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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是治愈最有害偏见的良药

新少数派 2020-11-03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 Author 禅心云起



自由贸易不光能让我们生活得更好。它还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当你甚至不允许一国国民成为好人时,也就难以让这个国度变得伟大起来。


万民之间的贸易

——来自道德和精神上的祝福


文 / 莎拉·斯克威尔(Sarah Skwire)

译:禅心云起


特朗普声称,筑起贸易屏障,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的必行之事,但他错了。伟大——无论是从物质财富还是道德品质的意义上说——都来自于贸易。我们人类很久以前就知道这一点。

 

早在公元四世纪,金口圣若望(St John Chrysostom,349-407,正教会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重要的基督徒早期教父)就认为,神如此安排世界的地理位置,以至于人为满足自身需求,就必须和他人进行贸易:

 

“为了让路途遥远不至于妨碍我们彼此交往,天主给了我们一条捷径,那就是大海,它靠近每一个国家;世界被视为一座大宅,我们可以经常探访彼此,互伸援手,便利地交换各国特有的物产:如此一来,任何一位居住在世界一小部分地方的人,都能享受到其他地方的物产,就好像他是全世界主人一般自由自在。我们像是在一张摆设齐备的筵席上,只需伸出手来,就能把近在眼前的,分给远处的人,然后轮到我们,从远方的人那里,接受那些近在他们眼前的东西。”

 

金口圣若望把世界想象成一座大宅,我们能够轻松自如地在各居室间移动,把他人所欲之物从我们所在的这一间带到另一间。他仿佛还担心,这副图景也许还未充分强调人类交换时发生的那种令身心愉悦的互助,于是提供了一个更令人倍感亲切的图景。世界是一张“摆设齐备的筵席”,当我们交易时,这看起来,和把面包递给餐桌上饿坏了的同伴,在重要及慷慨程度上都是一致的。

 

神希望我们开展贸易


金口圣若望的追随者,塞勒斯大主教西奥多雷(Theodoret the Archbishop of Cyrus,393–458,有影响力早期神学家)同意他的这个观点,认为神希望人类进行贸易。神特别希望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鼓励友谊与和平。

 

“因为造物主希望将和谐教导灌输给人类,让他们在种种需求上互相依赖。出于这个理由,我们在海上远航,从他人那里找到我们的所需,并带回我们想要的货物;神意没把人类的一切需要,(平均)分配给地球上每一片地区,以免自给自足有碍于培养友谊。”

 

的确,对于西奥多雷来说,世界上某些地方所乏之物,恰是神善意的证明。一位仁慈的造物主不仅在地球上这样布局——大海如一幢大宅的走廊般把我们联结在一起,还将各式各样的好东西散布于世界各地,好让我们渴望和人类同胞交易。通过贸易,我们彼此结成朋友。


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生于荷兰,基督教护教学者,亦为国际法及海洋法鼻祖)在17世纪权威著作《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中,受到了上述观点的启发,他在书中为贸易实践(尤其是海上贸易,这对一名荷兰的作家尤为重要)做了辩护。

 

“神并没有将他的恩赐(平均)赐给地上每一部分的人,而是将恩赐分给万邦万民,他们一旦需要互相协助,便会维持和培养社会。上帝为此目的引入商业,以便让所有人享用任何一邦的任何物产。” 

 

市场和自由贸易的爱好者总是赞扬贸易为我们带来更好物质产品的能力。在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65年前,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的《旁观者》赞美了贸易是如何让世界乐趣横生:

 

“我们的船上满载着不同风土的硕果;我们的餐桌上摆满香料、油和葡萄酒;我们的房间摞放着中国瓷器,装饰着日本工艺;我们的晨酒来自地球最偏远的角落;我们靠美洲的灵药来复原身体;我们在印度的华盖下憩息。我的朋友安德鲁爵士称法国葡萄园是我们的花园,香料群岛是我们的暖房;波斯人是我们的丝料织工,中国人是我们的陶艺大师。大自然的确给我们提供了必需品,但贸易给我们提供了更多有用之物,同时也给了我们一切增添便利和情调的东西。” 

 

但整叠中国瓷器和成堆波斯丝绸(不管它们有多么好),并不是贸易引起金口圣若望和希奥多雷特的主要兴趣所在。就连格劳秀斯——他更倾向于享受物质上的快乐——也意识到,自由贸易还能带来精神上的收获。

 

道德裨益


当我们关闭自由贸易,或让他人因为我们而中止自由贸易时,我们不仅失去了它给身为个人消费者、生产者乃至全体国民的我们带来的物质好处。我们也失去了它带给我们的道德裨益。


我们不必像这些早期基督教作家那样,相信上帝设计世界是为了促进自由贸易,以便我们理解它的道德好处。孟德斯鸠在18世纪用一种更世俗的方式论证道:

 

“商业是治愈最有害偏见的良药;因为这几乎是个普遍规律,凡有待人礼貌、举止周到美德的地方,商业就会繁荣;凡有商业活动的地方,我们就会在那里文明得体地会面。”

 

和平是贸易的自然结果。两个交往之邦变得相互依赖;因为一方有兴趣买,另一方有兴趣卖,其彼此融洽建立在共同需要之上。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预防冲突金拱门理论”,不过是对孟德斯鸠的一个20世纪修订版。(弗里德曼的理论认为,任何两个都拥有麦当劳餐厅的国家,不曾爆发过战争,或许并非没有例外,但这是一条相当可靠的经验法则。)

 

乔纳森· 萨克斯(Jonathan Sacks,英国正统派犹太教拉比,哲学家和神学家)在2003年指出,

 

“正是市场——从诸概念中最不明显的精神层面上说——传递了一个深刻的精神信息:只有通过交换,差异才会成为一种祝福而不是诅咒。”


毕竟,正如经济学的任何一门入门课程都会告诉你的,我们如果完全都一样,就根本不会交换任何东西。正因为我们有着不同之处,我们才有机会通过交换各自拥有之物让彼此都快乐起来。


贸易教会我们:无论有什么差异都要彼此和睦相处。它帮助我们理解不同人是如何思考、行动和做出选择的。它给我们——无论是精神上、社会上、还是物质上的——不发动战争、不彼此仇恨、不互相猜疑的理由。它使我们能够帮助自己,帮助彼此,在世界这台最丰盛的餐桌上享用所有美好的事物。


在精神美德上富足


我们必须坚持自己不仅应在物质上富足,也理应在精神美德上富足。至少,政府不该强迫本国公民成为更不好的人。当政府插手干涉一些小的和平互动——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的慈善服务(佛州坦帕市有好人因向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被捕)、为服务设施薄弱的社区提供交通工具(费城停车管理局非法化Uber和Lyft)、小型免费图书馆运动(利伍德市议会以“非法独立建筑”为由要求市民把设在自家院子里的免费小图书馆搬走),等等——会让我们在小范围内变成更不好的人。当政府砰地关上大门,给入口上锁,筑起新的壁垒,反对自由贸易时,它们会让我们在大范围内变成差劲的人。


当你甚至不允许一国国民成为好人时,也就难以让这个国度变得伟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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