产生的。光明城市的计划古已有之。慎重的规划从一开始就是建筑师的特征，哪怕是在社会制度上。

尽管是半测绘学的、因而是星象秩序的规划，城市规划同样存在于奥古斯都将罗马从砖城变成大理石城之际，存在于君士坦丁将拜占庭重建为皇都之时。丰富的城市规划——浪漫主义及其对特想要的“本能”的改编并不只是中世纪才有。中世纪早期具有精确谋划的住宅是以城堡为中心的；法国南方和德国东部的市镇甚至表现出有规则重复的规划。这些个性化的偶然在19世纪的建筑无政府主义中烟消云散了。只剩下资本主义的计算，商业社会的另一面，引发了效率的城市乌托邦大量出现。这是和经济无政府状态形成对比的悲情结构，而作为超越偶然性的抽象法则，这一计算本身是属于那个无政府状况的。首先，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大量的小、中经理还没被解放。手工业时期设立了一个普遍的官僚制度来掌管一切，按照预想的布局是成功的，棋盘啊，环形啊，一句话，一种文学的城市规划数学和新的基础。无论个别建筑物如何突起涡卷装饰，无论建筑群如何大胆地朝向蜿蜒的景观（veduta）：个别巴洛克建筑的土地规划和这一城市数学的群落布局是严格对称的。凡尔赛花园和笛卡尔主宰着这里。只有洛可可风格才去掉了对称。巴洛克基础的棋盘布局，如曼海姆（否则藐视巴洛克的歌德就可以说“赫尔曼和多萝西”是欢乐友爱的建筑）几乎不是伫立在当代，几乎是古代——和组织过度的巴洛克建筑形成了反差。

同样的张力存在于巴洛克社会自身的讨论中：“最有趣的东西是人的热情，但仅有一样堪相提并论：对数学的兴趣。”因此，甚至围城工程师也和教堂、宫殿的建筑师是同道：大多数杰出的巴洛克建筑师（如希尔德布兰特、巴尔塔萨·诺依曼、威尔士、诶奥桑德）都来自军用建筑领域，并继续监督这一领域和他们的建筑幻想。巴洛克容忍了这一将心醉神迷和资产阶级的计算结合起来、将反革新和军事几何学结合起来的惊人形式；恢复了文艺复兴范儿的军事几何学在城市规划中大获全胜。同样的对比发生在世界观念的机械化顶峰，17世纪同样也是过度组织的巴洛克装饰时代。当然这一时期的数学也是运动的，函数概念通过流数（fluxions）和微积分赢得了无限的景观。但是在笛卡尔、尤其在斯宾诺莎那里，世界概念本身是无机的，基本上是机械的。因此巴洛克哲学的建筑规划中占主导的是晶体的透明性，可能的话，尽量是几何图形。在雕刻、建筑和文学中，和“有机的装饰”在一起的是“数学的正面”：透明，晶体；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在巴洛克建筑的“哥特”旁边站着巴洛克思想的“埃及”（特别是在斯宾诺莎那里）。

此外，晶体特征很容易和秩序倾向结合，和新封建巴洛克的西班牙化倾向结合。这甚至表现在文艺复兴时期与巴洛克时期的乌托邦文学中的乌托邦建筑之差异上。托马斯·莫尔的自由主义社会乌托邦中，最好的国家的房屋是散居的、低矮的，花园城市；而一百年后康帕内拉的权威主义乌托邦排列着公寓街区、多层建筑，中心化的城市。这里压倒一切的是数学的罗盘测绘：同心的墙，宇宙壁画，总体的环状布局，最后甚至是用天文学来决定的秩序乌托邦。

从巴洛克时期的城市规划开始，几何学设计成了资产阶级理想的城市和可计算城市的通关密码。除了几个完全没有城市规划的例外时期，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城市规划不但被私人利润经济打破了，而且被彻底消灭了。直到那时，而后又在垄断资本主义（一种指令性的、帝国主义的经济）时期，对规则的布局、建筑部分和城市的一种接近于埃及模式的崇拜教再三兴起，同时，除了若干居民区的奢华曲线别墅街，它排除了和哥特式城市的一切联系，排除了和尖角、和极其安逸（太多的古老的德国市镇）的一切联系。资本主义社会不再提供的这种密切联合是被城市几何学所取代的，毋宁说是被重新塑造了。城市几何学现在成了一切现代资产阶级城市建设的乌托邦。从它的几个最重要例子中看得特别明显。它们总的说来是由“对偶然经济学的抵抗”构成的，这一来，就会随着其无政府状态而日益增长，但它们也越来越包含了对其异化和无灵魂性的辩护性背书。在最精选的例子中，即在没有公开实现的纯规划中，它们包含着被具体秩序压抑或掩盖的“城市晶体”问题。

明确追求的东西是赋予无秩序的生活以一种更清晰的生活框架。1593年，圣马可广场的检察官办公室的建筑师Scamozzi设想了一个规则的城市多边形，具有相应的城门、均等的两半和四分之一。靠近乌迪内的新帕尔马就是这么建造的。1598年，Vasari il Giovane的理想城市成了长方形和辐射布局的组合：带有行政中心的主广场位于正中央，八条道路从这里向外辐射，到城门结束，而其他道路组成了横平竖直的四方网络。皮拉内西（1720-1778）长期以来一直仅仅被当做罗马废墟的蚀刻师，然而他用早期古典主义来装扮理想城市，不仅装扮其布局，也装扮其房屋和装饰形象，为其增添了资产阶级社会越来越缺乏的对称。苏联建筑学甚至吸取了皮拉内西（苏联建筑师西多洛夫称他为“建筑领域的思想家”）的某些要素和城市建筑乌托邦，尤其是拱形大厅和广场布局、塔的结构和高度比例。在乌托邦建筑学的历史上，最奇特的未来住宅设计者是法国的革命建筑师勒杜，他的价值直到今日才被完全认可。（参见：考夫曼《从勒杜到柯布西耶》，1933年版。）他不像帝国风格那样仅仅把古典主义当做一种外加，而是将其变得多样化。勒杜（1736-1806）设计了理想城市Chaux，并且按照职业组成了一个公社。令人惊讶的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勒杜称建筑师为“跟神作对的人”：这是人类创造力的极度自信。然而他以极为普罗米修斯的方式构建起来的世界却恰好符合这个被视为完好（特别是几何学上）的宇宙秩序。正如皮拉内西将古典主题与理想城市几何学结合起来，勒杜对砖石的埃及主题做了同样的事：其内容是公认的乌托邦集体主义，但在这里放置在晶体状的、太晶体状的城市乌托邦的体内。“与宇宙一致”凌驾于人的建筑目标及其在陶特、柯布西耶那里的表述之上——这一世俗化的星辰神话不仅是用陈词滥调论述的，而且是以对表面框架的偶像崇拜表述的，并相应地证明了它在整个现代时期的城市乌托邦中的效用。它以资本主义的计算为其数学基础，以对日益增长的经济无政府状态和文化无政府状态的排斥为其感性基础。对晶体的迷恋是反差最明显的严格。于是，几何学的权力和估算一起最终剥夺了蔓生的人群杂混。尽管最近又掺进来一种特殊的去熟悉化主题——唯一原发的、有重要意义的效率主题，用“作为建筑学的工程艺术”这一乌托邦话语表达。毋宁说是：要对“作为真正艺术的建筑”之死负责的工程艺术，而“作为真正艺术的建筑”一定会从某个具体社会的局限上再度生成。

这里有意义的东西是旧有的晶体化乌托邦和去组织的欲望之间的全新连接。这种事情恰恰是跟与新建筑学密切相关的抽象技术本身有关的，也容许了晶体城市乌托邦的去组织化本身，一个熟悉邻近的技术领域。因此，对应于与人毫无相似之处的机器，出现了没有灵魂的房屋、无生命的市镇和人的疏远，有了笔直的街道以及对投影几何学的其他模仿。功能主义建筑反映了并加倍了商业社会的冰冷的自动化世界，反映了并加倍了它的异化，人屈从于分工，抽象的技术。实际上，正如技术可能渗透进非欧几里得领域，就建筑空间倡导的抽象的“构成”而言，建筑空间（特别是玻璃结构）显示了一种在经验空间里描绘想象空间的雄心壮志，这一雄心壮志是没有任何错误的。表现主义利用旋转的或摇摆的身体来进行创造空间形象问题的试验，这些形象和透视空间不再有任何共同点；渴望成为超立方体的抽象建筑学偶尔也会寻找类似的远程模型，不再是有机体模型或地球模型。当然，这些革命的固体空间仍然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即使在比喻意义上，建筑学的非欧几何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参见：潘诺夫斯基《瓦堡图书馆演讲》，1927年版，第330页）。重要的是，自打文艺复兴以来，晶体要素便统治了一切城市规划（包括那些不然有机会成为有组织的辉煌巴洛克风格的规划），它寻求宇宙的联系，但也有几个寻求超有机体的远程模型的大胆例子——尽管在技术上仍没有任何物质联系，只是叫喊着“与宇宙一致”。在那些方面，表现主义当然没有像它经常做的那样，仅仅把过量的纯粹主观性投射到空气里，它也试验了以对象为基础的表现问题，这个问题同时也深刻地适合于人类主体——通过高度抽象的作品形式，一种“自我的晶体森林”。更彻底地，也更合法地，即与一个仍处于上升期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关，巴洛克当中的礼数及其反对（在科雷乔、丁托莱托、埃尔·格列柯那里，但是甚至在米开朗基罗那里也有）不仅将“情绪”和表现的最高主体性放置于最粗糙大胆的雕塑旁，而且将前者注入了后者。争论的瓜熟蒂落的结果就是今天出现了大量的建筑学问题：晶体的哥特式问题，好像空间艺术的全部晶体特征（不是完全导向埃及式的死亡透明性）反而是一个特别尖锐地结晶的人。结果——或者说，导致的问题——是：如何重建人类群集的透明性？建筑晶体的秩序中如何渗透进生命之树、人的装饰？埃及的建筑乌托邦和哥特式的建筑乌托邦是不可能综合起来的，这是愚蠢的幻想。但是有一个原创的第三方因素，此前从未出现的因素，它无论是在社会结构上还是在建筑上都克服了僵硬和繁茂。

人的期盼形式在晶体中开始了；它开始于宇宙的外化，但将它折返为家园的描绘。建筑学是生产人类家园的努力。从幽居的目的到用比例和装饰来宣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按照黑格尔的真实的（不仅仅是唯心主义的）定义，建筑寻求把无机自然塑形为与精神结盟的艺术有效性的外部世界。精神——换言之，本身还在寻找着堪称“可与之联合之物”的人类主体——总是在不同的社会中发展出不同的泥土尖角、拱顶、圆拱、塔：它们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于是建筑乌托邦成了地理乌托邦——在大地的德鲁兹派中寻找珍贵的石头，即尘世天堂之梦——的起点和终点。伟大的建筑总是试图像一个建构完全的阿卡迪亚那样屹立；如果它（像哥特时代那样）带有某些可悲可叹的因素，某种悲剧性的神秘，那么这只是为了献给困难的和谐。从若干基本元素发展出来的财富是无尽的，在卡纳克神庙的柱廊大厅和巴黎的圣礼拜堂之间、在石头里的我们的家园形象和“支柱结构+灯火辉煌”之间存在着无尽的选项。但预先建好的一个保护区，一个家园：就建筑中的实际结构而言，这便是一个更好的世界的轮廓。这里出现了审美形式，一种包容的形式，使得所有其他造型的形式都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墙上的画，壁龛里的雕像。容纳的元素装点了家园：所有伟大的建筑物本身都是面向乌托邦的，是对适合于人的空间的期盼。于是，树立起来的人性移置到了有严格意味的空间形式之中，既是从有机物和人性向晶体“移民”的任务，首先又是用它内部的弹力（人性与繁茂）来渗透晶体的任务。当自由的秩序具备了条件，通往物理结构和有机装饰的再度统一的道路就敞开了，通向装饰之馈赠的道路就敞开了。实际上，首次敞开的是不再有埃及和哥特的对立、晶体和生命之树的对立（或混和着，或孤立地彼此钦羡）迫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二中选一。晶体是静息的框架，乃至其视域，而人的生命之树的装饰则是这一包容性的“静息与透明”的唯一的现实内容。伟大的建筑风格用期盼的形式表现和描绘的“更好的世界”就毫不神秘地包含着这一生命之石的真正任务。

文｜恩斯特·布洛赫    试译｜夏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