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扎菲的迷惑：从民族英雄到人民公敌
在2011年8月22日这个四面楚歌的时刻，隐匿在某个角落的穆阿迈尔·卡扎菲，不知是否会想起1969年9月1日那个意气风发的夜晚。（来源网络/江淳编辑）
当时年仅27岁的卡扎菲，还没有被称为“上校”，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上尉通讯连长。他领导着一个由利比亚青年军官组成的“自由军官组织”，通过不流血的政变，推翻了腐败而孱弱的伊德里斯王朝，并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从此，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游牧民之子晋升为“上校”，开始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影响世界政局的“重量级”人物。
而在42年后，历史却残酷地轮回，曾经“应人民要求”推翻伊德里斯国王的卡扎菲，站到了被推翻的位置。事实上，变化早已开始。从1977年卡扎菲开始担任利比亚革命领导人兼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他已开始慢慢偏离最初的轨迹，逐渐从一个为理想主义目标战斗的勇士，变为寻求个人权力最大化的“独裁者”。
无论是弃城出逃，还是乔装潜伏，这似乎都有点儿不像卡扎菲一贯的风格。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狂热的纳赛尔民族英雄观的继承者，一个每次出现在媒体和公众面前，必定保持特立独行、不羁形象的“革命领导人”，是不会轻易允许自己以这样一种不那么“英雄”——甚至可说是十分惨淡——的方式退出政治舞台的。
然而，现实就是那么的讽刺，一切就像是一场清梦，前一段还是金戈铁马、雄姿英发，中后段却已急转直下、草草收场。从最初的理想主义者、民众拥戴的“民族英雄”和“反西方强权政治斗士”，到现在四处逃亡的“人民公敌”“独裁腐败”的代名词，42年，对于一个人和一个政权的蜕变，已足够长。
此刻的卡扎菲，已垂垂老矣。人们从他那线条硬朗的脸上虽还依稀可见当年的英武坚毅，但却已看不到当年那种纯粹的、理想主义的激情。人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在现实挑战面前节节败退的卡扎菲，一个因为英雄主义理想难以实现，而转向追寻世俗层面的个人权力和家族利益最大化，并为此不惜排除异己、压制民意的卡扎菲。
理想主义者登场
事实上，卡扎菲能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到成为影响利比亚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政局的“重量级”人物，除了时势使然，也的确与其自身的不凡才能及坚毅性格有关。
曾担任班加西英国大使馆参赞和总领事的彼得·韦克菲尔德，还记得1969年9月1日政变发生后见到卡扎菲的情景。他当时一袭军服，显得“非常精明干练”。对那时年轻、英武、雄心勃勃的卡扎菲来说，利比亚的一切，已尽在掌握。
政变成功后的第二天清晨6点30分，卡扎菲坐在班加西电台里，用一种坚定、沉稳的语调，播放了新政权的第一号公报。这次的广播措辞巧妙、得当，后来被人评价为是一份十分“机智”的声明，因为它让利比亚的大众相信，卡扎菲及其拥护者是“应利比亚人民的要求”来推翻现有政权的，他还把自己所带领的“自由军官组织”称呼为“你们（利比亚人民）的军队”。这份声明，使得卡扎菲阵营迅速地赢得了国内舆论和民众的支持，而且也使得大多数的阿拉伯政权，例如伊拉克、叙利亚、苏丹及埃及等很快承认了利比亚新政权的合法性。
除此之外，卡扎菲还考虑到了英美等在利比亚拥有既得利益的外国势力的顾虑，在声明中他用“我们的事变决不是针对任何国家的，也不会反对国际协定和公认的国际法”以及“这完全是我们的内政问题”的说法。英美等国不久后即发现，卡扎菲的这种说法，不过是一招“缓兵之计”。
据称，卡扎菲准备这份公报的时间非常仓促，他只是简单地写了几个要点就开始广播了，很多内容都是在广播的过程中“临场发挥”的，其口才与机智，可见一斑。
年轻时的卡扎菲深受前埃及总统纳赛尔民族英雄观和阿拉伯传统历史观的影响，可说是一个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主义的集中体现在其执着的“统一阿拉伯世界”的追求、强硬的反西方强权政治的态度、个人的英雄观和其提出的“世界第三理论”等方面。
在20世纪中叶，阿拉伯世界掀起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中，埃及总统纳赛尔成功地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在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三国发动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他领导埃及人民捍卫了国家主权和利益，成为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领袖。在赶走西方殖民势力后，纳赛尔开始尝试阿拉伯世界统一的理想与实践，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世界对纳赛尔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希望纳赛尔能够把松散的阿拉伯世界团结起来，同以色列相抗衡。
青年卡扎菲十分崇拜纳赛尔，将其当成自己的精神导师。卡扎菲非常崇拜纳赛尔在《革命的哲学》中的英雄观点。在这本小册子中有这样一句话：“历史篇章中充满着英雄人物，他们在关键时刻为自己创造了扮演光荣战士角色的时势。同时历史篇章也充满了英勇和光荣的角色，而从来没有找到英雄人物来扮演他们。基于某种理由，在我看来，阿拉伯世界里有一个角色正在无目的地四处找寻一位英雄。”
卡扎菲坚信阿拉伯民族需要英雄来领导，并认为自己就是阿拉伯世界正在找寻的一位英雄，而作为英雄要扮演的角色，就是实现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形成一种区域性的力量。
自1969年9月夺取政权后，他一直在带领着利比亚走这样一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道路，并始终未放弃“统一阿拉伯国家”的理想和实践。他在42年的执政生涯中，希望在阿拉伯世界建立一个区域性的统一政府，构建区域性集体安全体系，最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他先后10多次，在阿拉伯地区及非洲地区，进行国家之间合并或者建立联邦的尝试，先是在阿拉伯地区，以后又转向非洲地区。在1970年纳赛尔去世前，卡扎菲还提出了利比亚和埃及先行合并，以合并的埃及和利比亚为核心，逐渐覆盖周边阿拉伯国家的主张。
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还相信“少数的精英人物和英雄人物有能力掌握终极真理”，并能够通过“形而上”的推理提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规划。他掌权后，独辟蹊径，提出的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世界第三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的体现。
他发布了《绿皮书》阐述其“世界第三理论”，从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表述其理想主义的国家发展模式。在这种理想模式中“全民政治”成为其政治学说核心，而“消灭雇佣制度”成为了其经济学核心。他还用“人民委员会”替代了常规的国家部委，用“人民委员”替代了部长和主任。
由于这种理想主义的国家模式来自其个人的逻辑推理，缺乏历史实证和现实操作上的考量，导致效果不佳。政府效率低下、渎职腐败的情况仍然严重。而尽管“人民”一词，似乎是其政治理念和实践的重要部分，但因为在其国家发展模式中，既没有选举制度，也没有工会和自由的舆论，“人民”逐渐成为了卡扎菲自身意愿的代名词。
在卡扎菲执政的早期，理想主义的激情为他赢得了众多的拥戴者，尤其是他所传达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使他成为了拥护者眼中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但在反对他的人眼中，他则被看成是“狂人”和“疯子”。
卡扎菲还以敢于挑战西方强权政治的斗士形象活跃于国际舞台。他执政后不久，就开始清除英国和美国在利比亚的军事基地，并用强硬手段将西方国家在利比亚的石油公司国有化。卡扎菲还处处与美国针锋相对，在伊朗霍梅尼领导伊斯兰革命推翻亲美政权之时，利比亚也组织反美示威游行，火烧美国驻利比亚代办处。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利美冲突更是不断，锡拉特湾军事冲突后、美国环球航空公司840航班爆炸、美国驻柏林军人夜总会被炸，使得美国空军于1988年对卡扎菲的住所进行了空袭和轰炸。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冲突问题上，卡扎菲态度强硬，主张同以色列全面开战，绝不和解。
现实中的碰壁
然而，卡扎菲在不断老去，其理想主义也在现实挑战面前节节败退。
阿拉伯国家内部本身并不那么团结，尤其是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矛盾进一步加剧，武装冲突和观点分歧时有发生。卡扎菲的理想主义设想在逐渐向“现实主义”靠拢的阿拉伯世界中频频碰壁。
“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为旗号，彻底打击萨达姆政权。2003年，伊政府的倒台，萨达姆的被处死，或许对卡扎菲带来了一些触动，并开始出现一些“变化”。
2003年底，卡扎菲走上了与美欧和解的道路，并在12月19日，宣布放弃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接受武器核查。几天之后，他又将利比亚掌握的几百名“基地”组织和其他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情报交给了美国和英国。此外，他还主动承担洛克比空难责任，赔偿受害者家属，积极与欧盟改善关系，与美国恢复邦交正常化。
2006年5月15日，美国政府宣布将利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中划出，国务卿赖斯称赞“利比亚是一个重要的学习榜样”。卡扎菲在访问欧盟总部时充满期望地表示“利比亚决心在实现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同时愿意成为欧洲和非洲之间合作的桥梁”。
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也表现在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上。2004年，因为阿拉法特被以色列困在总统官邸，加上之前萨达姆被美军俘虏，卡扎菲在突尼斯召开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突然离席表达不满。2005年在阿盟首脑会议上，卡扎菲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公开说，“阿巴斯兄弟，恕我直言，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是傻瓜。”“我不明白为什么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要建立各自的国家。”
卡扎菲又不时表现出一种矛盾和反常，或者可算是“分裂”的状态。在近年来与西方主动和解后，卡扎菲又曾在多种场合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给予主动“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究”的回应表示失望和不满，认为利比亚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在很多场合，他衣着质朴、饮食简单，不事雕琢，反对奢华生活。他住帐篷不住豪宅，骑骆驼不乘名车。但与此同时他的家族又垄断着利比亚的资源，在海外拥有巨额资产。在今年联合国宣布制裁利比亚之后，美国和英国分别宣称冻结的卡扎菲海外资产的数量就达到约300亿和200亿美元。
在西方国家领导人的眼里，卡扎菲更甚至被看成存在着外交政策上的“精神分裂症”。作为外交家的卡扎菲实行的是富有活力的先发制人的策略来处理贸易和石油等问题，显得极为明智。但同时他又向恐怖主义者提供支持，令其处于被动。
权力欲望膨胀
实现阿拉伯世界统一的理想看来遥不可及，而成为英雄的目标也似乎渐行渐远，只有现实的权力和利益触手可及。
基于卡扎菲“世界第三理论”的利比亚政治体制开始演变，走向了决策集中、执行分散的方向，逐渐让权力集中到了卡扎菲个人手中。
1969年卡扎菲成功夺权后，由12名军官组成的革命指挥委员会（简称革指会）成为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革指会任命内阁，组成中央政府。1971年6月，利比亚宣布成立“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社盟），其他一切政党都被宣布为非法。
由于社盟并不那么“听话”，卡扎菲于1973年4月15日在此发动“人民革命”，并在此后创立“人民委员会”和“人民大会”，取代中央一级的革指会、内阁和地方政府。通过这样的政权改组，利比亚政治体制从革指会的集体领导变成以卡扎菲为首的军人集团领导。
而从1977年到1993年，卡扎菲又创立了“革命委员会”，完全取代常规的国家机构设置，“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支持卡扎菲政治经济主张、出身下层的青年。卡扎菲之外的其他领导人完全被排除在权力体制之外。1979年3月，卡扎菲辞去了总人民大会总秘书的职务，开始自称“革命领导人”。卡扎菲领导下的利比亚，人民大会及其秘书处、人民委员会以及革命委员会并存甚至彼此交叉，权责不清，政权体制的碎片化，对于卡扎菲个人权力的集中却是极为有利的。
1993年之后，卡扎菲开始把自己的子女安插到政府和军队中，长子穆罕默德掌控了通讯部门，次子赛义夫负责卡扎菲发展基金会，三子萨阿迪担任了特种部队司令，四子穆阿塔希姆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六子哈米斯担任精锐的第32旅旅长。卡扎菲家族及其部落开始控制了利比亚的军事、经济的核心领域和资源，并开始成为其排除异己，镇压反对派的重要力量。
卡扎菲将权力和资源集中到自己部落“卡扎法”（Gadhafa）手中，日益引发了包括“瓦尔法拉”（Warfalla）在内的其他部落的不满。2011年初的动荡，首先从瓦尔法拉部落开始，不久后利比亚东部的“扎维亚”（Al-Zawiya）部落加入了示威人群。
2011年2月15日晚，一些年轻人在班加西举行示威，喊出了反对卡扎菲的口号。利比亚安全部队发射橡皮子弹，将示威者驱散。2月16日，数百名班加西民众上街示威，并再次与警方发生冲突。17日，多个城市爆发骚乱。19日，政府军队开始向示威者开火。
由于卡扎菲政权强硬镇压示威，骚乱逐渐演变为武装冲突，联合国通过决议，法美英等西方国家开始介入，支持反对派武装力量，形势迅速转变，反对派渐占上风。直到8月22日，反对派武装控制首都的黎波里，卡扎菲政权面临倒台。
无论卡扎菲是生是死，是走向萨达姆被捕处死的老路，还是走向逃亡存身之路，这位曾经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导人，已经大势已去，再难翻盘。
“强人政权”的自我终结
在资讯无孔不入的网络时代，被塑造出的完美强人形象，和他们所迷恋的权力一样，不堪一击。随着卡扎菲从的黎波里的遁去，强人政治也画上了最后的休止符
别了，卡扎菲！
8月22日，利比亚驻多国大使馆，也包括驻华大使馆都在急着易帜，以撇清与卡扎菲的关系——原来的墨绿色国旗纷纷换成了过渡政府的红黑绿三色旗。
卡扎菲维持了42年的强人统治，就这样在内外交困中轰然崩溃，利比亚人民连一点面子也没有留给这位“革命领导人”。尽管在遥远的中国，还有一些网友为他辩护——毕竟，他率领600万利比亚人民摆脱了贫困，人均GDP在2008年即达16114美元，从非洲最穷的国家一变而为非洲“首富”，人民还享受着公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卡扎菲生活极其简朴，连出访美国都不住五星宾馆住帐篷……
这些描述或有真实的影子，但利比亚人可能更在乎下面的真相。
与高GDP相伴的利比亚高失业率，竟达30%，底层百姓收入很低，民不聊生。与此同时，国家财富高度集中于卡扎菲家族。他的8名子女掌控着利比亚经济命脉，涉足石油、燃气、酒店、媒体、流通、通信、社会基础设施产业等，每年净赚数百亿美元。据推测，利比亚向海外投资的资本也归他们掌控，规模约达700亿美元，甚至有卡扎菲坐拥上百吨黄金的传说。
1973年，卡扎菲大约是拾中国“文化大革命”牙慧，发动“文化革命”，宣布停止执行一切现行法律。他可以随心所欲处置所有看不惯的人，在全国不断实行大搜捕，将数以千计批评过他的人、甚至是无辜者投入阿布·萨利姆监狱，还蔑称这些人为“流浪狗”。1996年的一个夏日，1270多名政治犯因抗议狱中不人道条件而哗变，随后惨遭杀害。死难囚犯绝大多数来自班加西。
当最近席卷中东的民众抗议浪潮波及利比亚时，卡扎菲毫不犹豫地让军队和警察开枪镇压，抗议最激烈的班加西成了恐怖的屠场，这使他失去了最后一丝民心。
在利比亚，网络受禁，媒体严控，外国记者遭到驱逐，知识分子受到监控，电视与广播里没完没了地称颂卡扎菲，“人民的兄长、革命的导师”。随处可见的是巨大的标语：利比亚是天堂，我们将以血肉和心灵永护我们的领袖。
摧毁卡扎菲政权的，表面上是北约炮火及其掩护下的反对武装，实际上是利比亚的民心。换一种说法，摧毁卡扎菲的，其实是被权力腐蚀了的卡扎菲自己。
卡扎菲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权欲熏心、无法无天的。
42年前，血气方刚的卡扎菲上尉率领“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建立利比亚共和国。在时任埃及金字塔报总编辑穆罕默德·海卡尔眼里，这个刚刚掌控利比亚的年轻人，“天真得惊人，纯洁得出奇”，甚至求海卡尔转告埃及总统纳赛尔，声称是为了他才进行革命，“我们所有的一切他都可以拿去”，包括权力。
当时的卡扎菲是一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他的夺权是为了“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他也确实为此努力过，应该说，能在40余年中让利比亚成为“富国”，尽管得天独厚的石油资源助力良多，但他管控经济的能力也值得称道。卡扎菲确曾试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他担任国家首脑之初，甚至没把自己的父亲从贫民窟接出来，因为他希望当人民都摆脱贫民窟后，再让家人“脱贫”；他还喜欢“微服私访”，比如冒充平民去看病或突访某个政府机关，把懒政怠政尽收眼底。
然而，权力的滋味实在太过美妙，更有腐心蚀骨之能。很快，随着他的军衔从上尉到上校，“天真纯洁”的卡扎菲逐渐便昏然迷醉于权力的酒杯之中，并且让长期占有的权力，成了家族商业利益的保镖，并掉转枪口去戗害他声称无比热爱的人民。
卡扎菲时代的终结，是强人政权走向没落的象征。
在20世纪，兴起了不少类似卡扎菲、穆巴拉克、萨达姆等拥有绝对权力、绝对威望的强人独裁者。强人政权有这样的特点，有强有力的家族或军队等背景支持，往往诞生于贫穷、混乱或战火频仍的国度，民心思稳，渴望强人掌舵；长期执行集权统治，善于强化对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的控制；政府对经济有绝对的掌控能力，能够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虽有专制君主政治下大权独揽的色彩，也不乏近代民主政治下相对亲民、励精图治、道德自律的正面形象；政治强人往往拥有、或至少是表面上拥有与众不同的智慧与卓而不群的决策能力，可以迷惑治下的百姓走向合作与服从。当然，最重要的一条，强人对舆论的管控能力极强，有本事让国中鸦雀无声、万马齐喑。
然而，在资讯无孔不入的网络时代，被塑造出的完美强人形象，轻而易举地被一“网”打尽，变得千疮百孔，和他们所迷恋的权力一样，不堪一击。随着卡扎菲从的黎波里的遁去，强人政治也即将画了最后的休止符。
别了，卡扎菲！发轫于单纯和理想，继而拥抱权力、被手中权力渐渐异化、蚕食、腐蚀并摧毁，卡扎菲上校终于与拥抱了42年的权力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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