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北大数学天才为何放弃麻省理工？出家8年后他首次接受采访：出国不如出家！
贤宇法师
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
2005年，第31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循环赛金牌；
2006年，入选数学奥林匹克赛的国家队，参加国际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获得金牌，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数学系；
2007年，去各处拜访高僧、到寺庙作义工；
2009年，他放弃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全额奖学金，来到北京龙泉寺，做了一名修行居士；
2011年，出家。
他的人生从出家那一刻就备受关注。
一个北大高材生，放弃了万千人羡慕的麻省理工学院全额奖学金的邀请，甘愿与青灯古佛相伴，这个抉择，让一些人赞叹也让一些人扼腕。
如今，八年过去了， 沸沸扬扬的热议已远去，这是他出家以来，第一次接受采访。
出家是否是消极避世？
高材生出家是否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
什么是出家人的责任？
这些曾让人争论不休的话题， 在下边的对答中都能找到答案。
出家与出国
记者：
在您的自述中，您的决定常常包含对他人和周围环境的考虑，可以看出您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科学是这个时代造福人类最为直接的、影响力最大的手段，您为什么一心选择遁入空门呢？甚至有人说，您的选择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您对此又是如何理解的？
贤宇法师：
一切行业存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的什么呢？我想不仅仅是生存，而应该为了寻找人的幸福，人的发展，让人能成为真实的自己。教育尤其如此。
我从小喜欢数学，是因为数学向我展现了世界的神奇，人类心智的伟大，打开了一片心灵探索的世界。我所关心的，是心灵的启迪、成长与教育。
如何让人成为一个丰富而完整的人，一个幸福而善良的人？ 我一直在探索。 曾经我是一个过于理性而拘谨的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我在佛法及传统文化中获得了莫大的喜悦与成长，前行的信心与力量，我看到了心灵的自由与宽广，因此我想去研究和弘扬它。
曾有一位中央领导到龙泉寺视察，他问我为什么出家。我说：“出国不如出家，很多大学生出国，都去为美国打工了，我要为中国文化服务。”
领导听后很赞许，说：“我们国家培养的很多人才都流失了，你弘扬中华文化，很好。”
记者：
照您所说，这似乎也是一种爱国精神？
贤宇法师：
小学的思想品德课上，老师就教导我们：“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我当时挺感动的。高中时我特别喜欢读屈原写的楚辞，也受到他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爱国就要爱我们的文化，佛教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当然，我对儒家、道家、中医、太极拳等也很感兴趣，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有文化自信，才能走向文化自强。
出家与修行
记者：
那么您是否考虑过一边做科研一边学习佛法呢？有人说“中国不缺修为高的隐士，缺的是像亚里士多德、牛顿这样在哲学与科学领域都很有影响力的人”。像您这样有天分的人，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
中学时数学与传统文化对于您来说是相互促进的，这种内心的平衡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为何就不受用了呢？
贤宇法师：
你说的方向没有错，我也希望把佛法和科学相结合。但学任何专业都需要就其本身深入钻研，如果还没有钻进去，就奢谈什么结合，那往往是肤浅的。
我了解有一些西方国家的佛教学者，他们为了了解佛法，会到泰国、缅甸等地出家体验十几年，然后才回到大学里讲课。
佛法博大精深，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它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修行方式。所以出家这几年，我是以学修佛法为主的。
此外，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一流的科技强国了。我们有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与美国比肩，我们生产的无人机翱翔于世界各地，我们开发的支付宝、微信为全球人民提供方便。
我觉得传统文化的研究这块还是需要更多的人参与，然后才能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
记者：
那您会不会考虑像您所说的西方国家的佛教学者一样，出家若干年之后回到尘世？毕竟作为居士也可以修行。
贤宇法师：
这个没必要。有一回，一位我的高中老师来看我，劝我到大学里研究佛学。我告诉他，在一般大学里面，佛学是哲学系——宗教哲学专业中的一个三级学科，研究经费和人力的投入都非常不足，研究的范围也比较窄。
有一些外国的佛学科系，上世纪比较红火，现在去读的人很少，已经快到门可罗雀的地步。所以真要研究佛法，还得靠出家人，有信仰，全身心投入，而且研究人员的基数有保障。他听了也比较支持我的选择。
再一个，我不想受学术体制的限制，经常研究一些自己不感兴趣的问题、细枝末节的问题，乃至于有违佛教基本立场的问题。这样只会限制自己的发展。
我希望在环境清幽的地方有一个小庙，我在庙里办一个小研究所，然后大家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晨钟暮鼓，没有什么人来打扰，只剩下修行和思考。有空我还可以陪父母去世界各地转转。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栖居。
记者：
您认为目前在寺院的修行研究，是您理想中的佛教学习方式吗？
贤宇法师：
北大的学生多少会有些理想主义，不安于现状，我个人也会对现实有些批判吧。我姑且说一说现在的想法，将来也许会变化。
我觉得主要是教学方式可以改进，佛教本身是以生命体验为核心的，佛陀的本意是让人们觉悟生命的真相，要用合理的方式来思考生命、认识生命，是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而并不是盲从于某种教条。
所以应该更多地采用体验式教学，这样的课堂应该是很开放和民主的，应当少一些灌输或照本宣科。一切佛法的概念，都需要在当下，在师生的互动和对话中重新建构，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领悟。
因此才有了那么多的禅宗公案。我们对当下发生的事情，要有很大的开放性。教室之外发生的事情固然重要，却没有教室内正在发生的事情重要。
记者：
在外界的评论中，有些指出您大学毕业剃度出家时缺乏足够的社会经验。您是否想过和李叔同一般，先积累社会经验，再遁入空门？
贤宇法师：
社会经验慢慢会有的，否则多少岁能说有足够的社会阅历呢？可能到四十岁、五十岁也未必真正理解这个社会，所以这个不是理由。
人生是短暂的，我觉得当我选定了一件事情，就应该先坚定地去尝试，同时要时常反观内心，总会有所提高。社会经验在佛门一样可以积累。我们僧团的出家人来自各地，文化程度和生命经验各不相同。
我来到僧团之后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种不同的人，我很喜欢了解身边同学的生命故事，觉得这些故事极大地拓展了我的生命。
而且我觉得这种经验在其他任何一个团体都是难以获得的，不管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你接触的人都是和你类似的。
在学校就更是如此了。另外很多人理解的所谓社会经验，主要是指社会的黑暗面，我觉得这是很狭隘的。我所理解的社会经验，是指了解人的丰富性，人性的多种可能性，同时了解怎样和不同的人相处。
记者：
如您所说，您的父母也有自己的追求，向往更高的境界和自由，而您对于自由也有自己的追求，并且是十分不寻常的。在您看来，父母对于自由的理解与您的理解有什么不同呢？
贤宇法师：
首先，我特别感谢我的父母，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包括对自由骨子里面的热爱。
我父母给我起的名字，柳智宇，对我也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智”是智慧，就是追寻心灵的一种东西，然后“宇”呢，是一种比较开阔的格局。
不过我学习佛法之后，我所理解的自由就会有些不同。佛法注重内心的一种自由，和外在的因素不太一样。
一个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他不一定能够自由自在地使用他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念是受很多东西影响的。
比如说，我们吃饭时的心念就受厨师的影响很大；我们看见一个东西，第一印象也不是当下能够控制的，而是我们过去的一种积累；我们见到一个人，会莫名其妙地讨厌，觉得和他性格不一样，想控制也控制不住。
或者，有时候明知道一件事情很重要，但就是要不断地拖延、不断地逃避。当然，心理学里面对这些问题讲得挺多，很多时候人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所以才需要心理学，需要心理咨询。
当然，我在最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对它的理解还是会偏于另外一边。佛法里面有很多戒律，以及对人的要求，但这种要求其实是为了帮助人去训练自己的心，并不是要束缚人的身体。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握住这一点的话，尤其是最初学习佛法的时候，就会展现出非常拘谨的形象，就会让我们父母觉得难以接受。
我记得大一的时候，父亲带我去买面包，我就说这个面包不能买，因为我对它起贪心了。父亲就很受不了，就觉得你怎么这么教条，这么磨叽。
慢慢地，我对佛法的理解才变得更加的灵活，和人相处的时候也会更加去考虑到别人，同时对自己也不会过于严苛。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内心的自由和外界的自由也是可以协调的。
记者：
您强调自由，但同时又强调爱国、社会责任，怎么去平衡这两者呢？
贤宇法师：
一方面，自己要慢慢去摸索，找到一些去服务于社会的道路，现实上要有所妥协，适应自己所处的团体和时代。佛法里有一个词叫做“随众”，大家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另一方面，人不能被他的社会角色和定位所绑架，他始终要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即便他是一个团体中很重要的人物，也要不断地有自我的反思、自我的批判，对自身和环境都要有所反思。所以，我觉得我们思想的自由其实很重要，思想能自由，心灵才能自由。
同时，只有秉持独立的思考，才能真正为社会和时代负责，而不是人云亦云、随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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