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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用市场逻辑解基层之苦

新少数派 2021-08-31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维舟 Author 维舟

通化市,志愿者为居民配送生活物资。(来源:新华社)


用市场逻辑解基层之苦

文:维舟 来源:公众号 维舟



这一轮防疫,最苦是基层。


看看新闻,各地都有不少这样的事迹:在通化,社区干部赵欣连续奋战6天,瘫倒在雪地里,另一名医护人员在上门为居民做核酸时累到晕倒;在石家庄,社区工作人员李瑞芝倒在抗疫一线,日前被追授为市道德模范。有位基层工作者跟我说,这些天下来,头发也白了,掉了很多。


他们为什么这么劳累?按我多年来的工作经验,当你怎么都忙不完手头的活时,那一定是管理上出了什么问题。大体而言,此时有三种办法可以摆脱这一困境:减少工作量(特别是去除不合理、不必要的工作)、增加人手(外包同理)、又或是提高效率。当然,如果三管齐下则最好不过。


管理者并不只是动动嘴,他是要动脑的。企业家葛文耀曾说:“什么是好的管理者?就是你冒出来一个想法,立刻就能在脑子里把随后的100个执行步骤都清晰地推导出来。”


这次在通化疫情中,1月24日是居民“吃饭难”最紧张的顶点,当天下午副市长蒋海燕出面道歉,承诺动员7000名工作人员和800名志愿者全力配送,效果如何呢?看到有的小区5000户只送达了200份,而志愿者已送到半夜3点,说明半天的运力已到顶。假设物资充足,那么一整天可配送8%的居民,也要12天才能把所有居民轮一遍——而蔬菜包只是5天的菜量,不加运力或改变方式,那就只能继续挨饿


更何况,像这样一座40万人的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又不仅仅只是吃菜,还得送面粉、送大米、送油盐酱醋、送卫生纸,甚至酒水饮料,生病的还得送药、病重的要转移、怀胎数月的要产检,急诊救护车叫得到吗?在零下28度的冰天雪地里,仅核酸检测一项工作,有志愿者一次最长在室外呆了6个多小时


看到这些,恐怕很难不被触动,但坦白说,我并不感动。他们也是一个不尽如人意的体系的受苦受累者,个人的超常付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决策失误买单。如果一个感染者就能在几天内让全城人仰马翻(这次通化疫情最初的唯一源头是外省来客,1月12日确诊),那这个运行机制就太脆弱了,痛定思痛,我们需要好好想一想,下次如何避免再吃同样的苦头。


吉林通化,防疫人员在零下20多度的气温里给居民做核酸检测(来源:新华网)



吃苦倒也罢了,最让人难以承受的,是经常还吃力不讨好。


也是在通化,这次配送的5天蔬菜包,原价70元,政府补贴30元;但很多人在网上晒出配送的蔬菜,抱怨既不值70,也不值40,更没有肉蛋奶;还有人订了大批生活日用品,又或大箱饮料,配送的基层工作者都快累死,都求求他们这当口别太为难人了。


人民日报微博下通化人留言抱怨蔬菜包不如人意

有工作人员在抖音上请求体谅,让居民别订大箱饮料


这些引起了激烈的骂战,有些人骂通化市政府起初的承诺口惠而实不至,另一些人则反驳前一类人是“刁民”,太难伺候,毕竟疫情封城之下不比平日,不相互体谅,如何共度难关?


在这对峙中,双方往往都夹杂了太多的情绪,一方是封城挨饿之下憋了很久的怒气,另一方则带有某种怨愤,潜台词是:“都忙死忙活这样了,你还想怎的?”


但撇开情绪不论,试想一下,如果这不是在封城之下的紧急配送,而是日常的市场交易,这些居民的抱怨与需求过分吗?消费者挑剔自己买的东西价高质次、服务不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至于订购大批物资,那平台、快递只怕都谢他还来不及吧?


因此,这里的症结并不是哪一边的道德问题,而是如何维持一个能满足所有人不同需求的交易机制。好的机制既不需要额外的恩惠(“每户每个蔬菜包补贴30元”并“免费配送”),也不需要超常的道德努力,只是你情我愿的平常交易而已。

很多年前,邓就曾批评一些做法是“国家花了三百亿,换来三个不满意”。如果机制没有捋顺,那几乎是必然的,指望别人因为你又累又苦就对你的服务满意,那是缘木求鱼——因为“满意”和你的“努力”并不是一回事,就像你喜欢的异性也未必因为你特别殷勤就爱上你。


要解决实际问题,就需要预先在机制上就设想好细节,再配合以到位的执行。就像有人说的,通化本就不该在大家挨饿叫苦时再补救,“每家每户贴封条的时候顺道带上一兜菜就好了”,当然,如果检核酸的时候再自提一份,那就更一举两得了,也免了跑两趟,可以大大减轻基层工作负担。


但最重要的,是官方一开始就应量力而行,不该贸然中断维持日常生活运作的市场机制,这最终反过来给自己肩头加了一副沉重的担子,还吃力不讨好。这背后的决策思维,才是最致命、最值得检讨的。


通化 基层工作者送菜上门(来源:中新社)



疫情中封城的并非只有通化一地,但却以它的休克实验最为激进,试图由政府全盘接管全市的生活物资保障。它切断了市场机制、禁止居民自救,物资的供应、调集、配送都完全在官方的指令下完成,把所有活都揽在手里,结果却是“烂在手里”。


这不仅仅只是“缺乏经验”而已,还体现出主政者的决策思维:认为这些物资发放、配送都是“小事”,只要充分动员基层工作者,完全可以做到,既方便管理,都在自己的直接行政管控之下,又能确保没有安全死角,至于付出的经济成本则微不足道——14万户蔬菜包的补贴总计也只是420万元,劳动力则都是无偿的。


在这次通化因为居民挨饿上了热搜后,有人在微博上说:“通化能不能学一下石家庄,优先给快递小哥和外卖人员这些民生保障行业的人做核酸,让这些人先动起来,把物资分配出去。政府也一样,自己能做到的做,做不到要求援啊,头铁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



为什么通化放着现成的专业快递、配送人员不用,却要起用不熟悉这些派送任务的基层工作者和志愿者呢?这些人毕竟也不是天然就对新冠病毒免疫。答案恐怕是:在同一个行政体系下,方便指挥


正因此,这次暴露的问题绝非偶然,它体现出主政者不愿或不会协调市场机制,可能那对他来说复杂、陌生又难迅速动员,却惯于在垂直的行政体系内快速下达指令。在这里,基层工作者和志愿者所提供的不是市场化的服务,而其实是一种他们无可推卸、而服务对象也不能挑剔的“差役”


在一个结构较为简单的社会里,“差役”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成本低(几乎是无偿的)、随叫随到,伴随着强制且能立刻动用;但社会越是复杂,它的弊病就越是明显:缺乏质量和效率、自愿程度低、难以应对复杂需求。因为在本质上,“差役”是反市场的


社会学家周雪光在《组织社会学十讲》一书中曾提出一个问题:在什么条件下我们使用市场,在什么条件下我们使用组织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呢?顺着他这个思路去想,不难发现,国内越是官本位习气重、市场化程度低的地方,就越喜欢将组织间的市场关系转变为组织内部的科层制关系,特别是在经济转型完成之前,国企与政府之间其实是行政隶属关系,通过行政命令调拨资源,通常没有什么正式的交易关系。


当然,科层制关系不一定低效,京东自营的物流在疫情期间就证明,它比市场化的快递外包更稳定、快速。经济学家科斯也早就提出过,市场和组织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当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时,人们就会离开市场,将交易活动变为组织内部的一个问题(“内在化”),反之亦然。


基层本已承担了许多工作,“运动”一来又不得不放下日常事务,紧急接活,但人的承受能力总有个限度,人们会想出各种方式来博弈。其结果,看似最听话、最无可推卸的基层,在组织内部协作关系上却可能最棘手,所以才有这样一句名言:“我情愿和其他厂家打交道,而不愿意和自己企业内部的一个部门打交道。”因为组织内部机制不完全是市场机制,协调起来反倒更麻烦。


窥一斑可以见全豹,防疫中的这些做法,正可见当地决策者是否善于利用、协调市场机制,既高效解决问题,又不至于加重基层工作者的负担,而“代价”则是必须学会尊重市场,更多地在双向对等的合同关系基础上解决问题


这也可以印证我此前在《硬核防疫与北方的衰落》一文中的观点:此类“硬核抗疫”之举,与近些年来导致北方衰落的,其实是同一个机制。如果赞同“越严越好”,那么你想得到它这一面的好,就要做好准备接受它另一面的不好





反市场的逻辑,看似美好,结果往往事与愿违,甚至会带来深重的灾难,市场的逻辑看似冷酷无情,却会增加我们的福祉,带来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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