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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Q报道|在成都,重返线下生活

李纯 GQ报道 2023-10-24

“如何看待名校毕业生近七成选择体制内工作?”

“你支持单身女性冻卵吗?”

“关于堕胎,生命权和选择权哪个更重要?”

“你是否支持安乐死合法化?“


你可能很关心这些社会议题,想和别人谈谈它们,但是似乎没有一个场合可以开口。在网上,你担心被网暴,在饭桌上,谈论社会议题又过于严肃。

近两年,成都的线下活动变得十分蓬勃,新增了好几家书店、空间,每周举办大量的活动。为什么是成都?为什么是这里产生了我们称之为“公共生活”的东西?

今年夏天,我前往成都,想看看这里的公共生活是如何生长出来的。






据说野梨树是成都精酿最好喝的书店,到成都的第一晚我便打算去野梨树喝酒。书店很不起眼,周边是三家按摩店,暖黄色的招牌上写着Book&Brew。店里正在举办开放麦,有几个演员是第一次上台讲脱口秀,有一个男孩忘词了,后来我发现几乎每个人都忘词。书店坐满了人,可能有二十或者三十个人,面孔都挺年轻,我迟到了半场,只能站在门口,几乎刚好能放上两只脚。还有一些人聚在门口聊天,他们都互相认识。

疫情之后,成都的线下活动变得十分蓬勃,新增了好几家书店、空间,每周举办大量的活动。过去一年,在朋友圈、微博我不时会看到关于成都的活动海报(海报很漂亮)、活动现场以及聚会的照片,照片里除了成都本地的知识分子,总有一两张来自北京的熟悉的面孔,我隐约觉得那里在发生什么。我想知道这些书店和活动是如何生长出来,又塑造了怎样的公共生活。

野梨树是其中一个代表,尤其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他们喜欢这里温暖的氛围,墙上贴满了这一年的活动海报,五花八门,从历史、社科到音乐。老板是个男的,但是“不是那种顺直男”——一个同性恋男生说的,对女性友好,厕所放了卫生巾和卫生棉条。

4月,国际新闻记者王磬从欧洲回到阔别三年的中国,在野梨树做了一场活动,活动没有主题,也没有时长限制,主持人介绍完她之后就喝酒去了,留下嘉宾和观众面面相觑。王磬开始询问观众,为什么来参加活动,最近怎么样,就像朋友聊天,然后很自然地交流起这三年的生活经验,有的人说哭了,有个观众带了蛋糕,大家吃着蛋糕,唱着歌,从傍晚聊到深夜,留下来的人干脆去吃夜宵。凌晨三点,王磬才回到酒店。

野梨树刚开业一年多,老板叫朱彦,今年29岁,染了一头黄发。去年3月,朱彦辞掉工作,彻底闲了下来,开始思考接下来他该干些什么。也许可以找一家出版社做编辑,他也很合适,不过成都这样的工作机会很少,大部分工作地在北京、上海。

朱彦

朱彦一直很喜欢文学,他打算留出整块的时间完成一部十万字左右的长篇。他有一些积蓄,不过为了省钱,他打算回湖北老家。自从大学毕业后,他就没有在老家长待过,他想这将会是一段惬意且专注的关于写作的生活,至少出发前他是这么以为的。

落地武汉之后,他被隔离在酒店。他完全失去了写作的欲望和状态,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知道这本书泡汤了。隔离完他就定了回成都的机票。

那时,他还不住在成都,而是住在明月村,离成都市区大约九十公里远。明月村是一个艺术家村落,是近十年兴起的用艺术、人文进行乡村振兴的典型。朱彦在那里负责一个两百多平米的空间,卖书、做活动和展览,接待来自各地的创作者,和艺术家、政府对接。他发现自己很擅长做这些事,和书打交道也让他觉得自在。

对朱彦来说,开书店的想法萌发得很早,不过总是没有合适的时机去做,这也很平常,年轻时候的想法会不知不觉被生活的惯性所淹没。但在那个时候,他觉得就是现在了,现在就去做,不要等了。

另一个原因是,他对乡村生活产生了厌倦。2016年,他读了一些书,比如梭罗的《瓦尔登湖》,记录了作家在湖边的隐居生活,那种自然朴素的生活十分吸引他。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一句话:“脱离城邦者,非神即兽。”意思是人是城邦的动物,只有在城邦的共同生活中,通过与人交谈,人才具有理性,离开了城邦生活,人就失去了人的本质属性。他想真的是这样吗?在神与兽之外,有没有第三条路?第二年,他离开成都,去了浙江丽水的一个村庄,参与当地的民宿项目,后来他做的事情都和文旅相关。有六年的时间,他游荡在浙江和四川的乡村。

到了去年,他有种回归城市的迫切感,如果要开书店的话,这当然是必须的。还有一些细小的现实的烦恼,比如当他想吃一碗日式拉面或者看一场演出,就得开一个多小时的车去成都。他和村里的朋友聊,问她你在村里生活了这么多年,最让你觉得困难的部分是什么?女孩回答,她喜欢做美甲,但是村里没办法做,她不得不每周坐车到城里做。是的,就是美甲。

在决定开书店之前,他去找了一些做书店的朋友聊,得到的建议都是不要开书店。他在成都二环边找了一间五十多平的门面,花了两个月装修,在家具厂定制书架和桌子,最重要的是酒,在开书店之前,朱彦喝过一千多款啤酒,在书店行业估计没有人比他更懂精酿了。

2022年夏天,野梨树书店开业了,书店的名字取自土耳其导演锡兰的电影《野梨树》,这部电影的主角和朱彦的经历有些相似,刚刚大学毕业,正准备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并为此回到了家乡。

我被野梨树年轻的气质所吸引,这里给人温暖安宁的感觉,可能和朱彦的性格有关,他有种和年纪不相称的平和。成都曾有一个记者采访朱彦,稿子把我看笑了,但描述得挺准确:

“为了完成这篇文章,2023年的3月我多次拜访野梨树。每次都会与主理人朱彦进行或长或短的交谈。但每次访谈结束后,我的心里常常涌起一股未完待续的缺失感。而这样的感觉在成稿阶段,到达顶点。

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去重听采访录音,然后一次又一次地确认,没错——是朱彦。语言是柔和的——“总的来说,野梨树是一家书店”;用词也是准确的——“开放、公共,是一个大家来共建的文化空间”;你来我往之间甚至不乏风趣幽默——“注意,野梨树倡导的是酒神而不是酒鬼精神。”然而听他说完之后,我的稿子还是写不出来。

直到有一天,在第不知道多少遍重新翻看与他的访谈笔记后,我突然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就是朱彦这个人——他没有抱怨。”

朱彦希望它的书店变成某种精神性的存在,能够吸引各种各样的人到这里来。具体地说,就是要和现实生活发生联系。今年4月,朱彦在野梨树发起了一个拆除吧台的行动。他觉得书店里吧台圈成的那一小块地方就像领地,这是我的空间,你不能进来,更深层的意味是封闭和自我迷恋。他不喜欢这样。他希望书店能真正地走向公共。他做了一个决定:拆除吧台,把吧台区让步给公共生活。

拆除吧台后的书店

那天,他和朋友们在吧台上写字、画画,随意表达,等这个作品完成后,保留十分钟,然后所有人拎着锤子把它一起砸掉。

朱彦说,这是一次宣告,意味着野梨树从1.0进入2.0,它可以容纳更多的人,也更公共,区别就是没有吧台。




在成都,我住在武侯区的玉林。我在玉林散步,看见很多咖啡馆、酒吧和成群的居民楼。九十年代,这里住着诗人翟永明,她在玉林开了第一家白夜酒吧,供成都的艺术家、诗人和作家夜夜笙歌。2017年,赵雷的《成都》带火了小酒馆和玉林西路,游客追随着这首歌涌入玉林。我对成都公共空间的印象也来自于此,但这两个地方都没有意图营造更广阔的生活,它们指向的是一种文化形态,和现实的关联并不紧密。

2019年10月底,一苇书坊在玉林开业,起初只有一间房,后来又租了一间,两间一共九十平。书店老板叫阿俊,他对一苇书坊的定义是,成都人的公共文化空间,所有人都可以来玩。一苇是成都独立书店中最早开始卖酒的,营业时间从中午到深夜。一苇开业后开始频繁地做活动,不仅邀请本地的作家,许知远到成都,会过去一苇喝酒,梁文道也会去。一苇一年做了一百多场活动。

一苇书坊(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疫情之后,成都郊区的敦壩,让线下活动有了另一种风景。2021年夏天,敦壩开业,租期只有一年半。最初人们在那里聚会喝酒,到了冬天,人们围坐在院子里烤火,炉子上烤着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香蕉、苹果、梨和榴莲。有个从广州游荡到成都的男孩说:“这个场景很像薄伽丘的《十日谈》。”众人觉得“十日谈”这个名字很好,要不要真的拉十个朋友过来讲十天?

谁都没想到后来敦壩能在一年多内做两百多场活动,等于每一两天就有一场。活动各成系列,包括“灵子观影会”“明亮的对话”和“十日谈”等等。方式也很新颖,比如“十日谈”采用了美剧和真人秀的思路,每季十期,活动连续十天,一季结束之后再策划下一季。第一季的嘉宾都是男性——一个偶然,第二季就请了十个女性,第三季让第一、二季的嘉宾找朋友来分享,后来还做了爱情、历史、艺术季等。“十日谈”总共办了100场。

敦壩的活动不设主题,也不限制时间,通常三个小时起步。学者王笛来此地做分享,大为震动,他在澳门大学教书,说在澳门他做读书会也就十几个人,到了成都,来了140多人。讲到十点,他以为活动该结束了,说差不多了吧,结果主持人说,好,我们休息十分钟。最后聊到了十二点。

今年2月,敦壩结业。我来到成都时,那里已经成为追忆。有天晚上,我和几个年轻人在野梨树闲聊,他们都是活动的参与者,因为参加活动认识,然后成了朋友。我问他们,敦壩制造了一种什么样的线下生活?

有个男孩说,他之前连一句话都说不清楚,参加活动之后,慢慢学会和人说话了,然后顺利通过了一家企业的面试。还有一个男孩,在公共场合讲话,紧张到翻花手,参加了几场“明亮的对话”后,他拿到了“最佳辩手”。

西门媚画的敦壩,“纪念那些寒夜中的明亮与温暖”

活动策划兼主持人之一叫风哥,穿黑色衣服,戴黑色帽子。他是四川人,大学没有读完就开始工作,早先在天涯社区做过站长,后来到搜狐做线上社区,之后又在不同的互联网公司任职,直到离开网络媒体。2013年,雅安地震,他去做救灾志愿者,地震后,他在雅安带着川农的大学生在乡村学校教美术课。从那里开始,他找到了一生的志业,教育。

我是在那天晚上认识风哥的。他走进来,和所有人自然地打招呼,问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吃夜宵。我们转场去了一家烧烤店,烤鳝鱼非常新鲜,后来的几个晚上我都和风哥在那里吃夜宵,但他给我的印象一直是模糊的。

有天下午,我和风哥在茶馆喝茶,屋外下着大雨。他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最近,他在办夏校,这是一个短期的通识教育项目,招了二十多个高中生,邀请不同领域的学者、作家、艺术家讲授不同的课程,今年一共有11位老师。他顺便策划了一个系列讲座,请不同的人来讲常识,比如什么是社会学?什么是人类学?什么是历史学?

我们聊到如今成都相对繁荣的线下生活,他说,成都的线下生活没有中心和脉络可循,敦壩的出现纯属偶然,“敦壩决定开业的时候,租期还有六百多天,到今年年初就要还给房东,那是已经定好的,你留着那个地方干啥,所以有几个朋友就弄了一个酒吧,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喝酒。所以它是一个自然生长出来的东西,不是被计划出来的。”成都的其他空间也各有渊源。有一个现象倒是值得探究,成都大部分的活动空间出现在疫情之后。

他提到成都线下活动和媒体人的关系。在成都策划活动、开书店的人很多都是媒体出身,“我们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征,我们天然知道什么话题可以吸引人,这是媒体的特点。然后就是找人,这又是媒体出身的一个好处,你天然会认识很多学者。”

他举了个例子,“有一次,我找一个陌生人做分享,简单地说明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希望你做什么活动,这个活动会以什么形式做,我征询他的意见,没有任何废话,到我们确定活动时间、地点,总共加起来三分钟。”

风哥说,做活动对他做教育非常有帮助,“我自己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是,不要刻意寻求对他人的改变。”他打了个比喻,“我们可以把人当成自然界的生物,只要基本的水土气候没有问题,它天然会长得很好,当然有的长得大一点,有的弱一点,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他觉得做活动、教育,只是“在盐碱地做一点水土工作。”




周六,我去参加了“明亮的对话”。在成都的活动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明亮的对话”。它是一个公共辩论活动,名字取自一本为青年人学习公共说理而写的启蒙读物。这也是该活动举办的初衷,训练普通人进行公共表达。

我列举几个过往辩论的议题,你应该能明白它为什么如此特别——

“如何看待名校毕业生近七成选择体制内工作?”

“马原事件:父母有权决定孩子的治疗吗?”

“是否应该抵制一页和乐府的出版物”

“张继科事件:s先生和景女士是否应该公布个人信息?”

往左滑动翻看“明亮的对话”过往的海报

活动主持人是张颖,她出生于1970年,是一名刑辩律师。

现在,明亮的对话衍生出了心理学版、少年版、法律版。我参加的那场设在寻麓书馆,“明亮的对话”每个月会在那里做两期辩论,主题都和心理学相关,回应了疫情以来人们对心理学热情的高涨。这一期的辩题是,关系长久的秘诀是求同还是存异?

寻麓书馆在一座造型别致的红砖建筑物里,里面有餐厅、咖啡厅、美术馆、书店。房间空旷明亮,散落着长凳和坐垫。我立刻认出了张颖,她穿了一条银色的连衣裙和黄色的高跟鞋,头发剪得很短。她的声音具有亲和力,在活动的开场,她主动和我们闲聊,她问,你们觉得这个议题和心理学有什么关系?她说自己有些困惑。

现场约二十多人,分成正反方,第三方是评审,由一个长头发的男孩担任,如果你不想辩论或者拿不定主意,可以加入第四方,成为看客。我坐在了反方。关系长久的秘诀,我更倾向于存异。

反方一开始只有四个人,我,一个男孩,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我猜她是个高中生,另一个年轻女孩,她说她在成都考研,备考太闷了,想说说话。正方有十几个人,感觉所有人都去了正方。

我们有些孤立无援,随后两三个中年女人加入了我们,没多久又来了一个小伙子。他说他在民政局做婚姻家庭辅导,见证了太多夫妻纠纷,婚姻的和谐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需要极大的努力实现。现场的已婚女性都对他很感兴趣。

那场辩论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到最后每个人都发言了不止一次。我不是一个喜欢在公共场合说话的人,但那里的氛围让人想说。

2021年冬天,在做了两季“十日谈”之后,风哥发现很多观众不知道怎么提问,也不知道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表达清楚观点,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而是没有机会去练习。我们的经验实在匮乏得很。风哥决定做一个练习公共表达的活动。

明亮的对话是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活动。风哥请张颖过来做主持,律师的工作之一就是辩论,约定每周办一次。张颖家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附近,开车去三圣乡不堵车也得50分钟,而且活动持续的时间很长,一般都会超过三个小时,晚上11点之前结束是不可能的,经常辩论到凌晨,完了又约着吃夜宵,张颖一想,“开心是开心,但是回去也很晚。”

在张颖的观念里,做一场活动很花精力,最开始,她很不习惯,她有律师包袱,她想自己是不是得体现职业上的深度和专业性,毕竟是专业人士啊。还有辩论的技术、技巧是不是也得懂?一个辩题确定了,比如堕胎,光是法律层面就得查大把的资料。

真的能做下来吗?我是不是可以投入这么多时间?一个月做一次差不多吧?在最初,张颖是犹豫的。

等真正做起来,她发现主持人完全不需要考虑这么多。在现场,主持人的功能在于明确流程,维持秩序。具体做什么呢?首先,你得保证辩手发言的时间不超过三分钟,自由发言的时间不超过一分钟——在手机上设个闹铃就行了;尽量给予每个人发言机会——但是又不能强制别人必须发言;如果有人插话,违背规则,就及时制止——一般主持人还没张口,其他人就嘘了。做了几场,张颖完全放松了下来,后来,她越做越轻松,观众也放松,活动展现了一种自发的魅力,“它更像是一个共建的活动,我相当于在捐时间嘛,反正每周捐几个小时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那我捐掉就可以了。”

面对议题,张颖当然有自己的倾向和好恶,但她很少表露观点,因为主持人本身就处于活动的中心,容易成为权威,张颖很警惕这一点,她不希望自己的发言限制其他人。她希望自己尽量隐身。但有一次关于婚姻制度是否会消亡的辩论上,很多人停留在婚姻等于爱情的观念中,对《婚姻法》十分陌生,包括财产分配、子女抚养。她情不自禁地开始给大家普法。同时,她意识到很多在婚姻中她不关心的事情,恰恰是别人更关心的。

“现在no,不需要做功课,你可以说我想偷懒,但是它让我很自在了呀。既然你强调这个是去中心化的,那我就不要点评了,对吧,但是也没有禁止我点评啊,我有时候激情点评的时候,大家觉得张律师还是很强硬很厉害的。没关系,我们是率性的,自然的。我也不需要维持一个刻板印象,律师一定就是这样,其实一下子就让我释然了,我不需要过多地为它做准备,我把它做轻了,我才能坚持。”

现场带给张颖很多启发,她认为,很多议题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个体的感受可能是更重要的。明亮的对话做过一期“冻卵”,有人谈独身主义,有人谈法律正义,有人谈人类发展,有一个大妈站了出来,她不是那种公共生活的热衷者,她问:“我的女儿是博士后,30多了依然单身,怎么办?”

她说:“我很认同和尊重各位的观点,但是我就想解决一个问题,我很爱我的女儿,她处在这样的现状,如果她冻卵,我就支持她。”所有人听完都非常感动。

如今,“明亮的对话”成了一个有号召力的活动品牌。有出版社找到张颖,想把活动现场转成文字,集结成书。外界称张颖为“非典型律师”,你几乎不会见到律师以这种方式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她在自己的律所也主理了一个文化空间,不定期邀请非法律界的人士来做交流。于是很多人对她产生了一个的误解,“都误认为我不做案子了,甚至不做律师了。”法学教授何兵是张颖十多年的老友,基于关心,他非常严肃地告诫她,“非典型律师”的标签会影响她的“专业律师”职业形象,“你的客户看到你朋友圈里的这些活动,多半都会误会你‘不务正业’,至少会在心里嘀咕,你在案子里投入的精力会不会不够。”

张颖

不过我更好奇张颖的女性身份。在我的认知中,女性在有了孩子之后,有相当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侵占,事业上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很多女性会选择让渡一部分社会生活。我好奇的是,一个积极实践公共生活的女性是如何养成的?

张颖的经历几乎是我认知的反面。她今年53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32岁生了老大,38岁又生了老二。她和丈夫相恋于1995年,丈夫是一名建筑师。

从小,张颖就渴望自由,因为母亲无所不在的管束,母亲对她的教育非常严格,除了学习,不允许她做别的事情,两个人的冲突极大,有一次,张颖实在受不了了,和母亲说:“母亲对孩子不能只解决吃喝就可以了,我们需要交流情感。”张颖后来觉得,她的人生本来没有什么规划,但是母亲指了一条路,她就会选择相反的方向。

她顺利地考上大学,终于摆脱了母亲的控制。大学毕业后,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报社做副刊编辑,但她想再看看,她想如果每一份工作都可以在不同的城市,那就很理想,她渴望更大的自由。

张颖的丈夫是上海人,性格柔软,顾家,什么事情都听张颖的。成都话用“耙耳朵”形容这类男性。张颖后来在丈夫的公司做管理,类似顾问的角色。丈夫不仅挣钱,而且承担了大多数的家务。

等到张颖生完老二,有一天,她和公司的律师顾问去上海出差,聊起来觉得律师的生活状态很自由,问他,做律师有什么要求吗?对方说,你去考个试就好了。

张颖开始准备司法考试,她才意识到她的身体衰老了,一个法条重复十遍也记不住,刚生完孩子腰疼,不能久坐。为了备考,她让丈夫带着孩子到他妈妈家里住,或者去大理度假。面对电脑屏幕,她产生了幻觉,她想象旁边有一个垃圾桶,扭头她就开始吐。

40岁,张颖通过司考,进入律所工作,从那时起,她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她参加某刑事案件的研讨会,看见参会的都是男律师,脱口而出:“好遗憾啊,全国影响力这么大的案件,为什么没有一个女律师?”男律师们就说:“这个案子正要开始,我们邀请你加入。”

张颖坦白,她能够参与公共生活,很大程度得益于家庭对她的支持,或者说纵容。她没有经历过女性在婚姻中的压抑。她的性别意识不是很强烈,对自由的主张只是出于天性。她的丈夫,后来还有母亲,把她从繁琐的家庭生活中解脱了出来,她不做家务,不用带孩子,在孩子的教育上,由于童年和母亲的紧张关系,她很少干预他们的选择。

我问张颖:“你算不算非典型女性?”她想了想,说:“我可能只是运气好。”




在四川大学附近一栋居民楼的顶楼,有一间共享客厅,我在那里听了几场非常棒的讲座,有天晚上看了一部从没听说过的香港老电影。那一层开了几家奇奇怪怪的酒吧,白天大门紧闭,空无一人,露台上的桌椅、墙壁的涂鸦曝露在烈日下,到了晚上,顶楼才热闹起来,酒吧里坐着穿着时髦的年轻人,这些人好像突然就从地上冒了出来。

活动总在晚上。于是我进入了一种四川时差,我通常下午起床,然后去书店,或者在街上到处走,到了晚上,这里或者那里在做活动,因此你总能想到一个可以去的地方,会在活动上遇见几个熟人,比如靓靓。

共享客厅所在的顶楼

靓靓是个00后的男孩,今年22岁。他之前在河南念大学,专业是法律。结果大学第一学期就碰上了疫情,他非常孤独,找不到朋友可以交流。

他在网上交了很多网友,他开始约网友见面。第一次和网友见面在武汉,他特意带去了洛阳特产,觉得此事非常重大,后来他去了南京、上海、长沙,见了更多的朋友。但那种状态是漂浮的,他总在不断地离别,然后又陷入孤单。直到去年,他来了成都。

他很快就融入到了成都的线下生活中。那些活动内容他已经记不清了,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活动他认识了很多朋友,这是一段珍贵的情谊,“我和这些朋友就非常熟了,每周要见很多次,就有一种安定下来的感觉。”

“我从来没有奢望从学校里面获取我想要的共鸣,这些东西我其实是在活动上找到的。有朋友问我,成都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成都给了我家一样的东西,我对成都有很强的归属感,我觉得它就像一个小型的大学,它其实是弥补了我本身对于大学生活的缺憾,我理想中的大学教育,是在成都的各个公共空间实现的。”

靓靓打算在成都一直待下去。他租了一个单间,每个月租金750元,然后找了一份月薪三千的工作,够活了。下了班他就去参加活动,“我把参加活动当成休闲,为了第二天更好地上班”。在共享客厅和野梨树,我总会碰见他。

成都许多活动的展开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有能力和资源的人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其中。蒋金晗是一个知识产权律师,在共享客厅,他做法律的公开课,分享西方古典音乐,还做了一个模拟法庭活动。

蒋金晗最初留学美国时学的物理,后在纽约读的法律博士,考了加州律师执照,先后在硅谷、北京、香港、成都生活。他50岁出头,完成了对事业的拼搏,财务自由——在2000年的第一份工作就达到年薪百万。这几年他回到成都,很多精力花在做活动上。

蒋金晗说,从社会资源的分配角度,青年群体是弱势的,青年人在这个阶段很容易迷茫,“我现在进入中年,我就想起来我年轻的时候,其实很需要大家的帮助,你需要一个表达的空间,你希望找到同类,让你觉得艰难或失落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信心和勇气。”

蒋金晗

共享客厅的创办人叫唐建光,我们约在下午见面,他的衣着休闲,正在和朋友喝茶,T恤上印着一句话:请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第二天,他就要离开成都,去贵州教中学生拍纪录片。

他向我解释做共享客厅的初衷:“我们做共享客厅的意义是说,除了自己的私人客厅之外,每个人还需要一个公共客厅。你可以请你的朋友来喝茶、聊天。最早的目的它是一个半开放的空间,我们不出租场地,平时也不对外开放。”

共享客厅目前召集了35位会员,这些人都是唐建光的朋友,其中很多是本地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以使用这个空间,也可以在这里发起活动,邀约其他人来参加,事实上带来的结果是,这里变成了一个自由的、举办活动的空间。

唐建光是四川绵阳人,1993年来到成都,也是一个资历丰富的媒体人。他告诉我,在二十年前,成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西部边缘城市”,虽然成都的媒体很活跃,但更多关注的是本地话题。当时全国能称得上媒体或者文化中心的有三个地方,北京、南方报业所在的广州以及以《东方早报》为核心的上海。2002年,他决定离开成都,移居北京,“我跟他们说我要去北京做时政的、全国类的新闻。”

做了几年之后,他发现很多新闻在重复发生,好像循环一样。2007年,他创办了《看历史》,他认为很多事情应该从历史中寻找答案,新闻如果做到最深处,其实是在探究历史。

《看历史》的编辑部是成都共享客厅的前身。2011年,编辑部在北京东四十条租了一座四合院,占地260平,有院子、会客厅和天台,正好可以作为活动的空间。会客厅用来放纪录片,到了春夏季节,天台可以做活动,有时候还在天台烧烤。从那时开始,《看历史》做了一系列的活动。

“那时候我们认为做一本杂志,一定不是说仅仅在书斋里面写写编编,而是说如何与社会保持良好的互动。像《看历史》这样的杂志,我们认为它不仅是个编辑部,而是一个同仁的共同体,我们喜欢历史、研究历史、写作历史,是基于共同的爱好而建立起来的共同体。”

三年房租到期后,编辑部转移到东三环的一个园区厂房,那几年正是北京房价高涨的时期,房租翻了一倍还多。同时,媒体的网络化大势所趋,纸媒的衰落成为必然,唐建光选择离开,围绕着编辑部的线下活动也偃旗息鼓。

去年,因为疫情,唐建光退掉了北京的房子,彻底搬回成都。从纸媒离职后,他的事业转向了口述史和纪录片,他办了一个教青少年拍纪录片的影像训练营,一年几乎都在外地游荡。2019年他在北京住了一个月,2020年也是一个月,2021年是40天,到了2022年,他觉得这么租下去太不划算了。等他再次回到成都,潮水的方向发生了逆转,这里文化活跃的程度超出了他的认知。




我对成都的关注始于去年夏天。起初是因为一篇年轻人在成都寻找公共生活的报道,不过更让我意外的是,我的前同事也是那则报道的编辑谢丁,做完这个稿子就辞职了。他离开北京,回到老家重庆,没多久开了一家书店。

在去成都之前,我先去了趟谢丁的匿名书店。书店在江北老城的居民楼里,三室一厅带院子,门前有一片空地,周围有几家火锅店、咖啡馆和甜品店。往前走几十米是重庆的九街,相当于北京的三里屯,聚集了重庆最时髦的年轻人。

匿名书店的名字来源于一部电影。去年年底,匿名开业,随后成了朋友圈的打卡地,尽管我已经看了许多照片,那两个晚上依然带给我强烈的震撼。狭窄的客厅坐满了人,活动持续到凌晨,结束后人群转移到室外,热火朝天,丝毫没有散场的意思。我处在旅程伊始的激动中,我问谢丁,你们平时都这样啊?谢丁身旁的男孩问我,你是从北京来的吧?

匿名书店

这是一个好问题。在北京,我很少出门,几乎不会参加活动,如果对某个讲座感兴趣,我就打开直播,根本不需要出门。而活动上,大部分的聊天很空泛,我会觉得那是一个世界,是学术的、智性的或者文学的,而现实是另一个世界。我慢慢走向了一种静默的封闭的生活。

有相似感受的不仅是我。2021年,谢丁从重庆回到北京工作,他离开北京两年,依然觉得很多事情正在北京发生,大部分人在往北京走,也许这是他决定返回北京的原因之一。等他再次回到北京,他觉得非常无聊,他住在三里屯附近的公寓,大部分时间他在家里待着、招待朋友,活动范围不超过亮马河,唯一参加的线下活动,是主持一个纪录片展映活动,一个月去了四次。在北京待了一年,他就想离开了。

去年5月,谢丁和朋友去成都玩,约唐建光见面,唐建光开始给他介绍成都的活动,他提到了敦壩的主持人之一灵子,灵子也曾是媒体人,曾经在《财新》做编辑,2018年她出国读书,三年后回到成都,正在这里做博士论文的田野。灵子告诉谢丁,她一周去敦壩好几次。

到了夏天,谢丁又去了成都,这一次,他去了敦壩,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有十几个人在参加活动,聊到晚上12点,然后去吃夜宵,吃到了早上五点。第二天晚上,他又去了,参加了“明亮的对话”,意识到成都做活动的氛围和其他地方都不一样。在北京,活动有一套固定的流程,一般主持人和嘉宾先讲一个或者一个半小时,剩下半个小时留给读者提问,嘉宾一般是为了宣传新书,提前打好了腹稿,读者呢,提问不痛不痒。但在成都,嘉宾最少讲三个小时,那种交流是无缝的,有来有往,也是即兴的,真正属于现场。嘉宾随时在和观众互动,观众的热情也很高。他拉来了部门的记者,说我们在成都做一个专题吧,那是他在媒体做的最后一个专题。

这个专题让他找到了另一个方向,就是线下。如果说十年前,微博让公共讨论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那么现在,连绵的网络暴力让人胆寒。最直观的结果是,很多人选择不再发言,安静地学会了闭嘴。

到了8月,他和合伙人莫比开始在重庆看房子,直到年底才开成。成都带来了新的方向,谢丁说,匿名书店是成都线下生活的延伸。当谢丁向我回忆最近两年,我意识到发生在他身上最大的变化,是他对待现实的态度。

“去年夏天我们刚到成都,在成都的街上,走着走着碰到一个熟人,走着走着碰到一个熟人,全是从北京上海来的,那时候感觉北京上海所有和文化有关的人都在成都。你就觉得,成都简直疯了,就是太可怕了,好像世界的中心。”

“尤其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在网上说话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势必要从线上转移到线下来,成都城市很小,在二环内就可以满足一切需求,打车去哪里只要十几块钱,所以成都的线下交往就变得很重要,也会更有魅力。”

匿名书店在很多方面彰显了它的公共性。书店的门口挂着一块写着“living in truth"的牌子——活在真实中,这句话来自哈维尔,书店的另一个老板莫比甚至把它纹在了手臂上。莫比是一个年轻女孩,两个月前剪了一头短发,看起来活力四射。她在书店的墙上挂了一幅哈维尔的照片,照片里,哈维尔坐在中间,周围是一些年轻人,表情各不相同,有人思考,有人大笑,有人喝酒,所有人都很放松,莫比说,这是她理想的公共生活的样态。

在此之前,莫比在重庆的精典书店做活动策划,精典是重庆第一家独立书店,如今发展成了一家面积约1600平的大型书店,坐落在商场里。这类书店在举办活动方面有诸多限制,比如嘉宾只能选择新书作者,而且得有名,因为你需要保证活动之后把书卖出去。由于开在商场,你不太可能选择晚上,大部分读者都去吃饭了,商场10点也得关门,下午呢,不能太早,不然很多人会迟到,3点到5点是一个合适的时间,超时人就坐不住了。久而久之,活动变得套路,最让人厌烦的是嘉宾互相“抬轿子”,你会看见名人之间如何营造一种虚假的热闹。

莫比

2019年,莫比在参加一个学者主持的活动,从2017年开始,这位学者每个月会主持一次沙龙,那天的嘉宾是一位记者。那次活动带给莫比巨大的震撼,小小的咖啡馆挤了上百人,嘉宾没有位子,就坐在吧台上,活动从晚上7点进行到深夜12点。莫比站在人群中,感觉到能量在空气中慢慢流动,最后她忍不住举手提问,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结束之后,我还很激动,那种氛围会让你很想说,哪怕你提的问题后来你觉得很蠢,想找个地洞钻进去,但那个时候你就想表达了,你想告诉他们,我跟你们站在一起。那次回来之后,我就不想再做大场面的名家活动,我觉得那种活动很无聊。”

不过莫比有点拖延症,她是个不爱变动的人。让她下定决心自己开书店,一是遇到了合伙人谢丁,他不停地催她看房子、订书,另一个原因就是成都。去年,她和谢丁一起去成都,发现成都已经有人在实践一种崭新的活动方式,而且非常成功。

在书店不起眼的角落,挂着几篇打印出来的文章,其中一篇文章回答了三个问题:什么是公共生活?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在哪里?实践好的公共生活,需要什么条件?作者认为,美好的公共生活不仅可以想象,而且可以实现。

书店洗手间的门

匿名书店也许是一个正在实现的例子。今年5月,莫比和谢丁突然觉得可以把“明亮的对话”复制到重庆来。张颖很高兴,答应过来主持一场。他们一致觉得没有比这个更适合作为开场的主题:

自己的生活已经很痛苦了,还要不要关心社会议题?

发海报之前,莫比担心没人来,结果那天晚上来了很多人,大伙决定转移到门口的空地。张颖对大家说:“‘明亮的对话’是一个自然生长的活动,我们从成都开始,来到重庆。今天我们从室内来到室外也不是我们的计划,而是自然地溢出。我们回归了苏格拉底式的街头,回到了古希腊的辩论。”

那个露天的夜晚,人很多,现场却安静极了,每个人有序地发言,你能听到空调水滴落在屋棚的声音,张颖感叹,当你真的想听别人的想法,连水滴声都能听见。




我在成都的那段时间,张丰告诉我,他也打算开一家书店,就在这个月。

今年春天,张丰和朋友在家附近的茶馆喝茶,茶馆门前移栽了两棵杏树,长得旺盛。大伙突然聊起开书店,张丰说,我都想开一家书店,朋友马上说,你也要开书店,太好了,我们也想开书店。很快,他们一起开始选址。

疫情之前,张丰在成都本地的媒体做编辑,后来觉得没意思,就辞职了。张丰具有浓郁的地方媒体人的气质,喜欢看书,关注社会现实,尤其是成都本地的现实。他写过一系列介绍成都的专栏,后来集成了书。几年前,他开始给全国各类媒体撰稿。他在自己的公众号“城市的地得”上发表过很多有影响力的评论。

张丰


张丰是“十日谈”第一期的嘉宾。那是2021年,他确实有很多想法想要交流,辞职加上疫情,两件事同时压在他身上,如何维持一个平稳的生活?他的情况又很特别。2020年之后,读者对这类评论热点的文章需求很大,他反而变得很忙,几乎每天要写一篇稿。这两年,他试着每天做一些固定的事情,比如跑步、起床后做一杯咖啡,然后开始写稿,通常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写一篇,生活变得特别规律。他也由此获得了信心,后面再也没想过上班的事了。

为了纪念那两颗杏树,张丰给书店起名为“有杏书店”。书店在成都东北角,门前有一块宽敞的空地,很适合做活动。这里曾是大片的工厂,不是成都传统意义上文化活跃的地方。我去那里的时候,张丰正在把书上架。张丰说,他想试试能不能在这样的地方创造出一种公共生活。另一个现实的原因是,这里离他家走路只要十分钟,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每天过来,没有负担。

张丰说,疫情改变了人们对公共生活的态度,也深刻地改变了他。接下来,他打算在这里办一个严肃的读书会,他可能会选几本韩炳哲的书来读,还打算做一个系列活动,叫“我和世界”,请有海外留学、旅居经历的人来聊聊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事。

“经历了这三年,大家会觉得美好的生活不是必然的,你必须参与其中,保卫自己的生活。我想很多人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人与人的连接是很脆弱的,是需要你去维护的,最初我觉得这样的人比较少,现在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此投入,他们从外界的联系里边至少心理上得到了慰藉。”

即将开业的有杏书店


前两天,张丰在公号发文《我真的要开书店了》,随后在朋友圈发了一个二维码,说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进群,读者的踊跃让他大吃一惊,很快就建了四个群,1800多人。朋友们听说张丰要开书店,纷纷给他寄签名书,许知远说要给他寄50本亲笔签名的《梁启超:亡命(1898—1903)》。

他对我说,去年夏天的成都特别魔幻,“很多北京上海的朋友过来玩,聚会特别多,喝酒特别多,就变成大家特别珍惜当下的片刻。”

魔幻的顶点是在年底。大家都处在生病的状态,张颖依然按照原计划在律所办了一场活动,有100多人决定参加,结束后有人说一起合影吧。第二天,他们都阳了。




我询问了很多人,为什么是成都?为什么是这里产生了我们称之为“公共生活”的东西?

当然,原因相当复杂,需要一本学术著作来回答。成都的人口约两千多万,近十年则转变成了一座拥有600多万移民的城市,到了疫情,形成了一个高峰。移民给这座城市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唐建光告诉我,“有的人临时来成都短住,有的人就直接搬过来了,包括一些音乐人、作家、媒体人。现在很多活跃在成都的分享者多数是过去十年来到成都的人,传统的成都本地知识分子参与得不是特别多。”

他观察到,这三年年轻人变得特别迷茫,他们开始发现公共议题和自己的生活是有关系的,但同时,他们对很多问题又没有答案。在匿名书店之前,重庆人很少在书店讨论公共议题,匿名书店开业那天他去了,年轻人求知若渴,“他们想知道关于疫情、关于俄乌战争、关于这个世界的很多很多问题的答案。”

经济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成都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压力没有那么大,主要的原因是房价。我遇到一对从深圳过来做创新教育的情侣,两年前来到成都,他们说:“你很明显感觉到,你想要的市场在这里,你需要投入的资金没有那么大的限制,可能性也很多。但是这一切一切都建立在成都的房价还没上去。”他们在深圳租一个场地的月租是20万,到了成都,租金是深圳的一半,面积却大了一倍。他们形容成都的房价对年轻人来说是“漂亮的甜点”,“我自己作为深圳人会有很强的感觉,整个城市被房地产绑架了。”

我想也和成都人的性格有关。这里有市民社会的传统,人们天然喜欢聚在一起喝茶聊天。成都和上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上海人喜欢不被打扰、界限分明的生活,可能和上海成熟的商业文明有关。成都就没有那么规范,最典型的是迟到,我在这里学会了容忍“成都时间”,不能太较真,如果约定了一个时间,“成都时间”就得延后十五分钟,或者更晚。

有杏书店开业后,学者王笛在书店做分享(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成都的最后一天,我去野梨树找朱彦玩。他正坐在门口的躺椅上晒太阳,书店里人很少。朱彦告诉我,野梨树今年的经营非常困难,大家普遍不愿意花钱了,这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他向我回忆去年夏天的成都,简直是一个奇迹,即使现在,成都的氛围也无法和那时相比。“每天都能见到从北京、上海、深圳包括国外回来,专门来到书店的朋友们,每天都能在书店听到各种口音、甚至英语、意大利语。至少我在书店的感受是这样的,某种意义上它真的像一个避难所。”

朱彦


那天下午,朱彦在为书店会员准备开业一周年的礼品,包含一张卡片、一瓶精酿啤酒和两个梨。卡片上写着:“今年七月,我开始了一趟七千公里的旅途,在《野梨树》中的土耳其小镇Çan,走到一颗野梨树面前,它是动人美丽的,在那时,我知道了野梨树的果实并非苦涩,而是可口的,甜蜜的。愿这份甜蜜,与你分享。”

在去土耳其之前,朱彦对野梨树的认知来自电影。他以为野梨树的果实是酸涩的,树长得也不好看,给他的印象是“丑陋、边缘和孤独”。他想亲眼看一看这棵树。

他先飞到伊斯坦布尔,在那里暴走了三天,然后去了恰纳卡莱,接着就去了Çan,Çan是锡兰的故乡,他在那里拍摄了《野梨树》,那是2017年之前的事情了。

下了车站,他到处询问,当地人不会英语,有七八个人在喝茶,朱彦走过去,比划了几句,其中一个土耳其人说,她的女儿会说英语,打电话请女儿过来。十几分钟后,他的女儿真的来了,这下,朱彦说,他很喜欢《野梨树》这部电影,在中国开了一家书店叫野梨树,现在,他特意过来寻找电影里的那棵树,希望大家能帮助他。当地人听完惊讶极了,居然有人为了找一棵树,从这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有一个男士说,愿意开车载他们过去。

他们途径了锡兰出生的乡村和电影拍摄的场地,最后终于见到了那棵树。时过境迁,实际的景象和电影差别已经很大了,他看见一片油菜地,有些地方荒芜了,远处有一座山丘,树就在那。

不过到了当地,朱彦才发现,野梨树在这里很普遍,并不是他想象中孤零零的。这里到处都是,在山坡上,在田野里。他一直以为野梨树的果实是酸涩的,当地人告诉他,野梨树的果实很可口,可以做果酱。他禁不住想,我一直要找的那棵野梨树,到底是哪一棵呢?也许每一棵都是。   



采访、撰文:李纯
编辑:靳锦
摄影:苏里
视觉:张楠
运营编辑:Y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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