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鹏颖 | 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交融
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交融
田鹏颖
《理论学刊》2015年11期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且论争旷日持久的世纪难题，这不是一般的文化问题，而是关乎我们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理论视角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大视野，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的重要间接文化资源，中国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需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力支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交融；互鉴；创造性转化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且论争旷日持久的世纪难题。20世纪以来，无数志士、学人都为打通“中西马”而进行长途跋涉，历尽艰辛。但这些学术努力非但不是捷报频传，相反“打通”过程却困难重重，疑窦丛生，有的甚至认为“打而不通”，只能各说各话、各执一端，致使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重大问题的研究没有突破，或在历史和理论等方面没有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因而导致：第一，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难以交流和对话，甚至有时互相攻讦。第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两张皮”状态，意识形态领域讲马克思主义居于主导地位，但人们却总是觉得远离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人们则总把中国传统文化当“粮店”，似乎须臾不可分离。第三，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何以在中国生根，中国传统文化何以创新和转化，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如何破解等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近两年多来，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关于人类文明多元、平等、包容等重大理论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以来，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这个敏感了近一个世纪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上的思想似乎迅速得到了解放，认识似乎豁然开朗，几代学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世纪难题仿佛迎刃而解。学术界相继发表不少研究和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论著，思考深邃，耐人寻味。现在仔细想来，这绝不是一件小事情，而是关乎我们党意识形态安全、关乎我们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因此，必须在历史和逻辑、民族与人类、现在与未来等双重视野下深入系统地加以研究，为激发马克思主义生机与活力，推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思想理论支持。
一、中国传统文化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视野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有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是否存在一道天然屏障？如果没有屏障，那么这两者从本体论视角观之究竟是个什么关系呢？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讲“存在”、“思维”、“革命”……而中国传统文化则讲“之”、“乎”、“者”、“也”，这本身就是屏障，就是沟壑，根本不可通约。
中国学术界在马克思曾经对中国社会、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命运给予莫大关注的认识上似乎没有分歧，不少学者深入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在文本中发掘马克思对中国的关怀和关切。但从思想理论发展史的维度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自觉地、清楚地意识到，马克思对中国的历史命运和苦难遭遇的关注本身就是或折射着马克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思考与评价，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早已纳入马克思理论创新的视野。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对中国清代的社会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的存在方式（这是文化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鸦片贸易史》、《英中条约》、《中国和英国的条约》、《新的对华战争》、《对华贸易》和晚年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的重要论著以及恩格斯的《波斯和中国》、《俄国在远东的成功》等，都非常深入地研究并尖锐指出了晚清中国“是那个依靠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1]。与这种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相适应，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稳定性。早在19世纪40年代，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文化话语权开始上升，并逐步居于主导地位。而中国“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2]。合乎逻辑地，从汉代开启直到康乾盛世经济总量一直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中国，随着近代以后的落伍，其传统文化的话语权必然受到强烈挤压。正如马克思所言：“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这种联系从那时起就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的吸引之下迅速地发展起来”[3]。当然，外国资产阶级用他们特有的野蛮方式影响、欺凌、掠夺中国，并不是要把中国逐步改造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给中国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流血与污秽”、“苦难与屈辱”[4]。“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5]
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关注，表面看来是对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状况、生产方式、国家治理等研究和思考，但更深层次上则是对中国国民气质、文化性格、道德水准及其伦理向往的一种深刻反思。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中预言：“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6]。马克思恩格斯在《国际述评》里，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平等观，并且把它和当代社会主义思潮联系起来：“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7]，并预言：“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8]。由此可见，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就把中国传统文化纳入自己理论研究和创新的视野，并在中西文化比较、鉴别中，把握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
马克思晚年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统一性与多样性理论的创新，则更涵盖了包括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特殊性等在内的重大问题的深度关切。18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世情的新变化，为马克思重新思考和把握其东方社会理论提供了历史可能。1877-1882年间，马克思在许多文章和通信中讨论俄国形势和发展道路问题，并逐渐意识到他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其实并不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因而不能照搬或套用。俄国有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9]。由此看来，由于世界历史情势的变化，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发展道路有了新认识，也就是人类社会必将走向现代化，但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却可能是多元的。他在晚年之所以拒绝俄国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强加给他的“过多的荣誉”：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关于人类社会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就是因为这时马克思清醒地看到，世界历史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至于21世纪美国学者福山的所谓“历史终结论”则早已成为明日黄花。
显然，马克思的理论创新发生在西方（欧洲），但马克思理论创新的视野却不限于西方（欧洲），而是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整个世界文明，揭示的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
二、中国传统文化成为马克思理论创新重要的文化资源
如果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轴心时代”，东西方似乎没有人事、文化、信息往来，但先哲们却几乎同时提出了大致相同的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至今让人们意犹未尽。那么，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开始他的伟大理论发现的时候，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往来却早已成为不争的历史事实了。
我们应当承认，马克思没有来过中国，但马克思关注中国。马克思与中国儒家文化创始者孔子在时空上相距何其遥远，但在思想深度、终极关怀等方面却近在咫尺。至少，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理论创新的间接思想文化资源。
有人说，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便没有欧洲的文艺复兴。这个判断当然需要研究和考证，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中国传统文化便持续对西方文明发生影响，这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以至于18世纪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一大批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重要的精神滋养。
早在大约300年前，欧洲思想界就曾经掀起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宋儒理学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的大讨论，那位曾经将经济学提升到科学殿堂的经济学家魁奈，自认为是孔子的继承人，被称为“欧洲的孔子”；那位曾经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霍尔巴赫则主张以“自然”代替神的观念；那位唯心主义集大成者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则指出：“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茨的时代曾轰动一时。它是一种道德哲学，它在中国是最受尊重的……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能找得到，在哪个民族里都能找到”[10]。值得关注的是，黑格尔在贬黜孔子儒学的同时，却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普世性做了最好的时代广告；那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作者——马克斯·韦伯曾对中国传统文化也表现出深厚兴趣并给予高度评价：中华民族不像一些民族那样有宗教的狂热，中国传统文化贯穿着一条崇尚理性的主线，这种理性曾给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以重要影响。我们应当承认，马克思的故乡在欧洲，马克思的理论创新是西方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则是整个世界。
显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伏尔泰、魁奈、霍尔巴赫、黑格尔等思想家的思想来源之一，而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康德、黑格尔等思想家们的重要思想，是马克思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理论创新的间接思想文化资源。
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基因
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活动中，“结合”绝对已经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生活用语。特别是在文化活动问题上，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融合，不同文化之间的学习与借鉴是人类文化交往的一个普遍规律。如果从整个人类文化的交往、演进、发展考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代表，而中国传统文化、孔夫子则是古代东方文明的主要代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与孔夫子相结合，实质上是东西方两大文化、两大文明相结合。
但是，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20世纪初，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在诸多“主义”当中，为什么唯独马克思主义不仅被中国人民所选择，而且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以至于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我们认为，其核心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的同一性。所谓有差异性需要结合，有同一性能够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具有内在一致性，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社会主义的基因。
英国学者李约瑟揭开了这个谜底：“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二程、朱熹）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但是，在我想象中，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却可能会这样说真是妙极了！这不就像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了”。“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11]。美国汉学家魏斐德甚至认为明末王夫之的哲学，在某些方面，这引起共鸣的主题让人隐约地联想到了马克思本人。
无论从马克思理论创新的历史轨迹，还是从世界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考察，马克思主义都绝不是脱离人类文明大道特立独行的封闭思想体系，而是始终张开胸襟，与世界文明相交融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宝库。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2]。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认为：“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但是……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13]。
如果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承担者——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没有文化认同，如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相关、相近、相似、相同的文化基因，那么马克思主义也难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并内化为中国当代主流文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的奋斗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这一点学术界似乎没有分歧，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化”什么？有人认为有两个层面，一是化“中国实际”，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二是化“中国传统文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种观点，表面看来似乎具有合理性，但实际上，从文化哲学视角观之，“中国实际”是全面和多层次的，而最深层次的“中国实际”则是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同志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黑格尔也曾经讲过，现实存在的一切本质上都是一种历史遗产，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变的雕像，而是一道生命洋溢的洪流，离源头越远，膨胀得越大。当下，“中国实际”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或转化形态。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结合的历史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互鉴、双向改造过程。而这种双向改造，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并取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又指导中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而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中国。
马克思主义不能取代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作中都深入讨论了中国传统文化及我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问题。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4]习近平同志强调：“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5]。人类伟大的思想宝库给中国传统文化留有一席之地。
四、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相对于经过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洗礼的西欧社会，中国早在“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生成的时候就逐渐地落伍了。与此同时，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价值观的中国封建时代的主流文化或意识形态，也逐渐失去其昔日的辉煌，不可能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文化支撑。在现代性大潮的冲刷和裹挟下，寻求一种新型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文化不可避免。而马克思主义的深度融入和方法论支撑，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具体地、历史地分析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演进、发展，才能在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开辟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古今关系。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国传统文化必然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而有所前进、有所发展、有所贡献。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必须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让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服务，为提升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服务；必须使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社会相协调，使之真正成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
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中外关系。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文明的核心是多元、平等、包容，相互排斥和冲突有害，相互包容和借鉴有利。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于进一步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同步，与世界同行。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必须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必须既立足本国国情又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根据国情需要，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形成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文明多元化的背景下，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把“狭隘民族性”与“中国特色”区别开来，不断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上下关系。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是党和国家领导者的使命，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事业。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主力军，在实践中创造，在实践中总结，在实践中升华。只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地还原到人们的生产、生活、生命、生态之中，并逐步转变为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使之与国家的梦想、民族的梦想、人民的梦想紧密相连，通俗易懂，深入人心，好听、好记、好用，并在世界文明中赢得广泛话语权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迎来新曙光。
总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非但没有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而且从历史和逻辑上相互包容、相互借鉴、相得益彰。马克思主义没有离开人类文明大道，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离开人类文明大道，尽管两者存在着巨大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使用着不同的语言，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语境，但它们都是人类文明之树结出的思想文化果实，在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价值论等方面具有逻辑的和历史的互补性、包容性、协调性。因此，讲清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有利于我们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必须“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16]。显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让我们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所谓“老祖宗不能丢”，应当是马克思和孔夫子都不能丢。丢了哪个，我们都会失去根本，都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参考文献：
[1][2][3][4][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43、780、779、861、863、800页。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4、265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8页。
[10][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页。
[11][英]李约瑟：《四海之内》，劳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1、67、63~67页。
[12]《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5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责任编辑：陈铁迪
推送制作：卞有为
图片编辑：陈祎玮
文字编辑：冯钰鹿、底旭东
审核：孙鹏伟、底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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