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籍华人的心灵史

2020

09.18

星期五

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想说几句话。

昨天的文章坚持了178分钟，然后没有了。因为我也懒得改，所以就不重发了。对昨天的故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去看《邓小平时代》第22章，或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相关章节。

——这些都是公开出版物，所以对昨天的文章为什么会消失这个问题，我是不能理解的。在平台的申诉渠道，我已咨询并问候了相关的审查同志。

好了，下面来讲今天的故事。

今天有一位主人公，我们暂且称呼她为X，以下的内容都来自她的自述。

X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八十年代医学院的大学生。在X两岁的时候，她的父亲被国家选派，前往哈佛大学留学。六年后，也就是X即将八岁的时候，她的母亲——一位军队里的内科大夫——辞职，带着她前往美国，投奔丈夫。

当时X的父亲已经在耶鲁了。也就在X与母亲到达美国不到一年半的时间，父亲的婚外情曝光，结果是X的父母亲离婚。

X跟着自己的母亲，而母亲不愿意回国。于是，她们便想方设法留在了美国。怎么留在美国的，X语焉不详，不过从下文中大概可以猜测，是黑在了美国。

X说，母亲为了她能上比较好的公立学校，努力在格林威治的富人区找了一份女佣的工作。平时，她就和母亲挤在佣人房的一张小床上，她身上穿的许多衣服，是主人女儿的旧衣服。

在美国念书的头一年，X是年级里唯一的亚洲学生。X至今不能忘怀的是，有一个同学是主人朋友家的女儿，有一天，在校车上，这个小女孩一屁股坐在X旁边的位置，大喇喇地问：你妈是女佣吗？

这个问题让X尴尬，不过最让她困惑的是，在课上老师讨论中国人的时候，她应该用“他们”，还是用“我们”来称呼。

初到美国，X没有朋友，她花了大量的时间看电视。有一天，她发现了CCTV。在她眼里，CCTV上都是“神圣的”宣传。整整一年，她和母亲一起看这个频道，当有一天这个频道被别的英语节目取代时，X宣称，自己当时忍不住“哭了”，因为觉得“身上的某个部分被刮掉了”。

童年没有留给X多少美好的记忆，至少她的自述是这么告诉我们的。X花了很大的篇幅写母亲的不可理喻——虽然似乎X也认识到，从一个饱受尊敬的内科大夫（尤其还是八十年代金贵的大学生）到一个每天累死累活的女佣，这种落差是非常巨大而且痛苦的。

X前前后后举了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母亲每天都很劳累，结束了工作就会瘫倒在沙发上，按着自己的肚子，给自己找病——肝癌、肠癌、肾癌……母亲总是说自己要死了，治不好了。

第二个例子，母亲得了严重的皮疹，身上脸上全是，但她就是不肯去医院，因为那“太贵了”，也“太复杂了”，而且“令人害怕”（我努力想弄懂为什么害怕，是怕被遣返吗）。当X劝母亲去医院看一看的时候，母亲厉声质问她：“你认为一个医生会不知道她自己的身体吗？”

第三，X差不多十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她从住宿学校回家，因为过敏，肚子很痒，便要求去医院看医生，母亲还是坚决不同意，坚持认为那只是“卫生问题”。于是X只能不停地挠，甚至抓出了血，血从T恤上渗了出来，惹得同学耻笑，让X觉得比死还难受。

在第三个例子中，X哭着跟母亲说，自己只是想看医生。

母亲却突然勃然大怒，骂道：“给我住嘴，肮脏的——人们就是称呼你的——肮脏的中国猪。”

X说，这是第一次有人用“肮脏的中国猪”骂自己，直到很久以后，她才意识到，这可能是母亲在当佣人时受过的侮辱。

让X一直记忆深刻的，是母亲还用“叛徒”、“恶心鬼”称呼自己，因为母亲认为自己为X奉献了一切，忍受了难以忍受的歧视与孤独。“她说她为我杀死了她自己，而我却准备背叛和遗弃她。”X写道。

从十五岁到三十五岁的很长一段经历，X没有说明。但是我们大概知道，她上了不错的大学，成了一名记者与专栏作家。她和她的母亲，终于获得了美国公民的资格。她有时会到中国采访，写有关中国的文章。而她的母亲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得了“渐冻人症”，住进了医院，需要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可能有些朋友已经猜出来了，故事里的X，就是《纽约客》那位曾经因在报道香港风波时存在明显的倾向性，以及被爆出新冠疫情期间母亲被纽约的医院拔管，而在中国网络上流行过一阵子的樊小姐。

9月14日，樊小姐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祖国》的长文。这篇文章在美国，以“我和我的母亲如何成了中国的（虚假）宣传”为题，被广泛流传。

我认真地读完了这篇文章，整个人感觉不是很好，所以想谈一谈感想。

上面概述的内容，大概占全文三分之一的篇幅。文章另外的部分，一半讲述了樊小姐母亲在新冠期间的遭遇以及樊小姐为什么会在推特上发自己和母亲的截图，另一半详细描述了中国网友是如何用言语辱骂她和她的母亲的。

关于前一部分，樊小姐解释道，她早就了解到疫情，并且在纽约刚刚爆出有病例的时候，就向母亲所在的医院护士提出警告。她得到的回复是：“你不能教我们怎么做。”

樊小姐说她听见护士在电话那头跟别人说：“她在教我们该做什么，但她是一个中国人。”

根据州法，医院要封闭，并且要把陪护人员都赶走。而樊小姐的母亲，一位渐冻症人，没有呼吸机会被自己的痰噎死的患者，身边是不能没有护工的。

与此同时，医院也不肯告诉樊小姐，是不是给母亲做了检测，也不肯告诉她，母亲所在的楼层，有没有患者确诊。

樊小姐说自己想过把母亲接出医院，但她自己租的房子小，也不能不去工作，更没有呼吸机等仪器——即使有也不会操作，所以她只能把母亲留在医院。

听上去还是比较合理的。

当她给母亲请的护工要被医院轰走、呼吸机要被拔管时，樊小姐说自己已经陷入了绝望，不得不把和母亲视频的截图发到网上，求救。

樊小姐花了一个自然段，详细描述当天晚上她获得了哪些好心的美国人的帮助。他们帮助她的结果是第二天早上先开了一个视频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由议员施压，医院的负责人表示，答应为樊小姐开一个之前不肯开的后门，让护工进医院照顾她的母亲。

樊小姐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写道：我在网上的发言起作用了，我不得不承认，这也跟我在《纽约客》工作有关联。这就是权力吗？

与感谢美国的好心人形成鲜明的对比，樊小姐在文章一开头以及介绍母亲终于获得特殊照顾的段落之后，分别花了很大的篇幅详细介绍中国的网友是怎么骂她以及她可怜的母亲的。

樊小姐把那些骂人的话一一复制进了文章，并且几次补充介绍，说这句话的账号来自中国，说那句话的账号名称里就有“China”一词。

樊小姐提到了《环球时报》，说《环球时报》发了一篇诋毁她的文章，还叫了一帮水军到网上骂她。

本着严谨的精神，我特地上网搜了一下樊小姐提及的文章，我发现，《环球时报》是转发了《观察者网》的文章，而原文其实是按照时间线顺序，对樊小姐发的推特，进行了逐条翻译。

文章还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读一读，等于复原樊小姐完整的求救过程。

樊小姐曾在推特上说自己的“中国面孔”是一个liability，国内有些人把这个词翻译成“累赘”。必须要说，樊小姐如此说法虽然让人很不舒服，但liability还没有到“累赘”那么重的程度。这里的报道没有跟风用“累赘”一词，算得上比较严谨。

另外，我强烈谴责用脏话骂人的行为。即使对樊小姐，这样做也是非常不对的。

不过，对樊小姐明确暗示的骂她的人都是《环球时报》——樊小姐在文章中着重强调“官媒”一词——叫来的，我表示怀疑。因为樊小姐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我注意到樊小姐对挨骂的描写里有一个细节，她提到了中国有一些好心的网友，提出要捐呼吸机给她的母亲。但是，樊小姐对此没有任何好感，她直接说：“（他们）推测像我这样忘恩负义的人，一定会在捐赠的机器上找茬。我在各个网络平台上遭到围攻……”

本着严谨的精神，我又找到了有关捐呼吸机的消息。

据说《纽约客》还曾经发文批判过《留学生日报》。而《留学生日报》称自己被《纽约客》“诋毁”。

在樊小姐的文章中，她称《留学生日报》为“民族主义者出版物”（“民族主义者”在当下的美国不是什么好词）。

从截图可以看出，“给呼吸机找茬”不是《留学生日报》的臆想，而是一拨反对《留学生日报》给樊小姐捐赠呼吸机的人的臆想。但樊小姐哪管这些，她的文章，读上去就像《留学生日报》一边捐呼吸机，一边得意洋洋地嘲笑她一样。

说实在的，樊小姐在对待美国好心人与中国好心人的态度上，前者感恩戴德，后者横眉冷对，这样的区别很让人寒心。

事实上樊小姐的整篇文章中，让人寒心的不止这一个地方，她对自己母亲的描写，也让我非常不舒服。

上文里我介绍了在她笔下，她的母亲是一位含辛茹苦但精神紧张、有些歇斯底里的女人。樊小姐自己挖掘了这背后的原因，她得出的结论是：母亲是一位典型的好面子的中国人。

因为好面子，所以母亲不肯回中国——这里樊小姐又顺带批判了一下中国，她说，中国社会“始终如一地把责任（可能指离婚的责任）归咎给女人”。注意樊小姐的用词，“始终如一”。

因为好面子，母亲无法正视自己不肯去医院的真实原因。

因为好面子，母亲无法释怀当佣人时被主人、被主人的子女瞧不起。

更因为好面子，母亲在得知自己得了渐冻症之后，不肯把病情告诉给大多数朋友——尤其是在国内的朋友。

且不说樊小姐对面子的理解是不是正确、对自己母亲是不是体谅，在她已经承认母亲好面子的情况下，她花费了巨量的笔墨，描写病中的母亲如何刁难护工、刁难护士、大骂以前的雇主和雇主的家人，她甚至还描写了一段母亲被不负责任的护士误打了“大便软化剂”而陷入恐慌，自己不得不反复解释的情节。

樊小姐如此行文，似乎目的是突出母亲病情的严重，情绪的乖逆，以及自己的辛苦，顺便塑造一个为了病重的母亲任劳任怨的女儿形象。

我理解樊小姐的辛苦，理解她倾诉的欲望，但我想问，描写自己的母亲的时候，尤其是自己也承认母亲是好脸面的老人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笔下留情，有些不必要的细节，是不是可以省略，不用公之于众？

我作为一个陌生的旁观者，一想到老太太的情绪，总会觉得提心吊胆。

文章最离奇的地方在于，樊小姐把自己对母亲的怨念——是的，樊小姐将此定义成“我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在图书馆对一个男孩的好感、对母亲服侍的那些被宠坏的小孩的憎恶、对母亲的恼怒以及我秘密的野心”——樊小姐将这种对自己母亲的复杂情绪，与自己对中国的认知联系到了一起。

还记得上面说过，樊小姐曾描述过母亲骂她“叛徒”吗？她把那个歇斯底里的母亲形象，嫁接到了骂她的中国网友身上。尽管她自己承认这种比较“过于简化”，但她还是毅然决然这么做了。

我很遗憾，因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文艺腔，将之用在社会批评、尤其是对“中国人”这个集合概念做批评的时候，是非常要不得的。

读了《祖国》这篇文章，我特地找了樊小姐以前的作品浏览了一下。我发现她的文章，到处都是这种偏颇的文艺腔。

比如她曾经采访过刘慈欣，尽管大刘明说了自己的小说关注的是更宏大的问题，没有太多政治隐喻，但樊小姐还是硬要把大刘的小说往伤痕文学上去引，更抛出了“三体星（高等文明）是美国，地球（低等文明）是中国”的暴论。

采访中，大刘表示中国是很复杂的，政治道路的问题也很复杂。大概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樊小姐文中就此对大刘进行了揶揄。

美国疫情开始恶化时，樊小姐说自己开始重读大刘，有了新的感悟，然后，她就转发了自己的旧文。

樊小姐在香港风波中的表现，相信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我就不再赘述了。

在9月14号的这篇《祖国》中，樊小姐也有一些让人想不通的操作。

比如她写了自己去美国之前的经历。

她说自己在动身前，熟人们遇到她和母亲，会问她是不是要去美国了？猜猜樊小姐怎么写的？她说：“没有冒犯之意的问题最有可能成为危险的引线……当我郑重其事地摇头的时候，我感觉我不是在撒谎，准确的说，我在转移肉体伤害。”

听听，“转移肉体伤害”，熟人们问个问题，小姑娘摇个头，摇出这么严重的后果来。

樊小姐还用了两个长自然段分享自己在中国上学的经历。她说因为她是重庆人，学校会组织去参观渣滓洞，了解“小萝卜头”。

“小学二年级以前”，她写过“一些”赞美小萝卜头的文章，她“掌握了套路”，那就是赞美人们为了别人而牺牲。但是，樊小姐强调，这种道德勇气与她在现实里观察到的“完全相反”，她说自己的母亲会为了避免自己“遭受体罚”，而孝敬老师一些“治疗小病的药物”。

读这一段的时候，我隐隐约约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后来我才想起来，我本人是在樊小姐之后几年上的小学，在我的印象里，一二年级都在识字造句，三年级才第一次开始写短文。在二年级之前——也就是一年级，就写了不少作文，还总结出套路，更捕捉到了现实的丑恶，樊小姐似乎早熟得有点让人诧异。

不排除重庆的语文教育就是这么安排的，也不排除樊小姐可能从小就是个不一般的孩子。

不然，她怎么能从熟人的询问中察觉出“肉体伤害”呢？

不然，她怎么能从母亲洗盘子时哼的歌曲，看出母亲“对党无怨无悔地热爱”呢？我在这里插一句，林一五的母亲也是那个年代的人，有时也会唱一些那个年代的老歌，在林一五看来，母亲哼老歌，是老人对青春的回忆，不像樊小姐，樊小姐把自己母亲哼的歌，称为“圣歌”。

也许樊小姐是想营造出一种“我无比忠诚，你的官媒却来骂我不得好死”的戏剧化效果吧？但我想说，这种碰瓷式的硬拗，实在很毁三观。

说实话，我对樊小姐的许多解读，真的感到无语。其实我觉得她根本不用困惑自己对中国人究竟该用“他们”还是“我们”，很明显，她应该用“他们”，因为从她文章看，她一点也不了解中国。她以为她了解的，是一个她想象中的中国。

这其实是许多华裔记者的通病。

前两天，我在查资料的时候读到《南方周末》2013年对“十大失望之书”的评语，其中有一本华裔记者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

张彤禾是何伟的夫人，前一段时间，我曾写过两篇分析，批评何伟最近的文章预设观点、选择性叙事以及遣词造句的时候故意选一些有歧义的词（这些词翻译成中文，隐含的意思就很难看出来了）。张彤禾的书似乎存在一样的问题。

《南方周末》对张彤禾那本书的评语是：猎奇目光过滤后的真实幻觉。

评语中有两段我觉得说得很好：

樊小姐写中国、甚至写自己的母亲，也给我这样的感受。

这些华裔记者，在美国文艺圈，很喜欢靠写中国来给自己找定位，但她们真的了解中国吗？我们要打一个问号，甚至是一个感叹号，如果不是省略号或者三根竖线的话。

我想起《华尔街日报》好像有一个姓Qin的华裔女记者，也常常写有关中国的“深入报道”，也是让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看得莫名其妙。我记得Qin记者专栏的自我介绍里还特意提到，自己幼年时，随家人回中国，在两个“重要的城市”，过了“两个完整的暑假”。

不禁要问，难道“两个完整的暑假”就能成为卖点，成为一种资格吗？这个门槛是不是太低、太自以为是了？

张彤禾和Qin记者的问题，也是樊小姐的问题。很多事情，不能一厢情愿、自说自话，有些浮于表面的可笑之处，其实非常明显。

在《祖国》中，樊小姐在快要结尾的时候说，和母亲二十年的相依为命，使自己有时“偷摸一瞥”，就能“读懂母亲心里在想什么”。

对这句话，我是不大信的。因为樊小姐仿佛忘了，在两页纸之前，她刚写过，母亲对她大叫：“你以为你和他们（那些蔑视母亲的傲慢主人）一样，因为你的英语，因为你的好学校……”——我们可以深究一下，母亲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

而在更前面一点，樊小姐还写过，“我母亲的英文一直很原始。甚至在她可以说话的时候，她经常用‘这个’、‘事情’、‘这里’、‘东西’来指代（不会说的词）。现在她（用字母板拼出）的句子在粗心的中文和中式英语之间摇摆……我既猜不透，有时也注意不到。”

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小结一下，从樊小姐这篇抒发自己心灵史的文章里，我通篇看到的，是显眼的“可怜”二字。

樊小姐从小被父亲抛弃很可怜。

母亲在极度贫困、孤独与忧郁中，忽视了樊小姐的情感需求，很可怜。

因为美国各级政府应对疫情不力，樊小姐的母亲遭受到了不人道的待遇，很可怜。

樊小姐在美国被一些白人或黑人用欠缺素质的话辱骂、奚落、歧视，很可怜。

樊小姐被一些中国网友用欠缺素质的话谩骂，也很可怜。

而主动把自己母女二人的情况，像自白书似的几乎毫无保留交待出来——不管是呼唤同情也好，为自己正名也罢——更是可怜。

说完了可怜，换一个角度想，樊小姐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性格，反思一下自己的知识结构与认知模式，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在你的笔下，你的母亲有一点自讨苦吃的意味，你呢？你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一模一样的问题？

最后，呼吁网友们不要再去骂樊小姐的母亲了，请理性爱国。我相信那些用脏话骂人的，代表不了一个族群。希望樊小姐像理解某些白人代表不了一个族群一样，理解某些中国人也代表不了一个族群。

也呼吁樊小姐自己，对自己的母亲好一点。

当看到樊小姐说“祖国”的时候，我感到些许的不适。这一点忍忍也就算了，毕竟樊小姐属于“他们”。

但至少，作为一个作家，当拿起笔写自己的母亲时，不要让人觉得恶心。

（本文有关樊小姐的事实性信息，全部来自樊小姐本人文章与推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