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 “科技考古前沿：技术、环境及经济转型”研讨会

2023年6月18日至19日，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国际中心（ICCHA）、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科技考古前沿：技术、环境及经济转型”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考古楼A座101多功能厅顺利举办。本次会议聚集了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伦敦大学学院的多名专家学者，十五位师生在会上做学术报告。

18日上午的研讨会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吴小红主持，对话议题为“植物考古”与“考古学材料研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吴小红教授主持

议题1：植物考古

Session1：Archaeobotany

作物驯化与古代植物性食物的植物考古学定量、定性研究进展：历时性数据、X射线断层扫描与食物加工的微观结构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dvances in the archaeobotanical study of domestication and ancient plant foods: time series data, x-ray tomography and the microstructures of food preparation

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 Dorian Q Fuller教授

Dorian Q Fuller介绍了植物考古研究理念和方法方面的一系列新进展。他首先概括了作物驯化研究领域的新趋势，并指出二十年前研究者还主要基于少量样本的形态学研究，对农作物的驯化与否给出定性判断，近年来，随着研究数据的积累，促成了由“量”引发的重要突破。研究者们基于大量的植物考古证据，特别是谷物种子粒型、落粒性等定量统计的结果，在不同地区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时间演变序列，对作物驯化过程的解读也开始更倾向于认为是经历了长时段的转变，而非原本认为的“革命”。除了“量”变的突破，新的技术手段也带来了植物考古研究数据“质”的飞跃。Dorian Q Fuller提到了微CT扫描、同步辐射X射线断层扫描、扫描电子显微镜等图像技术，并以陶器内羼和植物遗存的无损识别、大豆等农作物种皮厚度和种子内部解剖学结构的变化等为例，介绍了上述方法的相关应用。最后，Dorian Q Fuller还分享了通过扫描电镜观察分析炭化食物残渣，同时结合实验考古所获现代样品的比对，识别植物残体和其他相关的微观信息，从而辨识面包、粥和米饭等相关食物遗存及其加工技术的研究案例，这些为探索不同文化中食品和食谱的形成与演变过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中国农业起源的比较研究

Agricultural Origins in Chin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邓振华助理教授

邓振华首先介绍了过去对中国南北方农业起源的相关认识和存在的问题与争议，进而结合近年来取得的新进展，分别对南北方农业起源过程与模式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关于稻作农业的研究，他重点介绍了义乌桥头遗址的新发现，并指出这一证据彻底改变了对长江下游水稻驯化过程的原有认识，当地水稻驯化的完成时间与其他地区基本一致甚至略早。此外，靖安老虎墩遗址下层的植物考古分析，填补了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澧阳平原与金衢盆地之间的区域空白，进一步支持了水稻起源的多中心模式。关于北方地区旱作农业的起源，在东胡林和南庄头遗址的早期证据之外，最令人瞩目的是燕北南北地区四台、兴隆等遗址的重要发现，当地自距今一万多年至新石器中晚期较为连续的发展序列和一脉相承的区域文化特征，使得这里成为旱作农业最有可能的起源地。同时，新石器时代中期北方地区农业的迅速扩张和聚落与人口数量的增长，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特点。最后，邓振华对比了中国南北方农业起源的相关过程，并指出基于当前的证据，粟黍与水稻的驯化似乎都是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完成的，不过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更有可能是单一中心的模式，稻作农业的起源则可能是多中心的“马赛克”模式。同时，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农业经济和人口的迅速发展，也显示出相比于同时期稻作农业的优势，是今后研究中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探讨的重要议题。

议题2：考古学材料研究

Session 2：Archaeomaterial studies

丝绸之路的开辟：青铜时代欧亚草原上的金属、燃料、基因和网络

The Forging of the Silk Roads: Metals, Fuels, Genes and Networks in the Bronze Age Eurasian Steppe

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 Miljana Radivojević副教授

中部欧亚地区在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欧亚大陆的相互联系中，金属原材料的流动和技术传播是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当下关于青铜时代欧亚大陆草原冶金技术演变的主流观点认为冶金技术由西方传播到东方，但冶金技术的发展轨迹没有得到很好的探索，同时草原地带人民在冶金技术方面的贡献还缺乏认识。随后Miljana Radivojević从技术创新、冶炼规模、地区联系三个方面展开讲述。在技术创新方面，欧亚草原各个地区的冶金技术紧密联系但又各有创新。在Taldysai发现了公元前2000年的用于大规模冶炼作业的窑炉系统，并发现至少有两条金属生产线，即铜和砷铜，这是对青铜时代欧亚草原上局部地区冶金技术的新认识。在冶炼规模方面，欧亚草原发现了大量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原料产地与综合采矿遗迹，在哈萨克斯坦Kargaly地区的青铜时代遗物中发现约15万吨金属铜，生产这些铜料需每年砍伐大约50公顷的林地，这种大规模树木砍伐活动也造成环境中二氧化碳含量的显著上升，这表明当时的冶金业规模是十分庞大的。与此同时中国青铜器的生产效率问题还有待估计。在地区联系方面，青铜时代欧亚草原不同地区间存在密切交流，这些联系体现在青铜器的成分组成与铅同位素比值上，大量数据的科学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区间的复杂联系。总之，欧亚草原地带是青铜时代以来很多冶金技术起源和传播的重要区域，这一时期错综复杂的贸易网络系统为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基础。

中原地区早期冶金技术的本土化进程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of Early Metallurgy in the Central Plains of China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陈建立教授

目前的主流观点是，中国的青铜冶金技术很可能自西亚地区传播而来，早期青铜器集中发现于西北地区，说明该地区在冶金术中西传播与交流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而极具中国特色、在三代礼制形成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青铜容器，其铸造技术始见于陶寺遗址，又在夏商周三代重要都邑性城市及高等级墓葬中大量出土，反映了青铜冶金技术在中原地区的本土化进程。在这一本土化进程中，青铜器的生产与金属资源分布的不一致性凸显了金属物料溯源研究的重要意义。近年来，研究团队将与中原地区青铜器生产相关的技术及资源问题研究重点聚焦于河西走廊、辽西、中条山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系统性的采矿、冶炼遗址调查和发掘提供了丰富的金属资源产地信息，另外在三代都邑性聚落发现的大量铸铜作坊以及墓葬出土青铜器，为金属物料的溯源研究提供了关键材料，基于大量青铜冶铸遗物和青铜器的系统分析将有助于增进对早期金属资源获取情况的认识。陈建立还提到，金属资源流通体系的研究以东周青铜器铭文“金道锡行”为线索，在区域间重要的交通路线上开展矿冶遗址调查和冶铸遗物综合研究尤为关键。研究人员在辽西和长江中游地区等地新发现的有关锡矿开采、冶炼和纯锡制品等资料，以及关于青铜器中锡含量随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规律的探讨，为研究中原地区商周时期青铜冶铸业锡料的来源及使用状况提供了线索，如周代以来，长江沿岸成为中原地区锡料的主要来源地。铅同位素比值分析显示，铅资源利用的周期性变动及同时期广域资源使用的一致性，说明东周青铜矿料使用具有一定的统一性，这种特点在商和西周时期也同样存在，反映了当时国家组织对重要金属资源的强力控制。陈建立总结到，冶金业扩大了中原在资源和技术流通上的控制范围，提高了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能力，促进了中原与周边地区之间技术、资源和交流、传播与融合，中原地区早期冶金的本土化过程以及金属资源的管理模式深刻反映了中华文明“包容性”和“统一性”的特点。

新疆地区墓葬出土红色颜料的显微分析: 早期青铜时代远距离技术交流

Scientific Analysis of Red Pigments in Western Xinjiang Burials: Insights into Technical Transmission in Early Bronze Age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姜晓晨阳助理教授

考古学证据显示至迟在旧石器晚期，墓葬中已经开始出现铺撒铁红颜料的行为。青铜时代早期广泛分布在欧亚草原上的颜那亚文化与阿凡纳谢沃文化常被认为是这一时期跨大陆文化技术交流的最重要媒介，其墓葬中最具标志性的特点之一即是墓底尸骨上铺撒的鲜红颜料，然而迄今鲜有对其材料性分析的科技研究。通过选取新疆、甘肃和云南等青铜时代遗址出土的红色颜料，开展了化学成分、物相结构和颗粒形貌分析。结果表明，新疆地区阿凡纳谢沃文化墓葬中的颜料均为人工制备的纳米氧化铁，其中萨吾尔山周边的吉木乃萨依汉萨墓地、和丰松树沟墓地与哈巴河阿依托汗墓地中颜料的技术特征与欧洲传统的针铁矿热处理工艺一致，而额敏霍吉尔特墓地中颜料的工艺特点则可能为直接加热改性天然赤铁矿。作为对照，火烧沟与海门口遗址与出土了未经人工改性的天然赤铁矿颜料，而新疆地区属于安德罗沃诺文化的石河子十户窑墓葬则只发现黏土矿相，未有氧化铁独立物相的检出。最后，姜晓晨阳老师总结到，在公元前第三千纪，伴随着这一时期大规模的东西方人群迁徙和文化的交流互动，具有欧洲技术特点的合成纳米红色颜料工艺已经西传到我国阿尔泰地区，但严格局限于阿凡纳谢沃文化人群，未与周邻文化发生技术交流，暗示这种技术可能仅由特定人群掌握。这一研究可以为青铜时代早期不同群体之间技术知识的传播提供新的视角。

研讨会的第二部分由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教授Dorian Q Fuller（傅稻镰）主持，对话议题为“古病理学/生物考古学”和“环境考古学”。

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 Dorian Q Fuller教授主持

议题3：古病理学/生物考古学

Session 3：Palaeopathology/Bioarchaeology

From Field to Laboratory: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tific Methods to the Study of Excavated Cemetery Populations From Medieval Britain

从田野到实验室：科技手段在中世纪英国墓葬出土人骨研究中的应用

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 Katie A. Hemer讲师

近年，在对英国彭布罗克郡中世纪时期的圣帕特里克教堂遗址（公元5至14世纪）的发掘中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历时性墓地。该墓地位于圣帕特里克教堂底下，坐落在一个风沙沙丘上。在最早的埋葬时期，墓地四周存在一个由附近海滩巨石建造的大型围墙。Katie A. Hemer介绍了该遗址出土骨骼类遗存研究的最新成果，包括骨骼学、组织学和稳定同位素分析。墓地人群年龄组成中包含大量婴幼儿和未成年个体，成年个体中男女的性别比例大致相当。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该遗址人群较之周边遗址具有更高的氮同位素比值，显示对于肉类食物资源的摄入较多。结合动物考古分析来看，当地人群的生业经济主要依靠饲养绵羊和牛，海鸥、海雀等鸟类也经常被捕食。研究中还发现了维生素D缺乏性佝偻病的病例，并通过牙齿组织学鉴定证实了这一判断。在对人体组织学的分析中还强调了维生素D缺乏症的多次发作，这在宏观评估中是不可观察到的。Katie A. Hemer表示，相关研究展示了如何将多学科方法纳入骨骼遗存的综合调查，这对我们研究古代人群的健康、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习俗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史前的头骨变形

Artificial Cranial Modification in Prehistoric China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何嘉宁副教授

头骨变形是古代永久性身体变形中最受关注的类型之一，是高度可视化、永久性的身体变形，存在有意识变形和无意识变形两种情况。基于头骨变形的基本概念，何嘉宁老师进一步介绍了中国史前各地区头骨变形的情况。他指出，中国史前人群的头骨变形以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大汶口人群的头骨枕部变形最为著名，该特征在龙山时期（5800-3800BP）后逐渐消失；此外，头骨枕部变形在华北地区黄河中游的仰韶人群（7000-4500BP）和东北地区南部的红山文化人群（5500-500BP）中也很常见, 而在中国东北地区北部的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则存在另一个以额-枕和环状变形为主的变形系统。通过整合各地区的现象，何嘉宁老师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华北地区头骨变形情况出现晚，且体现出从无意识变形向有意识变形的趋势，基于其变形相对不够标准、无性别偏好的特点，以及曾普遍存在于中国北方新石器农业相对发达地区的情况，推测成因不排除与育婴方式或农业发展有关，但尚需未来更细致的工作来进一步分析；而东北地区头骨变形则明显为有意识变形，相对标准、存在男性偏好，结合其为欧亚大陆头骨变形出现最早的地区之一，且时间早于10000BP，推测该地区头骨变形的出现可能与全新世初期的社会复杂化有关。

古DNA研究视角探索中国北方人群迁徙与文化传播的互动关系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Cultural Transition in Northeast China: Perspective from Ancient DNA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宁超助理教授

中国北方地区一直是探究粟作农业起源、人群迁徙与文化演化的核心地带。考古研究表明该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人群生业模式与考古文化发生了频繁的转变，但是仍不清楚这些变化是否由人群迁徙所驱动。宁超老师对来自中国北方黑龙江流域、西辽河流域和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铁器时代的古代人群的基因组数据进行梳理和总结，认为中国东北地区主要文化转变过程一般都伴随着显著的人群迁徙与基因交流。黑龙江流域人群自全新世以来就具有很强的遗传连续性；黄河流域人群基因遗传结构变化较小，但自仰韶文化以来，受到了中国南方极有可能是长江流域人群的显著影响，使得稍晚的龙山时期人群在遗传结构上含有更多的中国南方人群的基因，这与水稻种植显著向北扩散到黄河流域的时间相一致，长江流域人群可能带着集约化的稻作农业种植技术北迁至中原地区；西辽河流域经历了人群基因结构的频繁改变，并受到来自黄河和黑龙江流域人群的影响，仰韶文化人群对周边人群以及红山文化人群具有广泛的遗传贡献，这与考古发现的红山和仰韶陶器的特征相似相呼应，到夏家店下层时期，以二道井子遗址为代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基因几乎被黄河流域人群基因所完全取代，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的DNA研究表明，此时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人群南下进入到西辽河地区并与当地土著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融合，气候恶化可能是推动草原人群南下的重要驱动因素。此外，宁超老师还讨论了中国北方古代人群对朝鲜半岛和日本群岛古代人群的遗传贡献。

议题4：环境考古学

Session 4：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的 "土壤实验室 "研究方法

The ‘Earth Lab’ approach at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CL

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 Manuel Arroyo-Kalin副教授

Manuel Arroyo-Kalin首先介绍了地质考古学实验室主要研究的问题，一是利用考古学框架对地形、地貌、土壤等景观的形成过程进行解释，二是以人类活动过程（例如地表活动、废物燃烧等）为框架，重建古人的行为。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的实验室分析工作是通过将田野考古中获取的沉积物样品制成大尺寸的土壤薄片来进行的。对这些土壤薄片的研究主要是参考地貌学家、土壤学家和考古学家所建立的大型数据库，进行微形态的观察和对比分析。随后Manuel Arroyo-Kalin以亚马逊一处现代房屋基址为例，介绍了其研究数据主要来源自现场调查、发掘采集和后期在实验室对样本进行的详细研究，同时利用遥感方法和地层学理论确定空间尺度。通过对样品切片分析发现，可进行的研究不仅局限于识别微观物体，更侧重于人类活动将如何改变地质形态和土壤形成。在此研究的基础上，Manuel Arroyo-Kalin认为地质考古学的核心理论是景观遗产方法，即研究随着时间推移被人类改变的景观，由此可以得到过去土地使用状况的相关信息，从而了解背后的社会发展状况，重建过去的景观和人类活动过程。

4.2千年环境事件对中原文明崛起的影响

The Impact of 4.2kabp Climate Event and the Rising of Civilizations in Central Plain of China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张海副教授发言

4.2千年环境事件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广泛干旱和洪水的发生，极大影响了全球诸多早期文明发展的进程。本研究涉及的黄淮冲积平原东部在晚全新世受到黄河与淮河泛滥的影响，早、中全新世的沉积物大都深埋地下。通过中原东部地区的黄淮冲积平原这样一个文化与生态的过渡地带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阐释文化区之间大时空尺度上的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关系。张海老师利用多学科方法，包括古环境、生态、地质、考古，获取了各类高分辨率的环境和人类活动的记录信息，对地貌演变、植被变化、生态学、人口问题进行研究，讨论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通过整合数据，最终提出结论：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后开始的景观变化，包括频繁的河流泛滥和湖泊沼泽萎缩，有利于增加种植谷物的潜在土地，粟作农业的发展又反过来将当地景观从森林湿地转变为农田草原，由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景观变化与人类活动的良性作用机制是推动中原地区社会转型和文明发展的关键因素，最终形成了一种可持续稳定的人类环境生态。

19日上午的研讨会由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 Dorian Q Fuller教授主持，对话议题为 “古代生物遗存的科学分析”和“动物考古学”。

议题5：古代生物遗存的科学分析

Session 5：Scientific Analysis of Ancient Biological Remains: Biomolecular, Stable Isotopes and Residue Analysis

山牧季移——甘青地区西部畜牧经济的兴起：来自青海祁连柳沟台遗址出土动物与人骨的稳定同位素证据

Transhumance—The Rise of Pastoral Economies in West Ganqing Area: Stable Isotopic Evidence from Faunal and Human Remains at Liugoutai Site, Qilian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杨月光博士后

迄今为止，甘青地区西部畜牧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仍存在明显不足。杨月光以地处祁连山腹地的柳沟台遗址出土动物与人类骨骼为研究对象，通过开展AMS14C测年和C、N稳定同位素分析，综合遗址所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动物和植物考古研究结果等，探讨了柳沟台遗址人与动物的食物结构、家畜的饲养策略和先民的生业经济模式。通过对比分析甘青地区西部青铜时代动物与人的食物结构的显著差异，初步勾勒出了当地畜牧经济的兴起过程。

杨月光指出，柳沟台遗址先民采取了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采集、狩猎和捕捞的多元生计方式，畜牧业的主要特点是随季节变化进行移牧，称之为“山牧季移”。从青铜时代早期到晚期，甘青地区西部史前先民的生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以农为主转变为以牧为主，畜牧经济由此兴起。这些认识不仅为探究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面貌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提供了明确线索，也为甘青地区历史时期畜牧经济的繁荣找到了源头。

公元前1千年前后农牧交错带人群的生计选择：姚河塬遗址人和动物遗存的稳定同位素分析

Subsistence Choices in the Agro-Pastoral Ecotone around 1000 BCE: Insights from Multiple Stable Isotope Analysis of Faunal Remains at the Yaoheyuan Site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博士生欧阳心怡

受新的作物动物传播、气候变化和人群交流的影响，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际中国西北地区社会生业经历了重大的变化。近年宁夏南部姚河塬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工作为了解公元前1千年前后农牧交错区生业经济和社会文化面貌提供了新的机会。欧阳心怡对遗址出土人和动物骨骼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姚河塬遗址先民以粟、黍等C4类食物为主要饮食内容，同时也消费了大量的肉类食物。姚河塬先民经营管理着猪、狗、牛、羊、马等多种家畜，其中猪、狗、牛、羊动物群的碳氮同位素数据特征与同时期中原地区遗址情况相近，表现出与本地早期传统有别的家畜管理方式。不同时期、不同单位马骨、马牙的多种同位素分析表明，西周时期姚河塬遗址可能拥有多样化的马匹来源。在农牧交错区观察到的动物管理策略中原化倾向揭示了西周时期该地区生业策略选择和文化交流的复杂性。此外，欧阳心怡还指出姚河塬遗址在西周时期马匹流通网络和东西农牧文明交流中可能发挥有重要作用。

骨骼、牙齿和植物遗存的分子生物学分析与古代社会研究

Unlocking the Past through Biomolecular Analyses of Archaeological Bones, Teeth and Plant Remains

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  Rhiannon Stevens副教授

在Rhiannon Stevens看来，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在生物分子考古学领域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涵盖了从旧石器时代到近代的各个时段。研究内容包括碳十四测年、稳定同位素、蛋白质组学和古DNA分析等各个领域。研究重点涉及人与环境关系相关的一系列主题，如古气候、古环境和古生态重建，家养动物和农作物的管理方式、古代食谱重建、人类和动物的迁徙与流动等。

Rhiannon Stevens重点介绍了两个研究案例，一是UPNorth项目，该项目致力于探索末次冰期最盛期后人类和动物向欧洲北部的扩散过程，侧重于通过稳定同位素分析、放射性测年和古DNA分析等一系列手段，研究欧洲西北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活动以及古环境、古食谱重建。二是Iso-wetland和Archaeo-Zn项目，其重点是开发新的同位素分析方法来重建史前作物的生长条件。Rhiannon Stevens认为，骨骼、牙齿和植物遗存的硫、锌同位素在揭示水热条件、重建农业生态中具有巨大潜力。

青铜器残留物分析：方法学与考古学意义

Residue Analysis of Ritual Bronze Vessels: Methodological and Archaeological Implications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张予南助理教授

青铜容器是中国古代尤其是夏商周时期社会上层用于宴飨、祭祀的重要礼器，其中可能保留了来自食物、酒类等祭祀用品的残留物，与器物功能和古代仪式传统有关。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对青铜器表面纺织品、木材、燃料等可见残留物进行观察和研究的案例相对广泛。然而，寻找、提取和分析与青铜器利用相关的不可见小分子有机成分仍然是刚刚出现的新兴方向。

张予南以山东大韩遗址、湖北苏家垄和杨家坪遗址为例，探索了青铜器中脂类残留物的应用意义。她指出，大韩墓地中青铜器内部锈蚀、填土、外壁附着物中保存的化合物种类存在差异，锈蚀层具有特征性的动植物标志物，与环境背景相区别，苏家垄遗址的样品以环境来源为主。对比不同提取方法的实验结果表明，溶剂提取法更适用于大韩遗址样品甾醇类成分的提取，碱性提取法更适用于苏家垄和杨家坪遗址的样品。不同提取方法的效果可能与埋藏环境和脂类成分的性质有关。不同类型青铜器（鼎、鬲、簋、簠、敦、壶等）中化合物组成存在差异，可能保留了原始使用信息，与青铜器的功能有关。

议题6：动物考古学

Session 6：Zooarchaeology

应用动物考古学和历史数据基线在保护生物学和第四纪研究中的应用

Applied Zooarchaeology and the Use of History Baselines for Use in Conservation and Wider Quaternary Research

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 博士生Thomas Dwyer

应用动物考古学和历史数据基线已经成为保护生物学领域的有力工具，为研究古代生态系统和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提供了独特视角。通过分析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研究者可以重建历史中的物种分布、群落组成和食物网。这些信息有助于建立历史数据基线，并作为评估人类影响程度的基准。此外，动物考古学数据阐明了古人的资源利用、狩猎活动和动物被赋予的文化意义，有助于理解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基于动物考古学和其他历史记录建立的历史数据基线能够揭示气候变化、栖息地丧失和物种灭绝等产生的长期影响，在保护计划的制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中国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生态遗产，因此这类研究在中国尤为重要。当前中国历史数据基线的研究仍存在很多不足，表现在不同阶段的空间差异、分类学上的不确定性，以及灭绝种和现生种之间的生态差异等方面。因此，Thomas Dwyer近期致力于重新梳理中国更新世至全新世丰富的考古学和古生物学记录，这项研究旨在填补已有研究的空白，并为更全面地了解全球范围内第四纪晚期物种的减少做出相应的贡献。

我国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生计方式的新证据

New Evidence on the Subsistence of Middle Paleolithic in Northwestern China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曲彤丽副教授

通过对新疆通天洞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曲彤丽展示了中国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的生计方式。研究发现，该地区人群主要以大中型哺乳动物（特别是羊亚科动物）为狩猎对象，同时也开发利用小型哺乳动物。整体捕获强度不高，但利用强度非常高。骨骼的埋藏过程以及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特点反映了较小规模人群在西北较高纬度地区的高流动性生存策略，揭示出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东西部地区以获取大型动物为主的相似生计方式，同时也显示出在资源开发策略以及栖居模式方面的差异，为认识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提供了新视角。

每个议题主题报告结束后，研讨会都安排了提问和讨论环节，现场参会人员就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向相关专家进行了提问，报告专家一一详细解答。报告专家之间也互相交流讨论，现场气氛热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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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经陈建立、张海、何嘉宁、曲彤丽、邓振华、宁超、姜晓晨阳、张予南审阅

撰文：杜星雨、肖红艳

摄影：熊婉婷、王正原、刘易珈

校对：崔剑锋、姜晓晨阳

审核：沈睿文

了解更多信息，请前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网站: 

http://archaeology.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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