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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对生命的态度

陈浩武 新少数派 2020-11-03

文:陈浩武  编:kuang


现在来中国的人,看到到处高楼大厦,宽阔的马路,高铁,一片繁荣,都觉得中国正处于非常好的时代,一个迅速发展的时代。不可否认,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十分丰富,现在应该是几千年来物质生活最好的时期。

然而,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所言:我们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也处在一个最坏的时代。

在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我们的社会充满危机。

丨现代社会的疾病

这个危机从哪里说起呢?

首先,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应该是在一个既定的约束框架内进行。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一定有外部约束条件,其中最基本的约束条件就是资源和环境。

然而我们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不断的突破自然环境的约束,也就是不顾环境约束,破坏生态的平衡,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环境的严重破坏。空气、水体、土地都受到了污染,我们可以说是把子孙的饭都吃掉了。

还有就是社会暴戾。有一位哲人曾说过,信仰的真空源自愤怒和绝望。我们现在社会的暴戾,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许多时候大家可能还没有说上两句话就开始拳脚相加,进行格斗,缺乏文明和礼貌的行为。

再就是道德沦丧,道德沦丧带来无所不在的欺诈。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在当今整个时代存在的普遍问题就是焦虑感。这是一个非常焦虑的时代。现在中国人中有精神抑郁倾向的有1亿人口,其中有3000万比较严重,甚至有自杀倾向。

上述种种问题,都是一种“现代化的疾病”。在社会表面繁荣、高楼大厦、高速公路、高铁,现代化文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我们陷入了现代化的困境,世界的腐败和堕落是全方位的。从精神和文化的角度来看,道德迷失,信仰荡然无存,更令人不安。

丨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对生命的态度

导致现代化困境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教育。

我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人类在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之中积累起来的,这种知识我们把它称之为“科学”。

这些知识是可以复制、可以推导,可以去逻辑论证的,好比说1+2=3,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这样。有云层在一定条件下就会下雨,水烧到一百摄氏度就会沸腾等等。这种知识大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学校教育必须向学生传授的。

除此之外,人类还有另外一种知识,这种知识跟逻辑的论证没有关系,他是超验的,不能复制、不能推导,它与人对生命的态度有关。

这种知识就是人类的信仰,人类的文明,人类的精神理念。它看不见,也摸不着。它的存在,取决于你对待生命的态度。

现行的学校教育中,第一种知识备受重视。

我不大赞成说我们的教育完全是负教育,它起码在传授第一种知识方面是存在意义的,因为这些知识是我们现代生活的基本常识。

但是,现行教育体系中,十分缺乏第二种知识。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教育的本质就是面对生命。

因此一个人对生命的态度,的确应该纳入到教育的范畴当中来。我们要让孩子明白,你对生命有一种什么态度,你生命存在的方式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教育最灵魂的东西,却被抽走了。

康德曾说,有两样东西使他充满感动,“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

头上的星空就是第一种知识——自然,科学,宇宙。心中的道德律是第二种知识——信仰、文明、精神。

为什么我要转向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关注?因为我发现,今天的这个社会在迅速地溃败、堕落,而且呈现一种加速度的趋势。我为此感到深深的忧虑。

假如我们把社会看成一个立体,它是由三个层面来构成的:

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生命赖以生存的自然,这是一个生态基座;
第二个层面是这个基座之上的政治和社会制度;
第三个层面就是在社会政治制度之上的精神和文化。

如果说教育的本质就是面对生命,那么,教育孩子有一个正确的对待生命的态度,和有一个正确的生命存在形式,或者塑造他对于生命意义的认识,就是教师最重要的职责。

互联网的出现使知识变得廉价,对整个教育又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过去为什么教师很重要?因为教师在某种层面上垄断着知识,如果不去接触教师就得不到知识,但是今天通过互联网可以搜到任何东西,教师的职责也开始发生变化。

因此,对于教师来说,传播第一种知识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或者开始贬值;第二种知识的传播却能更凸显价值。但是第二种知识的传播需要人格的修养,需要教师本身的道德情操。所以,教师首先必须塑造自己的人格,才能去影响学生。这显然是今天对教育的最大挑战。

我们不能够回避现在正在发生的这种深刻的社会变化,在第二种知识的传播方面,教师将发挥最重要的作用。

丨柏格里:如何用教育和信仰改变野蛮?

大约几年前,我开始关注贵州威宁一个叫石门坎的地方。这是云贵高原一个偏僻山区。一百年前,那个地方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名叫柏格理。

他是基督教对华传教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被西方誉为“五大使徒”之一。他通过办教育、传播基督教文明,使整个乌蒙山区的大花苗族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以说,柏格里和石门坎,就是教育改变恶劣环境的一个标本。

柏格理夫妇


苗族人是蚩尤的后裔。蚩尤和黄帝打仗,蚩尤战败,被赶到了中国的西南,即湖南张家界以西,今天云南、贵州、四川和湖南的大山之中,那里都是一些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这些人几千年被官府压迫和剥夺,被称为“生苗”,就是愚昧、野蛮的化外之民,完全没有文化。

柏格理到这个地方去的时候,当地还是“刀耕火种”,“结绳记事”。一个苗寨里面懂得加减法的只有几个老人。苗族人去赶集的时候,必须得这几个老人在,他们才有可能做交易。

柏格理帮助花苗人发明了文字,就叫“大花苗文”,也称为“坡拉文”。今天,这种文字还在传播、使用。由于发明了文字,这些地方的教育就开始起步。

柏格理牧师及其后继者,先后在偏僻的乌蒙山区办了100多所学校,培养了一大批的苗族学生,包括博士、硕士。这些人成了整个花苗地区的文化精英。

柏格理在这个地方办了西南地区最早的双语教学学校、修建了平民医院、邮电所,还修了足球场,建了一支足球队,修了第一个游泳池,建了第一个麻风病医院……柏格理使苗族人变得有文化、有知识、有教养,整个生活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被苗族人称为“救星”,柏格理甚至把生命献给了石门坎。

1904年伯格理进入石门坎,到今天是伯格理在这里创办石门坎文化区的116年。

这一百年如果我们把这看做一个时间轴来看石门坎的发展。从1904年到1949年之间,石门坎是一个抛物线向上的状态,到达一个顶峰。这个顶峰的标志是整个石门坎文化区的形成,整个石门坎苗族部落的皈依,这里成为了西南的文化高地。

石门坎116年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观察社会的价值坐标,这个坐标就是:信仰、文化、教育可以改变社会的。

这个坐标为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任何一个社会,哪怕是完全没有受过文化浸透的一个社会,也能以信仰、文化和教育来改变,就像石门坎。




柏格理改变了石门坎,为石门坎奉献了自己的一生。1915年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中,为了让苗人得到更多救助,柏格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可以说他不仅教会这里的人们如何对待生命,他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他的教育理念。


今天,仍然有很多乡村教师在石门坎从事教育事业,和更多的孩子一起探索教育的本质,秉承柏格里的信念。


而陈浩武老师本人,也是受到柏格里精神的感召,几乎倾尽身家在石门坎从事公益事业。


但遗憾的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柏格理的形象和石门坎的故事曾经长久被尘封、被埋没。


我们做不到像他那样伟大,却可以从他的行为中汲取爱和信仰的智慧与力量。在这个光明与黑暗并列、正义和邪恶共存的世界,柏格理的一生就像是一个邀请,邀请我们选择光明和正义。


为此,新少数派诚挚推荐英国作家格里斯特《塞缪尔·柏格理——在华传教士的开拓者》,本书于1921年在伦敦、纽约、多伦多和墨尔本同时出版,因作者是柏格理同事兼好友,掌握大量外人不知的材料和细节,故无论在基础性的资料方面,还是在具体的历史情节上,都包含了大量目前在国内尚未面世的珍贵内容,被公认为这位传奇人物生平故事的权威著作。


陈浩武先生在序言中写道:这是一部最好的柏格理传记。感兴趣的读者可识图扫码,一键收藏,追寻这位圣徒的足迹,探寻教育与生命的本质。

注:这篇文章汇编自陈浩武老师2014年在汕头大学的演讲,标题为《社会危机和精神救赎》,以及2019年“第五届CSR中国文化奖颁奖盛典”上的演讲,编辑需要,对两篇演讲稿进行了删改,未经陈浩武老师确认,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转自李强好书伴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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