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研究》|| 李建军等：税收负担与企业产能过剩 ——基于世界银行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税收负担与企业产能过剩
——基于世界银行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李建军 刘元生 王冰洁
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利用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税收负担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问题。研究发现，企业税收负担的提高会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这一关系主要表现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地方财政压力的增大会引起企业税收负担增加，从而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税收负担提高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降低作用主要表现在产能过剩行业、重工业企业、非出口企业、没有引入新技术和新设备企业；机制检验发现企业税负提高通过“运营阻滞效应”，而不是“投资选择效应”引起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本研究为减税降费等供给侧改革以及化解产能过剩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税收负担 产能过剩 市场化 财政压力
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困扰着几乎所有的全球竞争性产业（Crotty，2002），严重的产能过剩不仅会引起价格下降、企业利润降低甚至大面积亏损，还会导致失业、资源浪费和经济萧条。通过改革开放，我国成功实现从“短缺经济”到“世界工厂”的转变，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过度投资、产能过剩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新一轮产能过剩涉及行业广、持续时间长、影响程度深、化解难度大，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和主要风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5）。为抑制产能过剩、化解经济风险，国务院先后下发《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发〔2009〕38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7号）和《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1号），近年来“去产能”一直成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首要任务，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
市场经济通过价格机制调节供给和需求，理论上虽然供求会逐步向均衡调整，而实际上市场在大多情况下表现为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竞争能使资本和劳动充分利用，达到社会供需平衡，供给可以创造自己的需求，不会产生过剩危机，或者市场机制可以自我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即萨伊定律）；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市场机制能够自我校正产能过剩只是神话。即便市场机制完善，通过市场竞争自发调节可解决产能过剩，但这个过程常常具有极大的破坏性（Crotty，2002）。产能过剩是市场失灵或市场机制的代价，凯恩斯主义认识到市场经济下有效需求不足的普遍性，主张政府通过需求管理来扩大总需求、缓解生产过剩问题。但是，由于信息、知识和激励等约束，政府干预同样存在局限和失灵，可能并不能真正解决产能过剩，而只是延缓过剩危机，甚至会引致更大的产能过剩问题。
市场经济本身就是过剩经济，而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宏观经济基本理论在应对产能过剩中尚无有效的政策主张。为此，现有文献主要从市场和政府两大维度中更具体的角度来研究产能过剩，为解释和化解产能过剩提供支撑。在市场维度，研究主要从信息不对称（林毅夫等，2010）、企业垄断（Barham和Ware，1993）、市场结构和市场扩张（徐朝阳和周念利，2015；张国胜和刘政，2016）、外资自由化（杨光和孙浦阳，2017）、要素价格扭曲（韩国高和胡文明，2017）、固定资产投资（韩国高等，2011）、企业创新（李后建和张剑，2017）和出口（刘航等，2016）等方面进行分析。在政府视角，研究者对地方政府激励与干预（王文甫等，2014；干春晖等，2015）、产业政策（余东华和吕逸楠，2015）与政府规制（杨其静和吴海军，2016；范林凯等，2015）等有丰富的研究。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改革发展而来，市场和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发挥都尚需完善。已有文献对我们理解和探讨中国产能过剩现象的产生和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但仍缺乏关于税收负担影响企业产能过剩的实证证据。税收负担是市场经济下政府和市场边界划分、政府干预的重要体现，税负的高低直接改变企业经营收益，根据经济学理论，税收对投资和生产决策产生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会影响企业投资和生产决策，从而影响企业产能利用水平。本文从企业税收负担角度对中国的产能过剩提供微观解释，并探究不同市场化程度下税收负担影响产能过剩的差异及地方不同财政压力下的税收负担，进一步还研究税收负担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机制。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企业税收负担的提高会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导致产能过剩，这主要体现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在市场化程度高、市场机制健全、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比较得当的地区，企业税负提高并未引起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下降、造成产能过剩。稳健性和异质性分析还发现，税收负担提高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降低作用主要表现在产能过剩行业、重工业企业、非出口企业、没有引入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企业。本文还发现，在财政压力更大的地区，企业的税收负担更高，从而会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理论上，税收负担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存在“运营阻滞效应”和“投资选择效应（积极或消极）”，分析表明企业税负主要通过运营阻滞效应，引起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
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的特色和价值主要表现为：第一，对中国企业产能过剩从税收负担角度提供解释，不仅丰富了政府视角的产能过剩相关文献，也扩展了税负的经济效应研究视域，为供给侧改革与新一轮减税改革提供微观证据；第二，通过较为细化的检验，实证表明高的税收负担会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而这一关联因制度环境和企业特征而存在异质性，说明税收负担提高是否会强化产能过剩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制于市场机制完善度、政府行为规范性、企业自生能力等，这一发现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第三，本文不仅佐证了于文超等（2018）文献中财政压力的征税效应，也是财政压力与产能过剩研究（席鹏辉等，2017）的辅证和补充；最后，关于税收负担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机制检验，从企业行为角度提供了中国财税激励效应的微观证据。
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使用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利用行业与城市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考察了税收负担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税收负担的提高会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导致产能过剩，这种状况主要体现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且企业税负提高主要通过“运营阻滞效应”，而不是“投资选择效应”引起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而地方财政压力的加大，会促使地方加强税收征管，使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提高，从而会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进一步分析显示，税收负担提高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降低作用主要表现在产能过剩行业、重工业企业、非出口企业、近年没有引入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企业。本文的研究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对当前的产能过剩的治理具有启示价值。
第一，从2015年开始，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一直成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首要任务，化解产能过剩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研究表明企业税收负担的提高会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为此，政府应继续推进减税降费改革，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使企业能够保留足够的生产运营资金，进行材料采购、生产组织、销售推广、引进新技术及开发新产品等运营活动，避免产生“运营阻滞效应”，从而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
第二，在市场化程度高、规范健全高效的市场环境中，税收负担提高并不会显著加剧产能过剩。因此，应坚定地按照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针，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破除行政垄断和防止市场垄断、深化金融体制和市场化改革、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等克服政府对市场的不当介入和干预，切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消除政府越位和缺位，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立市场维护型政府。
第三，由于地方财政压力的提高，会促使地方加强税收征管，使企业的实际税负提高，进而降低企业产能利用率。我国地区间经济和财政发展很不平衡，为消减地方财政丰欠差异对地方征税行为造成的扭曲（财力丰裕的地方税收征管强度小、财力紧张的地方税收征管强度大），使名义上相对统一的税制在实际中出现地区和企业间的不公，应加快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落实国地税合并，增强税务机关独立性，使税务机关成为独立于同级地方政府的纯粹的税法执法者，保证税收依法征收、税收执法公平统一。
第四，由于税收负担提高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不利影响，主要发生在产能过剩行业、非出口企业、未引入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企业等，这意味着要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化解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关键在于企业自身，企业在竞争激烈且瞬息万变的市场，应根据市场变化进行投资决策、选择行业、适时进退，在生产中引入新技术和设备，开发新产品，改进生产工艺和流程、经营模式和管理，坚持内涵式发展、差异化竞争，开拓海内外市场，提供满足市场需求、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实现有效供给，提高内在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作者简介：
李建军，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元生，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王冰洁，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硕博连读生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地方政府基本支出责任与税收能力的地方税收体系构建研究”（15BJY133）。
全文刊发《财政研究》2019年第1期
策划：邢 丽
采编：何利辉 于婧华 张斯聪（实习）