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堕落与学术的衰落

博学的学者和伟大的老师正在从大学院系中消失。他们留下的位置被专家占领走了。这个过程的第一受害者就是学生。当占着教授职位的专家把持着讲坛时，他们除了狭小得可怜的专业领域以外，几乎没有什么知识可以讲授。在他专业知识范围以外的领域，单向度的专家，就和学生一样是无知的。当专家讲授他们的专业时，内容高深得令学生无法理解，可一旦这些专家进入这个学科的更广泛领域，他们的讲述就变得十分业余。过去几十年学术界智慧的衰落，正是由这种变化造成的。

学者，老师和专家 

大学教授有三种理型典范——学者，老师和专家——学者是将专业领域的深刻知识和其他知识领域的可靠知识相结合的人。直到20世纪70年代，欧美许多大学都有“学者”。这些学者中只有少数人如不期而遇的珍宝般属于天才的范畴，但他们中多数人也达到了大师般出类拔萃的境界。学者传播着融入了智慧的知识，因为一位卓越的学者不仅仅是研究者，他还是一位伟大的老师。

和这样的学者一道，伟大的老师也从大学的院系中消失不见了。不同于学者，纯粹的优秀教师并不擅长于专门研究。然而，他的力量就是他对学科各子领域广泛而准确的知识，还有他将自己的洞见传授给学生的能力。伟大的老师开启了知识的大门。他知道许多入口何在以及如何协助学生找到知识迷宫出路的诸多法门。

当学院里仍然有博学学者和伟大老师时，获利的不仅有学生还有专家。一个院系的博学学者和伟大老师是沟通交流的推动者。他们有能力将整个院系的师资聚在一起共同探讨。

在过去，优秀的老师和学者举办入学讲座。他们会将学生选择的学术科目与其他领域做比较，帮助学生充满自信地继续前行或选择其他路径。在现代大学这化作了陈年往事。如今，大多数大学都将入门课程委托给“替补教授”。这些助手和辅助人员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初期，尚不能成为博学的学者或优秀的老师，他们同样也不是专精的专家。有迹象表明，这种侵蚀在所谓“精英”大学机构中最严重。这些机构对政治正确性的恐惧最在意，对于美国人的心灵也最娇惯。

专家的崛起

世易时移，大学的总体资源不得不给取得外部资源开路。学术和教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新的学术进步标准，则有利于能力仅仅局限于一小部分专业领域的专家。为了获得资金，这些学科不得不披上“科学的罩衣”。学术必须为科学主义腾出空间。

论文产量虽然增加，质量却在下降。在自然和行为科学的整个范围内，所谓的“不可重现危机 ”对即使是最突出结果的可靠性也提出了质疑。不能重现已发表的研究，给广泛的学科——从医学、心理学到社会科学都带来了苦恼。调查显示，随后的研究无法再现既有的研究成果。问题包括统计数据的不当应用、有偏见的研究技术、缺乏责任感以及政治集体思维。“不发表就出局”的压力导致了一种倾向于没有数据基础保证也要产生实证结果的科学主义文化。

正如一些作者声称，医学领域中大部分发表的研究成果是造假的。另一项研究发现，研究人员未能重现其他科学家的大多数实验，有超过半数未能重现实验自身的结果。其他调查显示，捏造的结果背后是彻头彻尾的欺诈。在几年前索卡尔事件【注：索卡尔事件，又称索卡尔恶作剧，发生于1996年，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向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投了一篇伪科学的文稿，结果成功发表。】之后，大胆直率的新恶作剧用造假论文揭露出了一些学术期刊的政治偏见。

专家在大学中越占据主导地位，大学教书育人和推进知识的初衷就越受损。数目字的绩效衡量，甚至在商业世界中都有误用之处，在教育等较商业更不适合数目字评估的领域则变成了祸害。正如杰瑞·穆勒（Jerry Z. Muller）在他《指标的暴政》（Tytricny of Metrics）一书中解释的那样，应用正式的尺度来衡量学术成绩对增进知识几乎没有什么帮助，不过是导致了赌运气、作弊和目标偏移。一系列规则和条例妨碍了实现大学的最初目的。错位的激励措施对专家有利，他们却让自己的努力偏离了大学本来的意义。

在许多领域，学术生产已达到收益递减阶段，科学进步停滞不前。公众仍保持着对科学的信任，但伪科学的吸引力正在上升，从伪科学的普及到反科学之间只有一步之遥。聘用更多学者符合现在主导院系之专家的自身利益。

减少“不发表就出局”间不容息的角逐，一个重要步骤来自逐步取消对科学的公共财政资助。科学进步取决于公共财政资金是一个神话。没有公共财政资金，创新突破的机会不会减少。恰恰相反：对于研究的公共财政资助把时间和金钱导向的不是创新，而是守旧的研究领域和守旧的方法。

结论

在许多学术领域，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学者的消失已让大学的智识生活变得贫乏可怜。在过去几十年间，大学加速了衰败。在国家侵入的压力下，高等教育机构向政府卑躬屈膝。科学主义挤出了博学的学者和伟大的老师。这一过程中最首要的受害者是再也得不到良好教育的学生。无论是学生的塑造还是研究成果都证明不了成本抵得过收益。国家干预的退出将是恢复学术界活力的第一步，从削减和停止对研究的公共财政资助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