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 | 王理行编审专题讲座：文学翻译还需要忠实吗？

       2021年12月15日下午，译林出版社王理行编审应邀为浙大学子作了题为“文学翻译还需要忠实吗？”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所长郭国良教授主持。

       王编审开宗明义：文学翻译还需要忠实吗？“还”，意指理应忠实，只是某些新情况让人产生了这个疑问。所谓新情况，主要有二：其一，某些研究者套用国外新理论研究文学翻译。他们视忠实为陈腐糟粕，对其提出质疑甚至否定。其二、随着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成为国家意志，加之国外出版机构推波助澜，中国文学外译急剧增加。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侧面表明其作品译者——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连译带改”式译文获得了英语世界读者的认可。这向中国文学翻译界发出一个讯号：中国文学外译不应过于强调忠实。

       王编审谈及2018年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英文系教授、Chinese Literature Today的主编、中国文学翻译档案馆创始人石江山(Jonathan Stalling)以及南京师范大学许诗焱教授就中国文学外译进行的一番交谈。当时他曾说，中国的文学翻译总体上更重视文学本身，而美国则更重视译作的市场。此言得到了其他二位的认同。

       那么，能否因为葛浩文译本的巨大市场成功就对其完全肯定，甚至将其视作中国文学外译的标杆并加以仿效呢？

       2013年10月19日四川外国语大学举行了中国翻译学学科建设高层论坛。在大会发言中，王宁和谢天振两位教授都认为中国文学和文化想走向世界，必须像葛浩文那样对原文进行适当处理，不能过于忠实于原作。而许钧教授则回应道：应当从历史的阶段性来看待翻译现象，并不完全赞成葛浩文对原作的处理。

       中国作家内部对此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和做法。一些作家为了作品能够走出国门，或乐于或被迫接受译者对原作的调整。余华等人却坚决认为文学翻译必须以信为本，拒绝作品被删改后呈现给他国读者。欧阳江河曾谈到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路易丝·格吕克的诗歌，坊间的中译用“公共的语言”翻译她个性鲜明、独特的文学语言，“让我们很难把她跟其他诗人截然分开”。王编审指出，用公共性的语言翻译富有个性的原作，结果让个性鲜明的作者通过翻译进入另一语言的读者中便泯然于“众人”的现象，是中外文学翻译界自始至今一直存在的重大问题，但翻译界和文学创作界的绝大多数人一直不认为这是个问题。

       旅美作家、美学家高尔泰当年出版《寻找家园》英译本时，Harper Collins出版公司原本邀请葛浩文担任翻译。但是，葛浩文既没有与他联系便完成译稿，还对原作内容做了较大调整。高尔泰坚决不接受这个译本。出版公司只好按照他的要求找到两位能够忠实于原作的译者。新译本于2009年10月出版，获得了一些专业人士的肯定。由此可见，文学翻译获得好评未必需要连译带改，尽可能忠实于原文、不增不删不改也可以得到像《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的肯定。

       其实，国外翻译界也不乏忠实论的信徒。美国翻译家约翰·内森（John Nathan）忆及自己翻译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明与暗》时说，为读者提供对等的阅读体验是译者的基本任务，但这实非易事。而且，挑战读者对流畅性的期待也需要勇气；而满足这种期待可以则是多数文学翻译读起来平淡的部分原因。他把自己注意到的原文内种种难点都刻意留存在了译文中。

       事实上，葛浩文自己也坦言，莫言获奖之后，不够忠实于原文的质疑或指责让他备感压力。所以，翻译《蛙》的时候，他对记者说“这次一字不改”。可见，他心里清楚，那些指责和质疑是有道理的。

       时至今日，无论是外国文学的引进，抑或是外国文学作品的作者、版权所有人或代理人对于严格忠实原作的要求，都是大部分中国译者、读者和出版者的内在愿望。然而，外国读者和出版者对于中国文学暂时并没有同等强烈的内在需求。当我们引进外国文学时，外方要求我们的翻译必须严格忠实于原作；当我们输出中国文学时，外方则要求翻译中进行适当的增删改，以适合外国读者的口味。可以说，当前中国文学的输出与外国文学的引入，话语权基本都在外方。

       王编审认为，翻译研究学者对于理论的选取应具有批判意识。理论，无论新旧，都有可能拓宽翻译研究的视角，推动翻译研究向纵深发展。但是，运用这些理论是为了不断丰富发展翻译研究，而不是被其牵着鼻子走，把翻译研究引入歧途。而在文学翻译批评方面，仅以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度作为最主要、甚至唯一的衡量标准远远不够。应当从学理上进行分析，探究原作的相关背景和深层成因，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上加以判断。成功的案例自有其成功的理由，却不代表其完美无瑕，更不能仅仅因其成功就奉为圭臬。

       王编审进一步阐述，中国现代的外国文学翻译始于1898年林纾翻译的《茶花女》。林纾考虑到要让当时对国外情况知之甚少的国内读者更容易接受，就对原作中民族或者地域特色鲜明的因素进行了归化处理；而且，他本人也并不懂外语，因此译作与原作出入颇大。后来，随着译者英语水平的提高，对外部世界了解的增加，译者的主观能力、意愿与读者的意愿、要求，都使得外国文学中译不断向原作靠拢。可以说，从林纾开始中国现代外国文学的翻译总体趋势是译作对原作的忠实程度越来越高。这一趋势恰好顺应了中国读者希望阅读原汁原味外国作品的需求。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而言，林纾的翻译方式在当年是无疑成功的，也为当时的国人了解国外的文学和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显然不能满足后来读者的需求。

       王编审又指出，像高尔泰那样坚持译作必须尽可能忠实于原作、不得擅自增删改的作者或译者固然可敬、可佩，主动适应目标读者或市场的需要，或为了译作能够顺利出版而委曲求全、接受出版者或赞助人的要求对原作增删改也并非不可理解。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存在的未必合理。从本源和本质上说，文学翻译，就应当尽可能原原本本地、忠实地再现原作。不忠实，非翻译。

       王编审认为，文学作品是由从内容到形式，从内涵到外延在内，包括题材、思想、意义、意境、风格、创作技巧、遣词造句、段落篇章结构、阅读效果、审美效果等方方面面因素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译者应当竭尽所能地从宏观和微观上全面把握原作中上述的所有因素，并在译作中全面忠实地加以再现。在此意义上，忠实就是文学翻译的唯一目标和标准。

       这就是王编审的“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他同时也指出，这种全面忠实观，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说都是文学翻译的一种理想，是一种应该不断追求、有可能不断接近但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的理想。

       王编审指出，在严复提出“信达雅”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从本质上强调忠实是文学翻译的目标和标准，是有必要、有针对性、也是有现实意义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至今还处在设法让外国读者接触了解的阶段。葛浩文式连译带改的风格为莫言作品走向世界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做出了重要贡献。由此可见，这种翻译方式在当今中国文学外译中还是有着现实需求的。但是，随着中国文学创作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国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世界各地的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必将逐步聚焦于文学本身。届时，他们就会逐步希望读到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学作品，中国文学作品的译者也就会随之建立起对中国文学的坚定信心，葛浩文式的英译作品必将被更加忠实于原作的译本所取代。

       最后，王编审预言，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假以时日，从林纾开始至今的现当代外国文学中译作越来越忠实于原作的过程，必将出现在中国文学的外译进程中。必须指出，这一过程一定程度上已经体现在葛浩文包括莫言作品在内的中国文学英译的实践中。王编审呼吁文学翻译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一起朝着文学翻译全面忠实于原作的理想而不懈努力！

主讲人简介

王理行，文学博士，长期从事外国文学书刊编辑工作，曾任《译林》杂志社社长兼执行主编等职，现为译林出版社编审；兼任江苏省翻译协会副会长，江苏省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副主任等，南京大学等多所大学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兼职指导教师，《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动态研究》等杂志编委；迄今共发表中外文学、翻译、出版等方面各类文章约三百篇，有译著《金银岛》《专使》等多部。

文字：周丹丹

审核：高睿

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

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