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试图将商业、自由和他对于善的追求融合在了一起，这对于理解伯克的政治经济学至关重要。它也间接地阐明了我们时代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所面临的一些非常现实的挑战，对伯克经济思想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些挑战。

如果有哪一个高光时刻，标志着现代保守主义（即保守自由主义）的诞生，那就是埃德蒙·伯克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1790年）的出版。伯克对海峡对岸发生的事件予以了严厉的批评，其核心就在于坚持认为：法国大革命者正在寻求建立一个建立在（和来之不易的经验智慧大相径庭的）抽象概念之上的新世界。这已然成为对伯克的标准解释，无论是他的崇拜者还是批评家都持这一见解。

然而，这和伯克最为广义上的经济论述不相一致。他《关于稀缺的思考与详述》（Thoughts and Details on Scarcity）（1795）作为写给首相小威廉·皮特的私人备忘录，借助于英吉利海峡两岸十八世纪思想家所表达的许多具有高度理论性的相同观念，支持经济自由市场化，反对主宰欧陆的重商主义体系。

在《埃德蒙·伯克政治经济学中的商业和风尚》（Commerce and Manners in Edmund Burke’s Political Economy）（2020年）一书中，格雷戈里·科林斯（Gregory M. Collins）以这一明显悖论为起点，从《思考与详述》以及在他漫长公共生涯中撰写的大量信件、评论和演讲中，深入探究伯克的经济思想。令人耳目一新的是，科林斯摆脱了意识形态的议程，没有试图把伯克经济思想推入当代范畴，结果是对伯克经济思想的一个决定性解释：揭示了伯克的政治经济学是如何展现“一种结合了谨慎、实用和传统等元素的内在连贯性。”

在科林斯看来，伯克对普遍可认知的经济原理所怀有之信念，还有他对传统及其特征所做之辩护，这两者间的明显冲突引发了更广泛的碰撞。这发生在现代性（市场、经济自由和其他自由形式）和通常所谓前现代性（沿袭至今的习俗、正统宗教、对商业所持的中立或怀疑态度）之间。今天，我们看到这体现在了古典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传统和社群主义表达之间的紧张和直接冲突。

科林斯的大部分分析都是基于他对“埃德蒙·伯克问题”的探索。这有点类似于19世纪中叶德国思想家所说的“亚当·斯密问题”，即斯密《道德情操论》所隐含的道德哲学与《国富论》中所表达的经济思想之间的所谓矛盾。科林斯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在伯克的思想中，“不能加以融合和协调的传统美德和现代经济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冲突。

理论很重要

科林斯将伯克的经济思想置于其人生经历的背景中。他强调伯克早在从政之前就对商业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一部分动力就来自于：伯克意识到了他家乡爱尔兰普遍的贫困。但即使是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读书时，作为一名学生的伯克，就喜欢死命钻研商业与美德之间的关系等等复杂的学术问题、还有垄断成因之类的特定问题。作为立法者，伯克在解决政治问题（比如要怎样解决英国及其美洲殖民地之间冲突）的背景下处理经济问题。然而，科林斯强调了伯克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如何深刻地整合了理论见解。

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尽管伯克对过度抽象概念的不信任是出了名的，但他并不反对社会科学的启蒙方法，特别是苏格兰类型的方法，这些方法试图识别出我们对人类境况的普遍真实见解。科林斯证实了，伯克在他那个时代，还保持着对经由数字和统计的经验信息传达异乎寻常的浓厚兴趣。时光荏苒，伯克对供求关系、激励机制和经济自利心的重要性、竞争性价格作用原理以及公共财政的复杂性等问题，发展出了一种深刻精湛的认识。

伯克对理论的兴趣还包括理性如何在市场中发挥作用。这一点在他对农业和劳动力市场自由交换和契约的思考中尤为明显。他认为政府官员对交易各方所虑一切因素的知识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并由此得出结论说：一旦政府干预超越了对暴力、欺诈和串通的威慑和惩罚，就很可能产生许多无法预见的负面后果。当时鲜有人具备这种后来被称为“知识问题”的意识。

并非“专业经济学家”

上述如果已经对伯克的经济思想一览无余，我们就可能从经济角度把他归类为某种原版自由至上主义者。然而，科林斯认为，这样的结论不仅脱离了历史；它也没有公正地反映出伯克的经济学思考的全部特征或其指向的目的。

首先，伯克并不认为自己隶属于某一类职业经济学家。科林斯指出，这样的称呼在18世纪几乎不存在。更重要的是，像那个时期的大多数卓越的思想家一样，伯克没有陷入过度的专业化，而这种专业化扭曲了今天的许多学术研究。

其次，伯克研究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理解和批评盛行的做法并激发种种变革，从而促进启蒙思想家所说的“进步”（毕竟伯克是辉格党人）。

第三，也许最重要的是，科林斯强调伯克如何认识到：替扩大商业自由而辩解的一般基础性原理从未被应用于政治、道德或文化真空的环境当中。当涉及到政策设计时，那些认为这些考虑可以被忽略的人，就是伯克在1790年《反思录》中负面地使用“oeconomists”（专业经济学家，现在除了奥派经济学家以外的主流经济学家，几乎都可以被归类为oeconomists，他们除在除在学术期刊上发一些准数学论文外，全部知识量和学术成果就仅限于自己狭隘的那门专业，缺乏深厚的人文知识背景——译者注）一词时所联想到的。对于伯克而言，背景并不是全部，但确实很重要。

第四，存在一个问题，即伯克如何看待他作为立法者的职责。他当然相信这包括保护和促进商业自由。但这种义务远不止于此。履行这些义务的愿望，往往是伯克认为国家在极罕见情况下应该进行广泛经济干预的基础。一个显著例子就是奴隶贸易。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伯克都批评奴隶制违反了他所说的“真正的宗教和道德原则”。伯克并没有呼吁彻底废除这种做法，而是敦促对这种做法进行广泛的（科林斯所说的“扼杀交易非洲人的动机”的）国家监管。在一个几乎没人设想过依靠立法来实现奴隶制废除这种可能性的时代，伯克的伦理学与对激励机制和供求关系的理解结合在了一起。

影响伯克经济观点的最重要的政治背景，是18世纪大英帝国所面临的种种挑战。科林斯指出，这些问题与伯克努力维护英国的宪法安排密切相关——这种安排保护了来之不易的自由，同时也解决了18世纪所有政治家都关心的问题：在一个民族国家相互角逐的世界中，如何筹集足够的收入来维持一个正常运转的政府。

伯克坚持认为，商业自由需要根植于科林斯所说的“宗教教育、社会情感和贵族节制的前商业支柱”中。

在伯克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中，贸易主题尤为突出。但正如科林斯提醒我们的那样，在伯克时代，自由贸易的理念远比我们时代的要不稳定得多。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智识上沉重打击了重商主义贸易政策的支持者。但减少国家内部和各国之间贸易障碍所带来的有益影响才刚开始显现。例如，帝国与自由贸易之间的矛盾，对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们来说，绝不像今天这样不言而喻。

一方面，科林斯指出，伯克毫不含糊地肯定了国与国间贸易日益自由化带来的经济优势和繁荣。他一再强调这一点，以至于他与那些厌恶竞争的商人发生了直接冲突。伯克对帝国的重商主义工具（如集中体现了不健康政商结合的东印度公司）深表怀疑。他认为这些工具对英国非但没有什么好处，反而极大助长了英国政治的腐败。伯克也惊人地摆脱了一般人对金块的那种痴迷，这是重商主义财富观念的基础，也是西班牙帝国在美洲扩张的动力。

与此同时，科林斯所说“大英帝国秩序更广泛的要求，最关键在于它的安全和完好” 深刻地塑造了伯克牌子的政经艺术。对伯克来说，大英帝国是政治上给定的事物。伯克并不假装大英帝国是完美的，但仍然认为它在传播自由中发挥了有益的作用。伯克还深深意识到，它是一个不断受到法国挑战的帝国，法国是18世纪的另一个强国，领导该国的要么是波旁专制主义者，要么是罗伯斯庇尔这样的空想家。

伯克并不是在否认地缘政治现实，而科林斯有力地证明，这一背景解释了伯克努力在大英帝国内部努力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同时，试图以不危及英国安全的方式开放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许多人会认为这些努力是漫无计划的，而且常常带有矛盾。这样的评估很可能是正确的。然而，伯克从来不是那种把完美与善对立起来的人。

风尚成就商业

然而，伯克的经济思想还有另一个维度，科林斯的作品对此给予了充分关注。伯克坚持认为，商业自由需要根植于科林斯所说的“宗教指导、社会情感和贵族节制的前商业支柱”。这里我们看到了伯克政治经济学中科林斯所说的“风尚”（manners）部分。

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富人接受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即他们对穷人负有具体的责任。在许多地方，伯克强调了将这些义务委托给国家所伴随而来的政治和经济失调。但他也坚称，从私人角度拒绝援助那些真正陷入危困的人，不仅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而且侵蚀了那些将社区联系在一起的契约之外的纽带。

在伯克看来，商业社会需要明确地容纳那些明显非商业性的道德律令，其中许多源自我们所谓的前现代观念和制度。伯克担心，如果人们不这样做，他们的视野就会因为一心追求财富而退化和衰弱。这种道德和智力上的堕落，不可能神奇地局限于私人领域。没有办法将其与公共生活隔离开来。

伯克控诉重商主义的部分原因，是重商主义助长了英国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裙带之风。国会议员和大臣们都很容易受到商人寻求垄断和特权（重商主义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的不当影响。科林斯解释说，伯克还明白所谓的“简政”（economy in government）减少了这种行为的诱因。

除非人们的行为举止符合伯克所说的“绅士风尚”（这和18世纪的英美世界相联系），否则商业社会就会垮掉。使用“绅士”一词，伯克的意思不仅仅是指贵族义务（oblesse oblige）；它还包括文明礼仪、美德培养、慷慨大方、不懈改进以及“忠于助人”。绅士观念以及伯克将他对前现代和启蒙的期盼杂糅在这个词中，在今天的一些人看来，似乎有些希奇古怪。对其他人来说，这有一点点家长式作风的味道。尽管如此，在伯克看来，对于商业社会的长期可持续性来说，这是不可或缺的。

就我个人而言，赞成。

保守主义者还是

古典自由主义者？

那么，科林斯对伯克政治经济学的描述让我们尤其是当代右翼阵营针锋相对的辩论身处何方？我认为这表明了如下内容。

如果你是那种更频于对市场和经济自由持怀疑态度、轻视商业、偏爱保护主义、行会或社团主义经济安排、还对现代性抱有敌意的保守派，那么伯克不是你要找的人。主张商业自由的不断扩张，是伯克思想始终如一的主线。他认为，商业社会将巨大的物质、政治和道德优势赋予那些拥抱这些自由（并接受其所寓含的对国家权力的限制）的国度。

居于同样原因，如果你是那种目光无法越出经济范畴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对于将自由与任何超越经验的真理概念联系起来感到紧张，信奉享乐主义伦理，或者鄙视正统宗教，那么伯克也的确不是你要找的人。因为成为一名“专业经济学家”，像伯克在《反思录》中使用这个词的方式一样，就是使你自己脱离了这些重要的现实。从伯克的观点来看，这是犯了和那些在巴黎忙于追求梦想但最终以断头台和战争而告终的革命者所犯的一样错误。

即使是在最好的时代，将我们对于自由和美德同样坚定的忠诚合为一体也是困难的。通常情况下，这种融合并非有效。但是，科林斯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伯克试图将商业、自由和他对于善的追求融合在了一起，这对于理解伯克的政治经济学至关重要。它也间接地阐明了我们时代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所面临的一些非常现实的挑战，对伯克经济思想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些挑战。（我重申，）这可能是科林斯对常被误解的这一话题和思想家予以权威研究的最重要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