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话语研究：拓开传播学的新视野
摘要
在西方中心论和二元对立统领交际学的局限下，文化话语研究以人类社交实践“多样性”和“互动性”以及对文化和谐的追求，为学科创新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视野，特别是极大拓展了传播学想象，为媒介研究提供了一种更广阔的话语路径。同时，在文化话语研究努力成为一种底层解释逻辑的同时，也要注意其他学科的自有特征， 以实现透彻的学科融合。鉴于施旭教授构建的文化话语研究对于交际学、传播学的重要启示，在此我们对其进行全面梳理和阐释。
关键词：文化话语研究；传播学；媒介研究
二元/伪普适
志上自Zellig Harris于1952年在Language杂志上发表题为“Discourse Analysis”的论文至今，话语分析已有将近70年的历史，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20世纪70 年代后，语境 (context)、语域(register)、宏观结构(macro-structure)和微观结构(micro-structure)等问题的研究，使语言研究大大超越了句子的范围。20世纪80年代起，话语分析进入兴盛阶段。尤其体现在话语分析的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壮大，人员的分布也从原来的欧美扩展到亚洲和澳洲。但相比而言，美国的力量最强，接下来是西欧，然后是澳洲，亚洲和非洲力量较弱。
志上诚然，话语分析是西方(英美)文化的产物。从历史的角度看，话语分析最初是对西方传统语言学特别是句法理论的挑战和补充，与将语言与社会实践及其环境分开的形式语言学不同, 话语分析将“话语”当做是与语境或“实际生活”相关的语言活动。而在中国发展西方的话语分析，不仅因为它在中国具有潜在的重大意义却尚未有现成的对应物，而且因为它已是社会科学中发展迅速的一门前沿科学。换句话说, 将其“拿来”是因为它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如果从话语的生产、传播来说，该话语也具有让人迷惑的文化局限性。首先，“欧洲中心论”以及作为其扩展的“西方中心论”或“西方中心主义”仍充斥于西方话语分析中。以国际法治为例，有学者进行研究后发现，中国总是被视为国际法律体系中的“违法者”，究其原因则为某些学者总是机械地将西方国际法理论和思维套用到对中国国际法律实践的理解中去。其次，话语分析理论家往往以二元对立或者说一分为二的方式看待事物，并在被两极化了的事物之间构建一种简单的、机械的因果关系。在对“全球化”理解的争执不休中，便可以看到二元对立模式在作祟。美国著名学者杰姆逊将全球化理解为处于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第一世界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在新的文化空间中的冲突和对抗，全球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化。这种观点表明其在进行文化思考时便处于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文化发展进行预设。与此相应，起于上世纪90年代绵延至今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崛起论”也大多是从中国与西方世界二元对立的角度入手。
志上尽管如此，西方话语仍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渲染成具有文化普遍性和代表性的思想，并在第三世界及东方文化中被不断复制和扩散，形成一个全球化的体系，对第三世界及东方文化的发展和再发现形成一种无形中的压制。因此，这启示我们，在对西方话语进行研究时，应坚守“话语独立”的对话原则，在对话中时刻关注自己的话语立场，避免陷入西方话语二元对立与西方中心主义的老圈子中。
多样/交际
志上在此情形下，出于对西方话语研究体系的学术反思和文化回应，并顺应国际社会多元文化发展的需求和潮流，一种新的知识活动、学术思潮和在这种运动推动下形成的多元学术体系在国际学界出现了，即“文化话语研究”。
志上与西方话语不同，文化话语研究以“文化”为中心内容，并采取一种综合的立场，即认为“文化”既不是本质、客观的，也不是虚幻、主观的，它同时是物质的和精神的，是特定社群社会实践的一方面，是一整套存在于一定社区/群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的规律、规则、概念、价值、策略、身份地位和社会关系等综合系统。因此，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不同群体/话语(体系)的关系之中。这也就决定了文化话语研究所突出强调的两个特点：多样与交际。首先，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等西方政见，文化话语研究关照人类话语的文化多元性、文化竞争性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这尤其意味着关注弱势文化群体的利益、困境与期望，以实现人类文化自由、和谐与繁荣的终极目标。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埃尔·亨廷顿在其文章《文明的冲突》中虽然明言西方文明并无普世性，而且也看到了西方“四分五裂”正在走向衰落的前景，但其将世界文明进行机械式地分类，并且认为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可能联合起来对西方文明构成最严重的威胁则无疑掉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中。与其相比，文化话语研究努力发掘、构建非西方、南半球话语的研究体系，推动、参与不同文化范式间的批评与对话，消解国际话语研究的文化隔阂与偏见，实现人类话语学术的繁荣与创新。
志上其次，由于承认文化多样性，文化话语研究则更强调交际。一方面，在不同语境社会中，文化话语研究的展开根据实情而定。在同语境情况下，可以根据自身想要的交际目的、需要甚至是美感的要求来决定话语间的交流。而在异语境下，则应该根据自身目标为出发点，兼顾他者语境进行谈判与谋和，找到共同的、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目标。比如“言不尽意”，中国语境认为这个世界没有办法用语言完全表达，但西方语境则更加倾向于句式结构的呈现，一时之间无法理解。所以应该进行对话，而不是将西方语境下的处理方式进行强加。另一方面，与西方话语明则强调自由平等，而使用“文化工业”暗箱操作不同，文化话语研究从一开始就不避讳人类话语的不平等关系。但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看法，而是认为人类多元文化的话语体系在矛盾的循环运动中走向更加文明的权力平衡。不同话语体系的权力秩序不是永恒的，持续几个世纪的西方话语主导地位不会永远不变，而每一次的话语秩序的更迭也都会走向更高水平的和谐平衡。在对国际组织治理的正当性进行话语研究时，学者施旭以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为例，指出其正当性来源于对亚洲地区发展需求和治理困境的积极回应，基建项目的高效审批、制度的合理创新和国际成员的广泛认可，从而驳斥了作为一个由发展中国家主导创立的新兴国际组织，“亚投行”治理能力有限，无法达到多边开发银行的高标准以及中国筹建“亚投行”是为自身政治利益服务的多种质疑。
因此因此，以“多样”与“交际”为核心特点的文化话语研究鼓励不同文化范式的创新与对话，通过对各种文化话语的全面、多元、辩证、深入的描写、分析、解释、比较、评价，揭示尤其是被文化无知、偏见、歧视所笼罩的话语的特点、复杂性(如庞杂的联系、尴尬的矛盾、并存的优缺点)以及发展的空间与策略，使话语研究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合作、繁荣做出贡献。
技术话语：传播学媒介研究的新思路
在旧在旧石器时代的几百万年中,相互合作的血亲社会在漫口的依赖期中生存,但“农业革命的到来使一切发生改变”，并且“第一缕文明之光出现在烈日暴晒之下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滋润着的一片荒原上”。这是政治、经济、文化作为常口的影响因素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出现后，尽管起初存在时空上的局限,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放弃不切实际的交流梦想，同时又保留它激发出来的好处”。然而，当技术进入社会领域，它就永不停歇地和人相碰撞，人与技术的结合就不可避免。媒介技术真正作为一种社会影响因素始于第一个体内化媒介即口语的诞生，印刷技术的出现第一次使信息得以流向更多个体，大众传播媒介包括广播、电影、电视、杂志等则在二十世纪将媒介对人类的影响淋漓尽致般地体现，互联网的普及更是让众声喧哗、无所不能的时代来临。不过，传统的媒介研究对技术与人的认识却还不够全面。
在旧以传播学领域中媒介研究为例，由媒介环境学派为代表，沿袭而来的媒介批判论、媒介效果论以及新近研究如媒介化理论、媒介学、媒介考古学等都对技术与社会之关系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媒介研究在两方面有其局限。首先，在探讨技术作用时仍略微呈现技术优势倾向。如麦克卢汉曾对体内化媒介——语言做出评价：“所有的知识形式都有一个前提，即人类在语言之中，我们不能超越语言和符号来理解一个未经中介或未被再现的世界”，以及承袭其思想的波兹曼、梅洛维茨等学者无论是认为“电视保持着一成不变的笑脸”还是“打破地域，使信息系统产生融合”，终归没有将个体的人放入思考之中，而是从技术力量出发进行思考。哪怕是近来的媒介化理论，其试图把握媒介、传播的变化与文化、社会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将媒介的作用运用到政治、宗教等领域中，但也认为“我们最终会回归到与传播有关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尤其是传播与媒介的制度化和物质化”。其次，无论认为媒介的效果积极与否，媒介研究暂且没有涉及到族群差异性的探讨。麦克卢汉曾寄予媒介技术极大的乐观态度，以至提出“地球村”的概念。虽然仔细阅读麦克卢汉后会发现他的幽暗意识，即他从来没有认为统一和宁静是地球村的特性。地球村实际确保了所有议题的最大分歧，因为村庄条件的增加创造了更多的不连续性、分裂性和多样性。人人互联使得很多人感觉不堪重负，失去了个人认同。对此的回应是暴力。战争、酷刑、恐怖主义和其他暴力行为都是在地球村里对认同的寻求，导致屠宰对方成为最常见的部落游戏。但是，“村”所呈现的刻板印象即缩小甚至抹杀了不同国家、地区、族群间的差异。而基于此，文化话语研究对媒介研究的意义便体现出来了。一方面，文化话语研究号召对媒介技术的研究回归到“人”本身，通过探讨人所具有的交际性、文化性试图从“人”入手去构思人与技术关系如何，以期在媒介技术的使用、效果、反馈中重新塑造媒介与人的关系。另一方面，文化话语研究直指族群差异性，并且不含蓄地认为也应赋予媒介技术以文化性、交际性，为思考同一媒介技术在不同文化中所产生的效果以及如何看到这不同的效果提供了新思路。
在旧施旭在对人工智能进行研究时就认为，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智能话语现象，即“智能话语的主体”、“智能话语的内容”和“智能话语的效力”。但是，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认识却依旧在二元对立的漩涡中难以逃脱。以Stuart Russell和Peter Norvig对人工智能的主流定义为例：像人一样思考( thinking humanly) 、像人一样行动( acting humanly) 、理性地思考( thinking rationally) 、理性地行动( acting rationally)。在这些定义中，所使用的动词皆act而不是interact( withsomeone)；think而不是think( with someone)。现有的人工智能观念依旧把“智慧/智能”归结为人类头脑的、个人行为的、单向度的产物，没有跳出“主与客”“我与他”二元对立的窠臼，依旧秉持个人主义价值观，更没有考虑到人类的文化性(文化族群社交实践的差异性、竞争性) 。
在旧而若从文化话语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人”“智能”以及智能生成机制，则可能实现人工智能理论创新的突破口——树立具有“交际性”“文化性”“协作性”的新型人工智能概念。将以文化性为特点的文化话语研究引入人工智能的概念辨析中皆为有的放矢，在此可用哈罗德·拉斯韦尔的5W框架予以解释。首先人工智能的传者（即创造者）是人类，而人类本身就具有文化性，那么，研究者、工程师、管理者的文化特性就自然而然会体现在对人工智能的一系列实践中。其次，人工智能的受者（即使用者）也是人类，不同族群对于人工智能的认知、态度、使用、应用也具有文化多样性和竞争性。而不同的文化用途也许会带来不一样的文化发展和总体的繁荣，但也可能导致不平衡的甚至冲突的文化关系。这也是人工智能的运用（即效果）。再次，人工智能的创造（即内容）依托于数据(源)，而数据(源) 存在于特定具体的人类文化场景中，因而也会反映或折射出文化特性。最后，作为人机交际的智能话语本身（即渠道）也具有鲜明的文化性。比如，中国人与中国智能机器会依据中国文化习性和原则，生产出“中式智能文化话语”；相应地也会存在“美式智能文化话语”。而中美两大智能话语体系连同其他文化体系也会产生类似传统文化话语体系之间的交互，因而又生成十分复杂的智能文化话语关系和秩序。因此，这就有很大的必要建立新型的“人工智能”概念——即有与人类协作共生的秉性、维护文化多样性的机制、与人类有效交际的能力的“计算机器系统”。
在旧不过，笔者也认为，万物皆媒时代已来临，在“人人麦克风”与“谣言满天飞”并存、“精准推荐”与“隐私泄漏”并生、“万人/物互联”与“数字壁垒”并在的当下，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新探讨媒介技术与全社会之关系自是当务之急。因此，不仅要看到从人（的文化性）出发，赋予技术文化性、交际性的可能，也不得不警惕媒介技术本身所具有的力量。诚如海德格尔所言的“座驾理论”，当代技术已经成为弥漫在各个事件中的因素；学者胡翼青在谈及当下的种草带货时也认为，“无论是用户间刷屏的评论，还是主播的倒计时、“买它!”等营销技巧，均烘托出一种你追我赶、时不我待的竞赛氛围。一旦倒计时结束，用户如洪水 “管涌”一般，大有决堤之势”。因此，在技术如此之快的速度下，不仅仅要用新概念进行变革，也更加应该注重技术自身之势及其发展逻辑。技术作为一种介于有意识与无意识的存在，在被创造之后本就可以自己发展。
结语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
和而“和而不同，美美与共”。这并不是一句口号式的呼号，而是寄予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促进和谐共处的期望。在此愿景下，一大批学者逐渐发展出文化话语研究这一新范式，为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在与其他学科向交融时，也应关注其他学科自身的特性，继而将这一研究方法贯穿其中，要警惕将盲目运用的危险，如此，这一研究方法才能在我国首创之后继续运用到其他学科与领域，成为一种底层的思考逻辑。
文章来源
李琳,苏涛.文化话语研究:拓开传播学的新视野[J].海河传媒,2021,{4}(02):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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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金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