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聊具体的故事，聊个有点虚的话题，精英和民众，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主要介绍POLITICO最新的一篇文章，也是它们播客节目的文字版，《精英怎么会误读民意的》。在今天的美国，极右比如懂王，在高喊“打倒deep state，还政于民”，极左比如桑德斯，要搞“美国特色社会主义”，两路人马风格不同，目标迥异，但本质上有一点殊途同归：反今天美国的当权精英。想要弄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反精英反体制，弄明白美国民主出了什么问题，就不得不探究美国的精英们是怎么想的。但是精英们的公开言论往往云遮雾绕，又常常随着在旋转门中位置的不同而自相矛盾，看似平易近人，实则难以解读，这时就需要政治学家出来做工作了。哈佛的Joshua Kertzer教授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Jonathan Renshon教授最近合作了一篇论文，发在美国重要的《政治学年鉴》杂志上，这篇论文研究的是美国政治精英的决策过程，也就是美国统治者们实际上是怎么想的。https://www.annualreviews.org/doi/pdf/10.1146/annurev-polisci-051120-013649这篇论文挑战了许多人对民主制度的“常识性认识”，推翻了很多民主政治“不言自明的前提假设”。比如，对很多政治家来说，即使他们有心去倾听民意，他们经常最后也搞不清楚，民意到底要什么。接受POLITICO采访的时候，两位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他们说传统的研究方法是读传记和回忆录、写案例报告什么的，偶尔运气好，可以采访几次研究对象。然而他们这次开辟了新赛道，用做民调和政治实验等针对普通老百姓的方法调查政治精英。方法论问题也是两位教授论文一开始着重讲的东西，意思就是我们的方法是独创性的，很靠谱，你放心。
两位教授说政治精英没有一个所有人都认同的定义，但大致上有三种分辨方法，一是从职业上分辨，看谁处在政策制定过程的相关职业上；二是从阶层上分辨，政治精英大多有一些特殊的经济政治利益，形成了阶层特点；三是从知识和经验上分辨，比如政治议题有关冲突、取舍等问题，那么很多具有相关方面知识、经验的专业人士，就属于政治精英。
政治精英的内核是一致的，虽然他们有时会以“非精英”的标签闻名于世，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懂王了，一个亿万富翁，一个纨绔子弟，硬生生把自己打造成了“美国底层人士的代表”。
Joshua Kertzer和Jonathan Renshon一路做了很多政治实验，他们发现政治精英常常低估民众，他们虽然也跑社区，也做演讲，但行事过程里常常带着一种假设——他们不懂。两位教授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2019年有学者研究了以色列的政治精英，发现以色列政治精英会在以色列老百姓不想打仗的时候觉得老百姓想打仗，然后义无反顾地“我要为我的选民负责”。采访到这个时候主持人问了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他问两位教授，你们有发现政治精英特别愿意完全遵循民意的例子吗？两位教授没有跳坑，而是很聪明地说：“推断地说，政治精英对民意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举了一个温和的例子，说美国总统会认为自己不仅要倾听民意，还有责任塑造和引导民意，但白宫的力量有一个阈值，无法超过。
面对这个尖锐的问题，两位教授玩了一手太极拳，讲了一段正确的废话。小机关结束，主持人重新开始问正常问题。他问两位教授政治学家们是怎么解释政治精英们对民意的误读原因的。
两位教授回答说，有很多模型可以解释。比如说政治精英可能通过看推特、看私信来了解民意，但现实是很多事情会有两方面的看法，但某一方的人会更愿意发表意见，所以政治精英就会受这种声音的影响更大。“即使如果你看一下真正全面的意见比例，事情完全不像（社交媒体上）显现出来的那样。”另一个被举例的模型是媒体。一般媒体报道会先描述一个问题，然后介绍一方面的观点，然后再介绍另一方面的观点，但是媒体常常不会讲，比如支持第一个观点的人占80%，支持第二个的占20%。这样读者其实好像了解全面了，但实际上没有。
两位教授没有讲但我想补充的一点是，这个媒体模型，其实还可以用来解释媒体可以怎么影响舆论，比如标题完全偏向第一个观点，但正文在临近结束的不起眼的位置，用一句话交代一下第二个观点。
这个问题过后，主持人又开始整活了，他问是什么阻止政治精英像你们政治学家这样看待民意呢？
两位教授回答得斩钉截铁：没有任何东西阻挡他们像我们这样研究民意，但他们还是总是误读民意，这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刻板印象，有可能因为他们的个人偏好，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或他们背后一部分选民有一些特殊利益。
两位教授接下来讲了一个画龙点睛的观察，说政治学界已经有许多研究发现，政治精英很多时候的思路和结论其实跟普通老百姓没啥不同，但政治精英不约而同地常有一个习惯，就是觉得老百姓跟自己想的不一样，所以会认为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揣测民意，然后这种奇怪的优越感就导致了谬误的产生。
这个滑稽过程的另一个方面是美国老百姓已经接受了一个前提假设，就是民主制度是优越的，可以让普通人选出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人，于是老百姓也觉得政治精英应该跟自己想的不一样。一种盲目自信的体制迷思也催化了谬误。主持人接着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有什么办法改变这种情况吗？两位教授回答说，“事实核查”可能能发挥一部分作用，但是关于如何扭转政治精英的误读，我们的研究还没有进入到这个阶段。精英为何会误读民意？这是个非常有趣又极其重要的问题。Joshua Kertzer和Jonathan Renshon两位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从政治精英的角度给出了某种回应。
读完POLITICO的这篇访问其实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几个月前读到的几个美国学者写的一本论文集，书名叫“美国民主的危机”。这书前面描述美国民主运行不佳的章节有点老生常谈的味道，但后面几章有一些新说法。比如第六章叫“为什么精英民主比民主好”。
读过我《美国，一个失败的国度》的朋友应该记得，当时我们捧着《联邦论》一个一个对比美国国父们的建国理想和今日美国的现状，我们说到美国的体制是共和，国父们不厌其烦地强调精英治国、遏制愚民的重要性。《美国民主的危机》第六章就有呼吁回到国父们理想状态的意思。
与今天介绍的两位教授从政治精英的角度切入相映成趣的是，《危机》第六章是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切入的，话说得很重：
政治学界普遍知道，各种政治心理学研究数据都说明，柏拉图的担心是正确的，大多数民主政体里的市民，是政治小白。研究表明人们经常不按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投票。实验显示他们可能知道什么结果符合自己的利益，但他们缺少社会科学知识，比如经济学、犯罪统计学、甚至不了解候选人的政策偏好，于是他们也不知道怎样投票才能产生对他们有利的结果。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把这篇论文找来看看，里面内容很丰富，还提到了1981年著名的“民主与疫情决策”实验。
如果让《危机》第六章的作者来回答“为什么精英会误读民意”这个问题，我猜他会说，因为民众首先自己会误读自己。
《危机》第六章的作者主张美国民主回到国父们设计的状态，回到柏拉图和孔子书中的精英民主状态。如果现在的美国还是1789年的美国，他这么说也不算大逆不道。但要知道，21世纪的美国，柏拉图和孔子属于理论光谱上的极权主义者。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一支一直没法被融入民主理论框架，是西方不少学者的心头痛。20世纪Gregory Vlastos曾经试图论证苏格拉底是民主派，结果引发了大讨论，Vlastos被骂得狗血淋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它有许多坏的方面，它的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也不应该被选择性忽视。今天从POLITICO聊到《危机》，从政治精英聊到普通民众，不是想批倒斗臭一种制度，而是想说正确的认识需要宽容的心态和全面的知识，需要破除迷信的认知和偏执的想象。把某种形式的民主当成信仰，远不如把它当成解剖刀下的研究课题来得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