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基刚：科技论文国内期刊首发环境的现状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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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1期

语言生活研究

作者简介

蔡基刚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复旦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对比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

科技论文国内期刊首发环境的现状与思考

提要

把论文发表在国内期刊上并用中文首发，是最近围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从论文发表机制和语言选择两个方面展开讨论，发现要做到把科研论文用中文首发在国内期刊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1）改变目前国内科研机构和高校把国际SCI期刊划为A类、把大多国内期刊都归入B类的简单做法，重视论文的影响因子；（2）打破常规，根据热点随时调整栏目，或利用期刊网站和中国知网实施网络首发机制；（3）改变程序化的审稿机制，实施必要时免送审方法，减少突破性稿件的发表阻力；（4）学习国际期刊的论文撤稿机制，对网络首发稿件可以安排正式刊出，若有问题也可以撤稿；（5）大力发展国内英文期刊；（6）要研究用汉语和英语同时首发论文的可操作性和学术规范机制。

关键词

科研论文；SCI期刊；国际发表：语言选择；新冠肺炎疫情

一、问题的提出

针对一些科研人员把武汉新冠肺炎暴发的研究论文首发在国际期刊上，2020年1月30日，科技部发布了《科技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技攻关项目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要求科技人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

科技人员倾向于把论文（本文特指科技类，下同）首发在国际期刊上已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根据中国科技部发布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018）对世界上14个论文产出大国SCI（《科学引文索引》）期刊论文的流入和流出情况，可以发现除了荷兰、英国、美国这3个国家属于论文流入国家外，其余11个国家的论文都在向外流失，而中国是论文流失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统计发现，中国至少有88%的SCI文章流向国外期刊，不仅数量而且质量也是远远高于国内SCI期刊。中国作者在国内SCI期刊所发论文的影响力仅为5.63，远远低于中国作者全部（国内国外）SCI文章的影响力（9.27）。

为什么中国科技人员和高校教师热衷于把论文首先发表在国际期刊上呢？这里有许多原因，如国内人情稿的痼疾、重洋轻中的奖励机制等。国内各级科研机构对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的绩效、职称、资助、奖励等的考核评定，包括院士等荣誉授予主要看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及其数量，对国内期刊即使是优秀期刊的认可度也不高。这种机制已造成至少两个方面的副作用。

其一，一些科研人员急功近利，不择手段，造成最近几年中国科技论文造假泛滥。如Springer Nature集中撤销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于2012～2016年发表的中国学者的107篇论文，原因是各种造假。中国学者最近5年国际期刊论文撤稿量为1437篇，于2017年达到高峰（400篇）；2018年112篇已被撤稿。其中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论文撤稿达273篇（占19%），基本上每5篇撤稿就有1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根据艾普蕾全球撤稿数据库，截至2018年5月31日，全球共有15 059篇撤稿，中国学者的论文6879篇（占45.68%），几乎是全球每两篇撤稿中就有一篇涉及中国学者。一些科学家（如贺建奎）甚至铤而走险、违背科学伦理，在实验室非法造出基因编辑婴儿，把抢先在国际著名期刊发表论文看得高于一切，高于伦理、道德和人的生命。

其二，追求国际期刊发表，造成科研经费的大量流失。李警锐、韩莎莎（2018）和江晓原（2017）都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发现中国学者在国外刊物发表文章的版面费，粗略估计每年达到数十亿元人民币。刘彩娥（2018）则利用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发布的年度报告数据（2006～2016年），以2016年为样本，通过用Web of Science统计SCI期刊在2016年刊发的中国学者英文论文共321 266篇为依据，测算出这些论文所耗用的科研经费大约为295.56亿元人民币。由于这些论文是用英语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因此国内同行科技人员要阅读这些文献，又不得不花费巨额资金购买国外文献数据库的使用权或订购国外刊物。根据刘彩娥（2018）估算，全国“211”高校每年购买国外文献数据库的使用权需花费十几亿元人民币，而这笔费用仅仅是购买一年的使用权。

如何改变这种“SCI至上”和重洋轻中的情况？2020年2月18日教育部和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意见》，要求“抵制以发表SCI论文数量、高影响因子论文、高被引论文为根本目标的异化现象实行代表作评价”，规定今后“不再要求填报SCI论文相关指标”“取消直接依据SCI论文相关指标对个人和院系的奖励”等。李宇明等（2020）在《光明日报》发文响应科技部的号召，提出要“改变科研成果评价体系，提倡中文首发制，中国人包括世界华人最好最新的科研成果应先用中文发表，然后再用英文等外语发表或者中外文同时发表”。

科技部的文件非常及时，李宇明等的建议也非常积极。但是应当看到，大多数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并不会因一纸文件而降低他们在国际期刊尤其是SCI期刊发表论文的热情，文件和倡议并没有解决这一日益突出的矛盾：随着国家对基础研究加大力量投入，国内期刊的现状日益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急需发表科研成果的要求。我们不能只堵不疏，而是要有积极对策，研究如何吸引他们把科研论文首发在祖国大地上。为此本文从3个方面探讨：

（1）科研论文的发表机制；

（2）科研论文的首发语言；

（3）如何把科研论文吸引到国内期刊发表。

二、国内、国际期刊的审稿和发表机制

中国科技人员和高校教师倾向于把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除了奖励机制或国内刊物人情稿等因素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期刊审稿和发表的效率。如中国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介绍，他们于2020年1月24日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ish Journal of Medicine）发表的《2019年中国肺炎患者的新型冠状病毒》（A novel coronavirus from patients with Pneumonia in China, 2019）（Zhu 2020）一文，是基于该研究小组2019年12月30日从武汉金银潭医院采集的样本完成的。他们采集了3位患者的肺泡灌洗液，进行RNA提取核酸，最后分离出的一种毒株，被命名为2019-nCoV。接着他们马不停蹄，写成论文，投稿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后者收到后，经过同行匿名评审（一般是3个同行专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正式刊出。从投稿到送审到发表，其速度难以想象。

疾控中心的另一篇文章发表速度更快。这篇2020年1月29日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题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Li et al. 2020）的论文，是根据截至2020年1月23日上报的425例确诊病例（包括15名医务人员）所做的回顾性分析。《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总编辑、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免疫与感染性疾病系主任埃里克·鲁宾（Eric Rubi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篇论文从提交，到数据核实、编辑发表，整个过程仅仅用了48个小时。

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同样如此。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胡子祺（Wu et al. 2020）关于预测2019新型冠状病毒在国内和国际传播的论文是2020年1月31日于《柳叶刀》在线发表（published online）的，而该文在方法部分介绍，作者采用的是从2019年12月31日到2020年1月28日收集到的样本。最新数据是1月28日，刊出时间是1月31日，也只用了3天。

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也是如此。根据澎湃新闻，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于2020年1月20日向《自然》提交的一篇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论文《可能由蝙蝠起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A pneumonia outbreak associated with a new coronavirus of probable bat origin），确认“大多数早期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接触史，但现在该病已发展为人传人”。1月29日论文被《自然》接收录用，2月3日在线发表。从录用到发表也只有6天时间。

由此可见，国际期刊往往有着非常灵活的发表机制。2020年第1期《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该刊是国际著名医学期刊，影响因子国际排名第3，为70.67，而中国医学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还不到3.0）根据中国的疫情，在第一时间集中刊登了各国科学家写的5篇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文章。影响因子仅次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柳叶刀》（影响因子为59.12）在网上集中刊登了《中国武汉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99个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和临床表现：描述性研究》等6篇新冠病毒文章。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编（Eric 2020）在期刊首页刊登主编寄语，大意是，新冠病毒暴发，盼望世界各国科技人员分享这方面的论文，而且保证可以简化匿名评审和编辑过程，用预印方法先发表。

对比之下，中国很少有一本核心或权威期刊有《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柳叶刀》如此处理稿件和发表论文的机制和效率。读一下2020年第1期（2月发表）的国内核心期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影响因子1.22），按理说更对口，但没有一篇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文章，发的都是老年人睡眠长寿、慢性病健康管理方面的论文。国内绝大多数期刊都是按部就班，准备在最近2～3期刊登的论文是好几个月前就安排定当了，再紧急的情况和再有时效的论文也很难改变刊登次序。可见，不改变国内期刊这种僵硬的审稿和发表机制，是无法把优秀论文吸引到祖国大地上发表的。

三、汉语、英语的首发语言考虑

Ronen et al.（2014）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9～2011年期间组织的、由150个国家翻译的大约220万部著作（涉及1000种语言），以及维基百科和推特（Twitter）社交网进行调查，并根据这些数据构建了世界语言网络结构。他们通过翻译中的源语言和目的语的数量、比例、关系（如原作是先翻译成什么语言，再由这种语言翻译成什么语言，或只有一次翻译，等等），发现知识直接用英语写的最多，传播速度最快，范围最广，也就是说，英语处在世界知识传播网络的中心，用英语写成的作品或翻译成英语的作品才能传播到全世界。其次是西班牙语、法语和德语等。而汉语则处在世界知识网络的最边缘，有趣的是越南语还位于汉语前面。汉语的影响力很小，只和周围同一语系的几个国家有关。

因此，国际重要信息和科技成果都用英语发表，这已成惯例。以SCI为例，这个引文数据库是目前国际上三大检索系统中最著名的一个，覆盖生命科学、临床医学、物理、化学、数学、农业、生物、兽医学、工程技术等176个学科的9000多种期刊，尽管这些期刊来自40多个国家，有50多种文字，但用英语写的占到了95%（Hyland 2006）。英语作为世界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的国际通用语，其作用是汉语目前无法替代的，这个事实在短时期内是无法改变的。也就是说我国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如果仅仅是用汉语来发表和交流，是很难及时传播出去的，是无法让全世界科技工作者的同行了解、分享和引用的，中国的科研影响力在全球就会大大降低。

有些学者认为用英语在国际首发会“使国外过早了解到我国科研创新成果”，甚至会“极大地损害了我国的经济利益”“为其他国家获得并分析我国尖端科技的发展动向提供了直接或间接情报，带来严重的科技信息安全隐患”。（刘彩娥2018）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点片面。西方科学家把同样内容的科技论文首发在国际期刊上，他们为什么没有我们这个担忧呢？另外，同一内容用中文首发在国内期刊上是否就没有“科技信息安全隐患”呢？在今天知识数据信息化时代，论文只要公开发表，不管什么语言，都会在第一时间被感兴趣的相关方获取。

我们认为对科技成果用英语还是汉语首发要客观分析，不能一刀切。确实涉及科技信息安全隐患的文章，当然不应在国际期刊发表，但也不能在国内期刊公开发表。不涉及安全的科技成果，尤其是对危害公共健康的医学和食品等科研成果必须第一时间分享给世界。据不完全统计，从2020年1月9日到2020年2月3日不到一个月时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自然》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和医学预印平台（medRxiv）、生物预印平台（bioRxiv）（注：预印平台所发表的论文是为了抢时间而大多没有经过匿名评审的）等发表的新冠病毒方面的文章共68篇，涉及中国、日本、美国、英国、荷兰、德国、意大利和印度等国的科学家。有的文章涉及病毒传播模型构建，预测疫情走向；有的描述临床表现，提出判断指标；也有的提出治疗方案和药物使用。这些科学家与时间赛跑、与生命赛跑，考虑的是用最快的速度让全世界分享最新的信息和科研成果，相互合作，共同应对世界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全人类的共同命运高于首发语言的选择，生命至上、与死神赛跑高于知识和技术保密的顾虑。

无论从发表机制还是从语言优势，至少从目前看，国际期刊是最佳载体，英语是最合适的语言，这一点我们无法否认。因此，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把科研论文用英语在国际期刊上发表并没有错，我们中国科技人员和语言政策管理者就应该有这样的世界胸怀。

我们赞成李宇明等（2020）提出的“中文首发，外文次发或并发的建议，以此保护中文的第一发表权”。但是实现“中文首发”或“中英文并发”在目前的国内期刊审稿和发表的机制下似乎不大可能。在时间就是生命的情况下，我们能否按部就班地等待一个漫长的审稿过程和安排发表的过程？国内和国际期刊是否有容许论文用汉语和英语同时在国内和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机制？这些问题不解决，这样的倡议是无法落地的。

四、改进科研论文国内发表的环境

我们赞成科技部、教育部纠正“SCI论文至上”的倾向，也非常赞成用汉语首发我们的论文。但是要吸引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把优秀论文优先发表在国内期刊上，我们必须进行各方面的改革，而不是单纯取消发表SCI国际期刊论文的奖励机制，也不是仅仅倡议在国内期刊用汉语首发。

第一，我们同意改革现行的学术评价指标。

要崇尚论文质量标准，首先就要改变目前国内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现行做法，即把国际SCI期刊统一划为A类，把大多国内期刊都归入B类；把C刊论文规定为职称晋升和科研得分指标，而普刊论文一律不算科研。我们必须注意到真正一流的论文往往不是在顶级刊物上发表的。这是因为，具有创新意义的论文往往推翻了主流观点和已有定论，所以很难通过专家评审，反而是迎合权威的文章比较容易被接受。如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屠呦呦团队的青蒿素研究和袁隆平的水稻雄性不孕性，这些对学科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举世闻名的研究成果都是发表在国内的学术期刊上，甚至是二流期刊上。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之一、加拿大科学家唐娜的得奖论文发表于《光学通信》杂志（影响因子很低，大约只有1.0，甚至连博士为了毕业而发表论文，也可能不愿意发表在这样的杂志上。但该杂志的唯一优点就是稿件发表迅速）。因此，判断论文质量高低要结合期刊档次、论文引用率和实际产生价值。

第二，学习国际期刊先进、高效的处理稿件和发表论文的机制，改变国内期刊审稿周期长的痼疾。

国内期刊对科技经济和教学发展，尤其是突发事件要有敏感度，敢于随时调整栏目，打破常规，利用期刊自身网站和知网网络首发的机制，如《浙江大学学报》和《东北师范大学学报》都有这样的机制。要做到这一点，就首先要纠正我国期刊（尤其是人文社科期刊）论文发表以学术理论导向为重的倾向，提倡问题导向。因为只有理论导向的论文是可以不受时间和形势影响，按部就班地在论文发表一年前就排定期刊专栏的。要突出问题导向，就要根据科技攻关、经济发展和教学现状组稿。对针对当下问题热点的稿件要优先发表。一句话，即稿件处理和论文发表的机制与是否坚持问题导向有关。关起门来，年前就定下内容栏目，不关心外面世界出现的问题，那么问题导向的论文就只能跑到国际期刊。同样，在版面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要发挥稿件处理和发表的机制优势，抵制人情稿，改变小人物投稿难度大的局面。

第三，要改变程序化的审稿机制。

国际上采用免送匿名评审的方法不只是为了抢时间，还有减少对突破性稿件的发表阻力的考虑。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有些审稿专家思想比较固化，难于接受新的观点和发现，尤其是和权威理论、和现有结论相左的稿件。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审稿略有不同，后者除了首先要把好政治关，主要看方法是否可靠，阐述是否有逻辑，文章是否能自圆其说。审稿人不应以“正确”和“权威”自居，对文章观点说三道四，并决定拒稿。这并不是匿名审稿的初衷。实践证明，一些在评审专家中争议很大的文章往往发表后在学界反响很大，相反一些四平八稳的文章发表后却石沉大海，无人阅读和引用。笔者有一篇文章，发表后专家们（不是一般读者）纷纷打电话到编辑部质疑，但就是这篇文章两年的引用率高达48次。笔者一些文章当天投稿，编辑部几乎当天就拍板录用。编辑部应该有稿件免送审或先录用后送审的信心。编辑部负责人大多是有专业能力的专家，他们完全知道一篇文章是好稿还是坏稿，有决定免送评审而录用的能力。

当然我们不是要取消送审制。国外期刊评审机制和我们不同。他们的评审专家看文章本身，不看作者身份，而且基本信奉学术观点多元化。1998年，Pusztai在转基因如日中天的时候，投出一篇转基因对大鼠肠胃免疫系统有影响的文章。《柳叶刀》主编Richard Horton找了6位专家审稿，结果这6人都对其研究都表示质疑，称其实验存在重要缺陷。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仅有1位审稿人建议退稿，其他5位不反对发表。正是这篇文章的发表，导致2000年全球828位科学家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立即暂停转基因作物及产品5年。同时《柳叶刀》影响因子一路飙升，从1999年的10.0到了2014年的44.0，一举成为最著名的医学权威期刊（详见蔡基刚2019）。中国的审稿专家有这样捍卫同行说话的胸怀吗？

第四，要学习国际期刊的论文撤稿机制。

他们对预印首发稿件可以以后落地安排正式刊出，也可以发现问题予以撤稿。这就是国际期刊每年撤稿很多的原因之一。如这次新冠肺炎暴发，国际专业期刊刊发的许多相关论文，尤其是生物医学的预印本平台刊登的论文，基本上是未经同行评议的，在加速论文分享的同时，也“带来了论文泛滥的问题”。正如《自然》刊文（London & Kimmelman 2020）指出，“许多论文都设计得很糟糕，没有很好的论据，或者报告的方式有失偏颇”“有些研究甚至将目的放在如何受到媒体极大可能的关注上，从而增加了研究结果不可靠的风险”“新冠相关低质量论文泛滥成灾，其中一些重磅论文不仅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还成为政府决策人员的参考依据”。但他们有这样的机制：上了预印本平台的论文不一定会正式落地刊出，刊出后可以随时撤稿。而在中国，要么审稿时间长达3个月，要么论文只能上不能下，很少看到期刊有撤稿自我纠正的。

第五，大力发展国内出版的英文版期刊。

现在的情况是，国内英文版期刊的数量远远跟不上我国科技发展的速度和科研人员对科研论文用英语发表的要求，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据2017年统计（任胜利，等2018），我国英文版科技期刊共计30种，相对2016年的19种增加了57.9%，但这几年增加的速度又慢下来了，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英文版期刊的数量太少，速度太慢。这和理念有关，如果一味强调用汉语首发，那么我国科技英文版期刊发展的前途就非常渺茫，越来越多的英语科研论文只能被逼到国际期刊去发表。我们必须承认，用英语发表的论文学术影响力和交流传播速度都大大超过用汉语写的期刊论文，这个现实是目前很难改变的，用什么语言首发与提倡学术话语权和第一发表权并没有直接关系。这次疫情，中科院就是打破常规，他们2月21日在“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ChinaXiv）发表了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等科研机构的一篇关于“华南海鲜市场可能并不是新冠病毒传播的源头”的论文。论文并不是用汉语，而是用英语首发的。

第六，要研究论文用汉语和英语同时首发的可操作性和学术规范机制。

如汉语首发后，能否用英语在国际期刊上转载发表，或反过来英语首发后，用汉语在国内期刊上转载发表。除了考虑更多的国际读者在第一时间汲取我国科技成果，也要考虑不能用英语阅读的国内读者的利益。现在国内学者和期刊都在考虑做这方面的努力。如笔者（2017）发表的“汉语学术期刊走出去研究”方面的论文就是从语法标志和语言结构等方面提出建议，致力解决外国读者汉语论文难读的问题，让中文版期刊为世界更多的读者接受。再如《浙江大学学报》长期以来就是采用双语发表的方法，正文是汉语发表，但同时有800以上英语单词的摘要放在网上，以方便国际读者。随着机器翻译的发展，在同一本国内期刊上做到汉语（纸质上）和英语（网络上）同时刊发已是没有什么障碍了。

我们认为，把科技论文吸引到国内期刊用汉语首发的最大障碍不是期刊的选择，不是语言的选择，而是目前期刊论文发表的评价体系，是期刊论文录用和审稿的机制。只要还是把在国际SCI期刊发表论文看作荣誉和晋升的考核最高级别，国内期刊还是注重投稿作者的身份而不是论文本身的质量，还是延续漫长的官僚性的审稿机制（如3个月到一年反馈，甚至从不反馈），那所有让论文首发在祖国大地的规定和倡议都将是纸上谈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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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警锐，韩莎莎　2016　《记者调查：中国学术界向国外电子期刊缴纳数十亿“论文版面费”？》，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519/c1002-28364604.html，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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