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鹏颖 | 论工程哲学视野中的“顶层设计”
论工程哲学视野中的“顶层设计”
田鹏颖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年04期
[摘 要]“顶层设计”是工程整体理念的具体化，是工程理念一致、功能协调、结构统一、资源共享、要素有序的系统论方法。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增强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矛盾的认知能力，现代社会科学发展提高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矛盾的理论自觉，人类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积累了应对社会风险的丰富经验。顶层设计以时代问题的哲学把握为根据，以社会主体——人的实践创造为依托，以社会规律的理论自觉为前提，以人类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为基础。
[关键词]社会工程；顶层设计；方法论
近年来，“顶层设计”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以及科技创新战略等领域人们广泛讨论、使用的关键词。同时，“顶层设计”又是一个内涵和外延并不十分明确，使用边界并不那么清楚的新概念。特别是顶层设计何以必要，顶层设计何以可能，顶层设计如何实现等问题更缺少充分而精当的研究和论证。本文拟从社会工程哲学视角深入讨论之，以期为当下人们进行顶层设计提供方法论支撑。
一、顶层设计：从生活内涵到深层本质
荷兰哲学家路易.L.布希亚瑞利说过：“设计是一个像语言一样的社会过程”。[1]从工程哲学视角考察，我们大体上可以认为，设计是把一种计划、规划、设想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创造性活动过程。人类通过劳动改造世界、建设文明、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其中最具本体论意义的创造活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与变革。因此，从物质资料生产这种最基础和最重要的人类活动而言，设计是与其紧密相联的预先的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任何人化自然活动的计划技术和计划过程理解为设计。
设计自问世以来便与工程结下不解之缘。众所周知，工程活动既不是人们原始本能的活动，也不是简单、零散的“条件反射性”行为，而是人们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改变世界”的创造性活动。工程活动是社会主体——人的“人为性”最强的生存和建构活动，工程设计总是未然而应然。工程设计的目标对象是作为“实体”的工程本身，设计所追求的是让工程的属性最大限度地与工程主体属性的复杂状态相对应。因此，在现代工程活动中，设计是容起始性、定向性、指导性、价值性于一体的关键环节，也是一项工程得以顺利实施的基本逻辑前提，以至于我们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没有设计，就没有工程。成功的设计是工程顺利实施的前提、基础和保证。我们由此可以推定：平庸的设计预示了平庸的工程，错误的设计决定了失败的工程，科学合理设计则往往能够实现工程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
“顶层设计”（top-down）是工程整体理念的具体化，是工程要达到理念一致、功能协调、结构统一、资源共享、要素有序的系统论方法，即从全局、整体视角出发，对工程的各个层次、各个要素、各个环节进行系统规划和全面运筹。从这个意义上说，“顶层设计”并非全新范畴，而是工程学的常用概念，核心在于统筹兼顾，追根溯源，把握全局，在最高层次上寻求和破解问题解决之道。——所以，顶层设计大概是现阶段中国解决错综复杂社会矛盾的重要思维方式或理想路径。
从哲学认识视角深入考察，我们发现“顶层设计”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认识论范畴。毛泽东曾经在《实践论》和《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明确指出：“实践——认识——实践”[2]、“群众——领导——群众”、“个别——一般——个别”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3]。所谓“顶层设计”则是人类认识过程中“认识”、“领导”和“一般”阶段的思维方式和核心成果。在人们认识（认知、解释、评价、筹措）活动中，“顶层设计”不是抽象的理论思维，而是一种“工程思维”。如果说理论思维的目的在于发现真理、追求真理、探索真理，那么“工程思维”的目的则在于创造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以满足社会主体的合理需求。“顶层设计”恰恰以具体社会工程为对象的“殊相”思维，而不是以探求科学规律为目标的“共相”思维；是与具体社会时间和空间相联系的具体思维，而不是超越具体社会时间和空间的抽象思维；“顶层设计”往往尊重“权衡协调”逻辑，正视和面对相互矛盾的利益和诉求，并从中选择和采取“权衡协调”的立场和态度，而不那么关注形式逻辑中“矛盾律”和“排中律”的逻辑思维规则；“顶层设计”往往关注存在与时间、工具与目的、过程与结果、设计与建构，是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伦理因素等的集成，而不特别关注事物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原因与结果、真理与谬误、解释与反驳。
概括地说，作为人们认识活动的特殊阶段，顶层设计不是出现在人类认识从具体——抽象的阶段，而是发生在从抽象——具体的阶段，是一种思维具体。“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接和表象的起点。”换言之，“顶层设计”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4]是社会（认识）主体总揽全局，纵横捭阖，运筹帷幄的思维创造活动及其重要思维成果，它有待于实现精神向物质的创造性转化，进而实现“顶层设计”——“思维具体”的价值。
二、顶层设计：从社会需要到现实可能
20世纪以来的人类社会，科学技术进步促成了至今为止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人类生存基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生存图景，特别是核武器的开发与威慑，使人类的破坏力几乎达到了极限。宇宙开发所带来的航空航天技术发展和“登月工程”的成功，使人类的目光从地球转向太空。网络技术的利用和普及，使民族国家界限逐渐丧失现实价值。虚拟空间的诞生，使人类的现实生存发生了根本改变，从此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开始争夺和占领人类的现存世界。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克隆技术的出现摧毁了人类自身生产和生存的最后堡垒，从而使人类获得了本来也许只属于“神”才具备的无与伦比的创造伟力。
与此相联系，社会风险已生成为当今的时代特征与社会主题，从个体生活、社会发展到人类命运，无不受到风险的驱逐和裹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今天的人类已进入“风险社会”之中。发展方式转变、社会结构转型、人们心态嬗变、伦理道德重塑等，使现代社会处于公平与效率、发展与环境、存在与虚无的“两难”困境。消解人与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对立与冲突，实现多元利益主体的动态平衡与和谐共生，促进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已经不可逆转地摆在人类面前。
无法回避的是，现代社会世界的复杂性几乎超出了人们的主观想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矛盾则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而这些多且复杂的矛盾主要不是自然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人类在应对自然（有些自然问题系社会问题所诱发或加剧）和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方式等正面临严峻挑战。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视野中的现代社会，在某些环节、方面一些非常微小而偶然的变化都可能引起整个系统的聚变，所谓“蝴蝶效应”已经得到证实。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人类必须对从古希腊开始产生的西方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中国先秦诸子百家的历史背景进行深刻反思，必须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人类自身的生存问题，探索出一条可以适合日益到来的生存之崭新的思考方式和认识体系。如果置这些深刻变革于不顾，过度依赖以往的线性思维方式，过度依赖某一人或某些人的主观随意的决策方式和治理方略，人类就可能“作茧自缚”。于是“顶层设计”的治理模式和决策方式、设计模式便合乎逻辑地走向当代社会的前台。
当代社会，人们观察和处理复杂社会矛盾，系统和整体的观点和方法不可或缺。特别是面对社会改革这样巨系统工程，将“顶层设计”这个自然科学的理念和方法移植到社会科学领域是完全合乎逻辑。人类社会的变革、管理、创新活动需要科学决策、科学设计、科学规划。如果农耕时代的社会决策的常态可能是个别决策、感性决策、经验决策，那么进入工业社会后，社会系统更加复杂，决策程度则慢慢过渡到理性决策、科学决策和集体决策。这就需要很多现代技术性的手段。“顶层设计”作为一种工程哲学思维方式，在应对现代社会诸多复杂矛盾时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1.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增强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矛盾的认知能力
勿庸讳言，当下人类在自己所创造的自然科学技术系统面前似乎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脆弱与危险，但人类却也恰恰通过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提高了自己的本质力量。随着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认识和改变世界活动的起点越来越高，人类现实需要的层次也随之不断提升，人类理性活动的科学技术含量也日益提高。马克思指出：“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5]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重点强调人类在现实生产生活中必须处理好两个关系，认识和掌握两个规律，一是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认识和掌握社会发展规律，二是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和掌握自然发展规律。在现代社会，自然科学技术发展为人类协调这两个关系，认识和掌握这两个规律创造了条件。人在改造自然和社会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显示了人在其生活世界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加强，人作为主体既是他所建构和控制的“生活世界”的基础，又是他所建构和控制的生活世界的中心。人所面对并身处其中的生活世界已经变成了人造的结构，变成了越来越具有人为建构性质的世界,甚至已经变成一种可以被人密码化和神秘化的世界。这种不可逆转的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成果已经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和角落，不仅大大改变了社会结构的外在存在形式，而且成为了现代社会结构运行的一个内在动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渗透到社会关系各个角落的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不是作为纯粹科学技术力量本身，而是同各个领域的各种因素紧密互动，并成为一种本质性的生命力量。即使在现代社会政治领域，我们几乎找不到一种没有科学技术发生作用的纯粹政治力量和政治活动。真正的现代政治领域中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活动，无不是同科学技术紧密结合以至于现代政治生活就是科学技术化的政治生活，甚至现代科学技术本身即是政治化的科学技术。至于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等其他领域的科学技术化就自不待言了。
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使现代“社会关系生产”日益渗透科学技术思维元素，并越来越凸显出社会工程思维的基本特征。因此，人的存在与发展由自然状态向自发状态、自觉状态、自由状态的转化与提升，都将在现代科学技术的驱动下逐步实现。
2.现代社会科学发展提高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矛盾的理论自觉
21世纪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实现了升华。早在19世纪40年代，人们力求在自然和“现实的个人”的区别中界定“社会”，并将其作为相对独立的对象来把握，以凸显社会世界研究的必要性和独特性。而当下人们不仅在自然与社会更加有机融为一体的意义上理解“社会”，而且将其拓展到国际社会，将经济全球化、世界现代化、文化多元化等现代形态，特别是适应新科技革命和信息化的新背景，把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网络社会、虚拟社会、价值社会等更加清晰地纳入哲学社会科学视野；过去“社会科学”概念的界定一般在传统认识论的意义上展开，与社会感觉、社会知觉、社会表象相比较，其目的在于获取对社会世界的真理性认识。而当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社会的把握已经拓展为更为广义的社会认识论视域。现代“社会认识”不仅包含认知、评价、理解、诠释、认同，而且更加注重预见、检测、决策、监控和反思等多层次和全过程的社会认识；过去人们往往把社会世界简单地理解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而当下社会科学则更加自觉和有效地聚焦于社会系统和社会复杂性的反思，特别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多样性、冲突性、非线性、不确定性、博弈性和风险性；过去社会科学更多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关注经济发展规律，而当下社会科学更加致力于提高人类在生存和发展中的自觉性和有效性，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所有这些，都为人们实现现代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创造了条件。
3.人类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积累了应对社会风险的丰富经验
从历史的视角考察，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转变，它使工业主义理念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科技等一切领域，引起整个社会的深刻变革。从哲学视角考察，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并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而是相对落后国家、地区，通过有计划、有设计、有组织地进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改造，不断学习世界先进、超越世界先进，进而引起社会深刻变革的创造性实践过程。马克思说过：“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6]但“显示”“未来景象”的路径、模式却千差万别。正如学者罗荣渠先生所说：“现代生产力作用于不同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在不同的国际条件下，形成具有不同特点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权力结构形式，聚合成为新的多样化的发展模式——现代化模式”。[7]而这不同的现代化模式的本体论来源就是社会主体的选择、规划与设计。各种不同的选择、规划与设计都有着各自的合理性，并都积累了各自也许具有世界意义的正反经验。
概言之，无论从现代科学技术推进下现代社会人们认知能力水平，社会科学对现代社会复杂性的理论自觉发展程度，还是从人类现代化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35年所积累的丰富经验考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对重大改革的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进而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都是完全可能的。
三、顶层设计：从思想隐喻到现实方法
黑格尔曾经说过：“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8]顶层设计的方法论，是以人们对顶层设计的本体和认识论的理解和解释为前提的。我前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顶层设计”作为一个哲学认识论范畴，是社会主体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重要标志，既反映了人们对社会认识和改造的理论自觉、文化自觉的新水平，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改造社会世界的科学性、系统性、协调性的主观愿望。因此，“顶层设计”并不仅是一种形容或比喻，更不是一种空泛的实践理想，而是思维向存在、精神向物质、应然向实然转化的现实中介。
1.顶层设计以时代问题的哲学把握为根据
人类社会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会蕴含或酝酿出不同的时代问题。这些问题既关乎人类整体宏观发展的前景，也反映“现实的个人”的价值追求。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9]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正是问题之于一个时代顶层设计的重要价值。
纵观历史，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敏锐地听到时代的声音，把握到时代的脉动。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听到了由资本逻辑引发的工人阶级的正义呼喊，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类发展史上每一次划时代的变革，无不以社会主体对重大时代问题的深刻把握、洞悉为前提。无不是在谛听时代声音，把握时代问题基础上实现的。只有深刻地把握了时代问题，才能进行顶层设计。听不到时代的声音，把握不住时代的主题，所谓“顶层设计”则无从谈起。
2.顶层设计以社会主体——人的实践创造为依托
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历史活动始终是社会主体——人自编、自导、自演的生动活剧，劳动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决定历史结局的是劳动群众。从劳动群众中来，到劳动群众中去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获取真理性认识和检验真理的过程，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利益多元、诉求多样的条件下，更需要从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倾听劳动群众的意见，在劳动群众中获得“顶层设计”的动力和智慧。那种认为只有顶层设计或领导设计，而勿须中层设计、基层设计和劳动群众参与的观点与做法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并不矛盾，既不能以“摸着石头过河”否认顶层设计，也不能以顶层设计否认“摸着石头过河”，两者统一于人类改造社会世界的伟大实践。
3.顶层设计以社会规律的理论自觉为前提
设计不是主观随意的遐想，顶层设计更不是随心所欲的臆想，而是具有高度理论自觉的创造性活动过程。正如康德指出：“当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心意并且往往是彼此互相冲突地在追求着自己的目标时，他们却不知不觉地朝着他们自己所不认识的自然目标作为一个引导而在前进着，是为了推进它而在努力着；而且这个自然目标即使是为他们所认识，也对他们会是无关轻重的”[10]他还认为：“人类并不是由本能所引导着，或者是由天生的知识所哺育、所教诲着的；人类倒不如说是要由自己本身来创造一切的。生产自己的食物、建造自己的蔽护所、自己对外的安全与防御、一切能使生活感到惬意的欢乐、还有他的见识和睿智乃至他那意志的善良，——这一切完完全全都是他自己的产品。”[11]这些与社会主体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顶层设计不能不合乎规律性，又不能不合乎目的性。但合规律性是根本前提，对社会规律的认识越深刻，把握得越准确，越接近客观真理，顶层设计就越科学、越合理，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越符合人们的希望和志愿。
4.顶层设计以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为基础
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说过：“人类的目的唯有一个，就是要达到文明。为了达到文明的目的，不能不采取种种措施，因而边试边改，经过千万次试验，才能得到一些进步……世上一切事物，若不经过试验，就没有进步，即使经过试验而顺利进步，也不能达到进步的顶峰。所以从有史以来直到今天，可以说世界还处在不断试验中。”[12]诚然，从人类演进漫长的历史考察，在人们还没有“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以前[13]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确实可以理解为“试验”的过程，人类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就在于人们能够在试验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在不断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基本经验的基础上，人们对社会世界的改造与变革就可能做到顶层设计。
总之，“顶层设计”作为哲学范畴，不是就事论事，急功近利。顶层设计来源于人们改造社会世界的现实生活，又超越这种现实生活，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整体思维和工程思维在变革社会世界伟大实践中的应用与拓展，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力的集中展示。
参考文献：
[1]荷兰路易.L.布希亚瑞利.工程哲学[M].辽宁人民出版，2008:15.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296-297.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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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926.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4:8.
[7]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商务印书馆，2004:161.
[8]黑格尔.小逻辑[M].商务印书馆，1997:427.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203.
[10]康德.历史理性批判[M].人民出版社，2007:2.
[11]康德.历史理性批判[M].人民出版社，2007:5.
[12]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M].九州出版社，2008:67.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4:758.
责任编辑：陈铁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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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编辑：陈祎玮
文字编辑：冯钰鹿、底旭东
审核：赵佳丽、陈祎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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