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回顾 | 第四届历史考古青年论坛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举办

2022年12月3日—4日,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的“第四届历史考古青年论坛”在线上召开。来自四川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郑州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单位的二十九位青年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魏坚教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建林研究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霍巍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教授五位考古学家受邀作为点评专家参会。

开幕式合影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教授的致辞为论坛揭开序幕。沈睿文教授首先向与会青年学者提出担当建设中国考古学、将中国考古学融入为世界考古学的中坚骨干之殷切期许。继而提出,为此既要放眼学科内外、放眼全世界,在务实有效的工作中追求学科建设、研究方法、技术手段上的多样性;同时也要扎根田野,田野工作是考古学的源头活水,只有守住学科基础才能做出实质性的创新。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教授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巍教授分别致开幕辞。秦大树教授指出,论坛为青年学者们展示新材料、新成果提供了宝贵的机会,也打破了考古学内不同专业领域的壁垒,必将碰撞出精彩的火花,令人期待。


霍巍教授在致辞中提出,历史时期考古在当下阶段呈现出四个特点:资料扩充、空间拓展、方法多元、代际转换。继而提出期许:在新阶段中,青年学者们应当着力紧跟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本源性问题的新进展;同时加大研究深度,开创历史考古学的新格局,新天地,新气象。


第一场


简短而热烈的开幕式之后,第一场报告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煜博士主持。首位报告人是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路国权博士,报告题为《聚类与集群:再论铜钅和的功能是水器》,从东周时期铜“钅和”的功能辨析切入,展开了对东周墓葬空间中随葬品放置位置的讨论,并提出“同类器物相邻,聚类分布;同功能器物相近,集群分布”的规律。


魏坚教授认为报告中对随葬品分布的分析细致而令人信服,从小视角提出了器物的组合分布这一大问题。建议在后续就东周时期酒器地位下降,水器地位上升的时代文化背景适当作深入讨论。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张闻捷博士的报告《春秋时期楚国乐制新探》,以河南信阳城阳城 M9 新出土乐钟为核心案例,将其置于春秋时期楚国高等级墓葬中随葬乐钟的整体视野下,重新推定了案例的年代与等级。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春秋战国之际楚国随葬乐钟的制度转折;以及春秋楚墓所见乐悬布局与文献记载的差异。


白云翔教授肯定了乐制问题的重要性,并赞赏了张闻捷在长期系统性研究的积累之上,对新材料新问题的敏感性;同时强调了文献与考古发现之间的关系,这本身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理论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魏镇博士报告题为《从礼到俗:两汉之际斜坡墓道的礼制功能及其演变》,从墓道的身份表达、墓葬整体形制以及背后可能的生死观念等角度,重新阐释了两汉时期斜坡墓道这一经典问题。


白云翔教授认为报告材料梳理清晰,探讨现象背后动因的努力值得肯定;并提出从实用功能与礼制功能的关系角度理解墓道形制的思路。同时他也提醒报告人,将墓道解释为灵魂出入通道还需要对概念前提做更基本的讨论。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朱津博士的报告《论中国古代帝陵的保护传统——以两汉帝陵为例》,关注中国古代王朝对前代帝陵的破坏、保护、复原与祭祀等活动,讨论其背后的动因和观念,并勾勒出从两汉陵守到明清历代帝陵的帝陵保护传统。


魏坚教授提出,报告将帝陵保护传统从两汉延展考察到明清,展现出这个问题延续性的一面,这值得重视。帝陵作为一种不断被完善的传统,体现了一种国家正统合法性的延续的秩序,或可贡献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共同体意识的论证。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付龙腾博士作题为《与临淄汉墓有关的四点推论》的报告,研究基于田野工作体会,归纳了对临淄汉墓的四点观察:存在“南郊墓区”的空间概念;墓葬形制演化较为“保守”;随葬品生活器物为主,没有出现陶礼器“复兴”;墓葬现象有较明显的“制式化”规律。报告还尝试讨论了现象背后可能的原因。


霍巍教授肯定了研究的深度,同时建议在观点表述中对概念的使用作进一步辨析和讨论。


第二场


本场报告和讨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陈晓露博士主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云河博士的报告《关中地区东汉时期同墓合葬问题研究》关注东汉时期关中地区一墓合葬两人以上的现象,运用数据统计和个案分析的方法解读了现象的分布规律,并对可能的合葬墓下葬过程进行了复原。


白云翔教授肯定了报告是用新材料和新视野,对经典问题发出了新论;并指出合葬需求和墓葬形式的互动关系值得深入思考。总体而言,汉代物质文化呈现出在主体上统一性占主导,在小方面地域性和多样性并存的规律。要深入解释文化现象,就需要学者带着问题做田野,从田野中找答案。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赵俊杰博士的报告题为《调适与创新:曹魏西晋“首阳陵区”葬地秩序的形成》,在实地考察相关区域地望特征的基础上,对缺乏考古工作、文献记载模糊的魏晋帝陵的选址进行了推断,并在中古时期帝陵发展的整体脉络中讨论其历史意义。


霍巍教授评价该报告选题价值与挑战性并存,方法与分析逻辑自成一体,将讨论落脚于魏晋作为帝陵制度发展的转折期,是对基本性问题的一次有价值的挑战。并提出新近发掘的汉文帝霸陵对于魏晋帝陵研究应具有重要参照意义。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博士生陈健带来了题为《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的分期与编年》的报告,以随葬牛车的形制演变为切入点,结合俑群组合与墓葬形制,对缺乏纪年材料的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进行了分期与编年的尝试,并进一步讨论了各期背后可能的社会文化因素。


霍巍教授指出,十六国墓葬的分期难度很大,需要综合考虑文献记载、文字材料、等级区分、地域差异等因素,由此可以得见历史时期考古如何运用类型学方法的理论问题。针对十六国墓葬,除了分期工作以外,辨认不同文化因素的来源和发展脉络同样具有基础性意义。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淡雅的报告《东晋南朝出土墓志的演变》聚焦于墓室中的墓志,从墓志的材质、形制、文本内容与书写格套等多个角度展开了综合性的观察,并将墓志演化的现象联系到世家大族衰落与南朝礼制建设的背景中展开论述。


白云翔教授提出,墓志的出现标志着丧葬观念与礼俗传统的重要转变,报告在材料运用、方法选择和分析逻辑上都很成熟;并就墓志志文书写格套与墓主社会身份的关联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


第三场


本场报告和讨论由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赵俊杰博士主持。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周繁文博士报告《秦汉岭南服饰形象研究》。该研究通过对出土文物中的服饰形象进行整体分类,结合器物载体、出土情境、时空分布等情况,认为在西汉早期的岭南普遍流行汉系服饰形象,而岭南系服饰形象仅见于高等级墓葬,且仅有仪式性服饰一种,主要集中在广州、贵县;西汉中期以后,流行混合系、非仪式性岭南系的服饰形象,后者指涉的人群又可分为缠巾穿耳、裸体、断发三种,分布较广,或许是在地生活的汉人制造的越人形象。


霍巍教授在评议中指出该文章与冯汉骥、汪宁生的四篇研究的研究目的相近,前辈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已有佳作在前,他建议本文在人物形象所在情景之下进一步展开对发式、衣式的讨论。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金弘翔的报告题为《南朝陵墓石刻“麒麟”的名实问题——兼谈南朝瑞兽体系的制度化》。报告指出陵墓石刻是墓葬建筑空间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南朝前后文献、实物、图像中的麒麟形象进行系统梳理,认为北朝至隋唐对“麒麟”、“天禄”、“辟邪”等神兽形象的认识与汉代基本一致,南朝石兽记载因刘宋再造帝陵石刻制度产生了“断层”。但是,南北方对麒麟代表帝陵的认识却是一致的,这背后又揭示了南朝陵墓中多重瑞兽体系的杂糅。


白云翔教授提出该文章的意义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之于古代陵墓制度承上启下的位置,石兽体系是陵墓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本文在文献利用与实物对照方面做了有意义的讨论,对“名实”关系的论证有重要意义。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耿朔博士报告题为《襄阳、建康与巴郡:再论中古陵墓石刻传播路线》。报告由《南齐书•豫章文献王嶷传》记载建康近郊的宋文帝长宁陵神道石刻为其子孝武帝“于襄阳致之”这条文献展开讨论,通过对建康、襄阳、洛阳等地陵墓石刻种类和造型的比较,认为长江中游南阳-襄阳的石刻传统不仅作用于长江下游,可能也对长江上游至少巴郡一带可能也有影响,通过对2003年在忠县乌杨镇长江边发现的刘宋泰始五年(469年)神道柱的分析,认为形制风格融合中原魏晋和本地汉代传统,这一发现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古时代墓地石刻在南中国传播路线的认识,也提醒我们注意一批南朝小型神道石刻的归属问题。


霍巍教授肯定了外来移民影响和传播路径研究是墓葬制度研究的重要议题,他提出要进一步讨论魏晋以来“官方许可”和“民间”的墓葬区别,展开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制度性讨论。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煜博士报告题为《南朝陵墓拼砌砖画的布局与意义——以南北对比为中心》。报告提出,南朝陵墓拼砌砖画可分为四个层次:其中以青龙、白 虎为先导的出行队伍,可分为上部天人和下部仪仗,一方面表现身份等级,另一方面表现升仙目的,虽然题材略有差别,但与北朝高度一致,只是由于缺乏墓道而压缩至墓室之中。此外,以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为题材的围屏,北朝更多体现在葬具围屏上,南朝陵墓中由于缺少这一层次的设施,将之置于墓壁,“打破”壁面以出行为主题的构图,而高士题材的使用恰恰正是此时政权合法性的一种特殊表达。南北对比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严重压缩、挤压和重叠的南朝陵墓拼砌砖画的布局和意义。


白云翔教授肯定了南朝拼砌砖画的重要性和该研究的新视角与新认识,尤其是该研究中对装饰意义和礼仪制度的释读。他援引杨泓先生“壁画研究应具有整体性认识的重要性”,建议该研究还应注重南北朝的内在一致性,并进一步加强“高士”、“竹林七贤”的意义阐释。


第四场


本场报告和讨论由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张闻捷博士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沈丽华博士的报告题为《风雨如晦、朝不保夕——十六国时期邺城考古发现略论》。十六国时期在邺城建都时间短暂、战乱频仍,留下文字材料较少,学者对此关注和研究较少。本报告基于考古发现,对十六国时期都城、墓葬、手工业和佛教等方面的物质文化面貌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报告认为十六国时期都城规划和建筑技艺处在精进的中继,而邺城也成为多元文化、民族融合的交汇地,更是丝路文化的拓展源。


魏坚教授肯定了在民族融合的百年内从地层和遗物角度识别出十六国时期的重要性,并建议中原地区这一时期考古研究应该聚焦以汉文化为主的文化因素讨论,进一步辨别其他文化因素、进而再与民族对应的研究路径。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达吾力江博士的报告题为《达克玛与纳骨器:考古学视野下的祆教丧葬图像与观念》。报告提出,祆教丧葬文化中,作为曝尸场所的达克玛与收纳遗骸的纳骨器是最具代表性的丧葬空间。伊朗及中亚所见达克玛和纳骨器有其不同特点,其中伊朗发现的达克玛及其铭文可为我们探索其形制和功能提供重要信息;中亚发现纳骨器可根据外形特点、图像装饰等内容分析其丧葬用途及宗教意涵。考古视角下不同地区达克玛与纳骨器的分析与讨论,可为研究祆教其丧葬仪式的发展与变化提供重要参考。


霍巍教授肯定了纳骨器的图像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话题。他结合自己此前做过的对西藏鹰葬的来源研究,肯定了作者的探索。霍巍教授建议研究还应进一步讨论中亚波斯葬仪藏器在中土的表达。


第五场


本场报告和讨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沈丽华博士主持。

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周杨博士所作报告《汉唐墓葬出土音乐类文物与礼乐文化》,从汉唐礼乐文化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墓葬中出土的音乐类文物,将其归为鼓吹系统、燕乐系统、高士雅乐、百戏散乐四类,并讨论了各类别在墓葬中表达的意义。


张建林评价该研究提出了有别于音乐史的音乐考古研究视角,把出土文物跟礼乐制度的长时段发展联系在一起,从考古学的角度系统地整理了音乐相关的物质文化现象,填补了汉唐考古的薄弱环节。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卢亚辉博士带来了题为《论两湖地区出土神煞俑的隋唐墓葬》的报告,以生肖俑、墓龙、人首鸟身俑等神煞俑为切入点,首先修正了两湖地区相关墓葬的年代认识,并进一步讨论了墓俑文化因素的渊源与墓主身份籍贯之间可能的关联性。


张建林教授指出,研究在年代梳理的基础上,对神煞俑所反映的品官等级、政治意涵以及可能的北方来源进行了论证;这些讨论将诸如两湖地区本土的丧葬传统与北方地区的差异等更大的问题引至我们的视野中。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保卿博士的报告《宋元寿藏观念考》讨论了“寿藏”,即在生前营造墓葬这一做法,分析了其在宋辽金元时期的南、北、川蜀等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及其相互影响,并着重分析了“寿藏”观念的发展与宗教文化传播之间的相关性。


秦大树教授评价报告资料翔实,问题鲜明,观察广泛且深入,并提出北方地区在北宋末期出现长时间停尸等待吉时吉地入葬的风俗,可能也与“寿藏”观念有关。同时建议应进一步关注考古现象的辨识,以及“寿藏”观念发展的阶段性。


第六场


本场报告和讨论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丁雨博士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孙昊博士作了题为《9—11 世纪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的报告,研究重新审视了既往将北方草原丝绸之路视作古代文化经济交流通道的观点,指出在9-11世纪,东部辽王朝、中部鞑靼部族、西部回鹘政权这一地理区域彼此敌对与竞争,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政治格局。


魏坚教授认为该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揭示出9-11世纪草原中西交通事实上是阻滞的,这一认识也可以得到考古发现的佐证,这一时期草原丝路上各个区域都有各自的物质文化面貌。在此背景下才能认识到元代统一草原地区以后带来的中西交通新局面。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陈豪博士的报告《全真初兴:晋东南地区蒙元时期的道教宫观》以晋东南地区早期道观建筑实例和碑碣遗存为材料,结合全真教早期发展面貌,梳理了全真道观建筑在选址方式、整体格局、以及单体建筑上的特征。


秦大树教授建议后续研究可以加强与山西地区其他道教建筑的比较,并考虑建筑的等级属性。张剑葳教授建议可以适当扩大金石资料的范围,搜索与建筑营造、像设及壁画创作相关的匠人群体、捐资的民众,以及活动其中的道士群体,或可丰富建筑与社会之间的生动关联。


第七场


本场报告和讨论由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周繁文博士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陈晓露博士的报告题为《新疆米兰遗址穹顶建筑略论》,以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地面穹顶建筑——新疆米兰佛寺为例,从建筑材料、砌筑技术、形制结构等几个方面讨论了中西亚建筑传统与佛教文化的融合,以及佛教穹顶建筑对汉地墓葬的可能影响。


张建林教授指出,墓葬穹顶的营造技术及其起源和发展是考古学研究中值得重视的问题,报告将广阔的欧亚大陆建筑传统收入视野,并提出佛教作为技术和观念传播的中介,开拓了思考这一问题的思路。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彭明浩博士所作报告《殿窟一体:龙门万佛洞窟前建筑研究》,以龙门石窟万佛洞为例,在细致的建筑考古研究基础上,复原了窟前建筑以及可能的仪式活动;进一步讨论了窟前殿堂与石窟内部在空间与功能上的整体性,并以此透视石窟营造模式的中国化历史进程。


张建林教授赞赏了该研究工作的细致和扎实,以及将田野考古的地层原理应用于石窟营造次序的分析方法;并举例指出有些墓室顶部也发现过可能用于悬挂灯烛的孔洞现象,丰富了对石窟空间照明的讨论。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俞莉娜博士的报告《7-8 世纪日本寺院经藏、钟楼的布局与形制》,以日本飞鸟、奈良时期佛教寺院中对称布置的经藏与钟楼建筑为抓手,从整体布局和形制技术两个方面,讨论了日本国家佛教形成的历史过程和东亚木结构建筑形制技术的传播问题。


张建林教授肯定了报告选题的价值,指出经藏与钟楼是此前关注不多的寺院建筑,但是对整体布局有很好的揭示意义,并由此提出,碑亭建筑也具有相似的意义,值得关注。


第八场


本场报告和讨论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彭明浩博士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任冠博士的报告题为《唐代天山北麓城镇空间格局的考古学观察》。报告归纳出天山北麓唐代城址等级划分和形制结构方面的特点与规律,并由此对部分城址的历史沿革进行探讨,提出昌吉古城遗址为轮台县县治、乌拉泊古城遗址为西海县县治、玛纳斯古城遗址为清海军所在、油库古城遗址为独山守捉的观点。在整体的空间布局上,唐代天山北麓的城镇可分为自上而下的四个层级,共同构成了唐代天山北麓的军政体系。


魏坚教授肯定了任冠在区域层级的探讨,唐代由北向南形成了沿准噶尔盆地南缘、绿洲廊道中心、天山山谷和山前丘陵分布的三条东西向链条,实现了对天山北麓绿洲地带的管控,他建议进一步推进该地区的考古工作。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赵里萌博士的报告题为《城市地理及景物新探》。报告结合考古及文献资料,提出图中景物应在北宋东京内城崇明门(新门)内外,图中河流应为蔡河,桥梁为新桥,寺院为明福寺,酒楼为会仙楼正店,以此初步构建起《上河图》中景物的城市地理格局。


秦大树教授认为文章观点新颖,解读细致,对探讨北宋城市历史有积极意义。中国古代的绘画释义性比较强,秦大树教授以诗文所记漕运量为例,指出在对绘画和诗句进行转译时,其写实性还需要多加考虑。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子奇博士的报告题为《从列郡到国都——唐宋时期城门营建与改建工程所见城门制度与时人观念》。报告提出,城门是城市中的重要构成要素,除军事、建筑功能外还具有较强的礼仪性。中国古代都城城门至汉代已确立采用三门道的制度。至隋唐时期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套京城、都城、府州城及其他一般城市彼此不同的城门规制。北宋诸京城门,特别宫城正门的营建与改建也先后受到隋唐洛阳城和长安城的影响,以东京宫城正门为例,北宋初期为下列三门道前出双阙,晚期则改建为下列五门道前出双阙。这也进一步影响到宋代地方城市城门的营建与改建,反映出宋人观念 中“列郡”、“国都”的城门制度有所区别。


秦大树教授肯定了本文宏阔的研究视野和扎实的研究材料。他建议应该结合澶渊之盟后辽宋关系,进一步阐释仿开封城的辽中京采用“三门”而非“五门”的理由。其次,他还建议可以进一步对三门道变为五通道舟桥的改建时间以及具体位置进行讨论。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剑葳博士的报告题为《清官式造鼓制度初探》,利用清官式营造文献,结合对北京、沈阳现存官式鼓的考察, 以及对华北传统造鼓工艺的田野调查,三种材料对照,初步解读了清代营造则例中的官式造鼓制度。


魏坚教授肯定了这一研究的学术意义,认为此前对鼓的研究较少,需要从礼乐和传统工艺的角度予以整理。建议该研究可以继续深化类型学和功能研究,系统收集整理中国历史上的鼓及相关制度。


第九场


本场报告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耿朔博士主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丁雨博士的报告题为《11-12世纪中国陶瓷外销研究》,提出商贸活动的进行存在着“生产-流通-消费”的基本过程,每一环节均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展开,均受到自然环境和包括政治经济条件在内的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在考察宋代海上贸易的情况时,需考虑对其运转造成影响的各类因素。这些因素的合力与互动,形成了海外出土(水)外销瓷的面貌。


秦大树教授提出当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发生冲突的时候应更多地尊重考古资料。他认为研究仍需对印度洋地区输出的贸易路线进行讨论,尤其应注意11 世纪到 12 世纪这一历史时段。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高宪平博士的报告题为《明嘉靖郊礼改制与瓷质祭器的烧造》。报告运用2014 年景德镇御窑厂明嘉靖时期地层中出土的豆、登、爵等祭器,结合传世实物以及《大明集礼》、《大明会典》等文献和图像资料,特别是新近得到关注的《嘉靖祀典考》一书,对嘉靖新制祭器的烧造时间、形制来源、组合特征等问题进行讨论。由此判定传世的一些长期被认为是弘治朝的各色瓷尊,实于嘉靖九年才开始烧造,是嘉靖郊礼改制的实物见证。


秦大树教授肯定了报告的主要观点,同时也提出景德镇御窑的明中期地层是正德还是嘉靖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并提醒该研究在论证时还需综合考虑文献的有限性。


闭幕


全部报告和讨论结束后,论坛于12月4日晚举行闭幕式。


白云翔教授总结了此次论坛的亮点。他认为此次学术报告首先都基于具体的个案研究,围绕重大课题进行多方面、多层次展开讨论,体现了历史考古学领域的发展。其次,青年学者们均以考古调查发掘出土的、科学的实物资料为研究对象,坚持考古学本位、考古学思维的学术研究。进而,白云翔教授,建议青年学者需用世界的眼光考察主攻方向、扩大学术视野,了解、借鉴、应用相关领域的新成果,继续用考古学书写文明史。


魏坚教授认为,本次论坛汇聚了最新的考古发现、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最前沿的认识,反映了历史考古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拓展。本次论坛虽然在线上举办,却是时间最长的一届,他感谢主办方搭建的交流平台。魏坚教授希望能把成功的经验传递下去,期待论坛越办越好。


张建林教授认为本届论坛的特点有二:一是将物质与形而上的制度、文化、思想相关联;二是研究视野扩大了,在中西文化交流议题上发出了更多来自中国视角的声音。张建林教授建议,论坛可以将参与人员由考古进一步扩展至历史地理、历史学、民族学等领域,建设历史考古的学术共同体。


之后,张闻捷教授代表历史考古青年论坛下一届主办方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发出诚挚的邀请,期待2023年各位青年才俊提交高水平成果,在厦门相聚。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陈建立教授为论坛闭幕致辞。他祝贺历史考古青年论坛圆满成功,提出对青年学者的四点期待:首先是要继续坚持田野考古,夯实田野考古的根基;第二,要加强现代科技的应用,善于利用现代科技所提供的新技术、新手段,更新田野考古的研究方法;第三,要加强价值阐释研究;第四,要始终永葆对文化遗产的敬畏之心,永葆热烈的情怀。


最后,陈建立教授特别感谢白云翔、魏坚、张建林、霍巍和秦大树五位先生的倾力支持,也祝愿青年一代的考古学者在前辈学者的带领和指导下,继续以这个论坛为纽带,交流思想,收获友谊,加强合作,团结奋斗,共同进步,为建设我们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撰稿 | 郭重言,赵雅婧

审核 | 沈睿文,张剑葳,彭明浩


本文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微信公众号,我们将努力为您提供丰富的信息,让关心学院发展的您看到一个更活跃、更资深、更全面的考古文博学院。



了解更多信息,请前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网站: 

http://archaeology.pku.edu.cn/ 



请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

继续滑动看下一个
向上滑动看下一个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