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研究》颜廷峰等：互联网金融、政府干预与经济增长质量

互联网金融、政府干预与经济增长质量

——基于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颜廷峰　　袁安妮　　徐旭初

内容简介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推进“互联网+”综合运用新技术新模式改造传统产业和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需要协同推进。这意味着包括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在内的“稳金融”政策，是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安全感，建立高质量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政策取向。

政府对互联网金融的适度干预和规范引导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引起了国内外的重点关注。在党和国家鼓励支持“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政策驱动下，政府干预的适度是互联网金融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方向和高质量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进程。

在承袭已有文献成果基础上，本文有以下边际贡献：第一，现有文献多围绕建构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展开，较少深入刻画互联网金融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微观机制及其作用效应，本文在这方面进行了补充。第二，基于“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政策架构取向，从政府干预视角以互联网金融为切入点，深入讨论互联网金融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因应关系，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提供了新的注解。第三，针对当前对互联网金融进一步发展的质疑，以政府干预作为门限变量，运用面板门限效应检验模型对互联网金融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门限效应进行了验证，发现在合理的门限值区间内政府干预互联网金融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本文以政府干预作为门限变量，通过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我国30个省市2010-2017年互联网金融在政府干预背景下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互联网金融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且与政府干预密切相关，适度的政府干预有利于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第二，把政府干预区分为政府干预能力和政府干预动机，单独做门限检验，发现互联网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效应分别存在单一和双重门限。第三，政府干预能力小于门限值3.0856时，互联网金融更加有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反之，影响效应明显下降。 政府干预动机维持在第一门限值0.0028 和第二门限值0.0036 之间时，促进效应最大；小于第一门限值效应次之；跨越第二门限值效应最弱。适度的政府干预，使得互联网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作用整体呈现倒 U 型。

虽然政府对市场的适度干预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现象，而且“有为的政府干预”在推进互联网金融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本文认为唯有通过政府的合理掌控，互联网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效应才会更为显著，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要求和我国互联网金融的未来发展方向，亟需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调整与优化：第一，尊重市场尊重规律和尊重趋势，把握好政府干预的程度和时机。第二，政府监管部门要通过建构高质量的政策支撑体系，引导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第三，互联网金融要把握住互联网创新在经济增长质量提升阶段的内涵需求，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明确发展定位始终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脱虚向实。第四，政府其它相关部门要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创新工作方式与方法，以信息公开为支撑合理引导社会资金流向预期，形成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的良性竞争态势。

颜廷峰，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

袁安妮，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硕士生

徐旭初，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我国信贷集中风险预警和协同监管研究”（项目编号：16BJY18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财税政策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机制与效应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6AJY022）。

（本文内容由作者提供，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全文刊发《财政研究》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