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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思想的人,注定孤独

佚名 新少数派 2020-11-03




几乎所有伟大的思想者,都遭受过社会的偏见和不公正待遇。但是,正是这些所谓偏执的有思想的人,才是这个社会的清醒者,是现实问题的第一反思者。


一个有思想的人,不会在乎旁人的误解,也不会在乎有世俗的偏见,因为他的内心就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一个人内心的丰富,足以弥补物质的匮乏。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多半是真正有思想的人,而真正有思想的人,必然是内心强大的人。


有思想的人,

不会因异见而焦虑 


真正有思想的人,有一种特别的开放意识与开放心态,对于任何不同的声音,他能竭尽全力地认真听取,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同时又对自己相信的东西始终保持一份警惕。因此,他不会拒绝去听一听、想一想不同的声音。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内心足够强大,他不会一听到不同的声音就焦虑不安,立即改变自己的想法,而是会用逻辑、常识、常理、直觉、经验及科学的方法再检验一次。


信念的内核是什么?就是你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你怎样看待这个世界,你怎样认识人生,你怎样看待幸福与意义——这里不一定有什么绝对的正确与错误,但是,一定是自洽的。在这里,你的思想信念与你的生命感受、生活经验,你的知识结构、理性认识,你在社会中担当的角色,不会在逻辑上、生活经验与理性认识中产生冲突与分裂,你所做的事不会与你所说的话互相矛盾。


有思想的人,

通常是不合群的


在这样的时代,就一个具有生命的“物自体”而言,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独善其身”(千字君注:“物自体”由康德提出,他的哲学直接奠定了现代哲学的各大流派。推荐阅读《世界哲学史》)。其寓意在于,保全自己,免遭社会病态的毒害。使得灵魂自由、干净,人格独立、自强。

 

真正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就是这样一个辨别是非、善恶和美丑的个体,而由一个个社会良心所组成的群体,就是“具有思想的共同体”。

 

若想具备独立的人格和思考能力,需要培养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在他们成长过程中逐渐成型的,但这往往导致他们被社会贴上“标新立异”“唯恐天下不乱”的标签,甚至被称为“神经病”。或许他们并不会有任何反抗社会的行为,而是选择保持沉默,而偏执的沉默往往导致他们逐渐被边缘化。


但是,事实已经证明,很多在昨天看起来还危险的思想,在今天却变成了常识。观念的种子有着无穷的力量,先知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是不同寻常的,他们的思想终将会影响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还会影响那些“正常人”群体的思想地位。


我们发现,在历史长河中,所谓偏执的有思想的人,往往是这个社会的清醒者,是现实问题的第一反思者。那个率先抨击“赎罪券”的马丁·路德,至今被主流天主教视为异端,却将基督的精神重新高举,使新教精神广泛;那个躲在滕尼斯堡的康德,生活乏味得令诗人们嗤之以鼻,却开创了几乎所有的现代哲学流派;那个以“保守自由”为己任的英国人柏克,因为猛烈抨击法国大革命成为“旧秩序的辩护人”,却精准预言了革命的血腥和随之而来的专制……


几乎所有伟大的思想者,都遭受过社会的偏见和不公正待遇。然而,正是这样一群不合群的人,用他们自己的模式,引导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行走。



叔本华曾说,读者大众的愚蠢和反常往往超出想象,因为他们总是将各个时代、各个民族保存下来的出类拔萃的、凤毛麟角的思想放着不读,却一门心思地去读那些庸俗不堪的劣质书、有毒的书。他说出了一个事实:那些有思想的人必然面临社会大众对他们的排斥——思想者的志业,天生就是不合群的。

 

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被誉为“价值五个诺贝尔奖的大脑”,在朝圣山学院,他大声斥责在座的经济学大师们:“你们都是国家主义者!”而事实逐渐证明,他是那个时代唯一正确的人,他的思想在一个世纪之后仍然无人企及。

 

一些知识分子为了保持独立,刻意远离喧嚣的社交:弗朗西斯·福山这位新保守主义的代表者,在发表《历史的终结》之后成为众矢之的;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之后,他又被视为“野心极大的哲学家”。当国内媒体要他评价某大学的某教授时,他直言不讳地说:“他是一个白痴。”


有思想的人,

崇尚独立的人格与尊严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也有这样一个群体,背负着来自庸众的误解与毁谤,默默地承受着社会的压力,却持之以恒,始终朝着他们的理想而奋斗。梁启超竭尽一生努力唤醒国民(千字君注:推荐阅读《梁启超家书》《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读懂中国思想先驱);林语堂先用英文写作《中国人》,然后译为中文去影响国人;写作《中国人的精神》的辜鸿铭被认为是一个奇怪的老头,排斥西方价值却又不可思议地打着另外一种算盘;朱学勤躲进书斋,硬是弄了本《书斋里的革命》;陈丹青放弃清华大学的教授不做,选择做一个自由画家和作家……

 

我们知道,正是这种独立的人格与尊严,才使得他们如此特立独行。他们以自己深刻的洞察力与判断力,对社会提出一种屈原式的“弱者表达式”的绝唱。他们“拯救”了很多人的思想与认知,但他们因此注定被社会离弃。因为每个人观察事物的高度、深度和广度不尽相同,而能够达到最优的,永远只是极少数人。因此,在帕累托那里,精英领导“多数人的暴政”,就成了人类社会反复上演的剧本。

 

印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说:“我最后的祝福,要留给那些知道我并不完美、却依然爱的人”,这句话是献给他自己,也是献给同类。正是这样一群“神经病”,承担着社会良心的功能,才使得这个世界不至于完全崩塌。他们付出了所有的年华与生命,在生命的年轮上或许只有“荣誉”二字能够对他们的孤独予以安慰,对他们的价值予以承认。

 

所有爱自由的人们,所有选择与思想为伴的人们,无论世人如何排挤,你们怎能茫然地屈服于他们,认为自己就是错误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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