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地图之3：唐代的测绘管理与测绘西域
和中国历朝历代一样，唐朝设有专门负责地图编制、修订的常设机构，隶属于兵部（即国防部）的“职方司”。
幸运的是，关于地图测绘管理制度和实践过程，唐代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是我们大致可以还原其管理制度、测绘手段、地图绘制规则、地图使用情况等等。
《唐六典》说：
职方郎中、员外郎掌天下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侯之数，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迩及四夷之归化者。凡地图委州府三年一造，与板籍偕上省。其外夷每有番官到京，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副上於省。其五方之区域，都鄙之废置，疆场之争讼者，举而正之。......
这段话，包含以下内容：
一、职方郎中、员外郎，负责全国地图的编制，并负责管理全国州县设置、州县治所的确定、军事基地的建设规划；
二、全国各州府，每三年编制各自辖区最新的地图（即“版”），包括各处人户数（即“籍”），一并送交职方；
三、鸿胪寺（担当今外交部部分职能）要负责询问各国来访者，了解那儿的山川、风土等情况，然后画出地图送交职方。
可见，唐朝的地图管理非常规范，达到了每三年更新一次的程度，远远领先于一千年之后的欧洲。
我们知道，唐代的开疆拓土，成绩巨大。了不起的是，每次完成新的开疆拓土行动后，“职方”便派出大批的测绘专家们，随即跟进，绘制地图。
唐代大军征服西域之后，朝廷派出的测绘专家队伍，立即抵达西域，展开了地图测绘工作。
唐代宰相杜佑在《通典》中说：
龙朔元年，吐火罗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军府百二十六。仍于其国立碑，以纪圣德。帝从之。
《唐会要》对此事做了详细的记载：
显庆二年十一月，伊丽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大破贺鲁于金牙山，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擒贺鲁以归。……其所役属诸胡国，皆置州府，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护府。又以贺鲁平，移安西都护府于高昌故地。至三年五月二日，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国。旧安西复为西州都督，以麴智湛为之，以统高昌故地。西域既平，遣使分往康国及吐火罗国，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尽图以进。因令史官撰《西域图志》六十卷。
龙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仍以吐火罗国立碑，以记圣德，诏从之。以吐火罗国叶护居遏换城，置月氐都督府。
唐朝将士消灭西突厥，活捉其首领阿史那贺鲁，控制西域之后，“职方”随即派出王名远等专家，作为“置州县使”，在了解掌握当地风俗、物产、各地人户、历史文化等全面情况之后，形成文字、地图，上报朝廷；朝廷据此对西域进行全面规划，设州置县，实行规范化管理。
显然，王名远是率领了一个庞大的团队，完成了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其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通过实地考察，确定了军政机构、行政区划方案；
二、通过实地考察，摸清了各地的人口、物产等准确信息，确定了赋税标准与内容；
三、完成了《西域图记》，包括两大内容：一是“图”，即地图；二是“记”，即各地风俗、人口、物产、历史沿革等。
王名远一行，所测绘的版图极大：“其（西突厥）所役属诸胡国，皆置州府，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护府。”这就是说，包括西突厥所属的地盘、波斯所辖的地盘，大致相当于东起今新疆的和田，西至黑海的广大地区。
无疑，这是一项包括地理、人口、社会、文化、历史、物产、气候等各方面的普查的系统工程。我们阅读《新唐书》、《旧唐书》、《通典》、《资治通鉴》等，其中关于西域各个属国、州县的人口、物产等方面的数据资料，无不来自这些“职方”专家的辛勤劳动。显庆二年是657年，龙朔元年是661年。可见，王名远完成《西域图记》，花了约三年时间。
以此为依据，朝廷将这里划分成16个都督府，下设80个州、110个县、126个军府，统属安西都护府领导。
根据《法苑珠林》，我们知道，这些资料送达朝廷之后，朝廷又组织大批专家汇聚京师，结合在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地区测绘成果，进行汇编整理，编制了卷轶浩繁、图文并茂的《西国志》。这些，就是朝廷研究制定西域政策的第一手材料。
由于《西域图记》等地图，涉及国家秘密，只会保存在朝廷有关部门，流入民间的可能很小。
即便元和宰相李吉甫编撰的著名的《元和郡县图志》，传世的也只有“志”，而无“图”。
那些宝贵的“图”，也许随着战乱而永久消失，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幸运的是，与之相关的大量的材料，出现在了各种历史文献之中。
一千二三百年之后，英国人斯坦因，在英国政府殖民部的支持下，跑来中国的西域“考古”、“探险”、测绘地图。他从甘肃出发，经新疆，入印度，包括人迹罕至的山道，均完全按照中国史籍记载的路线行进，所行里程数，竟然也毫无差错。这位洋大人，对中国史籍的精确性，不得不赞叹一下。
顺带一说，在新疆地区，斯坦因之流，无凭无据地，创造性地“发现”了大量的“希腊化”成果。国内某些专家，抛开记载详明的中华史籍，对洋大人子虚乌有的“学术成果”，视若神明，予以绝对的崇拜。对此，我不得不悲哀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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