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个失败的国度

这一届美国知识分子很有意思，十一月初美国大选前，各个报纸杂志说到中国，几乎清一色的忧心忡忡，仿佛美国随时会被钢铁洪流碾碎。然而拜登一胜选，还没有正式上台呢，许多媒体的腔调就变了，说起中国的时候，字里行间充满了一股没由来的自信，感觉中国浑身都是漏洞，美国连手指都不用动，光看两眼，中国就会随目光崩溃。

昨天，我在翻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的时候，又看到一篇以“中国很虚弱”为题的文章，说不清这是一个多月以来我第四次还是第五次从美国主流报纸和政策杂志上看到类似的标题了。

原本只有那些冥顽不灵的中国崩溃论者偶尔露面的时候，这种地图炮才会出现，然而最近这番论调却隐隐有扩大的趋势。于是我便想为何不戏仿一番呢？今天这个气势雄浑的标题就是这样诞生的。

我要模仿这些美国学者的套路，论证一下，为什么美国注定是一个失败的国度。

三权分立与宪法的自相矛盾，原教旨主义者的固步自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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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失败基因，隐藏在其建国之初的制度设计上。这个设计不是别的，正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三权分立”。

一个事实是，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许多人喜欢拿三权分立来对比中国。不得不说这种对比其实并不得要领，因为如果我们近距离观察美国的三权分立，会发现它根本不是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

美国式三权分立，充满了诸多无法解释的自相矛盾。

就拿三权之中的司法权举例吧，司法权由法官掌有，而美国司法系统的顶层是最高院的九名大法官。宪法明文规定，这九人要由“总统提名、国会批准”。

不妨细品一下宪法说的是什么意思，“总统提名、国会批准”，简单的八个字，指出了司法权的权力来源是行政权与立法权。这是不是很吊诡？立法权行政权都是直接来源于人民，司法权相比之下成了一种间接权力。司法权与行政权立法权平等吗？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众所周知，美国最高院的九个大法官有违宪审查权这种“变相的立法权”，这是很大的权力。但九位大法官既非民选，任期还是终身制，两大特征均与民主原则相违背。在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大法官凭什么能凌驾于民主原则之上？

汉密尔顿在《联邦论》第78篇中尝试为司法权辩护，他的主要理由是司法权与另外两权相比，相对较弱，不足为患。

可汉密尔顿说得对吗？简单想想就会觉得可疑。汉密尔顿写78篇的时候，美国最高院是没有“违宪审查权”的。汉密尔顿墨迹未干，第三任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就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为最高院争取来了违宪审查权。有了违宪审查权的司法，还弱吗？而当最高院沦为两党政治斗争的战场，2000年甚至出现最高院决定总统的一幕，这个时候，我们还能说美国的司法权弱吗？

三权分立的内在矛盾只是一个例子，它背后还有其他许多美国制度设计上的漏洞，这些本质上互相抵触的原则理念，直接导致了美国高举的许多口号与价值，无法在现实中实现。

我们可以回忆美国国父们在《联邦论》第10、14、39等篇中慷慨激昂、激烈地反对党争，并声称要开启民智，建立一个带有民主色彩的分权制国家的豪言壮语。但无人能够否认，走过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到了2020年，却成了一个党争如火如荼、反智主义盛行、权力制衡的效果日益可疑的国家。

美国走上这条与设计中截然相反的道路，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

原本制度性的漏洞是可以通过制度创新解决的，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美国的学界、政界和民间许多人士，以一种宗教般的热忱崇拜着奴隶时代（客气一点的说法是“前工业时代”）制定出来的宪法，涌现了许多原教旨主义者。

对这些原教旨主义者来说，他们宁愿穷经皓首，辨析“立法者原意”，也不愿与时俱进，对两百年前的制度设计做一次彻底的检修。

这种固步自封的态度，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立国时制度设计中那些已经被现实无数倍放大的矛盾，让它们更加无法得到调合与解决。

这已经不单单是强化过去的失败了，这还是提前预定了未来的失败。

民主与共和，党争与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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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美国国父们缔造国家的过程，有一点不言自明：美国国父们反对普遍的民主制，而强调自己建立的是“带有民主色彩的共和制（Democratic Republic）”，这种制度说白了，虽然考虑民意，但具有显著的精英色彩。

可是到今天，如果我们跟大多数美国民众聊天，会发现他们并不一定清楚自己国家施行的其实是“带有民主色彩的共和”，一般只会一味强调自己是”民主“，换句话说，他们对自己制度中的精英色彩，认识并不深刻。

这种认识偏差，很难不引发旁观者的遐想，让人怀疑这是不是有人故意引导的结果。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考察美国的党争。

美国从建国伊始就有一个特点，就是嘴上说一套，手上做一套。党争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汉密尔顿在《联邦论》中教导大家要杜绝党争，可他自己就是党魁，并且因为党争被阿伦·伯尔在决斗中杀死。几乎是在《联邦论》提出要抑制党争的同时，美国的党争历史正式开始。

党争导致了共和制的精英色彩被一步步冲淡。政党为了在选举中获胜，一次次地将选民范围扩大到自己的支持者群体。先是19世纪初，放开了财产限制。接着在内战期间，林肯给了黑人名义上的投票权。20世纪20年代，妇女终于拿到了投票权。然后四十年后，民权运动赋予了黑人实质上的投票权利。

扩大民众权利，不是一件坏事。然而问题的核心在于，美国的精英在缓慢地赋予民众投票权利的同时，飞速地把选举（加上媒体）变成一种操纵民意的工具，最后干脆直接把投票定义成了民主，重新发明了“民主”概念。

在美国重新发明民主之前，投票并不是民主的必备要素。但经过美国的大力推广，民主就好像等同于了投票。殊不知，这个观念大错特错。

金钱政治、候选人与献金这些老调我就不重弹了。我想讲阿罗不可能定理和康多塞悖论（详细介绍请见《请回答1988：民主的危机》第7部分）。1972年，肯尼迪·阿罗因为“阿罗不可能定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定理从数学上证明了康多塞悖论，也证明了投票制度其实不民主。换句话说，即使是大部分人支持的候选人，完全可以通过投票程序的设计，让他光荣落选。

阿罗是美国人，阿罗不可能定理到现在还可以在美国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学到，但五十年过去了，你可曾看到美国精英有要改革选举制度的意思？你可曾看到大多数美国老百姓对投票的“非民主性”有丝毫的了解？

美国制度的神话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戳就破，前提是你具备相应的知识。可为什么许多美国人从来没能从神话中走出来呢？这就跟我们下一节要讲的，美国基础教育里的愚民倾向有关。

教育、知识产权、人权和双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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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在《理想国》的一开篇，就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是培育公民最重要的手段。一个合格的政体，需要大量接受合格教育的普通公民。

在所有政体里，民主政治对合格公民的要求又是最高的。因为它赋予公民最大的权力。

现在许多人对民主的理解，其实是非常片面的。要全面地理解民主的精神，其实应从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强调限制统治者以防止其变成暴君；另一方面，要强调培育合格公民，以及限制公民权力以防止其变成暴民。

新冠疫情不仅暴露了美国在限制统治者（川普集团）这一端的失败，更重要的是，它完全暴露了美国在培育合格公民这一端的失败。美国的公立教育搞得稀巴烂，老百姓里反智主义的影响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方便了美国精英们的统治，但同时它也为美国这一“民主”政体的稳定性埋下了地雷。具体的例子我就不多举了，疫情期间美国民间和政坛的表演隔三差五地就让全世界大开眼界。

对美国来说，如果再不反思基础教育制度，最终的结局只会是精英继续推行愚民教育，不合格的公民继续裹挟精英的政治选择，两者陷入恶性循环，最后同归于尽。

但你看美国精英们这一年的反思，可有一个涉及教育的？没有，完全没有，所有的炮火都对准了川普，好像他是万恶之源，除掉他，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

在美国，那些真正有权有势有能力改变的人，没有一个敢直面问题，直面人民的愚蠢，直面造成反智主义盛行的根源。

我这里想解释一下，我所讲的愚蠢，不带任何情感的褒贬，不指智力的低下，单纯说的是美国人身上常见的一种基于虚妄的道德优越感而产生的“我懂得比你多”的智识幻觉（这种幻觉不仅美国人身上有，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也有）。

举一个例子。我曾经遇到一个美国的年轻人，他跟我大谈美国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模范生。出于好奇，我问他知不知道美国《1790年专利法》与汉密尔顿亲自设立的“考克斯基金”。

我提到的这两样东西，前者是人类法律史上绝无仅有的公开支持本国人窃取专利的法律，后者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公开派遣商务间谍窃取专利的国家机构。当年刚刚成立的美国，就是靠着这两件武器，从英国及欧洲大陆偷来了以纺织机为首的大量工业技术。要知道，那个年代的纺织机，相当于今天的5G和芯片。

我的问题把那个美国年轻人问愣住了，他回答我说不知道，学校没教过，报纸杂志也没见有人写过。我问他还认为美国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模范吗？他不吱声。

我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在油管上Fox频道和一个美国人聊天，他很热心地跟我介绍人权和种族灭绝。他是如此的热心，以至于我都不好意思装聋作哑，于是我问他知不知道美国宪法里的“五分之三原则”（平时把奴隶当财产，在分配议员席位等利益的时候把每个奴隶算作五分之三个人）。

这个美国大哥说他知道。于是我接着问他知不知道印第安小孩的头皮当年一块25美金，知不知道“野牛政策”是以灭绝印第安为宗旨制定出来的，知不知道国际法院检察官调查美国战争罪但反过来被美国制裁了，知不知道证据确凿的酷刑发明家吉娜·哈斯佩尔荣升CIA局长并且连续两年在全美公务员评选中名列前三甲。

可能是我问的问题太多了，美国大哥要反应一下，隔了一段时间才回复我：你说的不对，你撒谎。

我总有一种感觉，美国人民其实非常单纯，他们单纯地拥有一种生在“透明社会”的骄傲。在我眼里，这才是最可怕的。他们不曾有过深刻质疑的青春岁月，不敢想象自己可能生活在楚门的世界。他们中的有些人，脑子可能能转过一个弯儿来，打个比方就是从CNN和Fox中找出一个fake news，但要让他们转两个弯儿，相信CNN和Fox都是fake news，简直难于上青天。

这有点像什么呢？就像如今在美国遭人耻笑的QAnon（《我们是Q，是神的孩子，是美利坚最后的盾牌》），相信QAnon的人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希望你不要迷信，你自己去做检索（Do your own research）。”

当阴谋论的信徒们这么说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在逻辑上已经无敌了。说是变异也好，说是反噬也罢，QAnon的名言其实是对美式透明社会最大的讽刺。

这是美国精英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绝境。美国自己的黑历史太多，而美国又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上的“上帝之城”，为了保住那些自相矛盾、一戳就破的理论宣传，美国精英们不得不在国内和国际上撒谎、隐瞒、各种搞双重标准。

我曾经介绍过十年前斯蒂芬·M·沃特教授对这一现象的反思：《为什么美国人不觉得自己“双标”：哈佛教授总结的五个美国神话》。十年过去了，情况不仅没有好转，似乎还越加恶化。

这是美国体制问题演变的必然。对美国来说，越没有什么，就越高喊什么。美国越想忘记自己的黑历史，就越要抓住这种虚妄的道德优越感，就越喜欢撒谎隐瞒，也就越加腐蚀基础教育，也就越培育不出合格的公民，精英也就越受裹挟，政治状况也就越发恶化，最后，只能通过继续拔高虚妄的道德优越感来支撑，走向一个新的循环。

一个完美的闭环，沿着既定的轨道，向灾难的深谷加速滚落。

批判性思维与逃避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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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经常思考西式的“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有一种常见的观点：西式教育比中式教育更具有批判性思维。这个结论甚至成为了某些人的真理。这里我想用“批判性思维”审视一下这个观点。

古代的批判性思维，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我们不谈。现代的批判性思维，肇始于胡适的老师杜威，主要含义是大胆质疑、谨慎断言，推荐的做法是延迟判断，以在判断前更仔细地调查思考。

这与许多人嘴上挂着的批判性思维其实是很不同的，不是说批评就等于批判性思维，也不是说我跟你想的不一样，就说明我有批判性思维。很多人质疑起来是很大胆，但下起论断来，同样大胆，一点也不谨慎。

那种基于非黑即白的二元论随口下结论的思维，谈不上批判性思维。那种用价值判断取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维，就更谈不上批判性思维了。

举一个例子，对疫情期间要不要戴口罩的问题，一些西方人士为拒绝口罩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其中有一条是这么说的，因为许多人不知道如何规范地戴好口罩，所以口罩的作用有限。我记得在中国颇有名气的美国记者何伟先生在其文章中也持有这个论调。

乍一看，好像这是一种批判性思维，但其实只要细想一下，就会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道理是这样的：

戴口罩有没有用？对那些怀疑论者来说，不知道，可能有用，可能没用。那么这时候就应该戴，因为如果没用，没什么损失，如果有用，可以保命（这是笛卡尔论证上帝的逻辑）。

如果有一些人不知道怎么规范地戴口罩，该怎么办？好办，电视、手机视频、广告标语、电梯海报加大宣传力度。不会戴，就教他戴。这也是中国当时所采取的办法。

这才是真正的批判性思维，有人不知道如何规范地戴口罩，那就想办法解决，而不是因为这一部分人暂时不清楚戴法，就来质疑戴口罩的作用。

不客气地讲，不少美国精英并不具备真正的批判性思维，他们所谓的批判性思维，变成了花言巧语、强词夺理甚至是信口开河。这在蓬佩奥、棉花哥这些哈佛耶鲁高材生的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缺乏真正的批判性思维，更广泛地表现在一些美国知识分子无力思考严肃的社会问题。

这里提供一个例子，今年6月《纽约客》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加州流浪汉的深度报道。报道中提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在全美，每500个人里，就有一名无家可归者。这些人里有不少是上班族，比如有一个护士，带着上小学的女儿一起住街头帐篷。他们租不起房子的原因，一是因为工资低，二是因为房价高。

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不少中国人可能会不假思索地说这是体制问题，需要在制度上寻找解决之法。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当我看到《纽约客》记者提出的解决途径、他采访的专业人士提出的应对思路，我却迷惑了。美国知识分子想出来的办法，大体上可概括为加强社会救助、增设夜间床位等等。

不得不说，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要放在中国，早被骂的狗血淋头了，但我看美国专家的语气，却显得那么理直气壮。

如果美式教育“批判性思维”把人都教成了这样，我真心不觉得它比中式教育里的“辩证法”强。

事实上，纵览美国的各个热点政策，有时很难想象美国是一个有批判性思维的国家。

枪支泛滥了，就持枪合法化。（别跟我扯什么人民持枪对抗政府，二十一世纪了，你真以为那两把步枪可以跟无人机、RPG和坦克车对夯啊？这明晃晃一个打着批判性思维强词夺理的例子。）

腐败没法管，就搞旋转门、政治献金、天价演讲，把权钱交易合法化。

毒品泛滥了，就毒品非罪化。

有问题不是去解决，而是强行赋予其“合理性”。我称这为逃避型政策。如果美国真是一个有批判性思维的国家，为什么在那么多重大社会问题上它都采取逃避型的政策呢？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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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还可以写很长，我甚至还没有提新冠疫情期间美国的糟糕表现，但我觉得已经够了，结论是非常清楚的：

美国毫无疑问是个无可救药的失败国家。

最后我想再重申一遍，今天的文章从题目到内容，都是参考的近来一些美国学者的观察视角，采用的他们的评判标准写成的。若有朋友看了喜欢，那都是我的功劳，若有朋友看了不喜欢，那都是老美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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