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研究范式 · 姊妹篇
编者按：这是一对介绍话语研究范式的姊妹篇，原为作者主持的两个期刊专栏而作。前篇关于“文化话语研究”，后篇关于“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前者为后者的发展蓝图，后者为前者的文化实践；但两者都是对各类西方中心主义传播学、话语分析的文化多元和谐主义回应。
01
文化视野下的话语研究
摘要：国际主流的交际学（Communication Studies）包括演说、修辞、话语、媒体等研究，其从普世的立场出发，叙述西方的概念、理论、价值、原则、方法及问题，又依托西方的经济、科学、教育、传媒优势，构建了一套文化霸权的话语体系。它不仅遮蔽了人类交际的文化（差异、争夺）性，而且抑制了文化多元对话创新的可能性。本文旨在展示一种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秉持多元文化主义的交际学新思潮、新范式和新平台——文化话语研究（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作为新思潮，它关注人类交际的文化差异和文化权力关系；作为新范式，它筹划和提供文化多元主义研究体系的建设方略；作为新平台，它助力关于文化话语研究的交流与合作。
关键词：文化视野；话语研究；交际学；文化差异；文化权力
上下拉动阅读全文
一、引言：文化缺失的交际学
当今社会科学中的（广义）交际学是在20世纪西方修辞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批判理论、文学等的影响下而形成的广阔而独立的学科，包括不同但相联的分支，如传播学（重媒体分析）、新闻学（重信息分析）、话语分析（重文本分析）等。
交际学从普世的立场出发，叙述西方的概念、理论、价值、原则、方法和问题，并依托西方的经济、科学、教育、传播优势，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了一套文化霸权话语体系。在效果上，它遮蔽了人类交际的文化性——话语体系之间的异质多元性和权力竞争性，加深了东方主义偏见和歧视，抑制了东方民族学术的传承与发展，也排除了文化多元对话创新的可能。
以传播学为例。综观国际传播学领域的中国问题研究（近年关注度显著提高），相关议题不仅反映出很强的选题偏向，更显示出很深的预设偏见（施旭 2018）。目前，在国内大学的新闻学、传播学等课程的教学内容中，西方（男性白人）学者的论著占据主要地位，无论是理论的、方法的还是实证的。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学者们采取普世主义、客观主义立场，几乎完全忽视或排除了其他文化圈的理论、实践和关切。
话语分析的情况也类似。话语分析虽然有不同分支，但普遍具有西方文化的偏向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效应。在后现代主义、社会建构主义、“语言转向”等思潮影响下，学界出现了不少关于“语言构建现实”“语言施展权力”的分析，也因此引起其他学科的关注。但是，这类工作拘泥于（书面、口头）文本（text，又称语篇），解读个别语言结构的内容（语义）、成因（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功能（目的、意图），将语境（context）排除在调查、剖析、解读范围之外，只当其为阐释文本的现成工具。这反映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实质：1）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即分裂文本和语境，拔高前者，轻视后者，刻舟求剑，断章取义，这便于从单一的语言学视角操作；2）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和视角，即将话语看作言说者单向度的、以己为中心的文本生成，而忽视对方的理解和反应、交际双方的互动对话；3）采取普世的立场，即将西方的概念（比如text、context）、理论（比如认知理论、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功能主义理论）、价值（比如民主、自由）、原则（比如解读语言结构与语境的因果关系）、方法（比如语义学、语用学）和问题（比如预设条件、身份认同）当作话语研究的“普适”标准。西方语境下的话语实践又借助西方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优势，通过教科书、标杆期刊、网络传播、（主旨）演讲、留学深造等途径，使这种范式形成一个单向度的（从西方大都市传播到东方世界）、被盲目膜拜的霸权话语体系（Alatas 2006；Thussu 2006；Miike 2009；Shi-xu 2009；施旭 2010）。
对于非西方语境下的话语实践来说，这一体系可能忽视了其他（本土）文化范式中的概念、理论、价值、原则、方法和问题。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东方世界的学术资源和遗产可能被忘却、受侵蚀。而一味地拿西方视角来透视东方世界的“现象”和“问题”，不仅只能重复陈旧的东方主义“知识”，甚至可能加深殖民主义偏见和歧视。值得思考的是，将研究目标局限在语言（解读），放弃对语境（包括物质的和机构的）问题的解构，疏于对语篇和语境的综合辩证判断，最终也不可能触及和解决实际问题。
二、作为新思潮的文化话语研究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群研究语言、修辞、交际、传播、话语的学者，不满于交际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关切世界不同的尤其是被边缘的文化圈，因而选择面向新课题、新挑战、新机遇、新知识，通过跨学科、跨文化、跨历史的路径，探索文化对话的基础与路径、文化竞争的理论与对策、文化发展的目标与策略，产出了一批以突破西方藩篱、传承东方智慧、关怀本土需求、追求文化创新为特征的学术成果，形成了交际学中的多元文化主义新思潮。
这种思潮分为三种模式，即“文化普遍型”“文化特殊型”和“文化评判型”模式。第一种模式认为，文化普遍地存在于人类交际之中，因此以文化划分的交际形态既有差异又有共性，反映在不同文化圈所使用的交际准则或信号上，而研究的目的正是要发掘这种文化的交际准则系统（Carbaugh 2007；Carey 2008；Scollo 2011）。比如，交际民俗学（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Hymes 1968；Bauman & Sherzer 1974；Gumperz & Hymes 1986；Phillipson 1992；Saville-Troike 2003；Carbaugh 2007）具有较为全面和整体的交际/话语观，同时认为交际具有文化差异，并建立了统一的分析模式（SPEAKING）。但是，它不仅缺乏对于文化（话语）间（辩证、互动、权力）关系的考量，而且也缺乏明确的历史观。因此，在研究对象、焦点和目标上，它对特定话语社群的研究有余，而对不同话语社群间的（竞争）关系研究不足。换言之，虽然这种模式从人类交际普遍性出发，把注意力指向了人类交际的差异性，但是对不同文化系统间的（多元复杂）关系却避而不谈，因而也就遮蔽了不同文化体系间的权力张力关系。
第二种模式认为，文化各不相同，反映在思维方式、核心概念、世界观、价值观等方面。该模式的目标一方面是建立特定文化圈独立的交际理论，如亚洲理论、非洲理论；另一方面是通过发掘与西方理论的差异，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Asante 2006；Miike 2009；Xiao & Chen 2009）。虽然这一模式重申和凸显了被西方理论压制的非西方交际的异质性，但是它也同样避开了不同文化之间交际的各类互动关系问题，当然也包括权力压迫/反抗关系问题。除此之外，该模式没有回答这些不同交际体系的共性问题、共处问题。
第三种模式是本文重点讨论的对象。文化话语研究认为，在如今（逆）全球化、本土化、多元化、多极化、网络化、智能化条件下，破解文化间差异、互动和竞争问题的必要性、急迫性变得愈加突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后浪推前浪，因此必须探寻文化思潮的新方向。具体地说，“文化评判型”模式虽然与前两种模式在交际的文化性问题上有重叠和相似之处，但它明确强调“文化话语（体系）”间的互动关系（见下文），特别是其中的权力关系（Shi-xu 2005，2009，2014；Pardo 2010；Prah 2010；Shi-xu et al.2016）。尽管这是一套涉及全球人类交际的研究体系，但本文并不认为其观念是普世（适）的：既然人类交际的不同文化话语体系间存在权力关系，那么相关的学术话语体系也是开放性的、对话性的、批判性的、竞争性的。
三、作为新范式的文化话语研究
文化话语研究这样定义其研究对象：话语是在一定历史和文化关系中，以语言（比如汉语）及媒介（比如新媒体）使用为特点的社会交际实践。这种实践可以是单一的，比如中美领导人关于贸易问题的一次谈话（“事件”）；也可以是集合的，比如一段时间内中美两国不同团体就经贸问题进行的各种交流（“活动”）。
作为社交实践的话语由六大要素组成：1）对话主体（参与个体或团体、身份、地位、社会关系等）；2）言语（“说的”）/行动（“做的”）；3）媒介（新媒体）/场域(时空选择）；4）目的/效果（包括原因、后果）；5）文化关系（思维、价值、规则等，以及民族或社群的权力关系）；6）历史关系（与以往相关话语的传承、排斥、创新关系）。须注意，这样的话语概念与Lasswell（1948）关于交际传播的“5-W”分析模式（“Who, said what,in which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大有区别。Lasswell的交际概念虽然显示了类似的整体、全面和多元的视角，但是其在理论上忽视了交际环节之间的辩证联系，也缺乏历史观和文化观（包括权力观）的考量。
文化话语研究的最基本预设如下：全球人类交际系统由不同族群的交际实践子系统组成；它们并非相互统一，更非相互平等；这些子系统的根本属性是文化性；这种子系统我们称之为话语，据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亚洲/发展中国家/东方话语”。这也是将本文的模式取名为文化话语研究的重要原因。
当代学术界（如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传播学、跨文化交际学、语言学等）对“文化”有不同的定义和概念（Hartley 2002：51-53；Baldwin et al. 2006）。比较流行的观点有两大类：第一类将文化看作观念、价值、规则、符号、习惯、机构系统，它客观存在于民族、社群、国家等不同社会组织的实践之中，具有影响、指导社会行动的功能（Swidler 1986；Scollon & Scollon 2000）。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平行且平等的，没有权势强弱之分，因此不存在权力利益之争。这是一种结构主义思维。第二类把文化看作意义争夺的场域，即一切（东西方）文化（差异）如同其他社会“现实”一样，都是符号构建的产物，充斥着权力和利益关系（Collier 2000；Barinaga 2007；Askehave & Holmgreen 2011）。这是一种后现代主义思维。
文化话语研究采取一种综合的立场。“文化”既不是本质、客观的，也不是虚幻、主观的，它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即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交际主体（包括身份、地位）、思维方式、规律规则、概念理论、价值观、媒介工具、目标策略等的综合系统。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具有关系性的。
话语的“文化性”有两层含义：1）历史形成的族群话语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关系，反映在主体身份、思维方式、世界观、概念理论、价值观、行动规则、媒介工具、语境等方面；2）历史形成的族群话语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关系（借鉴、对话、渗透、融合），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权势关系（合作、竞争、压迫、抵抗）。因为文化渗透和贯穿于话语，所以研究话语即是研究文化。就学术话语而言，其同样具有这种文化性：各民族的学术话语有自己的概念、理论、方法和问题意识，而且这些话语体系之间有权力竞争或合作的关系、权势不平衡的状况；西方传统学术话语体系是世界话语秩序中的强势一方，不能普遍适用于世界其他情形。
那么，如何理解不同文化的话语（当然包括学术话语）之间的关系及历史发展走向呢？文化话语研究认为，多元文化交际实践的话语通过相互不断的矛盾运动，螺旋式地从文明的低层次走向更高的层次。该观点蕴含三层含义：1）不同文化的话语可以被看作具有“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维特根斯坦语）的聚合体，它们之间有不相称的同一性。因此，尽管东西方话语有差异，但是它们有条件、有可能进行对话。2）它们处于相互作用（比如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的动态权力关系之中。中美话语不是处于简单的平行、平等关系中，它们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和斗争。3）人类交际中的权力互动秩序不是永恒的，持续了几个世纪的西方话语的主导地位不会永远不变。如同在阴、阳两极的矛盾循环运动中，“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然而，每一次话语秩序的更迭都是走向更高水平的权力平衡。由于人类话语秩序同构世界秩序，这也意味着人类将不断走向更高水平的文明。
根据话语研究目的的不同或侧重点的不同，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将话语分类：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我们可以将话语分成社群话语、个人交际话语和群体交际话语。其中，社群话语往往是便于研究不同社会关系及其之间关系的话语，包括私人话语和公众话语。从社会行业范畴的角度，我们可以将话语分成不同的行业话语：政治、经济、外交、教育、新闻、媒体、大众文化、法律等行业话语。这种分类一般用于探索社会行业中的话语运作规律或对行业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审视和评价。从具体事件、具体话题或具体社会文化问题出发，我们可以将话语分成不同的问题事件话语，如当前中国政治生活中关于和谐社会的言说，易中天所讲述的三国故事，美国政府通过各种媒体提出的反恐言辞，第三世界表达的反霸权、求发展的主张和心声，等等。这三种分类方法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不同的话语之间存在着语境、语言符号及其使用上的差异。当然，这三种分类方法下的话语其实相互关联甚至有着重叠的方面。外交官、大学教师的行业话语可能同时带有特定社会阶层的特征，政治领域的话语可能直接体现在对某些社会问题的讨论之中。
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实践领域和不同事业目标需要依托不同的话语体系；话语实践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受话语体系的影响，甚至取决于话语体系的状况。话语体系指特定社会群体在特定的社会领域就某个问题或目标，进行话语实践所依托的交际体制和交际原则的统筹系统。一般来说，交际体制包括集体性的主体，组织机构，交际手段、设备、渠道，等等，本质上偏向物质性，是话语实践的“骨骼系统”；交际原则包括相关的概念、价值、理论、策略等，本质上偏向精神性，是话语实践的“神经系统”。换言之，话语体系在功能上构成、支撑、引导特定群体的话语实践。如同作为子系统的文化、文化话语是具有关系性的，一个话语体系与其他话语体系也形成一定的互动关系，因而本身也具有开放性、变化性。一个文化圈内的话语体系具有一定的共性，也有一定的个性，比如当代中国话语系统中的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科技、法律、卫生话语体系。
社会生活离不开话语，社会实践往往是以话语形式完成的。话语贯穿政治、经济、外交、国防、教育、科技、艺术、法律和宗教的全过程，甚至占据主要位置，起主导作用。朋友交流、信息查询、读书看报、商业谈判、产品推销、工作汇报、课堂教学、法庭裁决、国际合作、反恐维稳、推行（逆）全球化，如此等等，都少不了话语。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话语构成社会生活。
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不是孤立的语言、媒介、心理、社会、文化现象，而是现当代生活中多元要素组成的社交现象，比如大众传播、文学欣赏、教育训练、商业广告、科学发明、法律审判、公共卫生、国防建设等实践活动。显而易见，这种交际活动往往与社会、文化、心理、历史、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等因素有关。因此，文化话语研究必然是跨学科、跨文化的。
文化话语研究重视和强调话语的实践性、文化性和历史性。这些独特性尤其表现在文化话语研究秉持的原则上：1）在研究对象和问题上，聚焦历史、当下和未来话语实践，以揭示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找到化解矛盾的方法、提出以话语促进文化和谐的战略与策略；2）在理论上，重点观照人类话语的文化多元性、文化竞争性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这尤其意味着关注弱势文化群体的利益、困境和期望以及相关的话语霸权，以实现人类文化自由、和谐与繁荣的终极目标；3）在研究方法上，运用跨语言、跨学科、跨历史和跨文化的整体多元辩证开放视角，采取文化多元、平等、和谐的政治标准；4）在研究范式的发展上，发掘、构建非西方、南半球话语的研究体系，推动、参与不同文化范式间的批评与对话，消解国际话语研究的文化隔阂与偏见，实现人类话语学术的繁荣与创新。这些原则也反映了文化话语研究者的使命、作用以及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差异性。
鉴于交际学的局限、国际社会的困境、多元文化主义的涌动，文化话语研究建立了自己的学术方向。急切关心的重点问题包括：人类不同文化的话语具有什么样的性质、特点、差异和规律？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权势关系？各有什么优点、缺点和问题？应该如何相互借鉴、合作？相关话语社群如何交往、合作和竞争？又如何通过话语改变自身和世界？应该如何去认识、描述和评价人类文化不同的话语——包括它们之间的权力关系？如何推动话语研究的文化多元对话与批评，进而实现话语研究的创新与提高？这些都是文化话语研究要回答的实证问题、方法问题和（元）理论问题（Shi-xu 2015）。文化话语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从文化自觉和文化政治的高度，去揭示人类话语的文化特点和文化困境，发掘文化和谐共存的方法和路径。
在具体问题（比如对于特定的文化话语，像当代中国话语、中国外贸话语、中国公共卫生话语）的分析上，研究者特别注重回答六方面的问题：1）谁（不）在说话？具有怎样的身份、地位？2）（没）说什么？如何说的？做了（什么）吗？3）是如何运用媒介的？在怎样的场域中？4）由于什么？为了什么？产生怎样的影响？5）上述各项有什么样的历史关系？6）上述各项有什么样的文化关系？当然，每一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根据具体的研究目的、材料性质进行调整。
在分析过程中还必须注意，这些分析范畴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辩证的。道理很简单。在对话主体与言语行动的关系上，中华文化有“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日》）、“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文如其人”（宋·苏轼《答张文潜书》）、“人微言轻”（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孟尝传》）的认识。用汉语还是外语，反映的文化权力关系不一样。新媒体改变了交际效果和社会关系。因此，在阐释路径上，研究者应该注意范畴之间的关联性，求得相互、循环阐释。
从历史的角度上看，文化话语研究的形成一方面是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文化研究（包括反种族歧视研究、女权主义研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了亚非拉/东方的学术成果和文化智慧的启发；但更重要的是，受到人类多元文化现实的驱动，以及发展中世界争取民族文化自由、平等与发展之理想的激励。
四、作为新平台的文化话语研究
文化话语研究也是交际学、话语研究的国际交流平台。为突破交际学界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威藩篱，文化话语研究集结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第三世界/南半球的学者和研究生，他们成为该领域国际论著的作者、国际会议的参加者。文化话语研究有专门的国际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2004年成立）。文化话语研究有专门的国际学术期刊（Journal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每年四期），该刊由笔者主编，2015年第一批进入“新兴来源检索索引（ESCI）”系统，目前已出版十四卷，刊发了本领域的典型、核心文章。除了文章交流园地之外，文化话语研究也有著作出版渠道，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丛书（Taylor & Francis出版）由笔者主编，业已出版六部专著。两年一届的国际学术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已在中国、巴西、荷兰召开六届。此外，文化话语研究建有自己的学术网站（https://shixu.hznu.edu.cn）。
在这个国际大平台里，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研究亚非拉等不同文化圈话语、构建东方话语研究范式、解构话语学术文化霸权、探究话语学术文化对话的论文和书籍。它们揭露主流学术体系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缺陷与后果，挖掘东方话语体系的特征与问题，凸显东方话语社群的身份与位置，开拓东方学术发展的战略与策略。比如，非洲学者提出，语言学家应该更多地致力于众多非洲土著语言的标准化，以扶持本土的经济发展（Prah 2010）；拉美学者提出，话语研究的目标应从语篇转向语境，进而提出新的研究问题（Pardo 2010）。
五、结语
西方主导的话语分析或更广泛的交际学，不能适应文化多元、世界分化的现实状况和需求，更无助于学术的文化创新。文化话语研究是社会科学领域中兴起的学术思潮、模式和平台。为追求学术文化多元化、本土化和学术创新，一群来自交际学不同领域的学者，正努力构建民族文化的话语研究范式，探索解决民族话语和人类话语的问题，产出了一系列重要并将引领未来学术发展的成果。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是文化话语研究的一份子，也是它的具体文化实践。前者与后者共生共建，推动话语研究乃至交际学朝着促进人类文化和谐繁荣的方向发展。
本文原文以及参考文献见：施旭.文化视野下的话语研究[J].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1): 38-44.
02
当代中国话语的文化研究范式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话语往往是按照西方学术范式来描述和阐释的。在全球化、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和新媒体时代，仍旧照搬西方，刻舟求剑，无助于学术进步，更远离国家战略目标。本文从多元文化主义和中国立场出发，提出当代中国话语的研究模式，包括哲学框架、理论框架、方法框架和问题框架。不同于以普世主义为名、西方中心为实的交际学主流（诸如“传播学”和各类“话语分析”），这种文化范式主张从整体交际实践看话语（哲学），从全球语境和文化传统看当代中国话语（理论），从实证与直觉结合看话语特点和意义（方法），从现实需求看话语难点疑点（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发展战略。
关键词:全球视野；文化多元；中国立场；研究范式；发展战略
上下拉动阅读全文
西方交际学（包括话语分析、传播学）是社会科学领域中一门发展迅速、影响较大的新学科，因其具备中国语言文化研究传统未有的独特视角，其中的许多概念、范畴、理论、方法、做法等，在中华学术中没有直接的对应，如“语篇”“语境”“再现”“言语行为”，或是对于现实构建、权力行使的分析，甚至连“话语”一词也是从西文中的discours（e）一词翻译过来的。中国学术要发展和创新，需要与世界交流对话，但这种交流对话的必要条件是具备自我民族文化身份。
改革开放以来，语言学界、外语学界、新闻传播学界有一种追随英美西方，偏信、盲从或依赖西方（白人、男性）学术的倾向，因而失去了民族文化的身份、视角、价值观，更疏于对东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学术的关怀。一篇分析中国话语的中文期刊论文，可以完全照搬西方学者的研究观点；历经4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话语研究千姿百态，但研究目光却限于西方话语分析偏好的领导人的词语、新闻报道的标题；话语离不开（新）媒介（技术），但“（批评）话语分析”和“传播学”仍然还是两张皮；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深入发展，中国与世界已经不可分割，然而关于中国话语/传播的研究往往将其当作孤立的异己。长此以往，盲目承袭西方学术俗套，无视中国视角、中国现实、中国国际语境，只能加深误解甚至导致误判，终将失去中国发展良机，也终将失去中国。在这种文化危机情况下，大力推进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体系建设，构建、发展和传播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学术范式，是中国社会科学界，包括（批评）话语分析、传播学在内的交际学面临的一项急迫而重要的使命任务。
构建中国话语研究范式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文化意义。首先，新范式将使中国话语学者获得民族身份和声音，成为国际学术圈中富有主体性和活力的一员，推进人类学术民主化；其次，新范式可以更加全面精准地透视和评价中国话语，让中国更好地认识自己，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再次，新范式还可以以自己的视角、理论、方法、问题意识去拓展、丰富、深化当下主流学术传统，促进人类学术创新；最后，当文化平等的学术对话与批评得以开启时，话语研究势必促进人类的相互理解和共同发展。
1. 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体系
构建当代中国话语的研究体系，我们将以文化多元主义和中国立场为原则和出发点。文化多元主义是指人类交际现象是一个多元统一体系，不同族群具有不同的交际形态（包括思维方式、概念、价值观、策略、物质条件），而这些交际形态相互作用，形成不同的关系（包括影响、渗透、结合、压迫、抵抗、排斥、转型）；那么，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发掘话语的各交际族群的文化规律和特性，同时解构文化霸权，探索文化和谐。换言之，要植根本土，放眼世界。这些恰恰是国际主流交际学忽视甚至掩盖的。中国立场则是指守住中华文化传统（智慧、品德、经验），坚持当代中国需求（安全、发展、创新）和理想（民族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以上述原则为基础和指针，构建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学术体系。这项任务的根本性质就在于展示具有民族身份和立场的研究体系，揭示当代中国话语的基本规律和特点，指明中国话语研究的方向和路径，创新中国学术和人类知识，助力中国繁荣发展、人类和平进步。
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是文化话语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辩证依存，也是该新思潮、新范式、新平台的具体文化实践（施旭 2018）。作为一个完整的话语体系，一方面有学术思想体系和表述系统，另一方面又有相应的团队、活动、平台、资源系统。作为一个完整系统的学术研究框架，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包含四个子系统，即“话语哲学”“话语理论”“话语方法”和“话语问题” （Crotty 1998；Littlejohn et al. 2017）。
2. 哲学部分
本研究框架的第一部分，也是最基础的部分，是关于当代中国话语的哲学立场。主流的话语分析和传播学很少明确地讨论其哲学基础以及背后的思维方式，这主要是因为研究者认为它们都是普世的、天经地义的；然而事实上被隐去的部分恰恰是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所催生的客观主义/主观主义、实证主义/反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极端性假设。
我们从中国整体、辩证的思维出发，因而化解或者说超越了二元对立的界限和局限，从而提出了“三位一体”的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哲学系统，即本体论、知识论、目的论，以指导理论系统、方法系统和问题系统的建立与运用。
话语本体论认为，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当代中国话语是由多元交际要素组成的社交实践—对话主体、言语行动、媒体模式、目的效果、历史关系（包括传统话语）、文化关系（包括西方话语），它们有区别、相依存、互影响；是全球文化多元体系中的一支；作为一个体系，与其他文化体系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同样，又与历史传统有着复杂的关系。这一观念不仅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全面、关联地看待事物的体验和习性，更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整体思维方式和宇宙观的渊源（高晨阳1988: 36；孙国华1998: 61），并与西方“分一为二”思维下的话语观、传媒观形成鲜明对比。
话语知识论认为，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认识包括相关描述、解释和评价，不是纯粹的真理，不是绝对公正的裁决，而是带有研究者立场的、具有文化烙印的、基于综合分析的阐释性、对话性知识；因而是暂时的、开放的、有目的性的；通过理性（观察、实证分析）和经验（理论、直觉）并用而获得，并（应该）在与同行、与实践的（主、客观）对话中得以推进。这种观点反映或突出了研究者谦逊、进取的态度，却与西方主流的话语分析、交际学那种客观、自信的态势形成反差。从中国传统的世界观、知识论看，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评价者与评价对象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宇宙的本质是变易，那么意义、伦理或研究结论也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更迭；而且实践以外的“知识”“美德”是无意义的，应该讲求“良知/智慧”。
研究目的论要求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秉持明确的学术目标和文化政治立场，即消解西方学术霸权，建立中国话语研究（者）的民族身份、提升中国话语研究的国际地位，促进人类学术思想的交流与创新，助力中国社会繁荣发展，推动人类文化共同进步。换言之，要对知识采取学以致用的态度，关注知识对于国家、社会、人的利好，而不是像西方话语分析、传播学那样，采取普世主义（泛文化主义）和“追求真理”的立场。
3. 理论部分
该部分包括一系列关于当代中国话语特点、原则、规律、价值观、策略的命题，而这里提出的理论，正是要回应从本文开端至此所揭示的一系列当代中国话语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和理论困境，以及内部需求和外部压力。
我们关注的当代中国话语是指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各行各业的话语实践。在此必须强调的是，它并没有固定的边界：中国话语与国际语境密切相连；中国话语可以关于世界、对话世界；中国话语的意义（也）在于对世界的理解和回应；当代中国话语反思、扬弃、再创历史传统，想象、前瞻、形塑未来发展。
显然，当代中国话语有多重方面、层次、节点，因此以下命题涉及的点、面各有不同，而且性质也各有不同。有些是关于全面、整体的，有些是关于特殊方面或场域的；有些是描述性的，有些是解释性的，有些带有评价性质；有些涉及相关概念，有些涉及相关价值观；有些是关于物质层面的，有些是关于精神层面的。
3.1以“国际霸权秩序”为语境
当代中国话语的重要方面，是其特有的国际语境。具体地说，作为交际实践和一种文化体系，当代中国话语是处于西方大国霸权话语秩序中一支被压制但正在崛起的力量。放眼全球话语实践应该看到，这是一个长期的、持久的不对称、不平等秩序，充满了文化间的互依、互动、互嵌、竞争、压迫、抵抗、合作等复杂关系。总体上，超级大国及其盟友系统占据了垄断、支配、剥削的地位，拥有全球最强的传播网，最大的覆盖面，最多的信息量；而中国作为东方话语的一部分，处于话语场劣势，往往被排斥、曲解、诋毁；但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新兴国际地区）话语体系的多极化形成，这种文化的（无）秩序也出现了逆转迹象——以中国话语为代表的东方力量呈上升趋势。
在当代中国话语的实证研究上，一方面应该持续分析、揭露和批判这种国际的、全球的文化霸权语境及其背后的秩序，另一方面则要关注这种语境对于中国话语的影响、中国的对策、经验及教训以及中国全球传播能力的发展。在实践方面，中国应该把握这一全球话语秩序的转折机会，不断强化中国话语体系，联合亚非拉国家，呼唤人类和平、和谐发展的理想，持续削弱霸权主义，以实现人类话语秩序的民主化、多样化。
3.2以“天下融通”为世界观
当代中国话语通常以整体视角、关联方式去发掘、认识和理解事物的整体、全面、联系的特性和特点，因此，中国人会谈及、讲求、强调、利用这些特性和特点，用以说明事实和解决问题。这是中国人的心理，也是一种智慧，更是看待事物、讨论问题、解决困难的一种话语策略。如果以二元对立思维为基础的西方话语、传播理论为视角，就很难看到和理解中国话语的这一特征。
那么，在当代中国话语的分析中，应该更多关注这一话语策略的使用，即其具体语境（应对的问题、场合、来源）、表述方式、目的与效果，分清这一策略使用的文化差异以及社会意义。实践上，毋庸置疑，应该更好地发挥整体思维的优势，强化以此为特点的中国话语体系，推动人类合作共赢，共享安全与繁荣服务。
3.3以“动态变化”为常态
当代中国话语，如同传统中国话语，无论其实践（的各个环节），还是其体系，或是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位置与地位，都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以西方话语分析、交际学为基础的中国问题研究，不仅往往以普世面目出现，还惯用陈旧、固定、歧视的眼光和尺度，结果是要么忽视或无视中国话语的变革与进步，要么将任何变化都看作是表面的或虚假的。中国的这一动态变化的理论观点则有助于纠正他们的偏见，引导他们不断关注中国话语的动态发展以及历史和文化在其中的作用。
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记录、阐释、解释、评价当代中国话语的变化，理清其过程、形式、意旨、原因，追溯其历史渊源、文化影响等。这里，特别是要挖掘和刻画中国出现的新主体、新话题、新概念、新范畴、新方略、新符号、新媒介、新渠道、新目的等，以及构成、支撑、统筹这些话语要素和成分的话语体系。在话语实践方面，中国应该在当下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积极推动各类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如创新团队、理念、范畴、表述、规则、机制、平台、空间等，使其成为服务国家战略、助推人类理想实现的重要而有效工具。
3.4以“平衡和谐”为最高原则
当代中国话语的最高价值原则，是一种社会道德性要求，即建立、维系、巩固和谐社会关系。大到中国的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话语，小到日常人际交往，都崇尚“贵和尚中”与“平衡和谐”。这与西方话语分析、交际学强调理性、自我的主流理论观点形成反差。交际、传播、话语、修辞追求的最高目标是“理性/真理”、自我目的（说服或控制他人）的实现。显而易见，如果用这样的理论去分析中国话语不仅可能忽视其“礼”性的特征，甚至还会得出负面的评价。
对于话语研究来说，眼光应该投向社会和谐关系的话语构建、维系、提升、运用；同样道理，也应该关注话语如何制造、加剧或转化社会矛盾、分裂。实践上，同样应该注意运用、提倡这样的原则，以提高社会的和谐程度，实现共同的目标，同时也检查、理解、评判、提高社会中的话语现象，达到同样的目的。特别是在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保护主义、分裂主义、霸权主义日益蔓延的今天，这一原则十分重要且急需。
3.5以“言不尽意”为意义生成与理解策略
中国人往往不明确、全面地表达意义，也不完全依赖可观察的符号去理解意义（或者说不在符号与意义之间画等号）；换言之，中国话语的意义不完全确定，也不完全固定，需要交际双方的“想象”。时至今日，社会的发展、价值的变化、科学的要求，特别是由于（多）媒体技术的发达等等，使传统的 “言不尽意”话语策略发生变异。但是，中国人对于语言和意义关系的非确定性、非相通性的根本观点和体验，没有改变。今天我们常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弦外之音”“此时无声胜有声”“沉默是金”如此等等，都表达了中国人对于语言有限而意义无限的体验。因此，“虚实相生”“声东击西”“锣鼓听音”仍然是克服言义不对称困境的基本路线；间接、含蓄、形象、直观，甚至缄默、笼统是当今中国话语表意策略的重要特点；寓言、诗句、成语是中国话语中常见的语言形式。
中国话语的言义不对称理论让研究者超越机械、孤立、片面、静止地理解、评价话语的方法，鼓励研究者不断探索、创造话语的意义，这也包括总结“言不尽意”话语策略构成方式、语境、效果以及与中国话语原则（即“平衡和谐”）的关系，使研究更加贴近中国现实、服务中国需求。对于实践来说，一方面应该弘扬这种中国话语智慧和艺术，另一方面要注意帮助国际社会理解这一中国话语策略。
3.6以“辩证思维”为解围“钥匙”
在遇到困难、冲突、阻碍、僵局、危机、灾难或其他“坏事”的时候，中国人往往提起、讲求、强调、利用事物的联系性、多/两面性、复杂性、变化性，作为说服、鼓励他人避免矛盾、接受建议、克服困难、排除阻碍、突破僵局、应对危机、化解灾难、发掘转机的一种策略。中国人常常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以柔克刚”“良言逆耳”等等，不喜欢将事物说得真假分明、对错分明，避免简单化、绝对化，并且往往指出事物积极的一面。
从中国辩证话语理论出发，研究者可以去分析人们处理矛盾、纠纷、难题的特殊交际方式。尤其值得审视的问题是，在困难、危机或复杂的情况下，人们的话语是否注意发掘、运用这一策略，具体是怎样的形式，效果如何，以及他们是如何进行辩证统一的言说的。话语实践中，应该以辩证思维方式作为一种处事智慧，通过对事物的正反面、联系、变化的讨论，排除困难、解决问题。
3.7以“权威”为真理、道德象征
当代中国话语语境下，权威是特定社区或领域里判别事物真伪、好坏、对错等能力的象征。这里的权威，可以基于职位、资历、年龄或身份，可以是期待尊重、敬畏的依据，也可以是给予尊重、敬畏的标准；因为其既可以作为利用的工具，又可以作为理解的依据，具有建构性和理解性的两面。相比而言，如果说西方话语更加偏重以证据、逻辑、知识为基础的理性权威，那么当代中国话语则更加偏重以职位、资历、年龄、身份为基础的“礼”性权威。
权威话语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十分重要，因为权威影响真理的裁定和道德的评判，而权威话语滥用的后果则可能是灾难性的。为此，研究目标应该特别放在话语过程中谁在利用权威，是哪方面的权威，代表哪个机构和谁的利益，如何使用权威，谁奉其为权威，以什么为依据，某权威话语与其他说理方式的关系如何等。而对于话语实践来说，应该提倡少用、慎用权威，而更多地注重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多角度地处理矛盾。
3.8以“面子”为社会关系资源
“面子”在当代中国话语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价值和作用。常常有人说中国人最讲面子，其实面子既是人们展示光鲜自我的一种社会需求，也是保护他人面子的一种社会要求。总体来说，中国人心目中的面子是凭借道德、友情、资产、个人能力或社会成就而赢得他人尊重、敬佩的一种需求，因此人们会努力通过话语获得面子、维护面子。不仅个人有面子的需求，组织乃至国家也有面子的需求。面子不是自给自足的，也包括对他人维护面子的期待，因而是社会关系性的。在此，人人有满足面子需求的义务，面子又可以成为赢得他人尊重的社会资源。面子还有“正面的/台上的（给别人看到）”和“背面的/台下的（别人看不到的）”，两者是辩证联系。显然，中国话语中的面子具有多重性质。
“面子”在当代中国话语中有多种生成、维持、使用方式。实证研究中，应该注意分析谁在做面子工作，以什么内容作为面子的依据，面子如何使用，与背面的面子呈何种关系。同时，通过对面子实践的分析，洞悉社会心态。当面子作为一个象征珍贵价值的文化和社会符号，如同上面描述的权威，人们应该谨慎、适度并批判地运用之，同时还应该帮助其他文化群体了解之。
3.9以爱国主义为思想/行动指南
这是当代中国话语特定场合下的重要特点。中国的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民族情感、情操，同时也作为一种思想、行为的社会准则及价值观，是牵引政治、经济、外交、科技等领域话语实践的重要因素。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媒体和学术界，往往将中国的爱国主义与德国纳粹精神、日本军国主义混淆，将其视为极端的民族主义，甚至当成是反西方的，这如果不是出于对中国文化传统和历史的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有鉴于此，在话语研究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发掘爱国主义话语的语境领域（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科技、艺术）和场合（冲突、竞赛、创造）、对话的主体（怎样的个体、集体）、具体表现形式和内涵等。在话语实践方面，一方面应该从历史和文化传统角度出发，在国内和国外有力澄清、解释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的特质、特点、作用、目的；另一方面，要努力使其成为中国发展、繁荣的精神源泉。
3.10以文采为修辞优势
在当代中国话语的修辞中，文采是一个较为突出的审美要求，通常也是感动他人、受感动的重要手段和因素（钱冠连1993）。首先，值得研究的是中国（文化）美学原则在当代中国话语中的实践方式，或者说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而建立当代中国话语美学理论；其次，应该探索当代中国话语美学原则及其在当代社会进程中的发展变化；最后，研究目标当然还应该是具体评判话语实践的美学，分析文采的得与失。在话语实践方面，应该大力借助、弘扬中国语言丰富的特殊优势，提升中国话语的品质和效力；同时，还要帮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话语的美学特点。
4. 方法部分
我们提出的方法论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原则性方法，即创立、选择、使用技术性方法的总原则、总策略；二是技术性方法，包括回答研究问题所需的范畴、工具、手段、程序等。技术性方法可以根据研究阶段分为两大类，即材料收集方法（背景材料、焦点材料的搜索、观察、整理等）和材料解析方法（例证的描写、分析、解释、评估以及研究反思等）。
研究方法不应教条、刻板，不应文化封闭，不应抛弃优良的传统，这就意味着一方面要吸取中华传统学术的精髓，关怀中国的现实；另一方面则要向其他文化的方法论学习，包括与上文提到的西方方法论进行对话批评。不仅如此，因为话语要素（关系）的整体性、多元性和复杂性，构建的策略也需要考虑这些因素。更重要的是，为有效开展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促进中国学者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建构，肩负起世界大国、最大发展中国家引领学术潮流的责任，中国学界也必须努力实现方法系统创新。根据这样的要求和方略，我们呈现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如下方法系统、原则性方法和技术性方法：
4.1整体全面地研究话语
西方话语分析、交际学方法论的标志性特点是“本本主义”、二元对立、普世主义，即研究对象局限于文本，目的是阐释文本，将语境与其割裂作为辅助阐释文本的线索、工具；阐释的概念、范畴、理论虽然源于西方，却往往被当作普适方法，其结果往往是刻舟求剑，见树不见林，甚至误判误导。
我们提倡整体全面地研究话语，换言之，不能只顾及所说的话，而不注意谁说的，用什么媒介说的；不能只顾及一时一地的言语，而不注意他时他地的行动；不能只从言语生成的角度去考虑，而不注意言语接受的角度；不能只从研究者的兴趣、观念出发，而不注意研究对象的概念、感受、诉求。按此原则，相关的实施方式包括（长期）实地调查、多语境材料收集、（大）数据统计、（多方）比较研究、综合判断、人类关怀、全球视野。
以当代中国人权话语研究为例，可以将当下的话语与历史上的相关话语进行勾连与比较，以发掘其变化、判定其当前的性质和特点；还可以从文化对比的角度，去认识其本质、衡量其价值；也可以从多语境角度去搜集不同主体、类型的材料，以获得较具代表性的材料。另外，还可以从全球人权话语发展的角度，去发掘中国声音对于人类人权话语的贡献。
4.2辩证联系地研究话语
西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本本主义引导下的方法论，首先将研究者包装成文化中立的、全知普世的，然后将世界万物截然分一为二：好/坏、对/错、真/假、文本/语境、言说/理解、语言/传媒、话语/社会、话语/认知、民主/独裁，聚焦一边，虚化另一边，从而自信地批判某一词/句/篇，或赞扬某一词/句/篇。
对于当代中国话语的研究，必须采取更加复杂缜密的路径。与前面的原则一脉相承，研究者将所有相关的因素联系起来，不仅分析各种相关因素，还要审视它们之间的关联，其中包括注意话语活动中各因素的不同性质与特点，对比它们之间的差异，挖掘它们之间的依存、渗透、转化关系。显而易见，这也意味着跨学科、多学科的融合成为必然。
例如，要研究杭州城市形象的国际化传播，发掘其中的经验和教训，那么，相关的文字与声像、节目与影视、旅游与餐饮、自然与人文、市民与政府、现代与历史、传播与接受等就不应分而治之，而应尽可能地将其联系起来解读。毕竟话语研究要竭力发掘问题事物的联系性、两（多）面性、动态性、复杂性等。如果只看杭州出现的城市品牌名称（如“生活品质之城”）、新景名（如新西湖十景景名），那么只能理解其文字意义。如果将其与命名主体联系来分析，便会发现，这些新名词还反映了杭州城市发展的民主化变化，因为命名主体主要是普通民众，而不像过去那样，他们全无发言权。
4.3理性/客观与经验/主观并用
西方主流话语分析、交际学的方法论基石是理性、客观（基础主义、二元对立），因而重视对可观察现象的实证分析，不承认主观经验、文化多元的价值，其所反映出来的是普世主义立场。
当代中国话语研究采取综合的立场，为全面、准确、高效地解读过往话语、筹划未来话语, 理性/客观、经验/主观这两种工具可以也应该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真正科学有效的原则性方法。这就是说，一方面要运用具体事实、数据，进行系统、严格推理，以得出可靠的结论；另一方面，也要酌情利用经验、体会、理想、想象，提出推测性认识和观点，以便得出敏锐而全面的解答。这种综合性策略，不仅可以帮助研究者完成“今人读古人”“男人读女人”“中国人读外国人”的任务，同时也是适用于话语研究的妙策。
为了有效实施这一方法，研究者首先必须深谙相关文化，包括其符号、范畴、概念、语言、思想、社会、历史；同时，还要树立自己的研究立场、目标、原则。此外，还必须不断拓展、深化自己的文化经验。没有深厚的文化体验，难以有效实现这一目标。
例如，在中欧贸易纠纷话语问题上，如果运用实证方法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欧盟话语充实而严谨，而中国话语言简而意不赅（“坚决反对”“是不公正的”等等）。但是，如果研究者了解世界外贸史（西方具有百年经验积累）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刚刚加入世贸不久，就会发现，其实双方是处于不平等的话语秩序之中。再如对于未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传播和未来人类智能话语的建设发展，由于未来的话语无法准确预测，除了已有的知识之外，我们就只能利用想象和理想，才能最大限度地筹划好行动目标与任务。
4.4 本土/全球视角兼顾
主流话语分析、传播学的方法论坚持运用西方中心主义框架，解读、评判不同文化（包括东方）语境话语实践，不仅忽视本土视角，偏离本土关切，还着力于维护其全球霸权。
本土/全球视角兼顾的方法则有着全新的要求。本土视角是指关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话语特点，助力中国文化发展目标（民族复兴）的实现，运用中国（学术）文化智慧。全球视角是指关怀人类面临的话语问题，如安全威胁、共同发展等，坚持全球化立场，广纳不同文化学术传统，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全球化立场包括遵守中国所认同的国际公约，尊重其他文化（文化民主化），支持人类文化共同发展。兼顾本土与全球视角，要求辩证地处理本土与全球两极关系，使其达成有机统一。
例如，在杭州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杭州提出了多种与经济有关的城市品牌建设目标。虽然这些举措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但是忽视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环境和保护传统文化的原则。有鉴于此，我们提出一种折中建议，即减缓经济品牌建设速度，加大对环境和传统的保护力度。
4.5表达清晰易懂，结论谦逊开放
作为方法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对其成果的展示也有着特殊的要求。这些要求须符合国际人文社科界的一般性标准，即以全球学术语境为参照，阐述方式明晰易懂，论点有依据，评价有标准。同时，还要以中国学术特有的谦逊态度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由于世界和意义的变化以及研究者自身的局限性，只有通过与实践的对话和与同行的交流，才能不断推进、创造中国话语的意义。
技术性方法包括一个开放的工具系列，如概念、范畴、手段、程序、标准等。基于上述的话语研究的原则性方法，我们根据交际/话语要素/变量构成，提出下列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基本问题类型，作为指导研究的“算法”。
对话主体：谁（不）在说话？说给谁听？各自社会身份以及相互社会关系如何？
言语/行动：（不）说什么？如何说的？为什么不那样说？（没）做了什么？
媒体/时空：（不）用什么（传统/新兴）媒体？如何使用的？交际时空把握如何？
目的/效果：有什么目的？产生怎样的效果？有何后果？
历史关系：上述各变量，或整个话语体系的历史发展过程如何？
文化关系：上述各变量，或整个话语体系与其他文化话语体系形成何种关系？
根据上述原则性方法、研究目的、材料性质，研究者还必须具备相应的技术性方法，即材料采集方法和例证解析方法（如描写、分析、解释、评判等）。这些技术性方法贯穿于观察、材料（素材、资料）收集、研究（解读、分析、评判等）、学术交流等学术研究的各个环节。它们是松散的、多元的、灵活的，或是来自不同学术传统,或是临时发掘的具体研究工具，包括研究程序、手段、计策、范畴、标准等。同时，根据课题的具体情况，还可以调动语言、修辞学、交际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以及涉及特定社会领域问题的学科的概念、理论、方法等（秦伟2000）。
5. 议题部分
作为一个特定文化语境下的体系，当代中国话语当然有其特殊的问题需要回答和解决，因此，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必须形成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并建立一个指导性框架，以便使研究工作较为精准有效地实现子范式所设定的目标。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当代中国（话语）与西方有着巨大的差异，存在独特的问题，既有挑战，也有机遇。基于多重因素的考虑，以下现象及其相关问题（类型）构成了当代中国话语研究问题系统的内容：
第一，发展话语是最重要的议题，因为发展是中国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的本质特征，也是它们亟须破解的问题。中国发展什么，如何发展？这也是涉及范围最广的议题，可以分解为教育问题、就业问题、医疗问题、贫困问题、弱势群体（妇女、性别、农民工、留守儿童、残疾人等）问题、区域不平衡问题、城市问题等许多分议题。
第二， 行业话语是涉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议题，即不同的行业（包括企业、事业）、职业、机构、组织如何推进中国的发展？其中包括政治话语如何深入人心，与百姓形成良性互动；商务和贸易话语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新闻话语如何提供准确有效信息；文学话语如何丰富人民的生活等。
第三，民族话语关系到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的和谐关系。在全球化不断加深，国际格局复杂变化，各族人民交往日益繁多的条件下，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交往、发展以及中华民族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都应该成为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关心的重点问题。
第四， 安全话语是关系到中国发展利益、世界和平的基础性问题，尤其是在美国将中国当作首要竞争对手，“港独”问题、“台独”问题、“疆独”问题、“藏独”问题、南海问题持续发酵的情况下，更是凸显了探讨相关话语问题的紧迫性。此外，安全（话语）还可以涉及许多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
第五，危机话语。当今世界局势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在日益增加，公共卫生、大气环境、核武竞争的隐患都是决定人类生存的严峻而紧迫问题。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大流行，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经济和国际政治危机再次昭示了当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加紧对危机事件与对策的研究，尤其是从话语角度的研究。这一问题还涉及人们的信息认知、防范意识、应对措施、交流协作等。
第六，跨文化话语。进入21世纪以来，（逆）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大国竞争前景扑朔迷离，全球秩序治理危机加剧，中外交往日益频繁，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担当不断提升。文化霸权与反霸权斗争是当今世界秩序的基本特征和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有急切的必要去全面深入把握文化竞争话语的特点和规律，有效解构文化霸权话语，强力构筑反文化霸权话语体系，这些都是当代中国话语研究面临的重大任务与重点问题。
第七，科技话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当今国际社会竞争的高地。科技作为社会发展的强劲力量，更是各国争先恐后的发展目标。因为科技话语可以成为助推器、催化剂，其研究亦变得十分重要。在此，如何提升科学信息的传播与接收的水平，如何从话语传播角度管控科技发展，如何构建中国科学的民族身份、提升其国际地位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八，媒体话语。科技革命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工具，这其中也包括新媒体、融媒体，再结合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革命，更是如虎添翼。作为人类交际（文化话语）的组成部分、核心手段和最有效形式，媒体话语给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提出了新问题，即当下的中国媒体话语有哪些潜在的发展领域和方向，存在什么障碍，中国如何运用新媒体、融媒体改变世界话语秩序的不平等、不公正。
6. 结语：中国研究体系的发展战略
作为一个全球化语境下开放的学术体系，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必须与时俱进，奋发图强。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中国话语研究的远景目标，是建立一个完善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体系，它不仅能够帮助国际学界准确、高效地认识和理解中国，还要成为参与和促进东西方话语研究对话交流的突出分子。实现这样的目标，将是一个宏伟的工程，需要众多学者和机构的长期与积极的努力。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十年（2020－2030）可行的目标。这一目标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任务：
第一，建立一支富有创新理想、精于专业知识、强于全球交流的骨干学者队伍以及相关组织机制，以引领和助推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在国内和国际的发展；
第二，建设好一批国内国际话语研究刊物和学术团体，使相关学术交流得以延续、深化和发展；
第三，不断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以及社会实践拓展、深化与巩固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系统，使其获得可持续的解释力和创造力；
第四，继续梳理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包括其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联系，为建设和发展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体系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源；
第五，广泛介绍与阐释文化话语研究、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内容和意义，营造良好的国内、国际教学和科研环境，使前者获得良好的发展空间；
第六，建立当代中国话语研究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使青年学子有分析和指导话语实践的能力，为学科发展培育接班人。
实现上述远大目标，完成上述艰巨任务，还需要一定的社会和学术条件。首先，要有一个反对盲目西方化、激励文化创新、崇尚服务国家的学术氛围和制度，这个问题涉及学术基金、出版、评审等不同层面；其次，要建立一个防止行政化、反对急功近利的科研体制，让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有一个安心认真做学问的条件；再次，要打造一个民主、公正、公平、廉洁、高效的学术出版和评审机制；最后，要形成一个鼓励跨文化交流、国际出版的机制，大力扭转当前这种只认可西方强国主导的精英期刊的不良倾向。
本文原文以及参考文献见：施旭.当代中国话语的文化研究范式[J]. 当代外语研究,2021(2): 32-43+63+2.
往期回顾
2. Contents 2020｜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
5. International Security Discourse
扫码关注我们
本期责编 | 谢秀婷
图文审核 | 施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